唐代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中國大陸學術界自七十年代后期恢復正常的學術秩序以來，學術研究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在古代文學研究中，唐代文學是眾所公認的成績最顯著的一個研究領域。唐代文學研究的發展和進步，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代表了大陸這二十年古典文學研究的一般狀況。有關唐代文學研究的進展和收獲，當然是可以從多個角度來說明的，在此我只想就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四個方面，對學術發展的大勢和狀況略陳淺見。
第一個方面是學會和學者隊伍建設。1981年唐代文學學會在西安成立，標志著唐代文學的研究進入了有組織、有計劃的規模研究時期。這是大陸最早成立的古典文學學會，也是目前規模最大、運轉最正規的學會，下設若干分會，如李白、杜甫、王維、李商隱的研究會。學會每兩年開一次例會，并出版會刊、年鑒，以此將唐代文學研究者聯合起來，不僅增進了彼此的聯系，也實現了成果的穩步積累。特別應該提出的是，學會自成立之初就形成并保持了一種團結、求實、開放的良好風氣，在老中青三代學者中產生相當大的凝聚力。學會的歷屆會長、副會長都承擔重任，扶掖后進，為學科建設作出了積極的努力。以蕭滌非先生主持的杜甫全集校注、程千帆先生主持的"唐宋詩歌流派研究"、詹锳先生主持的李白全集校注、霍松林先生主持的《新編全唐文》、傅璇琮先生主持的《唐才子傳校箋》、周勛初先生主持的《全唐五代詩》為首，一大批集體合作項目和大型研究項目在學會的規劃和組織下展開。這種組織工作不僅使許多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基礎研究項目得以展開，更保證了不斷產生的零星成果能及時地得到總結，轉化為規模化的知識積累。分別由周勛初先生和周祖譔先生主編的《唐詩大辭典》、《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正是這種成果的體現。
第二個方面是學風。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學術也與經濟文化的發展一樣，進入一個轉型時期。表現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就是學風的變化，具體說即由邏輯方式（形而上學）向歷史方式轉變。在這一轉型中，最突出的是學者們對基本史料和文獻給予了超逾以往的關注，其中成績尤為顯著的是文學作品的整理。近年來，唐詩的辨偽與輯佚一直是吸引許多學者的課題，繼前輩學者王重民、孫望之后，陳尚君、陶敏、佟培基等一批學者不懈地致力于此，將清編《全唐詩》做了一番徹底的清理。在此基礎上，不僅產生了陳尚君的《全唐詩補編》，《全唐五代詩》因此也可以期待達到較高的水平。它將為現存唐詩增加八千余篇作品，同時剔除數千篇重出誤收之作。《新編全唐文》在廣泛調查現存古籍和網羅新出文獻（如碑志）的基礎上，也將補充大量的內容。其它文體，詞有任二北先生編纂的《敦煌歌辭總集》、王兆鵬主編的《新編全唐五代詞》，小說有王汝濤編纂的《全唐小說》（但問題較多），詩論有張伯偉編著的《全唐五代詩格校考》，敦煌文獻中的詩卷則有徐俊進行了系統整理。至于作家別集的整理更是層出不窮，不僅李杜王孟韓柳等大家、名家都有了新的校注本，就連一些小家也有了箋注、簡注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唐詩小集"就匯集了一批二、三流小詩人集子的校注。歷代重要的選集大體都有了新的印本，現存唐人選唐詩經傅璇琮先生整理，最近已出版了《唐人選唐詩新編》。這些正本清源的工作使唐代文學研究自始就立于可靠的文獻基礎上，保證了它科學性的前提。
