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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諫對宰輔的制衡關系
宋代相權強化的結果，使得朝野多種矛盾都集中到宰輔的身上。如何有效地保持相權與皇權之間的平衡，就成為朝廷關注的一大問題。臺諫作為皇帝的耳目，其主要目的是擴大皇帝的視聽、遏制相權的膨脹，行使對宰相的監察權，神宗元豐五年（1082）八月，詔曰：“三省、樞密院、秘書、殿中、內侍、入內內侍省，聽御史長官及言事御史彈糾。”（《長編》卷329）臺諫監察的對象，二府首當其沖。臺諫在朝政運轉正常的年月里，也曾經合理地發揮了自己的作用。
1、宰相不可插手臺諫的任免。
宋代宰相將“進退百官”視為自己的當然權力，經常代替皇帝行使用人權，甚至可以引薦二府執政或繼任宰相，上文討論的參知政事、樞密院使副、三司使的任用，都與宰相有關。但是，從理論上來說，宰輔無論如何不能過問臺諫官的任命或罷免，仁宗說：“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長編》卷113）臺諫的主要任務也就無法落到實處。紹圣末，權通判通遠軍李深上書曰：“祖宗故事，凡進退言事官，雖執政不得與聞，蓋以杜絕臺諫私于宰執也。”（《長編》卷491）這一條在宋代已成為祖宗成規，違背者往往要受到朝論的一致攻擊。臺諫官是權力平衡機制中不可缺少的一環，臺諫官的選擇，因此被提高到與決定宰輔人選同樣重要的地步。蘇舜欽曾對仁宗說：“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長編》卷121）
①、臺諫官的薦舉。
宋代特別重視臺諫官的選拔和任用，除了必要的資歷以外，在遴選過程中要保證兩點：其一，薦舉時排除宰輔的干擾；其二，皇帝絕對控制任用臺諫的決策權。
任用官員的第一步就是臣下向朝廷推薦可用之才，“先須擇舉主，使之引類”（劉安世《盡言集》卷12《論楊畏舉御史不當》第二）。推薦者的身份既關系到被薦者的是否有能力，又牽涉到他們復雜的社會背景。元祐五年（1090）九月，蘇轍奏曰：“臣伏見唐制，御史屬官皆大夫、中丞自舉。及本朝舊法，亦皆丞、雜及兩制舉人。蓋以人主耳目之官，不欲令執政用其私人，以防壅蔽。”（《長編》卷448）這是確定臺諫官舉主的最主要原則，皇帝根據此原則來指定臺諫官的薦舉者。《長編》卷205稱：“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知雜事迭舉二人，而自上擇取一人為之。”這種薦舉制度是承襲唐朝而來，《石林燕語》卷1稱：“故事，臺官皆御史中丞、知雜與翰林學士互舉，其資任須中行員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曾任通判人。未歷通判，非特旨不薦，仍為里行。此唐馬周故事也。”
除了御史臺中丞和知雜及翰林學士兩類舉主以外，皇帝還經常指定中書與門下二省的中書舍人和給事中為臺諫舉主。元祐六年（1091）閏八月，詔曰：“御史中丞舉殿中侍御史二員，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同舉監察御史二員，給事中舉監察御史二員以聞。”（《長編》卷465）元祐七年（1092）八月，“詔令御史中丞、侍御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各同舉臺官二員以聞”（《長編》卷476）。詔書中所提及的這三類官員，他們地位都較高，而且與監察工作都有或多或少的聯系，舉薦臺諫可以與他們的本職工作聯系起來。
