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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俠

生卒:1923年3月12日-2001年11月2日
藉貫:山東省巨野
職務:中國歷史學家
專長:致力于中國農民戰爭史、中國古代史、遼宋夏金史的教學和科研工作


學術道路

  漆俠(1923—2001),字劍萍,山東巨野人。抗日戰爭前,在家鄉讀小學。少年時代的漆俠就喜歡讀歷史故事、名人傳記。上小學四年級時發生了“九?一八”事變,全國掀起了一個愛國的高潮,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的故事對他的啟發很大,在他的心靈中從小就埋下了長大報效祖國的思想。少年時代的理想,最終促成漆俠走上了學習歷史的道路。
  抗戰爆發后,山東淪陷。1941年,漆俠隨山東流亡學生來到四川綿陽國立第六中學讀高一,這年漆俠18歲。高中其間,漆俠就讀完了《史記》、《前漢書》、《后漢書》、《三國志》,還讀了江藩的《漢學師承記》、皮瑞錫《經學歷史》、趙翼的《廿二史札記》、梁啟超的《歷史研究法》。高中畢業前夕,任課教師讓他們寫自傳談畢業后的志向,在孔子“各言爾志”的三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中,漆俠選擇了以“立言”作為終生的奮斗目標。由於漆俠讀書勤奮,且志存高遠,贏得了幾位很有國學素養的老師的嘉許,并且預言“汝文十年之內必見諸國內之大報。亦能做事。”
  1944 年,漆俠高中畢業,經過艱苦努力,考入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從此開始踏上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學術道路。從1944年考入西南聯大,到1946 年秋后轉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1948年畢業后旋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學部攻讀研究生,師從鄧廣銘先生。在西南聯大讀二年級時,漆俠打算學習斷代史,特別是唐宋史,通讀了《舊唐書》和《宋史》,引起鄧廣銘先生的注意,開始與鄧廣銘先生有了初步接觸。轉到北京大學讀三年級時選修了鄧廣銘先生開設的《宋史專題研究》課,1948年成為入室弟子。作為鄧廣銘先生的第一個研究生,他很好地繼承了北京大學歷史學科的實證史學基本信念和原則。
  從1947—1948年他先后撰寫的論文《摧兼并(王荊公新法精神之一)》《宋代對武人的防制》《北宋元祐舊黨的貶逐》《尹洙、王安石論“校事”》《李覯與孟子》《李覯不喜孟子》(上下),都是經過鄧廣銘先生審讀或親筆修改后發表在《經世日報?讀書周刊》《申報?文史》上。上研究生后,鄧廣銘先生對漆俠寫作畢業論文提出了很嚴格的要求:“每項新法都要進行校訂,正其訛誤,補其缺漏,以恢復新法原貌”,“每項新法引起的爭論,變法派、反對派的意見,都加以研究,以評論其是非”,“每項新法制訂及其在實際執行中具體情況,以說明每項新法的作用,”“對王荊公新法的總評價”。由此不難看出鄧廣銘先生是按當時北大歷史學科實證史學的基本信念和原則來指導漆俠的。
  1951年漆俠畢業前夕,范文瀾先生主動邀請漆俠加盟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52年,《歷史教學》開展評價史可法的討論,范文瀾先生鼓勵漆俠撰寫文章,漆俠初次運用辯證法的理論撰成《關于史可法的評價問題》,《歷史教學》在刊發的同時,并加了編者按:“關于史可法的評價問題自在本刊展開討論后,很多讀者都參加了討論,但因本刊篇幅所限,很多稿件未能發表,現漆俠同志寄來關于史可法的評價問題一稿,本刊討論結果,認為所提意見,均與本刊意見一致,茲特發表作為史可法評價問題在本刊討論的結束。”
  1953年,因為他人的住房問題打抱不平而被錯誤地打成反黨小集團成員,并因此受到調離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處分,從此使他背上了“歷史問題”的沉重包袱。后調入天津師范學院(河北大學前身)。因感念河北大學在他遭遇危難之際“收留”了他,從此以后漆俠一直再沒有離開過河北大學。
  1954年出版的《隋末農民起義》是漆俠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后寫的第一部歷史學著作,這一年,漆俠31歲。1955年以萬鈞的筆名出版《唐太宗》。1959年出版的《王安石變法》是漆俠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后對讀研究生時期所寫論文《王荊公新法研究》進行重大修訂后的著作,強調“力圖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為指導,從具體事實材料中說明:王安石變法是宋代封建專制統治極端虛弱下的一個政治改良運動,它是地主階級的一個自救運動。”