回顧近二十年唐代文學研究的發展，可以看出，基本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一直是學科帶頭人努力的方向，從傅璇琮等編《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開始，河南大學中文系編《全唐詩重篇索引》、吳汝煜、胡可先編《唐人交往詩索引》、陳伯海主編《唐詩書錄》、《唐詩論評類編》、《唐詩匯評》、周勛初主編《唐人軼事匯編》等一批工具書和資料相繼出版，《唐兩京城坊考》、《登科記考》、《唐語林》、《郎官石柱題名考》、《元和姓纂四校記》等唐代文學研究的基礎文獻也得到了精致的整理。而這一系列史料整理工作又產生了一些更專門的文獻研究成果，包括郁賢皓《唐刺史考》、吳汝煜、胡可先《全唐詩人名考》、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佟培基《全唐詩重出誤收考》等。而最重要的一項成果應該說是傅璇琮主編的《唐才子傳校箋》四冊，這項研究由二十多位學者合作完成，將《唐才子傳》所收的作家傳記材料做了一番史源學的考辨，使唐代作家的傳記有了一份詳備的資料長編。后出的第五冊"補正"，由陶敏、陳尚君兩位諳熟唐代史料的學者以近年新出的資料和自己多年積累的成果，對前四冊的考證做了更細致的修訂。這一系列著作為唐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比較完備的參考資料和工具書，大大提高了唐詩研究的社會化程度。而其直接結果，則是使許多沉埋已久的歷史問題暴露出來，最引人注目的一個例證是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證偽。陳尚君在全面清理唐代文獻的過程中，發現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不見于唐宋典籍，直到明末的幾種叢書里才被寄托于司空圖名下。這一發現將改變我們對唐代詩學乃至元、明兩代詩學的許多看法。我與張伯偉主編的《中國詩學》第五輯曾開辟專欄，開展對《二十四詩品》真偽問題的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
第三個方面是研究思路的改變。隨著七十年代末國外現代學術思潮的急劇涌入，大陸的人文科學迄今已經歷了三個階段：1977年到1985年前后主要是撥亂反正和翻譯介紹，可以說是恢復和起步期；1986年到1989年主要是提倡新方法并付之嘗試，可以說是轉型期；1989年以后研究趨向于穩定，可以說是成果積累期。學術觀念的變革，使唐代文學研究改變了過去單一的價值判斷傾向，而代之以對文學史現象、過程及意義的關注，將以往點的研究擴展到面；"文化熱"和方法論的討論則開闊了研究的范圍和思路。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從社會、文化的角度研究唐代的文學生活；任二北《唐聲詩》從唐詩與音樂的關系入手研究唐詩的音樂內容；陳允吉《唐音佛教辯思錄》、孫昌武《唐代佛教與文學》、張伯偉《禪與詩學》從詩與佛教尤其是禪宗的關系入手解釋唐代文學、文學理論中的佛學影響。凡此種種，無不顯示出思路的開拓和探索的深入，同時也顯示出專門化與個性化的色彩。同是唐代小說的研究，周勛初《唐人筆記小說考索》以文獻學的方法研究其寫作、流傳、編集的經過，程毅中《唐代小說史話》則以原型批評的方法研究唐人小說取材、主題的演變及對后代文學的影響，卞孝萱關于唐代政治與小說的研究從特定的歷史背景中探索小說的政治內容，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從文體學的角度研究唐代小說的文學史意義，視角不一，各有發明。至于具體作家作品批評中批評方法的運用更是異彩紛呈，難以一一列舉。
