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出家

　　釋道安，俗姓衛，西晉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出生于常山扶柳一戶官宦人家。他的家庭是一個世代通儒、生活富有、令人羨慕的家庭。但不幸的是，道安出生的時代，正是西晉末年社會動亂之際。八王之亂剛剛結束，又迎來永嘉之亂。北方少數民族的上層貴族紛紛起兵，攻城掠地，黃河流域生靈涂炭，百姓生活長期處于苦難之中。

　　像千百個在戰亂中遭受不幸的家庭一樣，西晉末年的戰亂使道安遭受了巨大的災難。幼年時，道安便成為了孤兒，由外兄孔氏撫養。孔氏在道安7歲時就按照傳統教育方法，開始讓道安誦讀儒家經典，道安天資聰穎，沒過幾年就熟讀了儒家典籍，通達其意，童年的他在學習上展示出來的特殊才能令外兄孔氏以及其他長輩驚嘆不已。

　　道安孩提時代，佛教已逐漸在北方地區傳播流行。出現了很多寺廟，開始有人剃度出家。

　　道安12歲時，離開了外兄孔氏家，到一所寺廟剃度出家，當了一名小和尚。一晃三年過去，道安長期在田間勞動，任勞任怨。他辛勤勞作，心存佛事，雖然未能親自聆聽法師講經開示，但寺中舉辦的佛教活動他從未缺席過。終于他鼓足勇氣，開口向法師借經閱讀，法師給他《辯義經》一卷。這是他出家數年后第一次接觸佛經，欣喜無比，謹慎保存，下田勞動，休息時便將佛經拿出來仔細閱讀。在法師的指導下研習佛經。很快就了解了不少經綸。在他20歲時，法師親自為道安授了具足戒，之后道安開始外出游學。

佛圖澄授業解惑 釋道安才能出眾

　　公元335年，道安游學來到后趙京師鄴都（今河北臨漳縣）。當時正是后趙盛世，北方眾多地區屬于武力管轄范疇，為了加強對百姓的思想統治，后趙統治者提倡佛教，允許人們出家。鄴都當時興建寺廟，僧眾云集，逐漸成為北方佛教活動的中心。

　　道安來到鄴都后，以十分恭敬虔誠的態度求見了被后趙統者奉為“大和尚”的北方佛教領袖佛圖澄。二人很有緣分，交談甚久后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但佛圖澄的徒弟見道安相貌丑陋，全然不放在眼里，但看見自己的老師對他特別看重，心中不解。 佛圖澄看出弟子們的心思，對他們說：“你們可別小看此人，他的見識是你們目前無法超越的。”道安就此留學鄴都，做了佛圖澄的受業弟子。這一段時間的學習，為他一生的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逢亂世遷徙傳教 遇時艱輾轉弘法

　　離開鄴都，告別師門，道安抱著廣布佛法的宏愿，不斷尋訪名師的同時，不斷被應邀到一些寺廟講經說法，開始了一生的傳教事業，身邊逐漸聚集了一批隨從弟子。

　　公元348年，一代名僧佛圖澄逝世于鄴都，消息傳來，道安悲痛萬分，暗自叮囑自己，一定要繼承老師的事業，為佛法在東土的廣布弘揚盡自己畢生的力量。由于鄴都佛壇一時難有像佛圖澄那樣優秀的僧家領袖，但作為佛圖澄的得意高徒，讓他在佛圖澄之后繼承鄴都佛壇，是再合適不過的人選。

　　與十多年前初入鄴都游學的情形不大一樣，道安第二次入鄴，被后趙統治者奉為上賓，師徒數十人被安置在鄴都城北的華林園。后趙政權自石虎死后，上層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斗爭加劇，國勢迅速衰落。道安入鄴不久，以一個世外出家人洞察世俗的眼光，從石氏子孫爾虞我詐的爭奪中，看到后趙國運將至的趨勢，深感憂慮。決定暫時避居于鄴城西北面的牽口山，觀望事態的發展。

　　果不其然，在道安師徒離開不久，石勒的養孫漢族將領冉閔發動政變，盡誅石氏子孫，并利用胡、漢之間的矛盾，發起戰爭。后趙太寧元年（349），冉閔宣布：鄴都胡人一律不得攜帶武器，違者處斬。命令一下，胡人恐慌，紛紛逾城而出。于是冉閔又下令：“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之后，鄴都周圍百里以內的漢人紛紛進城，城里的胡人紛紛逃出城外。冉閔看到胡人與自己不同心，下令對胡人大開殺戒，剎那間，鄴都城里城外血肉橫飛。幾天之內，胡人被屠殺20多萬人。這場民族大屠殺激起了北方各少數民族的強烈反抗，北方大亂。