  1961年,漆俠38歲晉升副教授。進入六十年代后,漆俠曾醞釀更大的寫作計劃,在當時史學界熱烈研究農民戰爭史的流風影響、鼓舞下,“打算把中國農民戰爭史分卷寫出,第一卷包括秦漢部分,第二卷為魏晉隋唐部分,第三卷為宋元明清(鴉片戰爭前)部分。”
  1962年以漆俠主筆,與河北大學歷史系的幾位教師合作完成了《秦漢農民戰爭史》。這一時期,漆俠還發表了《趙匡胤與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發展》(1954年)、《論李密在歷史上的作用》(1954年)、《關于我國農民戰爭史的研究》(1956年)、《宋代手工業簡況》(1955年)、《女真建國及建國初期的社會狀況》(1958年)、《方臘的起義》(1958年)、《關于曹操評價的根本問題》(執筆,1959年)、《關于中國農民戰爭性質問題》(1960年)、《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分期問題》(執筆,1961年)、《我國封建社會中農民的經濟地位》(1961年)、《關于皇權主義問題》(1962年)、《正確認識歷史上的封建統治階級和封建王朝》(1963年)、《農民是地主階級的對立派,還是地主階級的后備軍?》(1964年)、《農民戰爭與讓步政策》(1966年)等一系列在國內產生較大影響的論文。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漆俠就被《光明日報》《天津日報》點名批判,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關進“牛棚”勞動改造。同年8月漆俠還被抄了家。自學生時代積累起來的卡片資料,包括宋代經濟方面的資料在內,約300多萬字,以及在研究生期間論文以外的一項副產品約十六七萬字的《章惇年譜》和其他沒有發表過的文稿,都被抄走。20多年的心血,掃地已盡,悉付東流。從1966—1976年十年間,漆俠沒有發表一篇論文。
  粉碎“四人幫”、改革開放以后,漆俠雖然以較大熱情投入封建社會分期、農民戰爭性質、歷史發展動力等問題的討論,發表了《農民戰爭是推動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1979年)、《關于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1982年)、《讀“李自成”——論農民的革命民主主義》(1978年)、《論“等貴賤、均貧富”》(1982年)、《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的形成和演變》(1983年)、《建國以來中國農民戰爭史的研究》(1985年)多篇論文。1979年,《秦漢農民戰爭史》《王安石變法》再版;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成立于1978年,1981年、1983年漆俠先生擔任兩屆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理事長。但是漆俠的研究重點已轉向宋史。1981年秋,為培養青年師資,教育部指定漆俠在河北大學舉辦全國宋遼金史師訓班。1982年出版的第一部論文集《求實集》,所收宋史方面的論文已占了多數篇幅。
  1978年發表《關于中國封建經濟制度發展階段問題》,提出了中國封建時代三個階段和兩個高峰的總的理論體系。在這個總的理論體系之下,展開對宋代經濟史系統而詳細的論述。1987年、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漆俠嘔心瀝血之作《宋代經濟史》上下冊。1984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重點課題“中國古代經濟史斷代研究”立項,漆俠的《宋代經濟史》是該項目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獨立完成的作品。此后陸續出版《兩宋政治經濟問題》(與鄧廣銘合著)、《知困集》、《探知集》以及與喬幼梅合作出版《遼夏金經濟史》。此間,還發表《中國封建時代兵制的變革與封建經濟制度推移的關系》(1992年)、《中國古代史記編纂形式探源》(1993年)、《從對【遼史】列傳的分析看遼國家體制》(1995年)、《唐宋之際社會經濟關系的變革及其對文化思想領域所產生的影響》(2000年)等重要論文。
  漆俠生前曾說若天假以10年,他要完成三部著作的撰寫:《宋學的發展與演變》、《宋遼夏金史》斷代史和《歷史研究法》。前兩部著作是為完成鄧廣銘先生的囑托和遺愿,后一部則是對自己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歷史的心得做最后的總結。可惜2001年11月2日,河北保定的庸醫奪走了漆俠的生命,《宋學的發展與演變》22章完成了近19章的篇幅,47萬余字;《歷史研究法》也只是未竟的講義遺稿,而鴻篇巨制《宋遼夏金史》的寫作計劃則隨漆俠去了天國。
