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目標的設定和轉移
一切社會活動都是有目的的，同時也是有目標的。目的是根本，是逐漸發現和明確起來的；而目標則是假設，是不斷設定和轉移的。和比我年輕的學者交談，經常會被詢問學術目的和學術目標的問題。關于學術的目的，見仁見智，自有不同，我的看法已在上文開陳，這里只想就自己的體會，談談學術目標的問題。
自1993年將國家青年社科基金項目《大歷詩人研究》完成，我主要精力就放到古典詩學研究上，開始以清詩話為中心，研究詩學史，梳理古典詩學的基本命題。除兩篇論權德輿、韓愈的論文外，近年發表的論文都是圍繞清代詩學和王漁洋研究的。友人都感到奇怪，蔣寅怎么突然跳到清代去了？1997年3月在日本大阪市立大學作關于大歷詩研究的演講時，也有人提問，你為什么轉而研究清代詩學？不難理解，我剛在中唐詩研究上打下點基礎，有了自己觀察問題的立足點，繼續往后推或往前溯，都會比較容易有收獲。突然改做清代，就像剛爬到可摘果子處，只摘了一個就下來，又爬另一棵樹，是不是有點傻？朋友間也有惋惜的。然而無論當時回答提問還是現在隨意漫談，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都是非常明確而肯定的，它基于我對生活、對學術的理解，基于我的性格和思維特點。這是非常個人化的內容，可以作為學者的一種個人經驗來述說，但若從學術目標來談這個問題，那就有更多的一般性的學術經驗可以說道。
以我的經歷和感受，學術目標是由小而逐漸變大，由模糊而逐漸明確起來的。一開始涉足學問，知識有限，做學位論文的時間也有限，選題只能相對小些，學術目標也切近些，以保證自己的能力足以把握，并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我最初將碩士論文的題目定為《戴叔倫研究》，便是出于這樣的考慮。首先，我瀏覽《全唐詩》時發現的戴集偽作，經檢現有考證文章，只指出其中一小部分，我可以增添更多的成果。其次，戴叔倫的傳記文獻尚有待發掘的資源。復次，戴叔倫詩的心態意義和藝術風格尚無人探討。這幾個方面為我論文的展開提供了充分的空間，我相信一年多的時間足夠讓我從容處理這些問題。利用假期探親之便，我順道尋訪了戴叔倫任職的江西撫州，《戴叔倫遺愛碑》沒有下落，當地已沒人知道這位唐代的刺史了。但在杭州浙江省圖書館，我查到了道光東陽縣志所收的《戴叔倫去思頌》，比《全唐文》、《兩浙金石志》所載缺文遠為少，基本能得大意。遺憾的是，當時我沒能去金壇尋訪，《重修戴氏宗譜》所收的梁肅撰《戴叔倫神道碑》因此晚了兩年與學術界相見。
我用了三個月注釋戴叔倫詩集，用了更多的時間翻閱宋元明三代文獻，陸續考證出一些偽作。又以見于宋元典籍的詩作為據，參照傳記資料推考出詩人的行年，從而訂正了現有考證的未確結論。這兩部分構成了論文的骨干，也博得了評審委員的好評。第三部分對戴叔倫詩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的討論相形之下顯得單薄，但那也是沒辦法的事。至今我仍然認為，戴叔倫不是個很有才華的詩人，藝術成就也不高，進行藝術批評沒什么話可說。但我從批評中得到的結論不只是這一點，我發覺自己其實不喜歡分析性的批評。我更喜歡考證和研究文獻，我喜歡閱讀，喜歡看沒看過的書。--這似乎有點奇怪：誰不是喜歡看沒看過的書？不，一般閱讀和專業閱讀不一樣。一般閱讀，人們的確都喜歡看新書，很少反復看同一本書。但專業閱讀，許多人是愛反復讀一本書的。這種人是分析型、哲學型、思辯型的人，看書注重明理；而我，則喜歡多讀多看，是陶淵明所謂"不求甚解"的人，思維特征是綜合型、歷史型、知識型的。所以按我的稟賦和興趣，本來是會向文獻學或考據學方向發展的，成為我尊敬的陶敏、陳尚君兩位先生那樣的諳熟唐代文獻及歷代典籍的學者。結果因考上程千帆先生的博士生，使我的發展方向有了變化。