　　就在冉閔挑起民族大仇殺前后，道安帶領徒弟們離開牽口山，進入山西境內護澤(今山西陽城地區)。師徒隱居長達一年多時間，生活極其艱苦。但僧眾以苦為樂，每日精進修學，堅持參加每一次的佛法活動。道安利用業余時間，與冒著戰亂前來探望他的同仁道友共同切磋，對有關經卷進行詳細解析，最后由他執筆寫成《陰持人經注》、《大道地經注》、《大十二門經注》等佛學著作，為發展佛教注經事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中原大亂不止，道安師徒無法在護澤山區呆下去，于是北上到達飛龍山（今山西渾源西南）。在飛龍山避難期間，道安在佛學思想上開始和當時在佛學界頗有影響的“格義”學派發生分歧，對用“格義”方式來解釋佛經的內容產生質疑。

　　格義就是指用中國文化原有的名詞，特別是用中國哲學中老莊哲學的概念去解釋佛經中的名詞、概念。由于佛教是外來宗教，它賴以產生流傳古印度社會的歷史文化背景，和中國社會存有一定的差異，因而在思想方法、概念范疇方面，同中國社會本身的學術思想范疇不同。一般具有相當文化水準能夠翻譯、講解佛經的中國僧人，大多出自封建地主階級家庭，他們深受中國儒釋道傳統思想的熏陶，尤其是受魏晉時期玄學思想的影響。這種固有的思想，必然自覺與不自覺地反映到他們對外來佛經的理解上。道安早年飽讀儒家經典，研習佛經時也擺脫不了“格義”。但隨著他佛學功力日益加深，逐漸認識到“先舊格義，于理多違”（《高僧傳·釋僧光傳》），認為附會老莊思想解釋佛家經典，有時會偏離佛教本義。因此，他批評“格義”，認為用這種方式闡釋佛經不完全合適。

　　其實，一種外來宗教，要在中國社會存在發展下去，就必須適應中國的文化氣候，若不與傳統的中國文化相結合，便很難在中國長久立足，更不可能長期穩定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安不推崇“格義”，反對站在中國傳統文化基石上去理解把握佛教，他追求本源，決定弄清佛經本義，發愿弘揚印度佛教教理本旨。

　　公元354年，戰亂依然如故。鮮卑前燕政權逐漸攻占了河北大部分地區，氏族人建立的前秦政權也迅速在關中崛起，新起軍閥集團連年混戰，，河北地區又接連發生旱災、蝗災，莊稼無收。道安師徒無法在河北地區繼續久住。

　　公元362年，道安率領數百人的僧團離開河北進入河南王屋女林山（河南濟源縣西北），在這里停留一段時間后，渡河進入陸渾山區。數百人的僧團，生活飲食沒有足夠的保障。平日只能吃各種野菜，甚至樹皮草根。長期營養不良，身體消瘦。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 道安師徒依然堅持修學講論，絕不耽誤佛業。道安由一個年輕的佛弟子，經過刻苦的磨練成為了名揚全國的佛學大師。他弘揚佛法的輝煌事業，正式憑借這20多年的堅實基礎，一步一個腳印地發展起來的。

分遣門徒去吳蜀 獨率僧團赴襄陽

　　公元364年，前燕軍隊進攻河南，很快便攻占了許昌、汝南、陳郡等地。第二年，燕軍直攻陸渾。為了躲避戰亂，道安師徒四百余人決定離開北方，取道南下，投奔東晉統治下的襄陽。

　　南下途中，道安反復斟酌這樣一些問題：數百人的僧團隊伍，到底有沒有維持下去的必要？自己的弟子已經逐漸成才，其中不乏出類拔萃的佼佼者，究竟要他們在自己身邊呆到什么時候？何時讓這些佼佼者獨闖天下，自立門戶，弘揚佛法呢？考慮再三，道安最終決定：分遣門徒，四出傳教。

　　行至新野（今河南新野縣），道安集合門徒宣布：“今遭兇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宣布廣布。”眾門徒一致表態：“任憑法師指教。”于是，道安讓一部分門徒下揚州，一部分門徒赴巴蜀，自己帶領其他僧徒，按原定計劃南下襄陽。