相對于作家、作品的研究來說，八十年代以來的唐代文學研究更引人注目的是文學史研究。由邏輯向歷史回歸的學術轉型，在文學史研究中意味著對描述文學現象發生、發展的過程，建構其時間序列和邏輯關系的重視。這種意識決定了作家群體和時段研究將成為突出的研究類型。傅璇琮在1980年出版的《唐代詩人叢考》，是學術恢復和起步時期首開作家群體研究風氣的重要著作。他在對一批歷來不受重視的小作家進行考證時，提出了二、三流詩人在詩歌的時代精神和風格形成中的參與意義的問題，他的研究成果和結論本身也證實了中、小作家研究對于詩史的意義。他的工作引發了唐詩研究中作家生平考證和作品辨偽的風氣。在作家群體的研究中，趙昌平的《"吳中詩派"與中唐詩歌》一文有著特殊的意義。他將大歷、貞元年間生活在江東的一批身份、作風相近的詩人作為一個群體來討論，揭示了他們在盛唐到中唐的過渡階段中的詩史意義。這一工作不同于以往對"初唐四杰"、"吳中四士"、"大歷十才子"等群體的研究，不是對一個詩史常識的再認識，而是對被湮沒了的詩史的發掘。趙昌平的一系列論文都是做的這種重新清理詩史線索的工作，在轉型期產生一定影響。另一位有代表意義的學者是葛曉音。她的唐代散文史、詩歌史研究是從另一條途徑接近歷史的。她以自己的研究重新審視作家的創作，從內容的更新和藝術的獨創性兩方面衡量作家或流派在文學史上的作用和貢獻，確定其文學史地位，從而在修正以往不適當評價的同時建立起自己的文學史序列。在文學理論的研究上，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思路：研究一個時代的文學觀念，不僅要研究其理論著作中表現的思想，還要研究作家在實際創作中表現出的對文學的意識和理解。這一出發點使他注意到歷來為人忽視的一些理論問題，由此實現了一個時代文學理論與創作實踐的互相發明。他的研究表明，這同樣也是一個接近歷史原生態的有效途徑。王運熙、楊明合著的《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充分吸收了近年的研究成果，內容詳實，結論平允，是體現了唐代文學理論與批評研究水平的新著。
八十年代后期，隨著文獻研究的積累和作家研究的深入，作家群體和流派的研究、時段研究的條件愈益成熟，這一類型的研究逐漸為學術界所關注。一個明顯的現象就是，此后出現的以唐代文學為題的博士論文大多以時段、流派、群體為研究對象。這一層次研究成果的積累無疑將豐富乃至改變我們對文學史的認識。由于學術發展的深入和專門，對學者文體學、文體史的修養要求越來越高，如今的學者已不太容易旁通多種文學樣式，所以個人著作的唐代文學史在周祖譔以后也很久沒有出現。最近出版的羅宗強主編的《唐代文學史》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中國文學通史系列中的唐代卷（上卷喬象鐘、陳鐵民主編，下卷吳庚舜、董乃斌主編）都是集體合作的成果，前者作為教材詳略適當，附注較多，便于初學；后者卷帙較富，論述綦詳，微覺遺憾的是由于寫作時間拉得較長，至今出版，部分內容也許會讓人覺得距時下的研究水準有了距離。
在某個時期，一門學科的迅速發展和取得成功，顯然與一定的歷史條件和學術投入有關，但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忽視學科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質及由此帶來的先天的發展優勢。按照湯因比的看法，研究對象數量的差異決定了人們處理材料的不同方式--歷史、科學和藝術。那么同樣也可以說，歷史遺留物的多少決定了歷史研究對待它的不同方式。資料稀少的上古，只能用詳盡記錄的考古方式；資料稍具規模又不太充分的中古，可以用綜合、闡述的歷史方式；資料過于豐富的近古，要么檔案化，否則只能用抽象化、典型化的藝術方式。唐代正是一個資料稍具而又不太豐富的時代，有限的史料，無邊的空白，諸多線索，諸多懸念，為學者的考證、解釋和建構歷史敘述提供了適度的條件。也許這就是唐史和唐代文學吸引了最多學者的魅力所在。先秦文獻無征，漢魏六朝史籍簡略，難以致詳。明清以后史料詳盡，數量過多，難以窮盡。只要肯搜討，沒有弄不清的問題，歷史幾與檔案接近。從這一點上說，唐代正是一個最適于作"歷史研究"的時代，唐代文學也正是一個最適于做"文學史研究"的時代。唐代文學研究所以能在近二十年間取得突出的成績，是與唐代文學的這一特性分不開的。這就是我要說的唐代文學研究取得成功的第四方面的原因。有鑒于此，我們在思考唐代文學研究的發展戰略時，就有必要注意充分利用和發揮學科的材料特點，以期最大程度地獲致對唐代文學創作和文學史的深刻認識。
