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189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字月涵，為梅曾臣長子。自1914年由美國吳士脫大學學成歸國，即到清華擔任教學和教務長等多種職務。1931年，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自此后一直到他在臺灣去世，一直服務于清華，因此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在他的領導下，清華才得以在十年之間從一所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的學校一躍而躋身于國內名牌大學之列。他的一生僅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的出長清華并奠定了清華的校格：一是師資人才的嚴格遴選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種集體領導的制度。梅貽琦是清華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葉企孫、潘光旦、陳寅恪。

生平簡介

　　梅貽琦（189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著名教育家，字月涵，天津人。1909年考取游美學務處選派的首批留學生赴美留學。1914年畢業于吳士脫理工學院電機系，獲工學士學位。1915年到清華學校任教，后任教務長，暫代校務，清華大學留美學生監督處監督等職。

　　1889年，梅貽琦生于天津。其父中過秀才，后淪為鹽店職員，甚而失業，家境亦每況愈下，“除去幾間舊房庇身以外，夠得上是準無產階級了。”

　　梅貽琦的父親始終沒有放棄對子女的教育。梅貽琦自幼熟讀經史，且善背誦。他的同仁回憶說，有一次梅貽琦表示，“假如我們之中有誰背誦任何中國古經傳有錯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節。”

　　梅貽琦后來成為天津南開學堂的第一班學生，是張伯苓的得意門生，也是首批清華招考的留美公費生。其同屆同學徐君陶回憶，自己在看榜時，見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憂的學生也在那兒看榜。看他那種從容不迫的態度，覺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來在船上碰見了，經彼此介紹，才知道是梅貽琦。

　　當時人們留美都選的是中國人熟知的學校，比如徐君陶選麻省理工，梅貽琦卻單獨去到了東部的伍斯特理工學院。徐君陶后來才聽說那是一個有名的工業大學，認為梅貽琦的選擇確和一般人不同。 　　

　　梅貽琦曾撰文總結自己的留學觀，他告誡行將赴美的學生，“諸君在美的這幾年，亦正是世界上經受巨大變化的時期，將來有許多組織或要沿革，有許多學說或要變更。我們應保持科學家的態度，不存先見，不存意氣，安安靜靜地去研究，才是正當的辦法，才可以免除將來冒險的試驗，無謂的犧牲。”??? 　　

　　梅貽琦于1931年10月至1948年12月出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到職后多次闡述“師資為大學第一要素”等辦學至理，并積極延聘國內國際著名學者來校執教。他認為：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在他的主持下，清華大學發展為一所在國內外頗有影響的學府。

　　八年抗戰期間，梅貽琦仍是清華大學校長，并主持西南聯合大學的校務（任聯大常委）。西南聯大的存在和發展，在我國高等教育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抗戰勝利后，清華大學回到北平，梅貽琦繼續擔任校長，直到1948年12月清華園解放前夕。在他任校長的17年里，清華大學得到長足發展，全校設有文、理、工、法、農等5個學院26個系，在校師生2400多人。

　　梅貽琦于1955年由美去臺灣，創辦新竹清華大學，擔任校長直到1962年逝世于臺北。所以，有人說他是一位“終身校長”。其夫人韓詠華，1977年由美國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鄧穎超的熱情接待。宴請時，特意由天津狗不理的名廚師做了一桌天津菜。梅貽琦在清華有兩句名言，多年來一直為人傳誦：一句是：“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另一句是：“學生沒有壞的，壞學生都是教壞的。” 　　

　　出長清華

　　“生斯長斯，吾愛吾廬”。梅貽琦用這八個字概述了他與清華的血緣之親，也表達了他對清華的摯愛。他說：“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

　　1931年底，他出任清華校長，可稱得上受命于危難之時。自羅家倫于1930年離職(當屬被逐)后，清華長時期沒有合適的校長人選，連續空缺了11個月，不斷易人，反復被逐。國民黨政府只好令在任“留美學生監督”的梅貽琦出山。梅貽琦感到榮幸、快慰，但又擔心自己不能勝任，雖一再請辭，終未獲準，遂赴任。他在《就職演說》中有極為中肯的表白：“(我)又享受過清華留學的利益，則為清華服務，乃是應盡的義務，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夠稱盡自己的心力，為清華謀相當發展，將來可告無罪于清華足矣。”他借此提出一句關于大學教育的經典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他不拘一格攬人才，被“三破格”的華羅庚即是典型一例。

