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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與宰相的關系
參知政事作為宰相的副手，日常政務或事務中，與之發生聯系關系最多的就是宰相。上一節已經討論到參知政事對宰相職權的侵奪，這僅僅是一個角度，這一節從其它角度繼續討論兩者的密切關系。
1、宰相對參知政事的控制。
參知政事作為宰相的副手，兩者之間有明確的上下級關系。即使后來參知政事的地位有所提高、職權有所擴大，也沒有絲毫改變這種固定關系。從理論上來說，參知政事始終置于宰相的領導之下，其職能的發揮，某種程度上是宰相意志的體現。即使深得皇帝信任、獨攬中書大權的參知政事王安石，也對神宗說："名分有上下，如臣為參知政事，眾以為過當。然曾公亮所批判，臣但有不著字，與公亮反復論可否，豈敢改公亮文字？臣若改公亮文字，即左右攻臣者必眾，陛下必極以為臣不可，臣職任于公亮乃是等夷。"（《長編》卷234）元豐六年（1083）八月，修建左右丞廳堂，只是尚書左丞蒲宗孟、尚書右丞王安禮"僉書用尚書省印，既不赴王珪、蔡確書押，又不經開拆房行下工部"，宰相王珪、蔡確和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禮因此都受到處罰（《宋會要·職官》66之24、25）。神宗改制后，左右丞也必須置于宰相的領導之下，不可擅做決定。在兩宋的大多數時期內，基本情況都是如此。我們可以分別從以下幾種角度觀察。
① 參知政事的任命。
參知政事的任命權，理論上掌握在皇帝手中。然而，皇帝的任命，依據不外乎兩點：一是對朝中大臣平日所積累的印象，二是聽從周圍大臣的推薦。第一點時時需要依賴第二點，平日周圍大臣對某人的稱譽、推薦次數多了，皇帝對此人的印象自然加深，最后就可能體現在人事的任命上。有資格向皇帝推薦參知政事的大臣，首推宰相。宰相，一般說來，總是皇帝比較信賴的大臣。皇帝如果想依賴某一宰相治理國家，那么，對其更是言聽計從。況且，參知政事的任命本來就是為了協助宰相日常工作，皇帝在任命時當然要考慮到這方面因素。而權相當政時，干脆直接將任命權拿到自己手中。所以，參知政事的任命，往往體現宰相的意志。與宰相政見相同或相近者，與宰相關系密切或私交甚篤者，善阿諛奉承宰相者，總是優先被宰相引入中書，除拜執政。從另一方面來說，宰相只有推薦與他能相對保持一致的人選出任參知政事，才能保證自己的施政方針得以順利貫徹實施。欲在政壇上有所作為或喜獨攬大權的宰相，更加注意參知政事人選的選擇。
最早除拜參知政事的是呂余慶和薛居正。呂余慶是太祖登基前的舊日幕僚，深得太祖信任。薛居正的除拜則與宰相趙普有關，《長編》卷5注引《太祖新錄·竇儀傳》稱："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執守，欲用為相，趙普忌儀剛直，遽引薛居正參知政事。"太祖初設參知政事，完全是為了趙普著想，任命時征求、參考、尊重趙普意見，是合情合理的。即使是呂余慶，當年與趙普同為太祖幕僚，早有私交。開寶六年趙普免相時，惟有呂余慶為其辯解。可見他們關系之一斑。
再以王安石任宰相期間所除的參知政事為例。王安石熙寧三年（1070）十二月拜相，熙寧七年（1074）四月罷；熙寧八年（1075）二月再入相，熙寧九年（1076）十二月罷，兩次任相的時間加起來總共五年零二個月。任職期間所除授的參知政事有三人：韓絳、王珪、元絳。這三人無一例外，都是王安石的政見相同者，或依賴奉承王安石得入中書。
韓絳，熙寧年間阿附王安石，"王安石每奏事，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為助。"（《宋史》卷315《韓絳傳》）熙寧三年除拜參知政事。因維護王安石新法，被時人稱為"傳法沙門"。王珪，對王安石新法從而和之，善阿諛，無所建明，熙寧三年除拜參知政事，人稱"三旨相公"（《宋史》卷312《王珪傳》）。元絳，"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宋史》卷343《元絳傳》），熙寧八年得除參知政事。
即使是王安石致仕退居之后，朝廷任命的參知政事（官職行，改稱）也都是王安石的門生子弟和政見相同者，保持了政策的連續性，如蔡確、章惇、張璪等等。這一系列的任命，明顯體現了王安石的意志和他的好惡。因為王安石的變法得到神宗的大力支持，是神宗的一貫主張，故這些任命同樣體現了神宗的意志。
權相當政期間，參知政事人選的確定，往往只體現宰相一人的意志，而與皇帝無關。《揮麈前錄》卷3載徽宗年間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元祐名卿朱紱者，君子人也，嘗登禁從。紹圣初，不幸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晉用，上疏自陳與奸人同姓名，恐天下后世以為疑，遂易名諤，字曰圣予。蔡元長果大喜，不次峻擢，位至右丞。
