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張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別署宇同。1909年5月出生于北京，原籍河北省獻縣。父親張濂，光緒（1903年）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長兄張崧年是中國現代哲學家，對張岱年的學術道路選擇產生了直接影響。1928年，張岱年考入清華大學，旋即退學，又報考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被錄取。1933年大學畢業時，因發表學術論文多篇，被清華大學哲學系聘為助教，從事哲學專業的教學工作。“七·七”事變以后，清華大學南遷，他滯留北京，閉門著書。1943年任教于私立中國大學，聘為哲學講師。抗戰勝利后，1946年清華大學復校，回清華大學哲學系工作，1951年晉升為教授。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調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一直從事中國哲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在中學時期，張岱年就立下了學術救國之志，深入研究古代哲學典籍。大學期間，在張崧年的指導下，他大量研讀英國哲學家羅素、摩爾、懷特海的哲學著作，分析哲學的方法和理論成為張岱年的方法和思想的重要來源；同時，張岱年閱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義哲學的譯著，認識到“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是當代最有價值的學說”。

　　張岱年先生在二十至三十年代中期，先后寫了《先秦哲學中的辯證法》、《秦以后哲學中的辯證法》、《顏李之學》、《中國元學之基本傾向》、《中國思想源流》、《關于新唯物論》、《辯證唯物論的知識論》、《辯證唯物論的人生哲學》、《譚理》等重要哲學論文，第一次系統梳理了中國古代哲學的唯物論思想，闡發了中國的辯證法思想，顯揚了中國人本思想，而且做出了以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解釋社會人生的嘗試。受張崧年“列寧、羅素與孔子，三流合一”思想的影響，張岱年提出了文化綜合創新的思路：今后哲學一個新路，當是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于一。在方法上，將唯物辯證法與形式邏輯的分析方法綜合起來；在理論上，將現代唯物論哲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的優秀傳統結合起來。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中華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機，“應付此種危難，必要有一種勇猛宏毅能應付危機的哲學。此哲學必不是西洋哲學之追隨摹仿，而是中國固有的剛毅宏大的積極思想之復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學或新墨學的形態，而是一種新的創造。”1935－1936年，張岱年寫成五十萬字的《中國哲學大綱》，以哲學問題為綱，分別敘述其源流發展，以顯出中國哲學的系統條理，其較高的學術品位為學界所公認，至今仍是中國哲學專業的必讀書目。1942－1944年間，以振奮民族精神為己任，先后著成《哲學思維論》、《知實論》、《事理論》和《品德論》等書稿，分別論述了對立統一規律、形式邏輯定律、唯物論和人生觀，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個完整的哲學結構。

　　新中國成立后，他除了講授馬列主義基礎課外，繼續講授中國哲學史。教學之余，先后寫出《張載——中國十一世紀唯物主義哲學家》和《中國唯物主義思想簡史》兩書。粉碎“四人幫”后，先生重執教鞭，并開設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課程。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除了部分舊著再版外，先后出版了《中國哲學發微》、《中國倫理思想研究》、《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要論》、《玄儒評林》、《文化與哲學》、《中國文化與文化論爭》等著作，對中國哲學的研究，無論是人物，還是專題，都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

　　張岱年始終對文化問題感興趣，尤其是1984年后，他在文化的內涵、文化的民族性和普遍性、中國傳統文化、中西文化比較和建設新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積極的探索。他堅持以唯物史觀指導文化研究，既反對全盤西化，也反對保守主義，主張綜合中西文化之長，創造新型的中國文化。認為只有正確理解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才能具有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才能具備文化進步的基礎，同時還要看到中國文化在近代落伍了，必須吸取西方文化的先進成就，尤其是民主與科學。建設新文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離開了它，就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文化。張岱年把中華民族精神概括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即發揚自覺性、堅持前進精神，以和為貴、寬容博厚精神。這是中華文化優秀傳統的核心。張先生的文化“綜合創新論”，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贊同。

　　張岱年先生是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他在中國哲學舞臺上活躍了近80年。在哲學理論方面，他試圖“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于一”，即以馬克思主義的辨證唯物論為基礎和主導，兼綜中國古代哲學的優秀傳統和西方哲學的邏輯分析方法，創造一種適應現代中國所需要的新綜合哲學。在中國哲學史方面，他特別注意中國哲學中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傳統，首倡宋明哲學中的理學、心學、氣學三派之說；他將邏輯分析方法運用于對中國哲學問題和概念范疇的研究，為全面準確地把握中國哲學的理論體系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對中國哲學中關于人生理想、人的價值的學說做了深入的開掘，為批判繼承中國倫理思想精華奠定了理論基礎。在文化建設問題上，他早年就運用唯物辯證法，提出了“創造的綜合”和“文化創造主義”的主張，上個世紀80年代更明確提出了“文化綜合創新論”，為中國文法發展指出了正確方向和現實道路，成為在當今中國影像最大、得到最廣泛認同的一種文化館。

治學方法

　　張岱年的學術研究主要分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哲學史的闡釋；二是哲學問題的探索；三是文化問題的研討。在不同的時期，各有不同側重。

　　張岱年之所以在學術上創見頻出，建樹卓著，是與其秉持科學的治學方法分不開的。張岱年將其治學方法總結如下：

　　學術有許多門類。簡言之，有哲學，有人文社會科學，有自然科學。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又分許多學科。學術的總目的是追求真理，追求對于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正確認識。各門學科各有一定的方法，彼此不同；但是各門學科也有一些基本方法是彼此相同的。一切學術的基本方法可以說有三個，一為思與學的統一，二為知與行的統一，三為述與作的統一。

　　孔子曾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句話到現在還是正確的。學是接受已有的知識，思是獨立思考。學而不思，只知接受已有的知識而不進行獨立思考，則將迷惘而無所得。思而不學，不接受已有的知識，則將陷于荒謬。研究學問，一方面要繼承前人已經達到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從事獨立思考，發前人所未發，取得新的成果。學是基礎，思是在學的基礎之上進一步獨立思考，以達到前人所未達到的更高境界。時至今日，前人做出的成果已有很多很多。然而宇宙萬象是無窮無盡的，人對于人類社會生活的認識亦尚待提高。因此，思與學都是沒有止境的。

　　明代哲學家王陽明曾講“知行合一”，知是認識，行是實踐。知行合一即是認識與實踐的統一。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又是判斷認識正確與否的標準。王陽明的“心外無物”的唯心論是錯誤的，但“知行合一”還是正確的。應該承認，“知行合一”是唯物論的基本觀點。研究學問，應該從實際出發，最后更要以實踐加以檢驗。自然科學以實驗室的實驗為依據，社會科學的實驗則復雜得多。述與作的統一即是繼承與創新的統一。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墨子則主張述而且作。在這個問題上，墨子是正確的。文化學術的發展離不開創新。對于前人已經發現的真理，必須加以繼承。不了解前人已經達到的成就，也是一種盲目性。學亦稱為學問，這個“問”字有重要意義，治學只有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才能稱為真學問。

　　如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就是有所創新。創新即是提出新的觀點，具有新的發現。宇宙萬象復雜繁衍，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無窮的，因而常有新的現象涌現出來。研究新的問題，提出新的觀點，這是學術創新之路。創新是學術發展的關鍵。

　　以上三個方法是研究學問的基本方法。遵循這三個方法進行學術研究，就可能取得成果；違反這三個方法，就必定不能取得成果。這三個基本方法是研究任何學問都必須遵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