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學的再振是近現代學術史上一個比較突出的走向。以張之洞為代表的"漢宋兼重"的口號整整影響了一代學人的學術思路。這一走向是由多方面因素構成的，其最突出的精神指向就是在乾嘉考據之學中輸入宋儒的淑世激情。與此相對，自晚清以來，宋詩也不斷受到詩人與學者的重視。從近現代詩學研究的傳承關系看，重新認識宋詩既是對傳統詩學的一個總結，也正成了現代詩學一個起點。與史家好論唐宋之別不同，詩家多研究唐宋詩的聯系， 并由此重新認識中晚唐詩風，構建近古詩歌發展的歷史。前期沈曾植與陳衍的"三關說""三元說"就是如此。此后現代學者多從古人的價值判斷中解脫出來，而將其作為一歷史現象研究其演變軌跡與變化原因。如錢鐘書先生《談藝錄》首論"詩分唐宋"，指出唐宋詩屬兩種藝術類型，只有風格個性之別而無高下之分，兩者相濟構成了古代詩歌的總體風貌。朱自清先生又從詩文關系上辨析唐宋之別。又如游國恩先生云：
"顧中唐以前之詩，大抵多偏于情感，其中不謂全無意思，但以意為主之詩則鮮見。蓋中唐以前之詩人，其作詩之態度為隨便的，其詩之出發點為情感的，其根據為性靈的，其文詞為平易的，其意義為明顯的，其音節為自然的，其形式為韻文的。中唐以后因文學之自然趨勢及反動，詩之形質漸起變化，而與前此迥異。"
"此數家（韓愈、盧仝、孟郊、賈島）乃非隨便的而為認真的，其出發點多非情感的而為理智的，其根據多非性靈的而為學問的，其特征多為邏輯的而非形象的，其文詞多非平易的而為險仄的，其意義多非明顯的而為艱澀的，其音節多非自然的而為生拗的，其形式多非韻文的而為散文的。此詩之極變，與唐以前之詩大不相同者也。若以'言志'一義繩之，中唐以前之詩，只能做到'情'字，中唐以后之詩，則兼做到'思'字，實詩學一大進步時期也。"
他以韓愈、盧仝、孟郊、賈島等中唐詩人為黃庭堅詩之淵源，并從創作態度、詩歌內容、語言風格、表達方式等方面說明他們之間的聯系。以陳寅恪先生為代表的一批詩史兼長的學者又將這一命題置于廣闊的歷史空間中考察，他們不僅于中唐詩中探究宋詩淵源，而且由這一命題發掘出關于唐宋文化轉型的新課題。如陳寅恪先生認為韓退之之詩"既有詩之優美，復具文之流暢，韻散同體，詩文合一，不僅空前，恐亦絕后，決非效顰之輩所能企及者矣。后來蘇東坡、辛稼軒之詞亦是以文為之，此則效法退之而能成功者也。"他既從詩歌藝術上論述中唐詩與宋詩的聯系，又從論韓愈一事提出關于唐宋文化關系的重要論斷："唐代之史可分前后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局面，后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于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于文化學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后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也。"此論從整個歷史文化高度為現代宋學與宋詩的研究展開了一個全新的學術空間，同時，也在學術思想與方法論上為中唐詩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一方面中唐詩風與宋詩風的關系是唐宋文化轉型的一種反映；另一方面，從文化轉型的角度考察唐宋詩風的關系，可以對中唐詩歌特點與其承轉過程獲得新的認識。如陳寅恪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已在這一方面提供了一個成功的學術范例。
近年來，隨著宋學研究的深入，中晚唐文化也日漸為學人所重視。從學術文化上論述唐宋文學的轉變頗為中外學者所關注。如陳幼石《韓柳歐蘇古文論》、孫昌武《唐代古文運動通論》，劉國盈《唐代古文運動論稿》、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朱剛《唐宋四大家道論與文學》等都以這一研究視角論述了古文運動的歷史意義。又如鄧小軍《唐代文學精神》、林繼中《中唐－北宋文化建構文學史綱》、董乃斌、程薔《唐帝國的精神文明》也是從各種文化要素上探索了唐代文學的內在精神，分析了這一精神"宋學化"的過程。