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5期
日本古代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日本古代的大陸移民研究》 韓 昇著 30萬字
臺灣文津出版社 1995年7月印行 發行者：邱家敬
日本九世紀以前的大陸移民，不僅是日本古代史上，而且也是東北亞民族國家關系史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日本學術界早就開展研究，取得大量成果；許多韓國學者也參與討論，更使之成為熱門的國際性研究課題。但是上述研究大多局限于日本古代史范疇，有些甚至將中國文化混淆為朝鮮文化，造成不少誤解，因而至今尚未見系統性的大陸移民史問世。而國內的學者多從中國史籍出發來研究此問題，尚未真正利用日本的原始資料，因而研究的總體水平不高。韓昇博士的專著《日本古代的大陸移民研究》，克服了上述中外學者這兩方面的缺陷，又廣泛吸收了其研究成果，從而在國內首次將這個問題從以往關于徐福等若干傳說的研究提高到根據戶籍、文書、碑記等原始資料進行綜合考察的新水平，為今后的研究建立起系統的學術規范。日本著名學者池田溫先生在本書序言中公正地指出，本書在許多方面“推翻了學界通論的根據，基本上探明了于華北動亂時期逃往樂浪諸郡的漢族在朝鮮半島定居之后，又由于政治形勢的變化而遷徙到日本的經緯，且多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
本書力圖以人口流動為主線，把日本古代的大陸移民問題作為東亞文化傳播的組成部分，有機地勾畫出一幅波瀾壯闊的大陸移民史畫卷，揭示了東亞世界緊密的內在關系。
在第一章“緒論”里，作者首先指出，日本古代史籍將大陸移民稱作“歸化人”乃是日本“王化思想的典型反映”和后世種族歧視的思想根源（p.9）。接著具體分析了大陸移民遷徙到日本的原因，區分主動性移民與被動性移民兩大類型，以及遷徙的三個階段，深入考察每個階段的特點。繼而又通過對樂浪、帶方二郡多方面的考察，剖析了移民產生的國際關系背景，從而將移民問題與東亞諸國的政治、軍事、經濟關系緊密聯系在一起，突破了以往將移民問題僅僅視為某個國度個別問題的局限。
第二章“各國移民待遇的比較與偽造譜牒問題”，作者逐一分析日本現存古代譜牒《新撰姓氏錄》中的各國移民氏族和偽造譜牒道實際情況，并以唐朝移民的身分地位為主要參照基準，比較中國和三韓移民在賜姓、改姓、敘位和任官等方面的差異，發現了朝鮮移民始終居于主導地位并受優待的事實（p.89），從而推翻了將大多數中國移民氏族視為朝鮮移民氏族的立論根據。這一重大突破，澄清了將中國移民及其文化混淆為朝鮮移民文化的誤解，為中國移民及其文化傳播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章“中國的鄉村社會與日本的大陸移民組織”進一步從戰亂與人口流動的關系切入，指出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每次較大的動亂，都引起遼東地區人口由北往南的流動，有些為三韓所吸收，有些則進一步逃到日本（p.136）。朝鮮漢人流民集團與中國塢壁集團極其相似（p.164），應置于中國流民的延長線上來認識，進而把握中國制度文化在東亞的傳播與普及。遷徙到日本的大陸移民，“依靠政府力量實現組織再編，根據生產需要組建為^{下線=12}民族混雜的人為性集團^{下線=0}”（p.180）。這一全新的論證，克服了以往以偏概全的研究方法，圓滿說明了移民集團中中國文化與朝鮮文化重疊、各國移民混雜的學術難題，揭示了日本的移民集團形成、發展、分化的復雜過程及其組織結構上的深刻原因，獨具匠心。
第四章“吳國、吳人與吳文化”，吸收中國考古學家研究日本出土的三角緣神獸鏡的成果，逐一對比中日兩國史籍的記載，判定日本史籍中的“吳國”中國江南，推翻了日本與韓國學界把“吳國”比定為朝鮮某地的流行觀點（p.218）。并從儒家和佛教、語言習俗、醫學、音樂、金屬鍛造和織染技術等方面，闡明了罕見研究的日本南方文化因素（第237頁）。
第五章“大陸移民社會”，具體考察了大陸移民的人口分布、居住類型和婚姻關系，指出了大陸移民的分布具有遷入式、混居式和聚居式等三種類型；并“始終處于日本同大陸來往的交通線上”（p.249）；其婚姻主要是保持傳統的集團內部通婚（p.282）。移民社會的形成，是移民得以在異國他鄉長期保持本國文化傳統并對日本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的基礎。這些看法富于啟發意義。
第六章“移民的主要活動事跡”，深入考察了移民在政治、軍事、外交、制度建設和文教事業等方面的活動及影響，揭示出大陸移民對當時日本社會的進步和文化的繁榮所起的決定性作用，最終促成日本實現唐朝文化本土化的工作，完成了向律令制國家的體制轉換（p.311）。
第七章“早期佛教的傳播”，分析批判了佛教自朝鮮傳入日本的各種觀點，指出佛教在日本存在著早期民間流傳與成為國家宗教的兩個不容混淆的傳播過程（p.329），并進一步考察了早期佛像器具及大陸移民在佛教流傳中的活動，把佛教傳入日本的年代向前推移，并判定首先是由中國南朝反復多次傳入的。這些創見從正面沖擊著日本學界的通論。
