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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相權短暫的萎縮
宋代相權確實曾經一度萎縮，但這是個別皇帝不遵循規章制度、過分攬權的短期行為，在宋代并不具典型意義。這種情況發生在宋太宗掌政的前期，是在特殊歷史背景下形成的特殊情形。
1、太宗登基的特殊背景。
太祖與太宗之間的權力交替，有許多不明不白的神秘之處，后人從中嗅到了宮廷政變的可疑氣味。這一次政權更替，破壞了已成習慣的“父終子代”的繼承法，而代之以“兄終弟代”的方式。這樣的皇位繼承方式，據說是太祖和太宗的母親杜太后臨終前的遺命。太后意識到趙宋代周的原因是“柴氏以幼兒主天下，群心不附”，所以告戒太祖說：“汝后當傳位汝弟”，且說：“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當場聽從了母親的告戒（《長編》卷2）。且由趙普寫成誓書，藏之金匱。有關這段“金匱之盟”故事的真實性，歷代都沒有人懷疑，近代史學家張蔭麟則對此提出質疑，認為其中有五大破綻，斷其為偽造。
宋太宗要用編造謊言的方式來證實自己入繼大統的合法性，已經可以隱約看出這一次皇位交替的不可告人之處。開寶九年（976）太祖去世時，太宗已經38歲，太祖次子德昭也已經25歲，第四子德芳已18歲，太祖就是傳位于子，也稱得上是“立長君”。據說，太祖臨終，“夜召晉王（太宗），屬以后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長編》卷17）《長編》中的這一段是根據文瑩的《湘山野錄》載入，當時的《實錄》與《正史》皆避而不談。后人則懷疑其中有政變的陰謀，以“燭影斧聲”指太宗殺兄奪位。況且，太祖皇后宋氏則曾試圖讓德芳承繼皇位，只是發現太宗已經搶先一步后，才特別凄慘地說：“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長編》卷17）太祖十月去世，太宗登基后，于當年十二月便改元為太平興國，《長編》卷17稱太宗“以親政逾月，特與天下更始，非故事也。”種種情形，使得太宗的皇位承繼籠上了一團濃濃的疑霧。
2、太宗的疑忌心態。
太宗以不明不白的手段奪得皇位后，疑忌之心特重，對他人時時戒備，不惜采取殘酷打擊的手段。太平興國四年（979）八月，逼死侄子德昭；太平興國七年（982）四月，以謀反罪一貶再貶皇弟廷美，并將其逼死在貶所；又因此逼瘋兒子元佐。這一系列慘不忍睹的骨肉相殘的情景，在皇位承繼相對平穩的宋代是十分罕見的。直到晚年，對自己親手確定的皇太子，依然猜疑重重，對寇準說：“四海心屬太子，欲置我何地？”（《長編》卷38）
對自己的親生兒子都信不過，對待二府大臣更是如此。太宗其實沒有信任過一位二府大臣，認為他們無非都是依附皇權、貪慕榮華富貴的自私之徒。同知樞密院事劉昌言罷，太宗就認為他應該是為失去榮華富貴而“啼泣”不已；宰相呂蒙正罷，太宗又“想其目穿望復位矣”。錢若水曾當面駁斥太宗，認為當時“不求榮爵者甚多”，劉昌言、呂蒙正即使罷二府職，也不至于如此卑污可憐（詳見《長編》卷41）①。正是因為對大臣的品質有這種極其輕蔑的認識，太宗就不會放心地將權力交給臣下。所以，右補闕田錫批評太宗對待宰相是“置之為具臣，而疑之若眾人”（《長編》卷25）
3、相權的萎縮。
太宗在位期間，由于過分的猜忌心理作怪，對臣下一概不放心，大權獨攬，事無巨細，皆喜歡插手過問，其勤政發奮，在兩宋帝王中實屬罕見。太宗自稱“朕自君臨，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聽四方之政，至于百司庶務，雖細微者，朕亦常與詢訪，所以周知利害，深究安危之理”。又說：“有司常職，米鹽細事，朕亦不憚勞苦，并躬親裁斷。”（《長編》卷38）這一切并不是太宗的自我夸大之辭。在軍事方面，因為對將帥的猜疑，邊塞作戰時太宗喜歡親授前敵指揮員以陣圖。太宗年間，是宋朝對周邊民族之軍事勢力由優勢轉為劣勢的關鍵時期，王禹偁認為主要原因在于“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眾而不自專故也”（《長編》卷42），即太宗對將帥的不信任是宋朝軍事勢力由盛轉衰的重要原因之一。民政方面，或“上躬親聽斷，京城諸司獄有疑者，多臨決之”（《長編》卷22）；國家財用也“孜孜庶務，或親為裁斷”（《長編》卷34）。行政方面，則“親選多士，殆忘饑渴，召見臨問，以觀其材，拔而用之”（《長編》卷24）。太平興國六年（981）九月，置差遣院以分中書用人權，“詔應京朝官除兩省、御史臺自少卿監以下奉使從政于外受代而歸者”，“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員，類能擬定，引對而授之”，原來“除授皆出中書”，“至是，與朝官悉差遣院主之”。（均見《長編》卷22）淳化二年（991）八月，置審刑院以分中書司法權，“凡獄具上奏者，先由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復以聞，乃下審刑院詳議，中復裁決訖，以付中書”（《長編》卷32）。
太宗如此作為，部分相權或被收歸皇帝所有，或被新設的機構所分割，相權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損害。宰相呂蒙正對太宗說：“今陛下躬決萬幾，臣下止于奉行圣旨”（《長編》卷36），實際情況也大致如此。太宗喜歡用才能相對平庸、阿順聽話者為相，如宰相李昉，太宗評價說：“自知才微任重，無所彌綸，但憂愧而已”（《長編》卷39）。太宗自己也責怪二府大臣“競為循默，曾不為朕言事”（《長編》卷34），但太宗就沒有反思一下現狀如此的根本原因何在。太宗在位期間，是宋代相權最為萎縮的時期。
宋代與此類似的還有神宗朝。神宗是一個極想有所作為的皇帝，個性鮮明，有相當的才能和開拓意識。神宗開始時完全信賴王安石，自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去職，神宗越來越難以相信臣下，逐漸獨攬朝綱。元豐改制，神宗規定三省輪班奏對，以便自己一手統領。《長編》卷288稱：“上臨御日久，群臣畏上威嚴，莫敢進規。”當時的宰輔們，也多阿順神宗旨意，王安禮說：“吾儕今日曰：‘誠如圣諭’，明日曰：‘圣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長編》卷336）如此以來，朝廷越來越缺乏真正的人才，神宗也“有無人材之嘆”（《長編》卷338）。這是宋代相權的又一度萎縮，只是時間與太宗朝相比，更為短暫。
宋代的這兩次相權萎縮，原因錯綜復雜，與皇帝的登基背景、個性、才能、志向等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后人討論的設置差遣機構以分宰相權力的作為，許多也發生在這些時期。這是值得注意的特殊現象，但也不能以偏概全，將短期行為擴張為普遍行為，以至對宋代宰相的職權產生不應有的誤解。太宗朝相權之萎縮大約持續二十余年，神宗朝則不到十年，二者相加，亦不過三十年左右。在認識到宋代曾經有過的相權之短期萎縮的現象之同時，也不應該以這短期現象去衡量其它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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