亡友張躍《唐代后期儒學》以及海外學者DavII Mcmul1en《唐代士人與朝廷》、Charles Hartman《韓愈與唐朝的統一》、Jo-shuiChen《柳宗元與中唐士風的變化》、K、Bol《自我文化：唐宋士人精神的轉變》都研究了中晚唐士人的文化個性，探討了唐宋儒學復興的文化聯系。王水照師《宋代文學通論》對這一課題作了深入的闡述。該書《緒論》通過對"宋型文化"的歷史定位，打破了傳統的朝代劃分的局限，揭示出安史之亂后中唐文化的"過渡性"與"轉變期"的特點。凡此都可見出陳寅恪先生所拈示的這一學術命題在當代學術研究中的影響。但因受現代學術分工的限制，目前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或偏于古文運動一事，或偏于哲學概念的推演。其 研究的重點總的來說是"重文而輕詩"，尤其是以西方學者為代表的單純的哲學史研究，多將詩歌置之不論。這不僅在思想史上難以完整地詮釋這一階段的文化特點，而且即以文學史而言，也難以全面把握這一時期文學的總體精神。筆者以為，這些不足關鍵在于未能充分認識到唐人"詩學不分"這一特有的知識體系。詩歌是中唐至宋主要的文化載體，是士人抒情言志的最主要的語言工具。因此，詩歌是當時思想史上最豐富的原始資料。若持現代文史哲 概念，詩文分治，舍詩歌而求當時人思想，自然有單薄之嫌。筆者即以上述前輩時賢的研究為基礎，力求從綜合的角度去探討中唐詩中的一些問題。
本書研究的具體內容是唐代中后期（從唐德宗建中元年：776年）至唐宣宗大中末年（860年））學術與詩歌發展的關系，主要考察中唐儒學復興思潮對中晚唐詩風演變的作用，并從這一角度闡釋構成中晚唐詩歌風格的文化要素與其在文化思想史（包括詩史）上的意義。筆者試圖通過說明唐學與宋學的內在聯系與演化過程，分析中唐詩歌作為宋詩前導的一些特色，進而研究導致唐詩向宋詩轉變的一些具體原因以及轉變過程的一些具體環節，希望能夠從唐宋學術的承轉關系上探究出決定唐宋詩風變化的文化底蘊。
本書在考察學術本身與詩歌發展的關系時，以考察啖、趙、陸《春秋》學派為重點。因為這一學派最早表現了中唐儒學在學術上的變異，整個中唐學風的變化就與這一學派的影響極有關系。本書以元、白諷諭詩風為例，具體分析了當時詩人對這一學說的接受過程與態度，并由其詩歌的具體內容觀照這一學派對貞元元和諷諭詩風的影響。這主要是論述學術精神與詩風的關系。元和一朝"龍虎榜"成員在士林中影響甚大，這也是中唐士人成長的一個典型事例。本書分析了這一群體形成的原因，說明了元和尚奇學風的特點，并由此論述了這一學風與韓孟詩派詩歌風格的關系。這是論學術態度與詩歌發展的關系。本書還論述了唐后期子學、史學對詩歌發展的影響。從整個唐代學術史看，由前期重經學與辭賦之學轉向偏重子、史之學是唐中后期學風的一大變化。中晚唐詩的理性意識與學人化個性的形成與此是極有關系的。這也是唐詩向宋詩轉化的一個重要原因，詠史懷古詩是晚唐詩歌最突出的成就，從其時學術背景看，這一文學現象與其時士人重學尚史之風關系甚大。本書分析了士人文化由詩賦型向學者型轉變的趨勢，說明了這一種詩風與唐人知識結構、求學方式轉變的關系，并從這一角度分析所謂"學人之詩"的特色。這是論其學術結構與詩風的關系。本書的最后部分論述了以"三關說"為代表的詩學思想與詩史觀念，在梳理前說的基礎上，對"中唐中樞說"作了進一步的闡述，目的是以此來對全書的思想作一總括。同時，也欲以此表明本書的學術觀念淵源所自。
本書所研究的課題是學術史與詩歌史的交叉部分，故采用的方法也具有交叉性特點。筆者盡可能將史料的鉤稽與對學術文化的理論思考及藝術風格的鑒賞結合起來。于史實的發覆中求得思辯的突破是筆者企而未得而又求之不舍的一個學術境界。在具體操作中主要采用以點帶面的研究方法，以具體的人、事、學、詩的考察為基礎，再對當時的學術觀點、詩學思想與詩風作理論闡釋。全書大體上以時間秩序展開，希望能以此勾勒出一個大致的詩史線索。全書以群體考察為重點，同時，也作了一些個案研究，筆者力圖從士風、學風上為詩史演變建構出一個歷史空間。
筆者深感這是一個極富魅力的學術命題，同時，又是一個牽涉面較廣、難度較大的課題。全書所作的工作僅是初期的嘗試性探索。所論多集中于主要的思潮與代表性詩人，很多內容還未涉及，一些命題也未及展開。全書基本上是以幾個專題性研究組合起來的，筆者無能也無意追求體例的完備。這些都是有必要向讀者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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