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

　　周公姬旦不但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同時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在他攝政期音，曾損益夏商舊禮，“制禮作樂”，完善了周王朝奴隸制國家的政治體制和典章制度，并對商人的天命思想作了變革，提出了“敬德保民”、“明賞慎罰”的統治思想。

　　周公繼承了商人崇拜上帝至上神的天命觀念。他同樣認為“天”是有意志、有感情、能賞善罰惡的人格神。因此，在許多文誥中，周公曾不斷地向殷遺民、周貴族和方國的首領們告誡說：夏、商王朝的滅亡是由于夏商統治者無德而違背了“天命”，故天降命于成湯“刑殄有夏”，降命于文王“殪戎殷”。周王朝的興起則是“受天明命”，一切皆出于“上帝”的安排。

　　但是，周公的天命觀和商人的天命觀是有區別的。他為了強化宗法奴隸制的需要，對商人的天命觀念作了某些變革。首先，他把商人的上帝與宗祖神相結合的一元神論改造成為上帝與宗祖神分離為二的二元神論。繼而，他用“以德配天”說改造了商人的事事皆需求神問卜的天命論。

　　在周公看來，如果周人再繼續承認商人的一元神論，那就無法解釋上帝何以不保佑商族而讓他走和向滅亡的現實，周人的代殷也就失去了神圣的依據。周公認為，有“德”才是取得上帝對地上王權的認可和得到臣民擁護的基本前提。周人所以能夠代商而王，關鍵是“丕顯考文王”“明德慎罰”（《尚書·康誥》），德行醇厚，勤勞敬謹，創造了良好的政績，終于取得上帝的歡心和小民的敬畏，才被天神上帝賜予統治地上的王權。周公盡力把上帝說成是一個對任何人都一視同仁的“公正”之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僖公五年》）。以往，在商人眼里，上帝宗祖的一元神對他們的鐘愛完全是無條件的，而他們對上帝宗祖神則是絕對服從的。因而，商時形成了一種置鬼神于首位而貶抑人事的蒙昧主義的宗教迷信思想，這對人們的理性認識活動的發展起了嚴重的阻礙作用。而周公的二元神論則第一次把上帝神（稱之為“天”）的好惡與地上君王的行為聯系起來，強調了人的主觀努力，這就在一定程度上疏遠了上天與人間的關系，首次打開了商人的宗教蒙昧主義的缺口，從而導引出周公“以德配天”的神權理論。周公認為，君主不能再像商人那樣一味憑靠上帝宗祖之神的保佑過日子，而要具有道德修養，能自覺地維護宗法奴隸制的根本利益，天神才能把疆土和臣民授予君王來統治，并且還要時刻接受上帝（“天”）的監督，看他是否有失德的得為表現。“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視四方，求民之莫。”（《詩·大雅·皇矣》）因此，周初統治者對自己的行為不得不加以自我約束，注意道德修養，故說：“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尚書·君奭》），“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詩·周頌·敬之》）在周公看來，有德和天命是緊密關聯在一起的，天命雖然是至高無上的，但有德卻是取得天命福佑的根據和前提。這樣，法力無邊的天命自然受到了限制，而道德在周人的神權理論中就被提到了重要的地位。這正如《禮記·表記》中所說：“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這樣，“以德配天”思想就把商人鬼神至上的天命思想作了變革改造，賦予了新的內容，即人的活動在天命轉移論的歷史觀點，已經承認人可以有條件地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就表明周人已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類創造歷史的自主活動，它在認識史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周公為了維護和鞏固西周政權，竭力宣揚“以德配天”的神權理論，提出了“敬德保民”的觀念。他從“敬德”出發，時時以夏、商“失德而亡”為鑒戒，要求以國君為首的周貴族要像文王那樣“克自抑畏”、“即康功田功”，繼承先王那種“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尚書·無逸》）的精神，克制奢侈欲望，加強道德修養，做萬民的表率。同時，他還從“敬德”出發，提出“保民”和“慎罰”的主張。他要求統治者“知稼穡之艱難”、“聞小人之勞”，做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尚書·無逸》）和“明德慎罰”（《尚書·康誥》），使奴隸和平民有一個最起碼的生存條件。這樣，“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尚書·召誥》），周朝君王就能獲得小民的擁護而保持永久的“天命”。周公的這種“敬德保民”思想，為后來孔孟儒家所繼承，發展成為一種德治思想，對中國的封建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