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第一位教師
孔子姓孔名丘，公元前551年生于魯國，位于中國東部的現(xiàn)在的山東省。他的祖先是
宋國貴族成員，宋國貴族是商朝王室的后代，商朝是周朝的前一個朝代。在孔子出生以
前，他的家由于政治糾紛已經(jīng)失去貴族地位，遷到魯國。
孔子一生事跡詳見《史記》的《孔子世家》。從這篇世家我們知道孔子年輕時很窮，
五十歲時進入了魯國政府，后來作了高官。一場政治陰謀逼他下臺。離鄉(xiāng)背井。此后十
三年他周游列國，總希望找到機會、實現(xiàn)他的政治、社會改革的理想。可是一處也沒有
找到，他年老了，最后回到魯國，過了三年就死了。死于公元前479年。
孔子和六經(jīng)
前一章說過，各家哲學的興起，是與私人講學同時開始的。就現(xiàn)代學術界可以斷定
的而論，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學生的人，他周游列國時有大批
學生跟隨著。照傳統(tǒng)說法、他有幾千個學生，其中有幾十人成為著名的思想家和學者。
前一個數(shù)目無疑是太夸大了，但是毫無問題的是，他是個很有影響的教師，而更為重要
和獨一無二的是，他是中國的第一位私學教師。他的思想完善地保存在《論語》里。他
的一些弟子將他的分散的言論編成集子，名為《論語》。
孔子是一位“儒”，是“儒家”創(chuàng)建人。前一章提到，劉歆說儒家“游文于六經(jīng)之
中，留意于仁義之際”。六經(jīng)就是《易》、《詩》、《書》、《禮》、《樂》(今佚)、
《春秋》(魯國編年史，起自公元前722年，訖于公元前479年即孔子卒年)。這些經(jīng)的性
質由書名就可以知道，唯有《易》是例外。《易》被后來儒家的人解釋成形上學著作，
其實本來是一部卜筮之書。
孔子與六經(jīng)的關系如何。傳統(tǒng)學術界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六經(jīng)都是孔子的著作。
另一派則認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者，《禮》、《樂》的修訂者，
《詩》、《書》的編者。
可是事實上，無論哪一經(jīng)，孔子既不是著者，也不是注者，甚至連編者也不是。可
以肯定，在許多方面他都是維護傳統(tǒng)的保守派。他的確想修訂禮樂，那也是要糾正一切
偏離傳統(tǒng)的標準和做法，這樣的例子在《論語》中屢見不鮮。再從《論語》中關于孔子
的傳說來看，他從來沒有任何打算，要親自為后代著作什么東西。還沒有聽說當時有私
人著作的事。私人著作是孔子時代之后才發(fā)展起來的、在他以前只有官方著作。他是中
國的第一位私人教師，而不是中國的第一位私人著作家。
在孔子的時代以前已經(jīng)有了六經(jīng)。六經(jīng)是過去的文化遺產(chǎn)。六經(jīng)又叫做“六藝”，
是周代封建制前期數(shù)百年中貴族教育的基礎。可是大約從公元前七世紀開始，隨著封建
制的解體，貴族的教師們，甚至有些貴族本人，——他們已經(jīng)喪失爵位，但是熟悉典籍，
——流散在庶民之中。前一章說過，他們這時靠教授典籍為生，還靠在婚喪祭把及其他
典禮中“相禮”為生。這一種人就叫做“儒”。
孔子作為教育家
不過孔子不只是普通意義上的儒。在《論語》里他被描寫成只是一個教育家。從某
種觀點看來，也的確是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為對國家、對社會有用的“成人”(《論
語·憲問》)，所以教給他們以經(jīng)典為基礎的各門知識。作為教師，他覺得他的基本任務、
是向弟子們解釋古代文化遺產(chǎn)。《論語》記載，孔子說他自己“述而不作”(《論語·述
而》)。就是這個原故。不過這只是孔子的一個方面，他還有另一方面。這就是，在傳述
傳統(tǒng)的制度和觀念時、孔子給與它們的解釋，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觀推導出來的。例如在
解釋“三年之喪”這個古老的禮制時。孔子說．．“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論語·陽貨》)換句話說，兒子的一生，至少頭三年完
全依賴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應當以同樣長的時間服喪，表示感恩。還有在講授經(jīng)典時，
孔子給與它們以新的解釋。例如講到《詩》經(jīng)時，他強調它的道德價值，說；“《詩》
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這樣一來，孔子就不只是單
純地傳述了，因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東西。
這種以述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的人傳之永久，經(jīng)書代代相傳時，他們就寫出了
無數(shù)的注疏。后來的《十三經(jīng)注疏》，就是用這種精神對經(jīng)書原文進行注釋而形成的。
正是這樣，才使孔子不同于當時尋常的儒，而使他成為新學派的創(chuàng)建人。正因為這
個學派的人都是學者同時又是六經(jīng)的專家，所以這個學派被稱為“儒家”。
正名
孔子除了對經(jīng)典作出新的解釋以外，還有他自己的對于個人與社會，天與人的理論。
關于社會，他認為，為了有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最重要的事情是實行他所說的正
名。就是說，“實”應當與“名”為它規(guī)定的含義相符合。有個學生問他，若要您治理
國家。先做什么呢？孔子說；“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又有個國君問治理國
家的原則，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換句話說，每個
名都有一定的含義，這種含義就是此名所指的一類事物的本質。因此，這些事物都應當
與這種理想的本質相符。君的本質是理想的君必備的，即所謂“君道”。君，若按君道
而行，他才于實，于名，都是真正的君。這就是名實相符。不然的話，他就不是君，即
使他可以要人們稱他為君。在社會關系中，每個名都含有一定的責任和義務。君、臣、
父、子都是這樣的社會關系的名，負有這些名的人都必須相應地履行他們的責任和義務。