御史中丞是臺諫之長，薦舉下屬是其份內之事。就在上述哲宗詔書下達的同時，御史中丞鄭雍上言曰：“臣聞風憲之地，責任所專，儻使官屬多由他司所薦，恐非朝廷責任之本意。如未許本臺專舉，且乞用故事，專舉一次。”哲宗立即同意了鄭雍的請求，“詔令御史中丞更舉監察御史二員以聞。”（同前）可見，御史臺長官是臺諫官的主要舉薦者，包括御史臺副長官知雜事，也是最主要的舉薦者之一。翰林學士任職清要，職責之一是在皇帝身邊備顧問，所以，他們也經常對朝廷大事提出意見或提供建議，起類似監察的作用。中書舍人和給事中雖屬二省官員，然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負有封駁之責，行使監察權是他們的本職工作，他們實際上形成臺諫系統之外的第二監察系統。
朝廷選擇這三類人作為臺諫官的舉主，包含深意，這可以使監察工作自成體系，獨立運轉。南宋周必大概括這一遴選制度說：“祖宗故事，明降指揮，令翰林學士、給、舍，或侍從之賢，及臺、諫之長各薦數人，然后就其中選擇用之。”（《文忠集》卷152《臺諫員數回奏》）這里提及的“侍從之賢”者，所負監察、建議職責與翰林學士近似，“以論思獻替為職”（《長編》卷376）。不包括在這幾類之中的其他臺諫官的舉薦者，也一定是皇帝特殊指定的，但以上述幾類最為常見。
②、宰輔不可為臺諫官舉主。
宋代相權強化，宰輔經常自覺或不自覺地插手朝廷所有事務，包括臺諫官的薦舉任用。有時皇帝也有所放松，指定宰輔為臺諫官的舉主之一。有時則為了表示對宰輔的信任，特詔廢除“執政嘗所薦舉不得為御史”的限制（《長編》卷189）。然上述情況或一經發覺，立即會得以糾正；或不久又重新規定宰輔不得為臺諫舉主。仁宗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罷免侍御史張沔、殿中侍御史韓瀆之職，因為他們是宰相李迪直接任命的，仁宗因此重申：“自今臺官有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長編》卷113）慶歷四年（1044）八月，仁宗再詔曰：“自今除諫官，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薦之人”（《宋會要·職官》3之52）。哲宗元符三年（1100）三月，詔曰：“宰臣、執政、侍從，舉臺諫官各三、五人。”隨即下詔修正云：“宰臣、執政官勿預。”（《宋會要·選舉》28之28）靖康元年（1126）四月，欽宗還重申：“臺諫者，天子耳目之臣，宰執不當薦舉，當出親擢，立為定制。”（《宋會要·職官》3之56）
面對朝廷形成的“祖宗成規”，許多宰輔自避嫌疑。元豐二年（1079）十月，參知政事蔡確言：“御史何正臣、黃顏，皆臣任中丞日薦舉，臣今備位政府，理實為嫌，乞罷正臣、顏御史。”（《長編》卷300）元祐五年（1090）七月，太皇太后高氏欲用田子諒為臺官，門下侍郎劉摯即言“子諒，臣之姻家，故事不可用”，田子諒最終不得任臺諫官（《長編》卷445）。元祐六年（1091）八月，御史中丞缺員，輔臣奏曰：“中丞及侍御史闕，緣御史楊畏有言，宜謹擇言者，慮近臣巧說，引其密黨，以此臣不敢進擬。”（《長編》卷464）
反過來，因臺諫的進言而獲得執政的位置，同樣是需要避嫌的。慶歷三年（1043）七月，諫官歐陽修、余靖、蔡襄言“樞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朝廷因此改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范說：“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堅決加以推辭。（《長編》卷142）范仲淹不接受中書職務，不是因為自己的資歷或能力不夠，僅僅是因為避嫌。
③、宰輔不可罷免臺諫官。
宰輔在選用、任命臺諫官方面沒有發言權，在罷免臺諫官方面同樣不許插手。否則，臺諫的監察作用將流為一句空話，因為宰輔只須將與他們作對的臺諫官設法罷免，就可以躲避監察了。宋代在這一方面也有嚴格的制度保證。
