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鄧廣銘(1907—1998)，字恭三，山東省臨邑人。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畢業于北京大學。1978年，出任北大歷史系主任。自1980年起，擔任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創建中國宋史研究會。1981年，創建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作為宋代史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他的學術貢獻影響著幾代宋史研究者，被譽為“20世紀海內外宋史學界第一人”。

　　1923年夏，16歲的鄧廣銘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一師的校長王祝晨是一位熱心于新文化運動的教育家，在此求學的四年間，鄧廣銘才“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啟蒙教育”。這期間，顧頡剛主編的《古史辨》及其整理的《崔東壁遺書》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最終選擇史學道路，這與風靡那個時代的疑古思潮對他的吸引是分不開的。

　　1927年，鄧廣銘因參加學潮而被校方開除。三年后，他來到北平，準備報考大學。1931年，他第一次報考北大未被錄取，便考入私立的教會學校輔仁大學英語系就讀。次年再次投考北大，終于考入北大史學系，從此步入史學之門。此年他25歲。

　　1927年至1937年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十年黃金時代，從30年代初到七·七事變前，則是北大史學系最輝煌的時期。在北大求學期間，鄧廣銘遇到了對他學術道路影響最大的兩位導師，一位是胡適，另一位是傅斯年。鄧廣銘上四年級時，選修了胡適開設的一門“傳記文學習作”課。這門課要求每位學生做一篇歷史人物的傳記，胡適開列了十幾個歷史人物供學生選擇，其中宋代人物有歐陽修和陳亮。鄧廣銘在此之前曾寫過一篇有關浙東學派的文章，于是便決定寫一篇《陳龍川傳》，作為他的畢業論文。1936年春，鄧廣銘完成了這篇12萬字的畢業論文，得到胡適的很高評價，并寫下這樣的評語：“這是一本可讀的新傳記。……寫朱陳爭辨王霸義利一章，曲盡雙方思致，條理脈絡都極清晰。”胡適還到處對人稱贊這篇論文，“逢人滿口說鄧生”，這對初出茅廬的鄧廣銘是一個極大的鼓勵。這件事情對他以后的學術道路發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可以說，一部《陳龍川傳》，基本上決定了鄧廣銘一生的學術方向。

　　鄧廣銘在《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一文中曾經說到，在他的學術生涯中，對他影響最大的三位前輩學者是胡適、傅斯年和陳寅恪，“而在他們三位之中，對于我的栽培、陶冶，付出了更多的心力的，則是傅斯年先生。”

　　傅斯年在北大史學系開設的“史學方法導論”給鄧廣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在課堂上再三提出“史學即是史料學”的命題，并且常常把“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句話掛在嘴邊。鄧廣銘曾經說過：“傅斯年先生最初在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時提出這一治史方針，后來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聲明這是辦所的宗旨。胡適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詞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見。他們兩人一南一北，推動史學朝這個方向發展，史學界由此也形成一種重視史料的風氣和氛圍，我置身這樣一種學術環境中，受到這種風氣的浸染，逐漸在實踐中養成自己的治史風格，形成自己的治史觀念。”如果說鄧廣銘在學術方向的選擇上主要是受胡適的引導，那么他的學術風格和治學方法則留下了傅斯年史學觀念的烙印。不過要說傅斯年對他的“栽培”和“陶冶”，那主要還是在畢業以后的十年。

　　1936年，鄧廣銘從北大史學系畢業后，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員，并兼史學系助教。留校以后，鄧廣銘在文科研究所主要從事兩項工作，一是與羅爾綱一起整理北大圖書館所藏歷代石刻拓片，二是協助錢穆校點整理他為編寫《國史大綱》而搜集的一些資料。就在畢業后的一年間，鄧廣銘確定了他畢生的學術方向。在《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一書的《自序》中，他說：“這樣一個學術研究領域之所以形成，……從客觀方面說，則是為我所居處的人文環境、時代思潮和我國家我民族的現實境遇和我從之受業的幾位碩學大師所規定了的。”幾年前，他在一次訪談中說到當初選擇陳亮做傳記，其中隱含的一個動機，就是“當時日寇步步進逼，國難日亟，而陳亮正是一位愛國之士；后來我寫辛棄疾，也有這方面的原因”。這正體現了那一代學者身上所承載的國家和民族責任感。

　　約在1936年底，鄧廣銘寫出了題為《〈辛稼軒年譜〉及〈稼軒詞疏證〉總辨證》的成名作，指出梁啟超《辛稼軒年譜》和梁啟勛《稼軒詞疏證》的種種不足之處。這篇文章發表后，博得胡適、傅斯年、陳寅恪、夏承燾等人的一致稱許。夏承燾當時正在寫《唐宋詞人十家年譜》，其中也有辛棄疾，在看到這篇文章后，他給鄧廣銘寫信說：“看了你的文章，辛稼軒年譜我不能寫了，只能由你來寫。我收集到一些材料，估計你都已看到。如你需要，我可寄給你。” 次年春，他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申請辛棄疾研究的課題經費。由于這篇文章的影響，研究課題的申請得到順利批準。此后不久即發生了盧溝橋事變，北大決定南遷時，因目的地尚未確定，故只有正副教授才能隨校行動。此后兩年間，鄧廣銘一頭扎進北平圖書館，完成了《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辛稼軒詩文鈔存》三部書稿。

