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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唐代文學研究已經取得人所矚目的成就，隨著研究的深入展開，許多問題也不斷被揭示出來。人們除關注文學文本的研究之外，也逐漸注意在相關學科的視野中，尋求事物與事物之間的聯系以及對其品性與原理的闡釋，有許多在文本研究中難以說明的問題，現在通過對事物關系的研究已得到比較確切的說明和解釋。例如，任半塘、王昆吾先生對唐代音樂與文學的研究，程千帆、傅璇琮、羅聯添等先生對唐代科舉與文學的研究，都是對學術史的重要貢獻。

    我曾嘗試用這樣的方法對唐代幕府制度與唐代文學的關系作過一次粗略的考察，其成果即為《唐代幕府與文學》。由于此書解釋和說明了一些文學史上的問題，所以產生了一定的反響。但因為“大文學史觀叢書”的編撰體例和當時自己研究水平的限制，許多問題雖提出而未能深論。事實上，自我研究之初就梳理過文人入幕的材料，隨著資料的逐步增多，有些問題日漸清楚起來：幕府制度自漢代以還即已存在，到唐代，其與文學關系更加密切，以至于成為文化人活動的重要場所，原因正在于唐代所特有的方鎮制度。當我把注意力集中到唐代方鎮與文學這一點上來思考時，我很興奮，面前展現了非常豐富的文化景觀。

    從理論上說，關于歷史上的中國文學的研究，應當是對于歷史發展規律的探索。但在實際上，現在的研究重點，尚是關于單個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或者按一般說法，是關于文學本體的研究、作家文本的研究。這種研究當然是必要的，但一旦絕對起來，它所帶來的弊病也顯而易見：只要翻開一本研究索引，就會看到許多命題近似而缺少創意的論文論著。當然，我們不會依論文論著的產量多少來評估文學研究工作的實績，因為文學研究中還有許多基礎工作未做，還有不少空白要去填補，這些問題不解決，所謂規律的探討也會受到極大影響。如何去拓展文學研究的領域，這是許多學者在思考的問題。金克木在《文藝的地域學研究設想》一文中談到：“我覺得我們的文藝研究習慣于歷史的線性探索，作家作品的點的研究；講背景也是著重點和線的襯托面；長于編年表而不重視畫地圖，排等高線，標走向、流向等交互關系。是不是可以擴展一下，作以面為主的研究，立體研究，以至于時空合一內外兼顧的多‘維’研究呢？假如可以，不妨首先擴大到地域方面，姑且說是地域學研究吧。”對此，我很有同感。作唐代幕府與文學關系的研究，也正是想把文學研究建筑在文化地理研究的基礎之上，充分考慮歷史文化現象的分布。

    唐代方鎮幕府與文學的關系，是在唐代邊塞詩研究中被提出來而日漸為研究者所重視的。一般人所說的唐代幕府，其實就是指方鎮幕府。1984年，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舉與文學·序》中說：“我在研究唐朝文學時，每每有一種意趣，很想從不同的角度，探討有唐一代知識分子的狀況，并由此研究唐代社會特有的文化面貌。我想，從科舉人手，掌握科舉與文學的關系，或許可以從更廣的背景來認識唐代的文學。如果可能，還可以從事這樣兩個專題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樣在地方節鎮內做幕府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學士。這兩項專題的內容，其重點也是知識分子的生活。我想，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特別是研究其文化形態，如果不著重研究知識分子的歷史變化，那將會遇到許多障隔。”1993年傅先生為拙著《唐方鎮文職僚佐考》作序時，又作了進一步的解釋：“我這里提到的唐代社會兩類知識分子，一屬于知識分子的高層，即翰林學士，那是接近于朝政核心的一部分，他們寵榮有加，但隨之而來的則是險境叢生，不時有降職、貶謫，甚至喪生的遭遇。他們的人數雖不多，但看看這一類知識分子，幾經奮斗，歷盡艱辛，得以升高位，享殊榮，而一旦敗亡，則喪身破家。這是雖以文采名世而實為政治型的知識階層。而另一類在節鎮幕府任職的文士，則是數量眾多，情況復雜，他們有的后來也躋身廟堂，但大部分則浮沉世俗，是在當時很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群體。”研究唐代方鎮幕府，研究這一群體，可以深化我們對唐代文學的認識，甚至可以糾正傳統的偏頗和錯誤。