嘉祐元年（1056）十二月，臺官范師道、趙抃得罪宰相被出，御史中丞張昇立即抗言說：“天子耳目之官，進退用舍，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愿明曲直，以正名分。”且要求與其屬下共進退。爭論到最后，宰相李沆不得不自請外放，離開中書，仁宗則對張昇賞識有加。（《長編》卷184）在這一中書與臺諫爭辯的過程中，明顯看出皇帝扶持臺諫勢力，以遏制宰相權勢的意圖。
④、皇帝對臺諫官任免權的控制。
皇帝直接控制臺諫官的任免權，是臺諫官發揮“天子耳目”作用的保證。這種控制，不僅表現在推薦臺諫官的舉主每次都由皇帝指定，而且，皇帝有時還直接下達詔令，干涉臺諫官的任免。大約有以下兩種干涉方式：
其一，否決大臣的薦舉，任命自己中意的人選。慶歷八年（1048），“臺闕知雜，執政欲進其黨”，仁宗卻另外任命何郯為侍御史知雜事，并對何郯說：“卿不阿權勢，故越次用卿。”（《長編》卷165）
平日，皇帝就留意臺諫人選，需要時就可以及時提拔。紹興年間，趙鼎由司諫遷為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范宗尹認為不合制度，高宗回答說：“朕除言官，即置一簿，考其所言多寡，此祖宗舊制，外廷未必知也。鼎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事。”（《宋宰輔編年錄》卷14）從高宗的話來看，不但他自己注意臺諫任職時的政績，而且這種做法是“祖宗舊制”，由來已久。
其二，不要臣下推薦，直接下旨，任命或罷免臺諫官。仁宗寶元二年（1039）十二月，仁宗認為御史中丞孔道輔與二府大臣朋比為奸，“詔中書，自今御史闕官，宜如先朝舊制，具兩省班簿來上，朕自擇官令舉人。”（《長編》卷125）取消了臣下的薦舉臺諫權。當然，這條詔令并沒有被很好地貫徹落實，但皇帝越過舉薦者，直接任命臺諫官之事，還是時有發生。英宗治平二年（1065）六月，御史臺“闕兩員，舉者未上，內出（范）純仁、（呂）大防名而命之。”（《長編》卷205）這是皇帝親自任命臺諫之例。神宗熙寧三年（1070）六月，貶知諫院胡宗愈，神宗對執政指責胡宗愈說：“略不為朕作耳目，專沮敗朝廷所欲為。”（《長編》卷212）元豐五年（1082）四月，神宗又親筆批復“（滿）中行奏事不實不當，落侍御史知雜事。”（《長編》卷325）這是皇帝親自黜落臺諫之例。
多數臺諫官的任命，還是在臣下推薦的基礎上，由皇帝再做出最后決斷。宋代“祖宗法制，臺諫官必出自宸衷”（《山堂考索》后集卷6《官制門》），“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長編》卷113）。另一方面，任用臺諫官，不參考臣僚意見，也是不可取的。徽宗時，“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官并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得徽宗首肯（《宋史》卷314《范純禮傳》）這是防止臺諫官的薦舉落入宮妃、內侍之手的措施。宋代的君臣，都對臺諫官的任用十分注意，以保證皇帝的決斷權利。《東軒筆錄》卷3載：“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仁宗疑之，異時，因問許公（呂夷簡）曰：‘何故久不除中丞？’許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圣意，臣等豈敢銓量之？’”慶歷三年（1043）三月，仁宗親選歐陽修、余靖、王素為諫官，蔡襄聞之賀詩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盡相歡。”不久，蔡襄也得除諫官（詳見《涑水記聞》卷4）。
