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王通（584——617），字仲淹，生于隋文帝開皇年間，卒于隋煬帝大業(yè)年間。當他出生時，父親為他算卦，得出“坤之師”，他的祖父認為這是“素王之卦”，“必能通天下之志”，因此替他取名為通。

　　他的姓氏可以追溯到漢朝于王莽篡漢時隱居不仕的王霸，先人中也不乏有入仕為官、通達詩書者。如做云中太守，以《春秋》、《周易》教授鄉(xiāng)里的王殷、著《春秋義統(tǒng)》的王述、以文學知名的王秀、博考經(jīng)籍，著《時變論》，做過太仆及國子博士的王玄則，及著《五經(jīng)決錄》的王煥、著《政小論》的王彥等等。其父親王隆，居家教授，門人多達千余人，在隋文帝開皇初年擔任國子博士，著有《興衰要論》七篇。王通在兄弟輩中排行第二，長兄任芮城府君，大弟仕唐至監(jiān)察御史，次弟王績則是初唐時相當獨特的詩人，而后來的“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則是王通的孫輩。

　　在這樣的家庭中，經(jīng)由耳濡目染，自然可以培養(yǎng)起對學問的興趣志向，何況據(jù)說王通自幼即才智過人，在學習方面又有許多較旁人為便的優(yōu)勢。他曾經(jīng)從東海李育學《書》，從會稽夏琠習《詩》，從族父仲華學《易》，在諸多名師的教誨下，逐漸形成較佳的學問及品格。

　　在仁壽三年，王通至長安見隋文帝，進奏《太平十二策》，得到文帝的看重，但因當朝公卿阻礙，其志不能推行，于是作《東征之歌》，返回故鄉(xiāng)。

　　王通棄官歸鄉(xiāng)后，在家鄉(xiāng)的白牛溪聚徒講學，“修《詩》《書》”、“正《禮》《樂》”、“修《元經(jīng)》”，遠來求學受教者多達千余。門人當中，如河南董常、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東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較為著名，至后世有以為房玄齡、魏征等也曾受教于王通，則恐不大可信。

　　大業(yè)十三年，王通因病去世，其門人因《易經(jīng)》中坤卦的《象傳》有“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一句，私謚他為“文中子”。他的著作有《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xù)書》一百五十篇、《續(xù)詩》三百六十篇、《元經(jīng)》五十篇等，可惜至今日已經(jīng)散失不傳。

學術(shù)思想與后世影響

　　王通處在亂亡相繼而又局勢稍穩(wěn)的時候，所關(guān)注的是儒家治世之道，也以儒家自居，以圣人之道為最可推崇向往的理想。但他對佛、老二家并不算排斥，他把老莊、釋迦與孔子對舉，推佛陀為圣人，論政事崇尚無為之治，從中可見他所在時代的思潮與其自身對諸多思想的容納程度。

　　在政治方面，王通提倡尊王賤霸、修德治民、民貴君輕，認為禮信仁義遠重于孤虛詐力。有一回，楚公問他用兵方法，他回答說“行之以仁義”。

　　他的政治理想在于建設(shè)一個無為自然的社會，民眾返璞歸真，無爭競之心，所謂“古者圣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世，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彰，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群居，不知愛敬……”這與《老子》中所言何其相似。然而與老子不同的是，王通認為要達到這種理想社會，必須經(jīng)由仁義禮樂之路，因此對仁義禮樂極其強調(diào)，認為仁義是教化的根本，是政治的根本。

　　民貴君輕思想也是儒家主張，他認為大臣為了天下，可以廢除昏君，舉立明君。在政權(quán)方面，他承認遵華夏之道者為君，而不看重這個君王是否是異族人，如異族魏孝文帝，在他看來是真正的帝王，所謂“亂離斯瘼，吾誰與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除此之外，他更要求國君必須廣征民意，“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

　　王通的政治主張在當朝未被推行，可以想見的是，傳統(tǒng)封建社會總要提出“民”的重要，但絕不可能真正的做到所謂的“民貴君輕”。然而有學者認為，雖無具體實例，但可以推斷出李唐建國以后，其政治中的民本思想，制度創(chuàng)導、任賢納諫的風度，在若干程度上受有王通思想的影響。后人所載王通的及門弟子中有房玄齡諸人，這固然是刻意牽攀，但王通門人中當有至公輔者，老師的思想通過參與政治的學生，確實可以真正影響到現(xiàn)實政治。

　　在修身倫理方面，王通以圣人為理想人格之極致，以君子為常人可企及之目標。他認為要成為君子，最起碼的要求是能行“恕道”。據(jù)說他在日常生活中，舉手投足間舒緩自然，平易近人，而對上以敬，對下以謙，自奉簡樸而樂于助人，因此在鄉(xiāng)里中能夠行教化，引來許多虛心求學的門人，可見他對“君子”一詞的闡釋并不只是口頭上說說而已。

　　在文學方面，王通極力反對當時的華麗輕艷、秀媚靡弱的六朝文風。他批評謝靈運、沈休文是小人，鮑照、江淹是狷者，謝莊、王融是“纖人”，徐陵、庾信是“夸人”，總之，除了文字“約以則”的顔延之、王儉等，當時有些名氣的六朝文人，在他看來大多是小則喪身，大則亂國的不利人。他認為詩文在形式上應(yīng)該精練暢達，典重含蓄，在內(nèi)容上應(yīng)該雅正，強調(diào)文學的教化功能，這一看法雖不被時人所崇，卻在唐代文人那里引起了足夠的重視。唐代的古文運動，是我國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這項運動，多以為起自陳子昂，但其淵源還可大大上推。可以說，隋朝李諤、王通對六朝文的攻擊，對“文以載道”的提倡，為唐代的古文運動打下了思想覺醒的基礎(chǔ)，在初唐四杰的作品中，已可發(fā)現(xiàn)其作文的觀念較六朝有所改變，直至韓愈，古文運動終于如火如荼的展開。如果把這一過程中的理論提出來比較一下，就可以發(fā)現(xiàn)其淵源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