    應該說唐代幕府與文學關系方面一些基本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唐代方鎮幕府制度與文人之間的關系如何，文人是怎樣在幕府中生活的、規模如何，安史之亂前后文人對于幕府作用的認識有何差異，幕府對人們有哪些心理的影響，等等。正因為如此，在我們的研究中還存在另一些具體問題，例如，當我們將高適、岑參的邊塞詩置于盛唐文人人幕“蔚然成風”的背景之下來考察的時候，我們就會產生困惑，既然文人入幕是一普遍的時代風氣，那么，為什么只產生了高適、岑參兩位邊塞詩大家，而形成鮮明個性的卻只有岑參一人？這意味著，唐代文學與幕府的研究還相當薄弱。

    然而，這方面的研究有相當的困難，可利用的清代以前的成果甚少，資料積累不多而又比較零碎。本書則充分利用了作為前期成果的《唐方鎮文職僚佐考》。因為這只是關于人的材料，所以在研究中我另外又收集整理了事類材料。我的習慣是，每進入一個領域，首先做的事就是搜集資料，并希望這方面的資料能齊全。這樣的工作做起來很辛苦也很枯燥，需要“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然而在資料充足的前提下才能發現問題，也才便于解決問題。

    當今的學者雖然重視唐代幕府制度，但缺少研究，因此我的工作必須從頭開始，必須建立在詳盡的資料整理之上。研究唐代方鎮有吳廷燮的《唐方鎮年表》，盡管他的研究對象不是方鎮幕僚，但他的工作為研究唐代方鎮文職僚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直接研究唐代方鎮幕府的有嚴耕望《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其解決的角度是從制度入手討論方鎮使府的組織及其職掌的。關于這方面的史學研究成果主要還有林朝巖《唐代方鎮使府僚佐任遷之研究》，礪波護《唐代使院的僚佐與辟召制》，張國剛《唐代藩鎮使府辟署制度》，孫繼民《唐代軍事統帥僚屬制度及其對藩鎮形成的影響》，盧建榮《中晚唐藩鎮文職幕僚職位的探討》，王德權中晚唐使府僚佐升遷之研究》。

    將使府制度與文學結合起來作全面研究是一全新的課題。因此，我在具體寫作中采用了事物考訂與理論闡釋相結合的方法、邏輯論證與現象描述相補充的研究方法；在基礎材料的處理上，運用了統計的方法，力圖使論述更為精確和可信。此外還注意了細節部分在系統運作中的意義——例如注意學習階段對岑參早期詩風的影響，由此而探討了岑參入幕對于超越早期詩風的意義；注意岑參在大西北的相對穩定的寫作環境，由此分析了這一環境對其富于特色的歌行體寫作的意義。在這一專題研究過程中，我總是希望每一章節都能有所收獲，有所突破，試圖以唐代使府與文學關系這一視點去連接唐代文學研究的現狀，發現一些問題，進而去解決問題。所以文章常常省去許多鋪陳和敘述，起落也會時有突兀之處，這會給讀者帶來一些不便。不過，這些被省略的部分可以在作者的前期成果和別人的著述中得到補充。

    每一章節寫作意義除解決問題外，我還試圖運用不同的手段去實現目的。比如，第一章側重考證；第三章側重統計；第四章屬截面分析；第五章運用文化傳播學觀點討論了送別詩；在分析岑參詩時還運用了比較的方法，等等。