程先生的學問，文史兼長，古今貫通，重視理論思維，善于從具體現象入手，在廣闊的視野中把握問題，發現、概括出超越具體問題的、具有理論意義的結論。程先生對我的訓練側重于把握、分析問題的能力，我在研究戴叔倫時萌生的一些印象式的看法，經整理和提煉，形成《大歷詩風》的基本觀點。這種綜合式的研究，比作家研究更對我的胃口。一些新的想法使我興奮，學位論文的構思和寫作可以說比較順利。但后來到文學所工作，著手《大歷詩人研究》那種傳統的文學批評，就沒有很飽滿的興致。經常是高興就寫一篇，不高興就擱很久。加上自己的期望又很高，不找到有意思的問題，不找到有效的切入點，絕不動筆，以至于十五萬字的寫作計劃拖了五年才完成。可以解嘲的理由，一是八九年的輟業及翌年到陜西山陽縣糧食局鍛煉，再就是我把計劃中的茅屋蓋成了洋樓--十五萬字的計劃結成了五十幾萬字的果實。
不過這一業績并沒有讓我興奮，相反卻實實在在地讓我意識到，我不能繼續做這樣的研究了。第一，這五十幾萬字寫下來，我已有種被淘空了的感覺。難怪古人寫完書要大病一場。我雖沒病，卻也覺得知識儲備已耗盡，亟需補充，需要有一段讀書的時間。再者，研究唐詩十多年，這一領域的文獻都已熟悉，問題也都知道，我實在不樂意老是翻那些書，琢磨那些問題。于是，我就開始了清代詩學的研究，準確地說是進行研究的準備了。這個轉向對我來說似乎很自然，并沒有經過深思或反復權衡。有幾方面的原因促使我選擇清代詩學這一課題：首先，開始研究詩學而不是詩歌本身，是鑒于我對中國古典詩學研究現狀的不滿。在我看來，現有的詩學著作大多是立足于文學概論的框架，然后用詩話材料來作填充物，可以說是用詩話材料來論證了一些文學一般原理，真正屬于詩學本身的問題還有許多處女地沒開發。而我自己在詩歌批評的實踐中，常對古代詩學的奧妙有所領會，并發現一些新的問題。文體學修養的積累也讓我對中國詩學的傳統和詩歌批評的文化特征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希望在經驗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理論思考，使經驗的積累升華到理論的層次。
選擇清代詩學作研究對象，無疑是與上述想法合契的。清代詩學是中國古代詩學的總結，無論在涉及問題的廣度上，還是在理論思考的深度上都達到前所未有的境地。而從內容說，清代詩學所討論的仍不外乎是漢唐宋明的詩歌，研究清代詩學不僅調動了我研究唐代詩歌的經驗積累，使現有的知識融會貫通，成為治清代詩學必要的詩史修養，其間的理論問題和批評實例更直接觸發我反觀前代的詩歌，產生新的思路和視角。1996年我去臺灣參加第三屆唐代文化學術討論會提交的《韓愈七古的聲調分析》一文，就是研究清代古詩聲調論的副產品。通過梳理清代古詩聲調研究的論著，我看到清代的古詩聲調論實際上經歷了一個由總結、提出規則，到補充、修正規則，再到改造、揚棄規則的認識過程。是什么原因促使詩論家們探討古詩的聲調規則，又是什么理由讓他們放棄了這種努力？這里一個核心問題是：古詩聲調究竟有沒有規則，清人提出的規則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抱著這個疑問，我取韓愈詩為標本作了精細的統計，終于得出明確結論，對清人提出的古詩聲調規則有了清楚的判斷，從而為理解和評價清代古詩聲調學說確立了學理基準。而同時，這種回溯性的反觀和驗證，又激活了我對唐詩的透視，新的地平線由此展開。
