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遁（314——366），字道林，以字行世，東晉名士又尊稱為“支公”、“林公”。俗姓關(guān)氏，陳留（今河南開封南）人，一說河?xùn)|林慮（今河南林縣）人，年幼時隨其家遷往江南。由于家人世代信奉佛教，他從小深受影響，對佛理逐漸存在深刻的解悟。尤其對《道行般若經(jīng)》、《慧印三昧經(jīng)》理解精深。后來到京師建康（今南京），立刻引起名士王濛的注意，說他對玄理認識的精深微妙，功夫不在王弼之下。

融通神理第一人

　　25歲時，知道林出家。每次講座，他最善于標(biāo)宗會派，講，明各宗大義，而不屑屑于尋章摘句。章句之徒對他的講法很不以為然，然而謝安聽說后卻十分贊賞。謝安不僅是東晉著名政治家，同時也是大名士，經(jīng)他這么一夸獎，聲名遠外，其他名流都與支道林結(jié)為塵外之友。

　　后來，支道林回到吳郡，創(chuàng)立支山寺。名士王羲之素聞他的大名，但沒有見過面，因而對支道林的本事還不太相信。見面后，王羲之對支道林說：“君所講《逍遙篇》，可得一聞？”支道林馬上作了數(shù)千字，文采令人佩服。王羲之驚訝不已。于是邀請支道林住會稽靈嘉寺，以便往來。不久，支道林回到剡山，各地僧眾聞風(fēng)而至，向他請教。當(dāng)時有人說他本有經(jīng)國濟世的才能。

　　由于支道林在當(dāng)時影響很大，所以晉哀帝即位后，多次派兩個使者去召請他赴京。支道林只好來到建康，住在東安寺，開講《道行般若經(jīng)》。當(dāng)時聽講的人很多，百姓對他十分恭敬，一時引起朝野上下的轟動。郄超后來在給親友的信中，曾對支道林有過這樣的評價：“林法師融通神理，挺拔獨悟，數(shù)百年來繼承并闡明大法，從而使真理不絕，只有他一人而已。”

　　支道林在京城住了三年，便向哀帝上書，說感謝這段時間的照顧，但自己過慣了平淡的生活，同首東望，想念至極，因而請求還山。哀帝同意了他的請求，并給予豐厚的贈禮。

　　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支道林卒于剡之石城山，享年53歲。

玄佛合流的先驅(qū)

　　支道林是一位佛教徒。在魏晉時期，玄學(xué)盛行，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自然也影響到佛教。支道林雖出家為僧，但卻頗具名士風(fēng)采，擅長草隸，游山樂水，好吟詩文。別人送給他幾匹馬，他精心飼養(yǎng)，有人因此笑話他，他回答說：“我是愛它的神駿，隨便養(yǎng)著罷了。”后來又有人送他兩只鶴，他倍加愛惜，不久便對鶴說：“你本是沖天之物，怎能作耳目玩物呢？”于是將鶴放飛了。所有這些，都與當(dāng)時玄學(xué)名士的行為吻合，所以當(dāng)世名士也特別喜歡與他交往，尤其喜歡將他與玄談名流相比較。孫綽曾著《道賢論》，將佛家七道人（支道林、法護、帛法祖、法乘、竺道潛、于法蘭、于道邃）比為“竹林七賢”，認為之遁與向秀（七賢之一）都酷愛《莊》、《老》，二人雖不同時，但是文采、愛好相似。所以支道林身為名僧，實則名士，當(dāng)時人評他是“身披袈裟的名士”。又說他“理趣符老莊，風(fēng)神類談客”。在此之前，玄學(xué)家不談佛，甚至不與佛教徒交往，支道林開創(chuàng)了玄、佛結(jié)合的先河。哀帝準他回山時，一代名流前來為他送行，可見名士對支道林的傾慕。

　　玄談名士對支道林的敬重，當(dāng)然不僅因為他的名士風(fēng)度，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才華。支道林除了作詩寫文之外，還寫了很多重要的學(xué)術(shù)著作，如《即色游玄論》、《圣不辨知論》、《道行旨歸》、《學(xué)道誡》、《大小品對比要妙》、《逍遙論》，等等。其著作今天雖然大部分已亡佚，但從仍存的部分文章及殘篇看，支道林在佛學(xué)、老莊學(xué)方面確實有很高的造詣。

　　在佛學(xué)方面，支道林的主要成就在般若學(xué)。在東晉“六家七宗”的佛教般若學(xué)派中，他代表的即色宗。色宗的基本觀點是“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fù)異空”。他的即色義雖還表述得不夠準確，但比起其他各宗，更接近般若空觀。

　　支道林移居石城山后，研究般若學(xué)的同時，又很重視禪學(xué)。他所作《即色游玄論》，即以即色的觀點闡釋禪法，他認為世界皆“空”，同時又不否定“心神”，把禪法理解為無心而逍遙，或者說沒有執(zhí)著的境界，與漢代傳入的安般禪法有所區(qū)別。

　　支道林對佛學(xué)的研究，使他成為當(dāng)時的名僧；而影響更大的，則是他用般若學(xué)解釋老莊，從而成為當(dāng)世的名士。

　　支道林曾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劉系等人認為“各適其性便是逍遙”，唯獨支道林說：“不然，桀、跖以殘害為性，如果適性就是逍遙的話，那么他們也算是逍遙了。”于是將自己的觀點為《逍遙游》作注，群儒舊學(xué)，讀后無人不稱贊。在此之前，玄學(xué)大師郭象、向秀都曾注《莊子》，對于兩家注，從沒有人在郭、向注外有新的發(fā)揮，換句話說，兩家注成了當(dāng)時《莊子》研究不可超越的頂峰。支道林在二家注的基礎(chǔ)上闡明了更深的含義，很多深層而不可得的道理，被他說清楚了，諸賢于是將他的解釋奉為“支理”，從此談《莊子》都采用“支理”。

　　支道林《莊子注》之所以“新”，就在于他將佛學(xué)引入莊學(xué)，用即色義解釋《莊子》的逍遙義。玄學(xué)家郭象注《莊子·逍遙游》，是從明教與自然的角度看問題，認為萬物都是有自己不可改變的性質(zhì)。“仁義”是“人的本性”。自足其性，也就是要“各安其分，各足其性”，因而達到逍遙的境界。所謂“圣人”、“至人”，也就是得“性”而已。

　　支道林認為眾生本性不同，只有“至入”，不僅能適天地自然之本性，而且沒有執(zhí)著，做到“通覽群妙，凝神玄冥，靈虛響應(yīng)，感通無方”，從而既“無待”又“無己”，這才是“逍遙”。

　　支道林以佛解《莊》表明，玄學(xué)本身到東晉已達到了他思想的極限，與佛學(xué)相結(jié)合，使它更好的發(fā)展。支道林在當(dāng)時的巨大影響，他在中國思想史、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此有所體現(xiàn)，他是玄、佛結(jié)合的先驅(q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