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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歷代職官制度，可分為中央和地方兩大組成部分，而以中央職官制度居首要地位。在中央職官制度中，宰輔制度是其樞紐核心。中央政府的各種機關之設立和體制之設定，都是圍繞著宰輔制度而一一展開。了解一個朝代宰輔制度的概貌，就能大致明了這一朝代的職官體制之設置，乃至基本國策、施政綱領和措施等，并進而把握這一朝代的政治概貌，做到提綱挈領，綱舉目張。所以，宰輔制度研究一直是史學界研究的一個重點，是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重頭戲”。有關歷代宰相制度研究，從秦漢至清代，大都有詳盡的論著問世，如祝總斌的《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袁剛的《隋唐中樞體制的發(fā)展演變》、張帆的《元代宰相制度研究》、譚天星的《明代內(nèi)閣政治》等等，惟獨宋代是一個空白點。
宋代宰輔制度與宰輔機構的設置十分復雜。首先，它的范圍包括二府機構，與前代相比，多了樞密院的建制；其次，由于官與差遣的分離，許多機構或該機構的部分職能被虛化，機構設置重疊，如吏部之外有審官院、刑部之外有審刑院等；其三，經(jīng)神宗改革，機構的職能又發(fā)生不少變化，而后，北宋末年徽宗勇于改作，南宋期間高宗等又不得不改作，機構的重疊設置與不斷改變之中貫徹著每一個皇帝的不同意志；其四，宋代宰輔權力的流動性極大，處于不斷變化的階段。后人的零星研究，往往抓住一點、不及其余，尤其很少從機構的實際運作和權力具體表現(xiàn)的過程中去梳理所有的史料，得出比較深入的、全面的結論。而且，宋代流傳至今的史料龐雜繁多，今人未來得及對它們做出全面的梳理，所以，宋代的宰輔制度到今天仍然如同一團迷霧，撲朔迷離，對同一史實學者常常得出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
面對這一學術研究空白，本書詳盡地研究了宋代宰輔制度的演變、發(fā)展過程及其歷史意義，闡述了相權的演化軌跡，以及宰輔內(nèi)部權力之流動、宰輔與三司之關系、宰輔與臺諫之關系等多方面內(nèi)容，從而得出以下結論：宋代宰輔制度正處在從三省制向一省制轉化的衰變階段，其間經(jīng)過恢復三省制的嘗試，最終完成了從三省制到一省制的轉變；在宋代宰輔集體領導制中宰相個人權力在不斷膨脹，這是由宋代帝王“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決策所決定了的，到了南宋大致進入權相時期；宋代參知政事是宰相的行政助手，偶爾發(fā)揮牽制宰相的作用，然多數(shù)時間受控于宰相；宋代二府關系中宰相處主導地位，且逐漸吞并樞密院權職，最終兩套班子合并為一；宋代三司有一定的獨立性，但始終隸屬于宰輔領導，元豐改制后就融入尚書省，完全成為宰輔的下屬機構；宋代臺諫最初尚能發(fā)揮對宰輔的監(jiān)察作用，神宗以后逐步為宰輔所用，徽宗以來最終為宰輔所控制；宋代宰輔的職權完全是在宰輔們之間流動，即在宰相、參知政事、樞密院正副長官之間流動，此長彼消，這與三省制建立過程中，宰輔職權外流到當時仍非宰相機構的尚書臺、中書省不一樣。本課題研究注重以下三點：其一，以能夠收集到的、流傳至今的宋代第一手史料的全面梳理為研究的基礎；其二，重視機構和權力的實際運作過程，著重于動態(tài)的過程研究，而不僅僅停留于正史《職官志》之類的已成模式化的固定材料之復述；其三，在材料梳理和研究的基礎上得出結論，力求貼近或“還原”歷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治”的社會里，國家和朝廷的每一項規(guī)章制度都是沒有根基于“法”的意義上的根本保障，國家雖然有基本可遵循的法規(guī)制度，但永遠要視獨裁者的興趣而定、而轉移，每一項制度必然都有例外。所以，每一位宰輔的職能和職權，既要依據(jù)制度之規(guī)定，又往往因帝王的喜好而改變，宋代也不例外。這是必須引起研究者重視的一個問題。研究者需要澄清制度，辨別例外，既不因固定的制度而舍棄例外，又不因個別例外而否定制度。同時還必須辨明：這些例外是短期非正常態(tài)行為，在兩宋歷史流程中偶爾存在；還是不斷地重復出現(xiàn)，以至成為慣例而實際上替代了制度。也就是說，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制度有可能逐漸被例外所替代，成為新的制度。對宋代宰輔制度的某些側面，不同學者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往往是因為側重的史料不同，沒有很好地將制度與例外區(qū)分開來。本書所堅持的“動態(tài)”研究立場，就是注重了這些區(qū)別。
此外，在宰輔制度的討論過程中，宰相所處的位置當然最為顯眼突出，他們是宰輔機構中日常工作的主持者與決策者，在宋代相權強化過程中他們的作用越來越變得舉足輕重。自始至終，他們是宰輔機構中的主體成分與主流傾向。本書的研究也是以宋代宰相制度研究為核心的，帶動其他宰輔制度研究的展開。力圖形成主次分明、輕重突出的網(wǎng)狀結構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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