　　北大南遷昆明后，改由傅斯年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長。1939年8月，鄧廣銘奉傅斯年之召，輾轉上海、香港、河內，前往昆明。此時陳寅恪已被聘為北大文研所專任導師，在這以后的一年多時間里，鄧廣銘與陳同住一樓，朝夕相從，“實際上等于做他的助教”。鄧廣銘晚年在談到他的學術師承時說，自從踏入史學之門，“在對我的治學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給予我的指導和教益最為深切的，先后有傅斯年、胡適、陳寅恪三位先生。”

　　在昆明的北大文研所期間，傅斯年總是千方百計地想要把鄧廣銘研治宋史的專業思想鞏固下來。當時正值《宋會要輯稿》刊行，因價格不菲，鄧廣銘原本不想買的，傅斯年卻非逼著他買下一部，并先由文研所墊付書款。鄧廣銘晚年回味這段往事，不無感慨地說，他最后選擇宋史研究作為終身的學術事業，可以說是傅斯年給逼出來的。

　　1940年秋，傅斯年將史語所遷往四川南溪縣李莊。到李莊以后，鄧廣銘的編制仍屬北大文研所。從1940年底至1942年春，他受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資助，從事對《宋史》的考訂工作，后來發表的《宋史職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以及王欽若、劉恕等傳的考證文字，都是在此期間完成的。

　　1942年春，鄧廣銘征得傅斯年的同意，經友人何茲全介紹，他去百閔主持的中國文化服務社，主編《讀書通訊》。次年7月，經傅斯年鼎力舉薦，他被內遷重慶的復旦大學聘為史地系副教授。由于他在復旦講授的全校公共必修課“中國通史”頗受學生歡迎，兩年后就晉升為教授。在此期間，《陳龍川傳》、《韓世忠年譜》、《岳飛》三部著作也相繼由重慶的獨立出版社和勝利出版社刊行。

　　抗戰勝利后，南京政府教育部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在其回國之前由傅斯年任代理校長，傅斯年遂請鄧廣銘回北大史學系執教。

　　1946年5月，鄧廣銘回到北平。正忙于北大復員和重建的傅斯年馬上把他借調到校長辦公室，做了一個未經正式任命的“校長室秘書”。胡適到任以后，鄧廣銘仍然在從事教學、研究工作之余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校長室秘書。

　　1948年冬，傅斯年被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為臺灣大學校長，他很想拉一批北大的教授去臺大任教，以充實該校的師資力量。就在這年12月中旬胡適飛往南京之后，傅斯年屢次以北大校長胡適和教育部長朱家驊的名義致電北大秘書長鄭天挺，指明要邀請部分教授南下，其中就有鄧廣銘。盡管鄧廣銘與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對未來的新政權懷著一種惴惴不安的心情，但他根本就沒有做去臺大的打算。

　　1950年，鄧廣銘晉升為北大歷史系教授。從1954年至1966年，他一直擔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50年代是鄧廣銘學術創造力極為旺盛的一個階段。1953年，《王安石》作為中國歷史小叢書的一種由三聯書店出版；1955年，經大幅度修改增訂的《岳飛傳》由三聯書店出版；1956年，《辛棄疾(稼軒)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辛稼軒詩文鈔存》經過重新校訂后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1957年，《辛稼軒年譜》修訂本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同年，《稼軒詞編年箋注》首次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在當時北大歷史系的所有教師中，鄧廣銘的學術成果是最多的。

　　1958年，鄧廣銘在雙反運動中受到批判，他提出的“四把鑰匙”說被當做資產階級的史學方法遭到清算，并被剝奪了上講臺的權力。直到1963年才重新獲得為學生授課的資格。此后迄至文革結束，學術研究工作基本處于停頓狀態。從1964年至1977年的14年中，他竟然沒有發表過一篇論文。

　　“四人幫”被粉碎來后，年過70的鄧廣銘，迎來了他學術生命上的第二個春天。他一生中的這最后20年是他學術貢獻最大的時期。這20年出版的著作有8種之多：《岳飛傳》增訂本(1983)、增訂校點本《陳亮集》(1987)、校點本《涑水記聞》(1989)、《稼軒詞編年箋注》增訂本(1993)、《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1994)、《辛稼軒詩文箋注》(1996)、《鄧廣銘治史叢稿》(1997)、《王安石》修訂本(1983、1997)。與此同時，他還發表了40多篇論文。甚至在年過九十以后，仍每日孜孜不倦地閱讀和寫作，直到住進醫院時為止。更為重要的是，他晚年的貢獻已不僅僅局限于個人的研究領域。為了推動中國史學的發展，為了培養史學后備人才，他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8年，出任文革后北大歷史系首屆系主任。自1980年起，擔任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創建中國宋史研究會并連任三屆會長。1981年，創建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擔任中心主任達十年之久。這些貢獻的價值也許比他個人的研究和著述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