再從個人興趣和稟賦說，清代詩學也非常適合我的愛好。我喜歡讀書，清代詩學浩瀚的文獻為我提供了無邊無際的閱讀范圍，同時滿足了我對閱讀本身的興趣。據我的初步考察，清詩話現存書就達八百種以上，還有各種選集、總集、文集里的序跋、論文，詩學資料可謂無限豐富。以此為研究對象，每天都可以讀新的書，接觸新的作家和作品，獲得新的資料，產生新的想法。這是何等愉快的事！當然，清詩和清詩話比起前代來的確是粗制濫造多，陳詞濫調多，標榜風流多，經常讓人不耐煩細讀。但清人畢竟生活在尚學問、重書卷的時代，標榜風氣、風流自賞者雖多，真正枵腹無知者卻少，是故考訂、議論每有可觀。我貿然闖入這個學術領域，既無師承，也無成見，全憑自己去見識體會，偶有所得，常出學界現有研究的視野之外。對我來說這有一種類似探險的刺激，不知道會遭遇什么問題，會得到什么結論。整個研究過程是開放的，思想也是開放的，相當自由，相當舒暢。更讓我高興的是，初步的閱讀就讓我樹立起一個信心：在清代，只要肯去翻書，肯思考，幾乎沒有弄不明白的問題（也許只有《紅樓夢》是個例外）。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為我以前讀先秦典籍，每當考慮一些文學問題，就牽涉到作品年代和時代背景難以確定的苦惱。就是唐代也常會有這樣的問題，以致一些有意思的看法只能停留在初步推測和假說的階段，一往深論便苦于文獻無征，難作定讞，無形中感受拘束，不能盡情馳騁自己的目光和思緒。要不就只能天馬行空，以邏輯推繹代替歷史過程的呈示，連自己都不敢斷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歷史的原生態。我作《權德輿與貞元后期詩風》一文，就隱約感到這種困厄，所以在"余論"中作了保留的交代。我的確不敢自信自己的結論多么有力，材料畢竟太少，只能姑妄言之罷了。每見時下"文學人類學"學者三根豆芽做一盤菜，新義瀾翻，言之鑿鑿，只能遜謝不敏，苦笑走避。
清代詩學就不存在這種問題，經過徹底的考查，我們可以將問題原原本本地弄清楚。即如《中國文學大辭典》付闕的許多作家生卒年，我瀏覽中隨便就考得了，也寫了幾篇補白文字。但這類文字不能老做。對唐代文學研究來說，弄清一位作家的生卒年，是重要發現，但在清代不是，就像治唐史以兩《唐書》為基本典籍，而治清史引據《清史稿》則會吃人訕笑一樣。我這么說，決沒有輕視資料考訂的意思，只是要表明，對學術資源不同的領域，一種工作方式的意義和價值決不是一樣的。在資料無比豐富的清代，如果不肯放過這些細節問題，那么整天寫這些考訂文字也來不及，永遠別想做有深度的研究。這也是促使我選擇清代詩學作研究對象的原因，我想改變一下自己的研究方式。
十多年研究唐代文學的經歷，讓我養成巨細不遺，有問題必究的作風。因為材料和問題有限，我們必須仔細對待每一條材料，每一個問題。我寫劉長卿詩論時，鑒于詩人生平考證已有不少論文，本不打算在這方面花費功夫。不料一讀現有的考證文章，覺得仍有不少問題，只好自己動手解決，結果寫了一萬多字的考證文章，把劉長卿生平的幾個重要問題都弄清楚了（自以為如此），同時由作品的編年分期直接引發了我對唐詩范式演進的思考。這就是唐代文學研究的方式。而在材料浩繁的清代詩學，一般問題無須考證，需要考證的大都是冷僻的問題，與研究主題相距較遠。材料的豐富甚至過剩，問題的繁多和復雜，迫使我舍棄細枝末節，去捕捉最重要、最有意義的問題，從而將注意力集中于對歷史進程和理論內涵的深度思考上。借吳之振《宋詩鈔序》的話說就是"皮毛落盡，精神獨存"。這樣的工作方式，可以讓我對課題保持一定的新鮮感，從而保持思維的活力。同時由于問題涉及的時間跨度大，在歷時性的展開中更容易認知歷史的連續性，并激活以往積累的知識，使理論命題形成、發展的過程在歷史視野中逐步呈現出來，讓我付之以有歷史縱深感的陳述。從涉獵清代詩學起，我電腦里論文的題目就急劇增多起來。已寫成的有《作為批評家的嚴羽》、《起承轉合：機械結構論的消長》、《至法無法：中國詩學對待技巧的觀念》、《古詩聲調論的歷史發展》，經過一定階段的積累，我也許要寫出一系列闡釋中國古典詩學基本理論和命題的論文。