這就是孔子正名學說的含義。
仁、義
關于人的德性，孔子強調仁和義，特點是仁。義是事之“宜”，即“應該”。它是
絕對的命令。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有一定的應該做的事、必須為做而做，因為做這些事在
道德上是對的。如果做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慮，即使做了應該做的事，這種行為也
不是義的行為。用一個常常受孔子和后來儒家的人蔑視的詞來說，那就是為“利”。在
儒家思想中，義與利是直接對立的。孔子本人就說過：“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論語·里仁》)在這里已經(jīng)有了后來儒家的人所說的“義利之辨”，他們認為義利之
辨在道德學說中是極其重要的。
義的觀念是形式的觀念，仁的觀念就具體多了。人在社會中的義務，其形式的本質
就是它們的“應該”，因為這些義務都是他應該做的事。但是這些義務的具體的本質則
是“愛人”，就是“仁”。父行父道愛其子，子行子道愛其父。有個學生問什么是仁，
孔子說：“愛人”(《論話·顏淵》)。真正愛人的人，是能夠履行社會義務的人。所以
在《論語》中可以看出，有時候孔子用“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種特殊德性，而且是指一
切德性的總和。所以“仁人”一詞與全德之人同義。在這種情況下。“仁”可以譯為pe
rfectvirtue(全德)。
忠、恕
《論語》記載：“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顏淵》)
孔子又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
(《論語·雍也》)
由此看來，如何實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換句
話說，“己之所欲。亦施于人”，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稱之為“忠”，即
“盡己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稱之為您，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
己及人的這兩個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實行仁的方法)。
后來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系（此字無：ocr）矩之道”。就是說，這種
道是以本人自身為尺度，來調節(jié)本人的行為。公元前三、二世紀儒家有一部論文集名叫
《禮記》，其中有一篇《大學》，說；“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
所惡于前，毋以先后。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
交于右。此之謂系矩之道。”《禮記》另有一篇《中庸》，相傳是孔子之孫子思所作，
其中說：“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
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大學》
所舉的例證。強調忠恕之道的否定方面；《中庸》所舉的例證。強調忠恕之道的肯定方
面。不論在哪個方面，決定行為的“系矩”都在本人自身，而不在其他東西之中。
忠恕之道同時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在社會中的責任和
義務，這就包括了義的性質。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開端和終結。《論語》
有一章說：“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
‘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每個人在自己心里都有行為的“系矩”，隨時可以用它。實行仁的方法既然如此簡
單，所以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
知命
從義的觀念，孔子推導出“無所為而為”的觀念。一個人做他應該做的事，純粹是
由于這樣做在道德上是對的，而不是出于在這種道德強制以外的任何考慮。《論語》記
載，孔子被某個隱者嘲諷為“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憲問》)。《論語》還記載，孔子
有個弟子告訴另一個隱者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
子》)
后面我們將看到，道家講“無為”的學說。而儒家講“無所為而為”的學說。依儒
家看來，一個人不可能無為，因為每個人都有些他應該做的事。然而他做這些事都是
“無所為”，因為做這些事的價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內，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結果之內。
孔子本人的一生正是這種學說的好例。他生活在社會、政治大動亂的年代，他竭盡
全力改革世界。他周游各地，還像蘇格拉底那樣，逢人必談。雖然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
費，可是他從不氣餒。他明知道他不會成功，仍然繼續(xù)努力。
孔子說他自己：“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
他盡了一切努力，而又歸之于命。命就是命運。孔子則是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
換句話說，它被看作一種有目的的力量。但是后來的儒家，就把命只當作整個宇宙的一
切存在的條件和力量。我們的活動，要取得外在的成功，總是需要這些條件的配合。但
是這種配合，整個地看來，卻在我們能控制的范圍之外。所以我們能夠做的，莫過于一
心一意地盡力去做我們知道是我們應該做的事，而不計成敗。這樣做，就是“知命”。