    全文前有緒論，正文六章，后綴余論。以文人分布和地域文化為契機，貫穿著由于方鎮制度對文人生活的影響，中晚唐時期“文化下移”、“文學多元”的觀點。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總論部分，全面揭示使府文士生活的文化背景以及因使府文人分布引起的文學變化，并從地域性和時代性兩個方面討論了使府制度對文學的影響；第五章至第六章分別論述了唐代詩歌、散文、小說與使府的關系，闡述使府文人的生活對詩歌、小說和散文創作新風貌的形成所起的積極作用。這一結構安排緣于文學與制度結合的研究。我認為，只有在厘清使府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去研究使府文人生存的文化環境，也才能去分析使府文人的生存情況和心態。因為使府文人的分布，我們不得不去思考文學的地域性問題；因為使府制度的前后變化，我們又不得不去考慮使府文學的時代性問題。在總論的基礎上，我們就可以從文學體裁人手去分別討論使府制度與詩歌、散文、小說的關系。這是研究唐代使府與文學的思路，實際上也就構成了這一課題的邏輯層面。

    緒論主要從研究現狀和研究基礎兩方面，分析了唐代方鎮使府制度與文學的關系，從而確立了本書的研究主題、研究目的和意義。我的設想是：應當在這一領域中，把過去側重史學的研究轉變為文學和史學相結合的研究，利用史學成果來解決文學史問題，使有關的文學研究深入一步。

    第一章《唐代的方鎮和使府》主要對現有的方鎮幕府制度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對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的考訂。

    第一節通過對方鎮制度的考辨，分析中央與方鎮之間的關系及其對文士的影響。方鎮不斷膨脹自己的權力和朝廷無時無刻不在關注方鎮并給以限制構成一對矛盾，這就決定了一般文士仕途不順走方鎮、一有時機就入朝的大致態勢。一、認為“以朝廷為閑地，謂幕府為要津”的提法有失偏頗，大多數文人應是“先辟于征鎮，次升于朝廷”，即經歷“科舉及第——服務方鎮——入朝為官”的過程。二、文人對方鎮的選擇首先是盛府的選擇，這是因為使府文士的入朝升遷，“蓋視其府之輕重”；其次是對地區的選擇，選擇安定富裕的地區，所以長江流域及其南方地區成了文士入幕的最佳選擇地點。三、盡管方鎮可以自辟僚佐，但朝廷對之限制措施相當明確，如及時將方鎮中的優秀人才用之于朝廷、規定入幕人員要有出身、對奏辟見任官的限制和對幕職改轉時間的規定。

    第二節《使府僚佐的職掌》吸收了嚴耕望《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一文的成果，同時對嚴考的闕失作了修補糾正，闡述了唐代方鎮使府中文人的地位。在考訂中注意做了這樣幾項工作：一是分析制度的前后變化，如行軍司馬、副使的聘任，安史亂前多武人，其后則多為文士等。二是辨別史源，如掌書記一職，嚴考引用《新唐書·百官志》，產生一些混亂，本文則探明了《新唐書·百官志》及《通鑒》胡注的資料來源，從而確立了掌書記職掌的正確內涵，掌書記只管軍中文書，而不是像《新唐書》所載，使人誤以為還掌“號令升絀之事”。三是考訂資料，從而指出史載之誤，如明確指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于德休為涇原支使”、“薛洸為許州支使”于唐代官制不符，觀察使府有支使，節度使府沒有支使，節度使兼觀察使則有觀察支使。四是用原始材料進行歸納，如對支使職掌考訂時，排比了當時方鎮的奏章，指出支使是觀察使府中偏重事務職能的幕職，而觀察使府中的文書工作是由大家共同承擔的，支使的職掌如同掌書記的說法是錯誤的。第二章《使府中的文化氛圍》主要是分析入幕文人的生存環境以及使府文化環境對文士的影響。

    第一節從經學、史學、宗教三個方面分析使府的學術氣氛，指出中晚唐時期學術的社會性、現實性和功利性。陸質等人的“春秋學”，是漢學向宋學過渡的濫觴，經院式經學轉變為實用型經學，而陸質等人研習“春秋學”大致在使府進行，這種具偶然性的事實對我們理解學術的下移頗有意義；通過方鎮在任上修史的分析，指出這一方面有助于使府營造學術氣氛，另一方面由于賓主的談論，修史者的思想必然受到幕僚的影響，甚至史書本身也滲透了僚佐的知識和見解。