朱紱官至宰輔居然用得就是如此拙劣的阿諛手段，蔡京偏偏就喜好這種迎合奉承。這樣的用人法，所體現的就是蔡京的意志了。此外，權相為了維持自己大權獨攬的局面，總是走馬燈式地換用參知政事，以免某一人形成與自己抗衡的政治勢力，如紹興年間秦檜的所為。
② 參知政事的任期。
參知政事的任期與宰相的任期比較，相對短暫。因為宋代只有宰相擅權、久居相位的，如趙普曾獨相10年、秦檜曾獨相18年、史彌遠曾獨相26年、賈似道在相位15年等等。參知政事如得皇帝寵信、把持實權，總是很快升遷到宰相的位置上來。如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僅一年多時間即拜相，秦檜任參知政事只有六個月即拜相。
參知政事的任期沒有固定的時間，其長短視具體情況而定。北宋初年，皇帝與宰輔同心同力，政府機構比較穩定，呂余慶和薛居正的任期就與趙普獨相時間相始終，將近十年。一般說來，參知政事的任期大約在二三年之間。宋代在兩種情況下參知政事的任期特別短暫，一是家國危亡、兵荒馬亂之際，即北宋和南宋末年；一是宰相擅權時期。第一種情況不言而喻，不再贅言。第二種情況恰好顯示宰相對參知政事的影響和控制，略加說明。
宰相擅權，大都發生在北宋末年和南宋時期。北宋末年，未經戰亂，制度比較健全，雖有宰相蔡京擅權，但獨相獨權的局面持續并不長。崇寧元年（1102）七月至崇寧四年（1105）三月和大觀元年（1107）正月至大觀三年（1109）六月，蔡京約總共獨相五年半時間。南宋宰相獨相獨權的時間既長、出現又頻繁，參知政事一度時期內如走馬燈，更換頻仍，一定程度上成為一種擺設。
秦檜紹興八年（1138）三月再入相，拜右仆射，紹興十一年（1141）六月進為左仆射，一直到紹興二十五年（1155）十月致仕，獨相18年。在此期間，一共更換了20位參知政事，依次為劉大中、孫近、李光、樓炤、王次翁、范同、萬俟卨、程克俊、李若谷、段拂、詹大方、余堯弼、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湯思退、董得元。其中，任期在一年以內的12位，最短的李若谷任參政只有一個月，最長的王次翁任參政二年零九個月，越到后來更換越頻繁。《朝野雜記》甲集卷9"高宗朝參政最多"條說：
太祖乾德二年始置參知政事。自是凡十三年，止四人而已。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參知政事凡三十七人；徽宗在位二十六年，凡三十四人；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凡四十八人；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凡三十四人。以累朝較之，高宗朝除人最多，蓋秦丞相專權，不欲其久在位故耳。
《宋宰輔編年錄》卷6載：
自秦檜專國，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率由庶寮一二年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庭，謂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褫其職名，闕其恩數，猶庶官云。
周必大也對孝宗談及此事，說：
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后遂以為然。（《宋史》卷391《周必大傳》）
在這種非正常態之下，參知政事完全喪失了自己的職能和職權，僅僅成為宰相的附庸。《老學庵筆記》卷8說："秦丞相晚歲權尤重。……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既不敢他語，惟盛推秦公勛業而已。"這時的參知政事，僅僅是制度的一種擺設。
③ 參知政事被排除在議政之外。
太宗以后，參知政事參政、議政已經獲得了制度上的保證，然由于參知政事相對于宰相的下屬位置，在喜歡攬權的宰相或權相當政期間，參知政事依然時常被排除在參政、議政的圈子之外。王安石在熙寧三年（1070）十二月拜相后，參知政事便成為可有可無的擺設，中央政務"只是宰臣王安石與都檢正官曾布商議，而參知政事馮京、王珪或有不先預聞者。"曾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謂布當白兩參政，指馮京及王珪也"，曾布回答說："丞相已議定，何問彼為！"（皆見《長編》卷220）。上文例舉秦檜當政時期，參知政事同樣無所作為。南宋權相在位期間，大致情況都相同。
宰相對參知政事的控制和操縱是兩者關系中的主要方面，即使不是上述秦檜當政時期那種極端關系，一般情況下，參知政事仍然是要迎合宰相以鞏固自己在政府中之位置的。《宋史》卷281《寇準傳》載：