　　盛傳梅貽琦時的清華有三難：進校門難、讀學分難、出校門難。任何一門課，59.99分的成績也要重讀，沒有補考，然而絕對公正。

　　梅貽琦曾在日記中表達了自己對政治的立場：“余對政治無深研究，于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對于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

　　對于學生，梅貽琦一律采取愛護的態度。抗戰暴發前夕，當時的抗日情緒非常激昂。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的治下派了軍隊到清華清查，士兵們聲明有命令不用槍彈。因此竟被同學繳了械，領隊的團長也被扣留，運輸車輛亦被掀翻。當晚，竟有一師軍力的部隊荷槍實彈并附有大刀隊進入校園。葉公超回憶，當時他和葉企孫、陳岱孫、馮友蘭等聚集在梅貽琦家中商議怎么應付。幾乎每個人都說了許多話，惟有梅貽琦靜默不發一言。大家都等他說話，足足有兩三分鐘之久，他還是抽著煙一句話不說，結巴的馮友蘭問梅貽琦，“校長你——你你看怎么樣？” 梅貽琦還是不說話，葉公超忍不住說，“校長，您是沒有意見而不說話，還是在想著而不說話。”

　　梅貽琦隔了幾秒鐘回答：“我在想，現在我們要阻止他們來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只可以想想如何減少他們來了之后的騷動。”結果當時有20名左右的同學被捕，大都是無辜的。

　　第二天梅貽琦召集全校同學講話，以極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氣，告誡同學：“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確的判斷和考慮，盲從是可悲的。徒憑血氣之勇，是不能擔當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責任心。你們領頭的人不聽學校的勸告，出了事情可以規避，我做校長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著要學生住宿的名單，我能不給嗎？”停了一下，梅貽琦說：“我只好很抱歉地給他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不太準確的。”最后梅貽琦表示：“你們還要逞強稱英雄的話，我很難了。不過今后如果你們能信任學校的措施與領導，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持學術上的獨立。”

　　西南聯大在辦學8年的歲月里，沒有因政治原因開除過一個師生員工，校中既有聞一多、吳晗等進步人士，也有國民黨直屬區黨部，有三青團直屬西南聯大分部，此外還有地下黨組織，有中國民主同盟的組織。

　　1940年9月，梅貽琦的美國母校邀請他參加校慶，并頒他榮譽博士學位，他丟不下艱難竭蹶中的聯大，沒有前往。他的胸懷是寬廣的。為渡危艱，當時清華的教師組織“清華服務社”，通過為社會服務取得一些報酬，以改善教職員生活。梅貽琦將該社所獲的利潤，讓西南聯大全體同仁分享，每人多發一個月的酬薪，深得大家的擁戴。

　　1948年時局發生變化，是年底梅貽琦與一些名教授被當局接到南京。12月22日國民政府要梅貽琦出任教育部長，梅堅辭。據當時一起同行的張起鈞教授回憶，梅貽琦在清華同學會上沉痛地表示：他身為清華校長，把清華棄置“危城”，只身南來，深感慚愧，怎好跑出來做官？這“表現了學人的風格，樹立了師德的典范。”“不愧是個‘人物’。”

　　身為校長的梅貽琦，對清華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對“清華基金”，他更視為命根子。1949年后他在美負責管理這筆基金。葉公超每到紐約都去看他，勸他回臺，把清華的這筆錢用到臺灣。他每次都說：“我一定來，不過我對清華的錢，總要想出更好的用法來我才回去。”因他不愿用這筆錢拿到臺灣蓋大樓、裝潢門面，他想用在科學研究上。因此，臺灣有人罵他“守財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終于找到“更好的用法”，他到臺后，把這筆款子用在籌建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和新竹清華大學上。

　　晚年的梅貽琦患病住院，無力支付醫藥費。而在他病桌旁始終有只從不離身的手提包。在梅貽琦去世后，夫人韓詠華打開包一看，竟是清華基金的歷年賬目，一筆一筆，清清楚楚，在場者無不動容。

　　民主治校

　　清華前身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著名經濟學家陳岱孫回憶，1929年他到清華教書時，清華已經有兩年大學班了，那時的清華，報名人并不太多，例如錄取150名學生，報名不過400人左右。而梅貽琦任校長，不到10年時間，清華便聲名鵲起。

　　其實早在1926年，梅貽琦就被清華教授會推舉為教務長，時年才37歲。梅貽琦任校長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則。清華大學教授會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組成，其權限包括：審議改進教學及研究事業以及學風的方案；學生成績的審核與學位的授予；從教授中推薦各院院長及教務長。教授會由校長召集和主持，但教授會成員也可以自行建議集會。　