    第二節主要從與幕僚生活日益密切的樂舞方面，探討了使府的藝術氛圍。在論述方鎮獻樂與政治的關系時，指出安史亂前方鎮所獻樂曲多娛樂型，而至德以后所獻樂曲多蘊涵政治內容，具有一定的儀式性，這表明安史之亂后，批判音樂的娛樂作用和提高雅樂的社會功用成為時尚；但從使府的需求看，娛樂仍然是樂舞的主要功用，它適應了使府各種活動，調節文士生活節奏，使府中文士和妓女的結合、文士和俗樂的結合，使文士的創作呈現向俗性。第三章《使府中的文人》主要討論了使府中文人的分布、文人的素質、文人的心態等三個方面，并揭示其原因和規律。

    第一節用統計的方法分別描繪了文人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分布狀況，對入幕文士的出身以及入幕任職情況進行了排列和展示。依據對文人分布和文人素質的統計，探求其規律。一、文士入幕在安史之亂前后發生重大變化，無論從規模還是從素質上看都是如此。二、肅宗、德宗年間文人入幕形成高潮與文士避亂南方在政治經濟上尋找依托相關。三、方鎮幕僚進士及第出身者占絕對比例，是因為方鎮多用文吏、朝廷規定幕僚必須有出身和大量及第文士不能仕于朝廷而尋求出路等因素的作用。四、文學家占籍多為北方而為幕僚則多在南方，這順應了安史亂后南方經濟發展的形勢，客觀上促成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五、對南方區域作了三個層次的劃分，即發達富饒地區（如淮南、兩浙）、次發達富饒地區（如荊南、山南東道）、落后地區（如嶺南、福建），這樣有助于解釋幕僚分布的規律。

    第二節對入幕文士的心理進行分析。這改變了過去對入幕文士心理單一化的結構分析和程式化的處理，從文人奮斗的終極目標分析了入幕文人對功名的追求以及在此過程中表現出的急躁心理；從文的生活習性分析了入幕文人放蕩縱情，溺于娛樂的心理，從文人的生活環境分析了入幕文人在寬松的人際關系中逐漸滋生的要求人格獨立的心理；從文人作為一個附屬性階層分析其所表現出的對經濟和權勢需求而形成的依附心理；從方鎮時有的動亂分析入幕文士要求安定和表現出的對禍亂的恐懼心理；從文人自身的素質和立身的資本分析了入幕文人以文才來實現自身價值的心理。第四章《使府文學的地域性和時代性》主要討論了使府文士的創作和文人空間分布以及時代因素的關系。

    第一節論述了幕府文學創作的地域性特點，并試圖揭示安史之亂后南方使府文人對唐代文學區域風格的形成以及對唐代詩歌在中唐以后呈多元化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在對民間文藝和文人創作的比較中，確定了地域性文學特點表現在兩個層次上，即以表演方式和傳播方式——語音、音樂等為重要內容的主要層次；以文本來表現區域所含有的風俗民情、山川地貌、物產等內容的次要層次，指出我們通常進行的所謂文學地域性研究是局限于第二個層次，也就是說面對的是文人作品。這樣可以把我們的研究放在一個合適的文化定位上，從而對文學的地域性差異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就內容來看，使府文學的地區性特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特定區域歷史文化的關注，如對楚文化的關注即是一個方面；二是對特定區域民情民俗的記載；三是對特定區域山川風物的關注。

    第二節則以8世紀后期這一典型階段為中心，從南方使府（以浙東為代表）、北方使府（以李益、盧綸為代表）、蜀中使府（以杜甫為代表）三方面分析使府文學的時代性，詳細論述了8世紀后期在唐代文學發展中的意義，以及其對元和詩壇的深遠影響。通過分析使府文士與流寓江南士人的合作，論述了8世紀后期區域性文學活動的特點，即大歷年間因使府“唱和吸納幕外文士參加，形成了聲勢浩大的規模，其后代之而起的使府唱和則是以府主為中心，以幕僚為基本隊伍的小型文人活動；通過分析北方入幕文人的詩歌創作，論述了安史亂后邊塞詩的創作特點及其與盛唐邊塞詩的異同；通過分析杜甫入劍南幕的經歷，探討了盛唐詩人經歷安史亂后無可奈何的入幕心態。第五章《文人入幕和詩歌創作》主要討論幕府制度對文人創作的影響，幕府文人生活與詩歌寫作之間的關系。