初，丁謂出準門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須，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須邪？"謂甚愧之，由是傾構日深。
多數參知政事皆要不同程度地迎合宰相，只是做的不象丁謂那樣露骨罷了。
2、參知政事與宰相的相互制衡
上文討論參知政事既是置于宰相的領導之下開展工作的，有時又會侵奪宰相的職權。實際上，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制衡關系。沒有參知政事的合理配合，中樞機構就難以正常開展工作。而且，參知政事也是皇帝身邊的親近大臣，參與朝政討論，他們的意見時常影響了皇帝的決斷，反過來制約著宰相的參政和議政權。尤其是后來皇帝有了以參知政事分宰相之權的想法之后，這種制約關系更加明顯。宋孝宗在任命周必大為參知政事時所說的一句話，可以視為兩者關系的理想表達，孝宗說："執政于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宋史》卷391《周必大傳》）《古今源流至論》后集卷2《參政》也提出一種理想關系，說："有協同而無捍格，有相維而無相激。相有舉事之非，則為參者抗議正救，不曰越職；參有建議之失則為相者廷爭力辨，不曰侵官，此非古者相規之意歟？"當然，這種理想的"和而不同"的制衡關系，很難實現。要么是結黨阿附，黨同伐異，要么是勾心斗角，爭權奪利。總之，在一般情況下，兩者之間都是存在著一種制衡關系的。
① 參知政事的參政、議政要求。
這種制衡關系首先表現為參知政事積極要求參政、議政，不甘心僅僅做宰相的附庸。在北宋前期機構運轉正常態之時，這種積極要求并不是爭權奪利的表現，而是對自己職權的一種確認。神宗熙寧元年（1068）正月，唐介拜參知政事。"先是，宰相省閱所進文書于待漏舍，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后遂為常。"唐介所爭的不僅僅是審閱文書的權利，而是參知政事參政、議政的權利。唐介正因為遇事敢言，"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輩栽培，而荊棘則甚多矣。'"（《湘山野錄》卷中）所以，當王安石獨攬中書大權時，唐介便多次與之爭論，因沒有結果，"不勝憤，疽發于背，薨。"（皆見《宋史》卷316《唐介傳》）為忠于職守，竟死于職任。
當參知政事被剝奪參政、議政權時，忠于職守者或上奏疏抗議，或辭官而去。高宗紹興年間，宰相趙鼎和張浚獨攬大權，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為名。"參知政事沈與求和知樞密院事孟庾皆憤憤不平，說："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邪？"紹興六年（1136）二月，張浚再次外出視察軍隊，沈與求不得預聞，退而嘆息說："此大事也，吾不與聞，何以居位？"便堅決辭官而去。（《宋史》卷372《沈與求傳》）皇帝過分依賴宰相，權力發生傾斜，破壞了權力制衡原則，沈與求不愿尸居其位，只有以辭官作為抗議。
② 參知政事駁議宰相。
這種制衡關系其次表現為參知政事不同意宰相的意見，反復駁議，最終有所改變。一部分參知政事，深切領會官制設置的意圖，堅持職守，并不阿附宰相。在北宋前期體制運轉比較正常的情況下，這種情形時而發生。仁宗即位初，魯宗道任參知政事，遇事敢言，人稱"魚頭參政"，"因其性，且言骨鯁如魚頭也。"（《宋史》卷286《魯宗道傳》）時用王欽若為首相，魯宗道時時有所駁議，"欽若不堪，曰：'王子明（旦）在政府日，不爾也。'魯宗道曰：'王文正先朝重德，固非他人可企。公既執政平允，宗道安敢不服。'"（《長編》卷101）
仁宗朝另一參知政事吳育，亦風骨凜然，《長編》卷169載：
（吳）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與宰相賈昌朝數爭議于上，殿中皆失色，育論辯不已，乃請曰："臣所辯者職也，顧力不勝，愿罷臣職。"
吳育所堅持的是職責，不惜丟官。宰相與參知政事意見相左到這種地步，當然已經違背了"和"的原則，仁宗只得將吳育與樞密副使丁度對換職位。
有時，因為皇帝更加信任現任的參知政事，以至于一位參知政事能夠推翻整個宰輔班子的意見，逼迫宰相去位。慶歷四年（1038）九月，仁宗欲用陳執中為參知政事，諫官蔡襄、孫甫等一致反對，仁宗強行貫徹自己的意見。《涑水記聞》卷4載：