以前，別人介紹我時，說我是研究戴叔倫的，后來又說是研究大歷詩的，我聽了都不是滋味。沒錯，我是寫過有關戴叔倫或大歷詩的研究著作，但我并不只是研究了戴叔倫和大歷詩人呀？我從來沒把自己的學術目標確定在什么朝代，什么課題。在近期的幾年內，我將致力于清代詩學的研究，但以后就難說了。也許清代告一個段落，又去研究宋元、明代或是漢魏、六朝也說不定。不給自己的學術目標圈定范圍，可以用更廣闊的心胸容納更多的問題，不知不覺中積累下多方面的知識。但是，盡管如此，我還是覺得這輩子不太可能涉足敘事文學及其理論了。這倒不是因為生也有涯，學問無涯，書多得讀不過來，而是由于在學科已有相當積累的今天，文體學和文學史的修養對學者是嚴峻的要求，是學者必須具備的重要素質。沒有多年的潛心研究，很難對一種文體的藝術特性及其歷史具備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從而也就沒有判斷力來保證有效地進行這種文體的批評和研究。職是之故，現在的學者大都以藝術部門為界，研究領域可以說是縱貫而非旁通。老一輩學者經常獨立著述文學通史或斷代文學史，現在的學者則很少有這樣的著述，更多的是分體文學史。也許能寫古代詩歌史或戲曲史，卻不能寫唐代文學史或明代文學史。即使寫出來也一定很膚淺，頂多綜合學術界現有的成果而已。學術發展得日益精致、深入，對學者的能力提出了更嚴峻的挑戰。
我研究清代詩學，還有一個意圖是想做一點作家研究。我覺得，作家研究與文學史相比，對學者素質的要求要高得多。文學史研究，即使進入一個陌生的時段，只要搜集、閱讀一個時代的文獻，熟悉當時的文學活動和文學觀念，將前后作品加以比較，就可以得到關于文學史的基本見解，也就是說，它是可以在技術層面上實現的成果。而作家研究則不同，它對研究者的素質有全面要求。首先必須擁有良好的文學史修養，否則無從獲得判斷力，無法在歷史中給作家定位；其次，必須具備相當的文體學知識，否則難以作出有深度的本文分析和批評；最后，也是最為嚴格的要求，必須對人生、社會和歷史有深刻的理解和洞察力。而這決不是僅從書本就能獲得的，它需要豐富的閱歷和深刻的生存體驗，更需要一種對人生的解悟。這常常是劃分杰出作家和平庸作家的標尺，當然也同樣是劃分杰出學者和平庸學者的標尺。所以通常的情形，一般是年輕時作文學史研究，到晚年才做作家研究。可是現在國內學術界的情況似乎正好相反，致使一些偉大作家的研究真正缺乏深度。我自己剛走上學術道路時，根本想也沒想過作李白、杜甫、蘇東坡這些大詩人的研究。但現在準備開始做王漁洋，以后也許還有黃仲則的研究。這兩位是我覺得在詩史和詩學史上有特別意義的作家，他們兩人的意義至今還未被充分認識。
王漁洋無疑是清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同時也是中國古代詩學的集大成者。后一點目前似還難以得到普遍的認同。王漁洋不僅以堅持不懈的寫作留下數量豐富的詩歌作品，而且作為批評家和詩學家，撰著了令人矚目的詩學理論著作。身處明清文藝思潮和詩風的轉型時期，他以"神韻"為核心，提出一整套詩學理論，將明代的單純擬古轉化、改造為深度的師古，并力求營構新的藝術風貌。過人的才華和顯赫的政治地位，使他能繼錢謙益之后成為康熙一朝的文壇盟主，在身邊團結一大批優秀詩人，形成一個影響持續到乾隆中葉的作家集團。他還通過編選、評論、刊刻前代和當代的詩歌作品，撰寫序跋、指授學生等形式，給予康熙詩壇以重要影響，也為今天留下了豐厚的詩學資料。搜集整理這份資料，并進行深入的闡釋、研究，是研究清代詩學、詩歌創作乃至整個中國古代詩學的重要任務。然而現有的研究和批評，通常只依據《漁洋山人精華錄》和《帶經堂詩話》，頂多是《王漁洋遺書》的有限材料，對作家的生平和思想方面的資料并未認真發掘，致使王漁洋乃至康熙朝詩學的研究停留在相當粗淺的水平上。我通過廣泛的閱讀，搜集了有關王漁洋生平、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大量資料，撰成《王漁洋事跡征略》一書，對詩人的生平、文學創作和批評做了詳細的梳理。通過上述研究，我對他畢生的文學活動有了更深的了解，發現不少未被注意的重要問題，如倡導宋詩及返回唐音的經過，編選歷代詩歌的動機與神韻論的確立，填詞創作對清詞復興的開風氣意義，藏書特點與當時文獻流傳狀況對創作風氣產生的影響，古詩聲調學說在其詩學體系中的意義，大量批點、序跋中的文學見解等等，這些問題不僅涉及到王漁洋詩學的闡釋、評價，而且涉及到對康熙朝乃至整個清代詩學進程的重新估量。