要做儒家所說的君子，知命是一個重要的必要條件。所以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
子也。”(《論語·堯曰》)
由此看來，知命也就是承認世界本來存在的必然性，這樣，對于外在的成敗也就無
所縈懷。如果我們做到這一點，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就永不失敗。因為，如果我們盡
應盡的義務，那么，通過我們盡義務的這種行動，此項義務也就在道德上算是盡到了，
這與我們行動的外在成敗并不相干。
這樣做的結果，我們將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遠快樂。所以孔子說：“知者不惑，
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又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
語·述而》)
孔子的精神修養(yǎng)發(fā)展過程
在道家的著作《莊子》中，可以看到道家的人常常嘲笑孔子，說他把自己局限于仁
義道德之中，只知道道德價值，不知道超道德價值。表面上看，他們是對的，實際上他
們錯了。請看孔子談到自己精神修養(yǎng)發(fā)展過程時所說的話吧，他說：“吾十有五，而志
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論語·為政》)
孔子在這里所說的“學”，不是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學。《論語》中孔子說：“志于道。”
(《述而》)又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孔子的志于學，就是志于這個道。
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學，是指增加知識；但是“道”卻是我們用來提高精神境界的真理。
孔子還說：“立于禮。”(《論語·泰伯》)又說：“不知禮，無以立也。”(《論語
·堯曰》)所以孔子說他三十而立，是指他這時候懂得了禮，言行都很得當。
他說四十而不惑，是說他這時候已經(jīng)成為知者。因為如前面所引的，“知者不惑”。
孔子一生，到此為止，也許僅只是認識到道德價值。但是到了五十、六十。他就認
識到天命了，并且能夠順乎天命。換句話說，他到這時候也認識到超道德價值。在這方
面孔子很像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覺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來喚醒希臘人。孔子同
樣覺得，他接受了神的使命。《論語》記載：“子畏于匡，曰：‘………天之將喪斯文
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有個與
孔子同時的人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論語·八佾》)所以
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的時候，深信他是在執(zhí)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認識到的
價值也就高于道德價值。
不過，我們將會看出，孔子所體驗到的超道德價值，和道家所體驗到的并不完全一
樣。道家完全拋棄了有理智、有目的的天的觀念，而代之以追求與渾沌的整體達到神秘
的合一。因此，道家所認識、所體驗的超道德價值，距離人倫日用更遠了。
上面說到，孔子到了七十就能從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自然而然地正確。他的行動
用不著有意的指導。他的行動用不著有意的努力。這代表著圣人發(fā)展的最高階段。
孔于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西方對于孔子的了解，可能超過了對于其他任何中國人的了解。可是在中國內部、
孔子雖然一直出名，他的歷史地位在各個時代卻有很不相同的評價。按歷史順序說，他
本來是普通教師，不過是許多教師中的一個教師。但是他死后，逐漸被認為是至圣先師，
高于其他一切教師。到公元前二世紀，他的地位更加提高。當時許多儒家的人認為，孔
子曾經(jīng)真地接受天命，繼周而王。他雖然沒有真正登極，但是就理想上說，他是君臨全
國的王。這顯然是個矛盾、可是有什么根據(jù)呢？這些儒家的人說，根據(jù)可以在《春秋》
的微言大義中找到。他們把《春秋》說成是孔子所著的表現(xiàn)其倫理、政治觀點的一部最
重要的政治著作，而不是孔子故鄉(xiāng)魯國的編年史。再到公元前一世紀、孔子的地位提高
到比王還高。據(jù)當時的許多人說，孔子是人群之中活著的神，這位神知道在他以后有個
漢朝(公元前206至公元220年)，所以他在《春秋》中樹立一種政治理想，竟能完備得足
夠供漢朝人實施而有余。這種神化可以說是孔子光榮的頂點吧，在漢朝的中葉，儒家的
確可以叫做宗教。
但是這種神化時期并沒有持續(xù)很久。公元一世紀初，就已經(jīng)有比較帶有理性主義特
色的儒家的人開始占上風。從此以后，就不再認為孔于是神了，但是他作為“至圣先師”
的地位仍然極高。直到十九世紀末，孔子受天命為王的說法固然又短暫地復活，但是不
久以后，隨著民國的建立，他的聲望逐漸下降到“至圣先師”以下。在現(xiàn)在，大多數(shù)中
國人會認為，他本來是一位教師，確實是一位偉大的教師，但是遠遠不是唯一的教師。
此外，孔子在生前就被認為是博學的人。例如，有一個與他同時的人說：“大哉孔
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論語·子罕》)從前面的引證，我們也可以看出，他自認為
是繼承古代文化并使之垂之永久的人，與他同時的一些人也這么認為。他的工作是以述
為作，這使得他的學派重新解釋了前代的文化。他堅持了古代中他認為是最好的東西，
又創(chuàng)立了一個有力的傳統(tǒng)，一直傳到最近的時代，這個時代又像孔子本人的時代，中國
又面臨巨大而嚴重的經(jīng)濟、社會變化。最后，他是中國的第一位教師。雖然從歷史上說，
他當初不過是普通教師，但是后來有些時代認為他是至圣先師，也許是不無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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