    第一節《使府文人的詩歌風尚》的第一部分論述了使府文學創作中的一種形式——文人唱和詩的內容及其規模，說明使府文人的集體創作對繁榮地方文學創作、促進文學流派多元所產生的積極作用。使府唱和詩空間分布和時間排序說明使府唱和由松散的人員構成過渡為以幕府人員為主體相對穩定的文人團體，這就暗示相對獨立而穩定的文學流派的形成；第二部分論述了以文人入幕出幕為主要內容的送別詩創作的基本類型，揭示了使府送別詩在詩歌發展史上的地位和意義。從文化傳播的角度看，行人成了詩的傳播者，詩人的創作就不再局限于某一孤立的空間，使原來定點的詩歌創作得到廣泛的傳播，有了更為廣大的詩才競爭空間。送別詩具有的介紹或推薦的作用，使它具有明確的功利目的，詩在此時，在一定意義上已由抒情言志轉變為實用工具。

    第二節重點討論文人人幕與盛唐邊塞詩的關系，使通常的對盛唐邊塞詩繁榮的時代風氣的解釋成為個性經歷的解釋。第一部分深入考察盛唐文人入幕的實際，檢討胡震亨以來關于盛唐文人入幕乃一時風氣的觀點，認為盛唐文人入幕非一時社會風氣而是個別現象，文人入幕實緣于個性和經歷；第二部分探討岑參邊塞詩風格形成的原因，指出他越過早期梁陳體的寫作經驗，塑造自己的剛勁奇偉的風格。他克服傳統邊塞詩模擬的陳規，不用樂府古題立題，根據內容自立新題，并致力于用七古的形式創作邊塞詩。他敢于向同時代邊塞詩的優秀詩人挑戰，不再把邊塞詩僅僅看做反映邊地苦寒和對邊地戰爭的態度，而在邊塞詩中展現西北邊地的奇異風光、中亞的風俗人情，大大拓寬了邊塞詩的表現領域。
第六章《文人入幕與散文小說的創作》主要討論使府章奏之學與唐代散文創作的聯系以及使府生活環境對唐代小說繁榮的意義。第一節從序記文、書、表狀文三方面探討使府散文的特征。一、序記文主要論述使府序記文在傳統山水文發展中的意義。首先，它使山水文字在更具體的描繪中展示了地域特色；其次，它豐富了山水文字的抒情格調。二、書主要分析了使府書體文的特點。和舉子自薦文相比，使府干謁散文分析利害比較客觀，伸縮自如；和初盛唐干謁文相比，使府于謁文比較平實，不像初盛唐文人在于謁文中高談王霸，盛氣凌人。三、表狀文主要分析了使府表狀文的基本狀況和特點，認為章奏之學沒有被古文運動所改變在于章奏之學有牢固的實用功能。

    第二節對唐代小說與使府制度的關系作了細致考訂，認為使府是小說創作的重要場所。小說產生于閑話，以娛樂為目的，因而與使府文士的生活發生密切聯系。通常所言科舉行卷促進小說創作繁榮的觀點沒有史料依據；相反，大量材料表明了小說繁榮與使府的關系，說明使府是小說產生的溫床，是小說繁榮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由于各方鎮在地方素材上的優勢以及使府文人廣泛參與小說創作，大量以使府為背景、以使府人物為主人公的作品形成特色，明顯區別于以京師（或京師附近）為背景的作品。平民角色進入作品，體現了唐傳奇“記述奇人奇事”的本質特征。

    余論對全文作小結和補充，并從方法論角度，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提出一點設想。這既是本課題研究的思路，也是以后研究的努力方向。事實上，唐代使府與文學關系的研究還剛剛起步，許多問題的解決也有待于學界同仁的共同關心和投入。我們希望唐代使府與文學的研究，不僅能使人們認識到唐代文學研究中文人分布和地域文化的關系，認識到文人群體對詩歌創作風格和文學流派形成的特別意義，而且能對在相鄰學科的聯系中解決文學史問題的進一步嘗試提供經驗。

戴偉華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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