　　赴揚州的一路徒眾，有道安門下杰出的弟子竺法汰帶領。竺法汰是道安早年的佛門同學，氣宇非凡，精于言辭辯論。在亂世中他追隨道安，與道安結下患難情誼。南下襄陽途中，竺法汰支持道安分徒傳教的主張，行至新野后，按照道安的吩咐，帶領僧徒40余人赴東晉統治下的揚州傳教。竺法汰不負所望，他與弟子們在揚州傳教活動，在東晉上層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赴巴蜀的一路徒眾，領隊的僧人叫釋法和。他也是道安早年的佛門同學，對佛經進行過深入的研習，具有相當深得佛學造詣。在他們入蜀之前，巴蜀地區僧人很少，更別說聽聞佛法了。釋法和率眾人入蜀后，行游四方，弘揚教理，造成“巴蜀之士，慕德成群”（《高僧傳·釋法和傳》）的巨大影響。蜀中人士對他極其尊敬與信服。佛教在四川地區逐漸傳播發展并日益興旺起來。

　　新野分徒，是道安一生佛教事業的重大轉折點。在此之前，道安師徒避亂離俗，長期隱居山林，刻苦鉆研佛法。雖然這一階段的佛事活動規模不大，具有一定的封閉性，但這一階段卻是能量積累的重要時期，道安本人在這一階段最大的貢獻，就是創立和發展了道安僧團。新野分徒后，道安將僧團劃分為三部分，走向社會廣闊天地。無論是偏遠的巴蜀，還是富饒的江南，還是南北交匯的襄陽地區，弟子們把道安作為弘揚佛教的領導人。新野分徒前歷經艱辛的傳教行動，使道安深有感悟，認識到如果不取得王權的合作與支持，單憑佛教徒的獨自努力，要將佛法弘揚四海，幾乎是不能實現的。基于這樣的認識，道安在新野分徒時提出了“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至理名言。這句話既是道安對自己長期從事傳教活動的經驗總結，同時又是對佛教傳播發展原則的高度概括，在方式策略上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送走西赴巴蜀和東下揚州的門徒后，道安帶領其他弟子直奔襄陽，希望在那里得到東晉“國主”的支持，使為之獻身的佛法事業大行于天下。

鑿空開荒定戒規 鉤深致遠監經典

　　東晉興寧三年，道安師徒抵達襄陽。襄陽道俗人士，懷著極為崇敬的心情接待了這位北方佛界領導人，并從各方面對道安的佛事活動給予贊助和支持，道安師徒最初居住在白馬寺，由于寺廟不大，僧人居多，當地的富豪便紛紛解囊捐資，為道安修建新寺。新寺有五層佛塔，造僧房四百間，并以黃銅鑄成一尊高大六丈的大佛像放置殿堂。

　　早在南下以前，道安的名聲就為東晉人所知，入襄陽后，東晉境內“四方學士，競往師之”，前來向道安請教。道安的精辟講論，使東晉人士傾心折服。信奉佛教的東晉皇帝對道安的道德學問極為欽佩，專門下詔書獎勵道安并說：“道安法師，以佛理道德訓誡時俗，不僅規濟于當今，而且善化于來世。其俸祿給養，一同王公，由當地官府從所在地區物產中直接供給。”

　　往昔顛沛流離，今日終于享受王公級別待遇，新野分徒提出的“依國主”主張和愿望，到襄陽后得到圓滿的實現。

　　上有“國主”支持，下有富豪的資助，道安師徒不用再為生活擔憂，全心傾注于佛教事業，襄陽地區的佛教活動，日益興旺發展起來。

　　到襄陽后，道安深感健全確立佛門戒律的重要性，刻不容緩。否則，佛教的繼續傳播發展將會停滯受阻。于是，道安參照已有的佛門戒律，結合中國僧人從事佛法活動的實際情況，開始制定戒律，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其一：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講經說法的儀式和方法。

　　其二：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對僧眾每日六時的修行以及飲食起居等有關事宜的具體規定。

　　其三：布薩、差使、悔過法，對佛教 舉行的集眾誦戒儀式和檢舉、懺悔集會的有關規定。

　　以上三點涉及僧眾日常生活及有關佛事活動的各個方面，道安首先在自己居住的寺廟將這些戒規付諸實踐，用以約束屬下和加強對本寺活動的管理。他身體力行，嚴于律己，弟子們以老師為表率，謹慎奉法，遵守戒律，師徒之間行止有理，一切有條不紊。

　　道安制定佛門戒律，把僧尼的佛事活動納入統一的行為規范，這對當時佛教事業的傳播發展影響很大。后來的佛學家高度評價道安說：“鑿空開荒，則道安為僧制之始也”。

　　東晉是中國佛教在地域上由北至南傳播發展的重要時期，道安通過與東晉的上層社會的交往，不僅擴大了他本人在東晉方面的影響，重要的是，借助東晉上層社會的力量，加速了整個佛教事業在南方廣大地區的傳播。