（陳執中）既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為相，賈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立異。蔡襄、孫甫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于是中書共為奏曰："今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既奏，上頷之。退歸，即召吏出札子，令襄、甫且如舊供職。衍及得象既署，吏執札子詣執中，執中不肯署，曰："向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衍，衍取札子壞焚之，執中遂上奏云："衍當顧二人，茍欲令其在諫署，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取札子焚之以滅跡，懷奸不忠。"明日，衍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即日發遣。賈昌朝為相，蔡襄知福州，孫甫知鄧州。頃之，得象亦出知陳州，執中遂為相。
象這種參知政事特別得皇帝信任的，不久必定升遷為宰相。
③ 參知政事調和政府矛盾。
參知政事對宰相工作的制衡關系，不僅僅表現在與宰相意見不一致的時候。稱職的參知政事，甚至能起到彌合政府裂縫、調節宰相與其他大臣的矛盾、維護"和"的原則的關鍵性作用。當宰相遭受或上或下的攻擊、壓力時，自身的辯護就顯得軟弱無力，參知政事從旁調和彌合，往往能夠事半功倍。這是制衡關系的正面反映。高宗年間的參知政事張守，就曾起過這樣的作用。《宋宰輔編年錄》卷15載：
守在政府，一日，上出侍御史沈與求論宰相范宗尹章付守，倚守為相。守再拜曰："四郊多壘，國步未安。閱一月而再論相，何以系天下望？左右彌縫，臣之職也。"退，上章爭益力，天子異焉。他日顧宗尹曰："近世進不相傾奪者幾希，張守之賢未之見也。"且命事無大小，宜悉咨決。建炎、紹興間，呂（頤浩）、范（宗尹）、趙（鼎）、張（浚）先后秉政，守夙夜寅恭，協和群辟，惟靖國是務。及進，則退然若不自己出，向之自為封畛者始愧而革。而吳丞相元中、李丞相伯紀相次起廢，李參政泰發亦自庶僚持從橐善類匯進，多時相所不快意者，悉守調護之力。黨附之俗，至是潛為消弭。
張守將"左右彌縫"理解為參知政事的職責之所在，他所做的"彌縫"工作有兩個方面：一是宰相遭受攻擊時為其辯解，以求政府和政局的穩定；一是維護不被宰相所喜歡的人士，并使他們逐漸得到重用，努力做到人盡其才，調和各派矛盾。南渡前期，南宋小朝廷得以穩固，并取得軍事戰爭的一系列勝利，其中有張守的這一份功勞。
④ 參知政事參與策劃的政變。
參知政事參與策劃反對當權宰相的政變，是權力制衡的一種極端表現。即在權力無法制衡的情況下，采取了消滅對方勢力的方式解決雙方的矛盾。兩宋時期，只發生過一次這樣的政變。寧宗開禧三年（1207）十一月，朝廷中反對韓侂胄繼續發動對金戰爭的大臣們策劃了一場政變，以史彌遠為主謀，主要參與者就是兩位參知政事錢象祖和李璧。政變成功后，錢象祖兼知樞密院事，李璧兼同知樞密院事，兩位參政一度主持中央工作。
⑤ "和而不同"關系的實現。
"和而不同"的理想關系，在北宋也曾一度實現。歐陽修嘉祐六年（1061）閏八月拜參知政事，當時的首相是韓琦。歐陽修"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宋史》卷319《歐陽修傳》）同時，歐陽修遇事敢言，并不茍合他人，《長編》卷209載：
初，英宗以疾未親政，太皇太后垂簾，修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不可，修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己出，同列未及啟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未建明利害及所請，前此執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稱修曰："性直，不避群怨。"修亦嘗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
如此直言不諱，卻又能與宰相同心同德，精誠合作，在兩宋宰相與參知政事關系史上極為少見。英宗體弱多病，又以外藩入繼大統，政權能夠得以平穩交接，政局能夠得以穩定，全部依賴中書大臣的通力合作。
元祐年間，范純仁為右仆射，王存為尚書左丞。二人自熙寧中論事即相互推重，"及同執政，趣又多合"，然意見相左時又"不茍相比"，也是宰相與副手"和而不同"的范例（詳見《長編》卷429）。
綜上所述，宋代參知政事是作為宰相的行政助手而設立的，他們雖然一度取得與宰相分庭抗禮的權力，但為時甚短，應該被視為一種非正常態。參知政事職權的行使對宰相的權力運作有制衡作用，不過，一個大的前提是參知政事基本上被置于宰相的控制之下，一個總的趨勢是參知政事越來越多地成為宰相的附庸，或成為一種制度的擺設。宋代參知政事職權的演變，同樣與宋代相權的膨脹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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