　　至于另外一個機構評議會，是學校最高的立法、決策和審議機構，以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各學院院長，以及教授會互選之評議員組成，也相當于教授會的常務機構。評議會的職權包括“議決各學系之設立、廢止及變更；審定預算決算，議決教授、講師與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清華校務始終井井有條。抗戰勝利后，清華復歸北平，由于日軍的嚴重破壞，圖書及一切設備，大部分需要重新購置。有許多帶有“清華”字樣的衛生設備、書籍等，還要從城內賣破爛攤子上買回。然而由接收到開學，僅僅數月，就初步恢復規模，每位教職員搬入清華園的當天，家具、爐灶及全套的餐具皆一一送達。

　　延攬人才

　　“對知識分子心態了解之深，當時少有如他的人。”梅貽琦的兒子梅祖彥回憶。梅貽琦在禮聘教師方面，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教務長時，他實際主持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院務。曾親自到火車站接趙元任先生。他和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即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特別是陳寅恪與趙元任，“一直保持著誠摯的友誼”。

　　王國維1927年夏在頤和園自殺，也是梅貽琦親自去園內收殮并料理后事的。

　　延攬人才的誠意在華羅庚身上得到極好的體現，華羅庚從一個只有初中學歷的人，先做小學教員，后為店員，被破格召進清華大學加以培養；又破格從一位系資料員轉升為助教，而且被允許修習大學課程；破格被送到英國劍橋大學去“訪問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經講師、副教授階段而被聘為教授，上述過程大多是在梅貽琦的親自過問下實現的。

　　清華如此風范，在西南聯大期間，依然延續，并無間斷。

　　西南聯大時，主管校務的職能部門首長，無一不是飽學的名士。校委會秘書長楊振聲是中國文學教授；前后兩屆教務長是社會學教授潘光旦。建設長是教育學教授黃鈺生，他代表學校與昆明市、昆明縣政府打交道征地建房，出色地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設。

　　昔日西南聯大學生，南開大學化學系教授申泮文說，“在校領導班子中絕對沒有非教閑雜人等濫竽充數，所以也就沒有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了。”
　　
　　梅貽琦特別鼓勵中西學術交流，積極支持教師出國講學與在國外發表論文。

　　他實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歐美研究，學校開支一半薪水，還給予往返路費。這個傳統在西南聯大時結出碩果：西南聯大的教師名士如云，共開出1600門課程，且各人學術及興趣愛好迥異，互為印證。

　　馮友蘭在西南聯大教書，留有長髯，身穿長袍，頗有道家氣象。一次他去授課，路遇金岳霖，金岳霖問：“芝生，到什么境界了？”馮答：“到了天地境界了。”兩人大笑，擦身而過，各自去上課了。

　　學術自由與獨立思考在這樣的環境里自然蔚然成風，且大大滋養了學生。

　　“永遠的校長”

　　1948年12月，北平即將解放。梅貽琦搭乘國民黨的飛機南下。國民黨政府再三邀請梅貽琦入閣，梅貽琦維持了一貫的中間立場，他對新聞記者談話說：“不出來對南方朋友過意不去，來了就做官，對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終婉謝。他依然屬意教育。?

　　梅貽琦在為數不多的論著中充分表達了自己的通才教育思想，“學問范圍務廣，不宜過狹，這樣才可以使吾們對于所謂人生觀得到一種平衡不偏的觀念。對于世界大勢文化變遷，亦有一種相當了解。如此不但使吾們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務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1943年，在由他擬綱，潘光旦代筆的《工業化的前途與人才問題》中，梅貽琦表示，真正工業的組織人才，對于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學、文化背景，都應該有充分的了解。令他憂慮的是，“近年來國內工業化運動的趨勢，似乎過去側重技術之用，而忽略了理論之用和組織之用。流弊所及，一時代以內工業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國大業受到不健全的影響卻是大事。” 　　

　　1955年，梅貽琦由美國飛臺灣，開始用清華基金會利息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也就是臺灣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諾貝爾獎獲得者李遠哲曾在這里就讀，梅貽琦因為一手奠定了臺灣的清華基礎，被稱之為“兩岸清華校長”。 　　

　　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病逝于臺大醫院。他逝世后，秘書把他在病中一直帶在身邊的一個手提包封存了。

　　兩個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參加的場合下啟封。打開提包一看，原來是清華基金的賬目，一筆筆非常清楚。

　　梅貽琦后來葬于新竹清華大學校園內，取名為“梅園”，園內有校友集資興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貽琦紀念獎章成為臺灣新竹清華大學畢業生的最高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