潛心創立本無宗 可以闡發般若學

　　道安對早期佛教傳播發展的重大貢獻，還是表現在棲居襄陽期間，創立了佛教般若學的重要學派之一“本無宗”。

　　從兩漢到東晉，佛教傳入我國后，逐漸形成了般若學和禪學兩大體系，般若學偏重佛教義理研究，禪學側重僧徒實踐修持。道安雖然對這兩大體系都有極深的造詣，但更醉心于大乘般若學義理的研究。由于兩晉時期般若學的研究深受“格義”方法的影響，因此，道安的般若學思想，不可避免要打上很深的“格義”印。

　　道安早年在飛虎山時期，曾反對用中國老莊哲學概念去歸附佛經以求觸類旁通，批評這種被稱為“格義”的方法。但理論上的反對與現實中的傳教實踐，不能混為一談。佛教在中國社會廣泛傳播的過程，就是被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不斷改造、不斷變通的過程。中國現實社會的政治需要，決定了外來佛教必須中國化，這是佛教傳播過程中不以傳教僧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發展趨向。因此，移植中國土壤而不受中國固有思想的滲透改造，純之又純的印度佛教是不可能存在的。道安生活的時代，是中國思想史上玄學盛行時期，以老莊思想糅合儒家經典的魏晉玄學，作為一種新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在當時社會意識形態和上層知識界中占著絕對統治地位。佛教恰好于這一時期在中國社會普遍傳播，它必然受玄學的影響，和玄學合流甚至于依附玄學而求得發展。

　　道安南下襄陽時期，東晉玄學盛行，大批清談名士圍繞玄學提出的本末、有無、體用等一系列重要范疇進行熱烈討論。他們不斷掀起玄風，在東晉上層社會造成很大影響。道安在襄陽弘法活動中，為了迎合東晉朝野崇尚玄學的風氣，刻意宣講在思想上與玄學有著某些相似之處或者說頗受玄學影響的大乘般若學，把當時玄學的一些爭論引入般若學研究中，創立了在般若學眾多學派中影響最大的“本無宗”學派。

　　同魏晉玄學一樣，本體論哲學探討，也是佛教般若學的核心問題，二者在理論形態上均屬抽象程度很高的唯心主義本體論哲學體系。“本無宗”利用魏晉玄學本體論研究已有的哲學成果，沿著玄學“貴無派”的思路，把般若學的本體確定為“本無”，然后根據這種“本無”來闡發般若學有關義理，從而達到常靜至寂，悠然無寄，一切皆空，涅槃寂滅的佛教最高精神境界。

　　按佛教《般若經》的說法，宇宙是由“色”和“心”兩大部分組成的，“色”在一定意義上指物質世界，“心”則指精神世界，但又認為二者不過是個名而已，沒有實體，因而一切佛法本性是“空”。本無宗在對這個關鍵性的“空”的闡發上，強調以無為本，從無出有，認為“無在元化之前，空為眾形之始，故謂本無……能生萬有也”，這個“無”、“空”就是事物的本體，宇宙的本源，這和“貴無派”玄學家何晏、王弼“有之為有，恃無以生”；“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凡有皆始于無”等議論，基本屬于同一觀點，正是由于道安按玄學“以無為本”的思想路數去闡揚佛法，因而所創立的佛學學派被稱為“本無宗”，被認為是佛教般若學的正宗。

　　對般若學的深入研究，使道安特別偏重對《般若經》的講解。棲居襄陽期間，他每年都要重復講兩次《般若經》，從未間斷過。由于不斷創立新解，適應江東玄風，因此，道安的佛法講論受到東晉玄學家們的一致贊賞。玄學名士把道安講論比做“玄波溢漾”，代表了東晉上層社會玄學士大夫們對佛教的一般看法。

　　以玄解佛，談玄講空，名僧和名士相投契合，佛教和玄學互相影響發揮，這種現象表明東晉時期的佛學還沒有擺脫玄學而獨立發展。但正是這種對中國現有統治思想的依附，佛教才得以根深立足，擴大影響，在中國迅速發展。

　　東土亂世為佛教的傳播、蔓延提供了適宜的氣候和土壤，但佛法的弘揚還須有一批又一批敢于吃苦、勇于獻身佛門弟子無我地不懈奮斗努力。中國佛教在道安及其弟子們的努力傳播下，逐漸走向隋唐發展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