從根本上說，學術研究是沒有一定框框的，任何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都有它的功用和缺陷。思考學科的發展戰略，只不過是權衡現有的研究狀況和水平，確定一個時期內的研究方向和力量投入。在唐代文學研究的現階段，我認為"史"這一層次的研究相對作家研究來說更為急迫。這里說的"史"既包括作家們生活、寫作、交往、影響的過程，也包括文學觀念、寫作范式、藝術手法的演變，因而其材料既是顯在的，又是隱在的。這就決定了史的研究，除處理現有的文學史材料外，還要注重發掘被湮沒了的文學史內容。以我的體會，后者乃是充實、重構文學史的真正有意義的工作。就拿我的研究來說，大歷詩人研究充其量只給學術界帶來對大歷詩歌的重新估價和重新認識，但權德輿與貞元后期詩風關系的鉤沉，卻重構了大歷到元和的詩史過程，并提醒人們注意元和、長慶間的臺閣詩風。文學史的面貌正是在這樣的工作中逐漸完整，逐漸凸現出來的。
不過這里有個問題，就是文學史的重構應基于什么樣的原則？我覺得，對材料有限的唐代而言，過程的真實是永遠無法追求的，所可企求的只是結構的真實。在文學史中，結構的真實只能落實到構成歷史鏈環的那些基本單位，如群體、時段、范式。因為正是那些基本單位而不是個人，構成了文學史的階段和演進，從而使文學史變得可以被把握。沒有李白，盛唐仍是盛唐。但若沒有"大歷十才子"，大歷就不成其為大歷--范式總是由一批詩人共同締構的。像崔顥、常建、王昌齡、祖詠、王灣、劉昚虛這些詩人，雖然決不如李白、杜甫偉大，但我認為他們更典型地代表了盛唐，他們的成就和局限都是屬于盛唐的。而李白、杜甫卻遠遠超出盛唐，到達無所不包的集大成的境地。過去的文學史研究由于不理解這一點，只盯著幾個大作家，致使文學史圖式成了若干座標點的直線連接，文學史著作成了著名作家和名著的陳列館，而文學范式的演變過程隱而不見，文學史的連續性和邏輯關系也無從體認。在結構真實的原則上實現的文學史重構將改變這種狀況，范式、群體、時段等基本單位會為文學史敘述提供一個相對穩定而遠離偶然性的現象序列，支撐起文學史料所編織的柔軟的文學史敘述。當然，這只是一般原則，具體到唐代文學研究，我們還可以根據唐代文學的形態提出更具體的設想。很顯然，除了文獻留存情況各異外，不同時代的文化特征也是不同的，因而導致文學史的中心問題各有側重。如果說先秦社會文化層次單一，地域的差異成為文學史的主要問題；而六朝是地域、家族與社會階層的問題并行；那么唐代就是社會階層的問題為主導，地域次之。考慮到文學主要通過社會交往關系形成風格和某種一致性，那么從文學史研究的戰略高度上看，就可以認為群體研究是目前值得重視的研究類型。理由是文學的歷史決不是線性發展的，歷史的連接和升沉之點常成為我們清理文學史序列，揭開文學史發展脈絡和內在邏輯的最重要的關鍵。我相信，群體研究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時段和范式研究將會是此后一個時期內最有意義的研究取向，它會給唐代文學研究帶來建設性的成果積累。
九十年代初，學術史思潮在大陸學術界悄然興起。唐代文學領域，作為對學科發展的總結和對前景的瞻望，也出現了陳伯海《唐詩學引論》這樣的深度思索。具體課題研究史和唐代文學研究史正逐漸為人關注，并著手研究。海外對唐代文學的研究，也已有一些翻譯、介紹，如梅祖麟、高友工、斯蒂芬·歐文、吉川幸次郎、松浦友久、川合康三、柳晟俊等的著作都有譯本，其它譯文則散見報刊。唐代文學的傳播和影響史研究則剛進入搜集資料的階段，可以說學者們已充分意識到這一學術領域的國際性質，正在作相應的努力。當然，由于歷史的原因，學者素質參差不齊，大陸唐代文學研究的著作中也存在著一些課題、內容重復乃至抄襲的情況，近年來商業性的寫作也大量增加，致使這一研究領域出版物的水平良莠不一。這是與學術發展的階段水平有關的，相信在今后的努力和與海外同道的交流中會不斷進步，我們期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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