  漆俠不僅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創作者,而且更是一位具有學術領袖式的人物。1979年漆俠晉升教授,1982年在河北大學創建宋史研究室,成為獨立研究機構。宋史研究室隸屬社會科學研究所,漆俠任所長。1984年,漆俠申報的中國古代史博士學位授權點得到批準,這是漆俠學術道路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1987年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四屆年會在石家莊舉行,河北省委書記邢崇智、副書記李文珊、省委宣傳部長劉榮惠、副部長陳萬全、省委科教部長陳玉潔出席開幕式,這在出席會議的一百多位代表中引起不小的轟動,雖然那個時候省領導出席學術研討會是件平常的事,但是省級一把手和這樣眾多的省級領導同時出席還是極為罕見的。
  1990年,在河北大學宋史研究室的基礎上組建歷史研究所,仍然是獨立研究機構,漆俠任所長。組建歷史研究所是漆俠治史思想的一種實踐,他在《關于宋史研究》一文中說過,處理通史與斷代史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就必須是亦只能是:在專的基礎上通,在通的基礎上專。搞斷代史必須以通史為基礎,這是學習和研究包括宋史在內的所有斷代史的一個前提條件。所以他組建歷史研究所的最初設想是在以宋史研究為主的基礎上,設立“秦漢史研究室”、“魏晉隋唐史研究室”、“明清史研究室”。但是限于河北大學在保定的辦學條件,除了1990年從北京大學引進秦漢史專家王漢昌先生之外,一直未能引進到漆俠較為滿意的學者。2000年,為適應申報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的要求,又將歷史研究所改為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2001年3月該中心被評為本學科唯一的教育部省屬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因年齡關系,漆俠任中心名譽主任和學術委員會主任。
  漆俠長期擔任河北省歷史學會會長,從1991年至2001年逝世前擔任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他積極組織國內外的學術交流和合作,主持和主辦兩次國際宋史研討會、兩次中國宋史研究會年會。主編7部重要的宋史論文集:1987年第四屆中國宋史研究會年會《宋史研究論文集》(與鄧廣銘先生共同主編)、1989年《中日宋史研討會中方論文選編》(與鄧廣銘先生共同主編)、1991年《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選集》(與鄧廣銘先生共同主編)、1994年第六屆中國宋史研究會年會《宋史研究論文集》、1996年第七屆中國宋史研究會年會《宋史研究論文集》、1998年第八屆中國宋史研究會年會《宋史研究論文集》、2000年國際宋史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九屆年會《宋史研究論文集》。主編《宋史研究叢書》2輯15冊,主編《宋史研究論叢》1—4輯。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分別于1979、1982、1983、1985年編輯出版了《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集刊》第一至四集,有兩集即是在漆俠任研究會理事長期間編輯的。這些活動對推動國內歷史學科建設、學術研究和培養后繼人才均做出了積極貢獻。
  漆俠的學術道路表明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兩大主流都在他的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可以說在他的同齡人和他的晚輩學者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樣既受過嚴格的實證史學的訓練,又以極大的熱情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理論并付諸實踐的學者。材料與史觀的統一在他的身上得到很好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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