依據史料，宋人任命臺諫官的過程大致如下：先由皇帝指定舉薦者，然后皇帝根據推薦上來的名單做出抉擇，任命臺諫官。在整個過程中，始終保證了皇帝意圖的貫徹實施。仁宗曾對宰相言及臺諫選擇的標準，說：“諫官、御史，必用忠厚淳直、通世務、明治體者，以革浮薄之弊。”（《長編》卷171）無論皇帝根據什么途徑選擇臺諫，大體都是依照這個準則。
⑤、宰輔與臺諫之間的回避制度。
臺諫與宰輔之間既然存在著一種監察平衡的機制，在人選方面就必須有所回避，以免徇私枉法，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宋代史料中有大量的這方面記載：仁宗慶歷六年（1046）八月，監察御史唐詢出知湖州，“以宰相親嫌罷也”（《長編》卷159）。元祐六年（1091）三月，“殿中侍御史岑象求為金部郎中，以避蘇轍親嫌也”（《長編》卷456）。元祐八年（1093），“詔執政官親戚不除諫官”（《宋會要·職官》3之55）。元符元年（1098），曾布列舉近日所除的臺諫官，“皆是執政門下人，不可用。”哲宗深表同意（《長編》卷494）。元符三年（1100）十一月，王覿新授試御史中丞、兼修國史與實錄修撰，左正言任伯雨等立即上言說：“史院系宰相監修，今中丞仍為屬官，朝夕相見，恐非所以重風憲、遠嫌疑之道。”王覿因此改除翰林學士（《宋會要·職官》17之26）。隆興二年（1164）九月，監察御史王稽中自言與執政王之望“素昧平生”，“然士大夫皆言臣是之望所薦”，“若不回避，清議不容”，孝宗因此下詔辯明說：“王稽中乃朕親擢，非王之望所屬，不當過為回避。”（《宋會要·職官》17之34）
劉安世曾總結用臺諫官之例說：“凡見任執政曾經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為臺官，蓋欲其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也。”（《長編》卷415）具體地說，就是二府宰輔的子弟、親戚、門生，以及宰輔進入二府之前所舉薦的朝臣等等，都必須回避，不得任臺諫官。章惇對太皇太后高氏敘述這個回避制度說：“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為臺諫官，皆徙他官。”（《長編》卷360）這就從制度上保證了宰輔不可操縱臺諫。
推而廣之，有時皇帝對二府大臣與臺諫的關系過于密切也要心存疑忌。慶歷初，二府大臣范仲淹、富弼等主持朝政革新，諫官歐陽修極力襄助，“慶歷革新”很快失敗，與皇帝對他們之間的關系有所懷疑有關。直到慶歷末年，朝臣還以此為言，稱“自昔年二府大臣及臺諫官有互為表里者，圣聰覺悟，已行黜典”（《長編》卷163）。
這種回避制度因皇帝的好惡時時被破壞。熙寧初，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其連姻謝景溫為侍御史知雜事，因為神宗特別信任王安石，兩人之間不僅沒有回避，謝景溫還時常充當王安石掃清政敵的喉舌。熙寧末年，王安石再次入相，其子王雱任右正言，雖然王雱病廢，但依然是與制度相抵觸的。而此時的御史中丞鄧綰也是靠依附王安石得以升遷的，他不但在政治上阿諛王安石，而且甚至上言要求錄用王安石的子與婿，連王安石也認為“綰為國司直，職當糾察官邪，使知分守，不相干越，乃與宰臣乞恩，極為傷辱國體。”（《長編》卷278）元祐二年（1087）八月，呂陶上疏言：“本朝故事，為御史者，有兩府是舉主，并須回避。……近歲以來，此制隳紊，只避親戚，不避舉主。昨除杜純為侍御史，明知是韓維親家，略不回避，奮然用之，無復忌憚。”（《長編》卷404）元祐四年（1089）六月，朝廷任命韓忠彥為尚書左丞，“右諫議大夫范祖禹之妻與忠彥之妻，從兄弟也，祖禹引嫌乞回避。右司諫吳安詩言忠彥之妹嫁其子，右正言劉安世言其子娶忠彥之女，皆乞回避。詔特不回避，仍不得為例。祖禹等力辭，訖不許。”殿中侍御史孫升進諫說：“朝廷設諫官、御史，為人主耳目，正欲檢察大臣之私。今諫官、御史七員，而令諫官三人不避大臣之嫌，則是人主耳目已廢其半矣。雖陛下待大臣以至公，責諫官以大義，然固有成法，既許規避。則人之常情，不無私意，既廢國法，又抑人情，故公議有所未協。”朝廷沒有采納孫升的意見，再次人為地破壞了回避制度（詳見《長編》卷429）。
