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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丈夫處事，論是非，不論禍福；士君子立言，貴平正，尤貴精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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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丈夫處事，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是”和“非”，最后堅持的也一定是“是”而非其

“非”，只論“是”、“非”而行事。所謂“是”，乃符合人道天道，利于群體，公眾允

許之事，否則即為“非”。處為“是”之事，乃正道，否則為逆道。

��  一個人一生要明辯是非、走正道，實不容易。因為，有些奸險小人在與你共事時，只圖

一己的私利，不希望你依正道行事，而希望你按照他最有利可圖的方式做事。否則，他們便

想方設法阻撓你，打擊你。如果你要是趨吉避兇，照著他的意圖行事，就很容易失了正道。

因此，大丈夫行事，但問事情對錯，而不管會不會給自己帶來福禍。古往今來，許多仁人志

士為真理而斗爭，有的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有的卻因此而蒙冤，甚至獻出寶貴的生命。

��  哥白尼因堅持“日心說”，遭到了封建神權統治的迫害，張志新因堅持真理被割斷了喉

嚨。許多無產階級戰士為人類的解放和自由寧死不屈，奮斗終生。他們寧愿把牢底坐穿，寧

愿獻出生命和愛情。

�ド�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

�ト魹樽杂晒剩�二者皆可拋。

��  只要是對的，則義無反顧地去做，有勇氣承擔一切禍福，不因此而喪失人格。所

以，大丈夫處事，論是非不論禍福。

��  著書立說，貴在言辭公允客觀，不可偏私武斷。這是其第一要義。因為，文章是給人看

的。若是觀點有偏差，是非不辯，豈不是誤導了眾人?所以古人云：“文章乃經國之大業”，

“文須有益于天下”。“為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偽”。古之圣賢在論書、詩、賦、

畫時，特別強調行文的格調是否高尚，觀點是否公允客觀。

��  曹丕認為，文章乃百年大業，一點也不差；而孔子“述而不作”，想必也是有道理的。如

果一篇文章或一本書，語言美麗，包裝很美，而內容偏私武斷、或者有誤人子弟之處，那真

不如不寫。清朝文藝理論家劉熙載在《藝概》中講：

��  實事求是，因寄所記。一切文字不外此兩種，在賦則尤缺一不可。若美言不信，玩物喪

志，其賦亦不可已乎!因此，著作文章一定要客觀公正，謹慎下筆。否則，率爾操觚，哪有什

么可看性呢?正所謂“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言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

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在言辭公允、客觀、平正的基礎上，還須精要詳細，言無不盡。這樣，

才是最可貴的。

��  所以，大丈夫須不論禍福而處事，士君子要平正精神為立言。�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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