目前我們的古典詩學研究，基本停留在平面地詮釋和評價作家和理論問題的水平。然而我們知道，古典詩學一直處在動態的發展中，將它從歷史過程中剝離，就會遺失其具體語境下的所指，使歷史上的概念、范疇及理論命題流失其豐富內涵和實踐意義，只剩下膚淺的外殼。這就是我們的比較詩學本錢越比越薄的原因。我一直致力于將理論問題還原到過程中去，使古典詩學的基本概念、命題呈現其建構過程和被理解、接受的歷史，以豐富我們對詩學傳統的認識。我最近發表的論文《古詩聲調論的歷史發展》（《學人》第十一輯）、《起承轉合：機械結構論的消長》（《文學遺產》1998年第3期）便是這種嘗試的結果。在王漁洋的研究中，我同樣也要將神韻論歷史化，在康熙朝詩學的總體背景下把握它的意義，其核心思想和研究方法已在《王漁洋與清初宋詩風之興替》（《文學遺產》1999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1997年7月我在日本九州大學做同題講演，引起研究者的興趣。《征略》一書完成后，問題得到進一步的深化。我將在此基礎上，對康熙朝詩學的結構和走向提出自己的看法。
每一個學術領域都有獨自的學術特點，各學術領域對研究方式的要求是不同的。學術目標的確立，學術專攻的選擇，往往需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諸如學科發展的需要，學術資源的貧富，知識積累的程度，個人知識結構的類型，興趣和秉賦的投契，可利用的圖書條件等。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不同的研究領域之間，只有處理文獻方式的差異，而沒有處理文獻規模的差異，更沒有研究難度的差異。比如說，研究六朝文學，基本文獻不多，但今人的研究著作即參考文獻卻很多；研究清代文學，基本文獻繁多，但今人的研究則較少。基本文獻少的學術領域容易進入，但做出突破性的成果很難；基本文獻多的學術領域，進入困難，需要多年打基礎和熟悉材料的時間，但日后做出獨創性成果的機會卻較多。總之，從經濟的角度說，能量守恒定律也完全適用于學術的投入和產出。所以，確定學術目標實際要考慮的，更多是在處理文獻的方式與自己學術條件的適應。比如說，清代文獻多當然是好事，但同時帶來多的麻煩。因為不可能像對待六朝或唐代那樣，把所有的資料都加以抄錄或作出索引，所以只能圍繞問題搜集資料。而問題卻總是"發生"的，在沒有遇到一定的材料或相當數量的材料時，不會覺察到問題。一旦覺察到問題，許多有價值的材料已從眼皮底下流過。我研究清代詩學，最大的苦惱就在這里。材料過眼不知有用，迨見知既廣，問題浮出，回想以前所見有價值的資料，已不可復得。隨著年齡增長，過目不忘已是少年時代的神話。我曾為一則幾天前寓目的嘉慶間文集的材料，在京都大學文學部的書庫翻了一下午，再也檢不出。六朝、唐宋的文獻都有范圍，下死力氣搜檢一通，總能復得。清代的資料，如大海網魚，撈得即撈得，一旦放過，焉能指望它再入網來?
何況清代文獻庋藏星散，到處訪求閱讀，偶爾浮想起曾經眼的資料，甚至連見于何處都記不起，每每跌足恨筆錄不勤，卻也無可奈何。
綜合起來說，學術目標的確定和轉移是基于多方面因素的，需要考慮內部條件的充分和外部條件的允許。須幾方面齊備，不可或缺。平時和同行聊天，偶爾會談到這個問題，初心者也常以此咨詢，遂將自己的感想和經驗拉雜道來，權作野曝芹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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