2、臺諫對宰輔勢力的遏制。
皇帝有意識地扶持臺諫勢力，用以監察宰輔議政、施政、決策過程中的缺失。至和二年（1055）六月，趙抃入對，就將臺諫對宰輔的監察重要作用做了說明，言：“宰相有罪惡彰露，跡狀狼籍，諫官不論列，御史不糾彈，天子不得聞，下情不得通，積日持久，天子之勢危矣。”（《長編》卷180）哲宗時御史中丞邢恕闡述御史的作用說：
執政大臣欲擅權者，必先摧沮臺諫官，臺諫氣奪，則無敢議己者，然后得以專輒用事，封殖朋黨。明圣有為之主欲收攬權綱者，必先擇臺諫，非其人則或廢黜，或他遷之。如得其人，則須聽用其言，然后執政大臣不得專權用事，威福不出于己，則朋黨自然破散，群下莫不一意以事君，忘私而徇公，則主勢隆于上，治道成于下，非小補也。（《長編》卷493）
在朝廷各個職能部門運轉正常的情況下，臺諫確實發揮了較好的監察作用。史稱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山堂考索續集》卷36《官制門》）。宋代眾多宰輔的去職，都與臺諫的彈劾有關。皇祐三年（1051）十月，宰相文彥博出知許州，起因于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的彈劾；慶歷七年（1047）三月，宰相賈昌朝與樞密副使吳育爭執，御史中丞高若訥言“陰陽不合，責在宰相”（《長編》卷160），賈昌朝因此罷相；至和二年（1055）六月，宰相陳執中因殿中侍御史趙抃等的“交章論列”而罷免；嘉祐六年（1061）四月陳旭罷樞密副使，因臺諫“交章論列”，仁宗雖然“知言者非實”，但還是遵循臺諫輿論（《長編》卷193）。宋代這一類事例是不勝枚舉的。但是，多數集中在北宋中期以前。北宋后期以來，朝綱紊亂，臺諫漸漸為宰相所用，局面就顛倒過來了。
因臺諫監察、中書不得隨意行事的事例就更多了。至和二年（1055）五月，“詔中書公事自今并用祖宗故事施行。初宰相劉沆建言中書不用例，而議者皆以為非便，左司諫賈黯奏罷之。”（《長編》卷179）臺諫勢力鼎盛時甚至能一定程度上左右中書宰相意志，嘉祐四年（1059）七月，陳舜俞、錢藻、汪輔之策試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并入等，陳舜俞、錢藻皆授官，汪輔之因監察御史里行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輔之躁忿，因以書誚讓富弼曰：‘公為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天下何賴焉！’弼不能答”（《長編》卷190）。
為了防止御史處理事務受中書影響，宋人確立臺諫言事獨立的原則，甚至不允許皇帝插手。咸平二年（999）四月，御史中丞張詠上言：“請自今御史、京朝官使臣受詔推劾，不得求升殿取旨及詣中書咨稟。”獲真宗同意。（《長編》卷44）“受詔推劾”，本來就是秉特旨辦事，關鍵是不到中書稟報，排除了中書的干擾。咸平五年（1002）六月，又詔曰：“御史臺勘事，不得奏援引圣旨，及于中書取意。”（《宋會要·職官》55之4）獨立言事的原則，是臺諫發揮監察作用的有效保證。為了防微杜漸，規定“諫官例不與宰相相見”。
元祐四年（1089）十二月，太皇太后高氏欲宰相呂大防傳話給臺諫官劉安世等，呂大防便引此規定拒絕（詳見《長編》卷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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