縱覽全書，筆者認為該書具有如下幾個明顯特點：
（一）作者是以中國史學者的角度來研究日本古代史，因而視野開闊，分析客觀透徹。日本至今尚未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大陸移民史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囿于本國史的局限性。而作者則能夠超脫于此。將各國史籍融會貫通，從東亞史的角度，探明大陸移民經朝鮮半島進而遷徙到日本階段性過程。這一發現意義很大。首先，將日本的大陸移民問題置于東亞國際關系的大背景之下，置于魏晉南北朝的歷史潮流之中，大大開拓了視野。其次，因為漢人移民是在朝鮮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后再遷往日本的，因此，他們不能不受到當地朝鮮文化的影響，使其原有的中國文化融入朝鮮文化的因素。弄清了這點，則日本古代的大陸移民普遍帶有朝鮮文化色彩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也使得以此論證中國移民實是由朝鮮移民偽冒而來的觀點失去立論基礎。再次，作者通過對秦氏、東漢氏兩大移民集團的考察，指出了移民集團是一個以宗家（始遷部落首領一族）為核心的模擬的血緣關系集團，其組織結構與中國的塢壁組織極其相似。出現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流民的集團性遷徙特點，從而將中國以塢壁為代表的流民組織形態先傳入朝鮮，再傳入日本，以此揭示出東亞的人口流動與文化移植的完整過程，克服了日本學者的局限性，從而達到國內外同類研究的最高水平。
（二）充分吸收以往的研究成果，但又不囿于舊說，做到了繼承與創新相得益彰。本書專辟“學術史的回顧”一節，對日本學者豐富的研究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并在探討具體問題時加以借鑒和吸收，作為自己研究的起點。對于日本學者的不足之處，如未將移民產生的背景與中國政局的變化相聯系，僅僅把日本外來文化的源頭歸結于朝鮮；未將移民集團的組織形態與中國的塢壁組織聯系起來考察；尚未充分利用考古發現、文獻整理等領域提供的新成果；以個別氏族的出身代替整個移民集團，忽視了該集團內部的民族混雜現象；缺乏對移民社會及其文化特點的全面考察等等，作者不僅一針見血地指出來，而且把這些遺留下來的學術難題作為自己的主攻方向。可以說，作者是站在前輩學者的肩膀之上，并針對他們存在的問題而進行深入考察的，其研究成果的高品位與高層次就不言而喻了。
（三）多國史籍文獻、考古資料的挖掘探賾、綜合對比。在這方面，作者下了極大氣力。首先，從1990年起，作者充分利用擔任東京大學和明治大學客座研究員以及到韓國講學的機會，大范圍實地考察了古代大陸移民的遺跡，廣泛收集日本和朝鮮的各類文獻，乃至鄉間民俗資料，涉獵極廣。其次，日本古代的譜牒多有假冒編造之處，史籍記載也因是后人追述，真假參雜；而中國史籍關于倭國和三韓的記載，亦不乏傳說訛聞，難以俱信。對此，作者不僅將各國史籍相互參證，而且還盡量發掘中、日、韓三國考古發現的碑記銘文、出土的實物器皿，甚至古代語言習俗的考證，與文獻記載逐一對照，進行分析比較，從而使整個研究建立在堅實可靠的材料基礎之上。作者對日本史籍中出現的“村主”和“吳國”所作的考證，就是其中十分精彩的例證。
（四）定性與定量研究并重，交相輝映，改變以往定性研究多于定量分析的美中不足，使論證的問題更加清晰透徹。本書的定量分析采取兩種方式：一是直接用數據說明問題，例如在比較中國與三韓移民身分地位時，指出獲得“朝臣”高姓的五支氏族全部出自朝鮮移民，而中國移民只能獲得較低的“宿禰”姓；繼而從擔任四位以上公卿要職的十名移民中，朝鮮移民有七人，而中國移民僅占三人的情況，得出“日本仿效唐朝制度文化，但并沒有因此特殊優待中國移民”的結論（p.89），令人信服。二是用統計表格說明問題，如在討論大陸移民的居住類型時，就將奈良時代三個里的戶籍文書分別統計成表（表18～20），并將每戶內的戶口數與移民數逐項列出，讓人一目了然。這類表格共22個，穿插于全書之中，與定性分析相呼應，構成了該書的一大特色。
至于該書的不足之處也不是沒有的。比如第一章概述大陸移民遷徙的原因和階段性特點，以后第三章具體討論戰亂與人口流動的關系時又涉及此問題，難免有重復之嫌。又如對大陸移民社會某些方面的論述，稍嫌淡薄，但此乃史料匱乏所致，實在不應以此苛求作者。
本課題意義重大，備受國內外學界矚目。作者曾獲1991年度日本外交部長獎，又入選國家教委歸國博士基金研究項目。1992年初稿完成后，作者又用了近三年的時間充實完善，最后才于1995年付梓印行。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尤值稱道。誠如池田溫教授所言：這部“給予日本古代史研究者許多新鮮的啟示”的著作，“必將成為今后日中兩國學術交流之珍貴橋梁。”
（河北師院歷史系教授 寧志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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