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學術成就

　　由儒轉佛

　　1920年，熊十力進入南京支那內學院從歐陽竟無大師研習佛學。其間首尾三年，潛心苦修，獨具慧心，頗有創獲，而生活卻艱苦異常，唯一的一條中裝長褲，常是洗了之后要等晾干才能外出。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揚與舉薦，熊十力被蔡元培聘為北大主講佛家法相唯識的特約講師。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師生蟻聚一堂”之學院式教學方式，而采取古代師生朝夕相處，自由隨和的書院式教學，力主道德與學問并重，生活與學習一致。在主講《唯識學概論》的過程中，他對唯識論逐漸由懷疑而至展開批判，并開始構造他獨出心裁的“新唯識論”哲學體系。

　　開創新儒

　　熊十力認為，一個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須要有自己的哲學，自己的文化。為此，他開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學說，并寫成《讀經示要》等關于儒學的著作。他對胡適等人“全盤西化”的主張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賢經典之中，而是對傳統儒學作較徹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鑄儒佛，獨創一思辨縝密的中國化的哲學，1944年，熊氏《新唯識論》語體文本殺青付梓，由重慶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哲學會中國哲學叢書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書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學著作，它標志著熊十力哲學思想體系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據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學者的話，那么，以語體文本為界，則應當視其為“新儒家”學者。此書與稍后出版的《十力語要》、《十力語要初續》等書一起，構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學思想的主要內容。

　　1953年熊十力再次來到北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剎海后海大金絲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離京為止，此處風景宜人，且毗鄰多為舊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張申府、賀麟等，而舊時弟子亦時常登門拜謁；同時，黨內外許多高級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濟深、陳銘樞、艾思奇等新朋舊友也常來探望，這使熊先生心情甚為舒暢。在這難得的安定環境中，不但繼續著書立說，先后寫就《與友人論張江陵》、《與友人論六經》、《新唯識論》刪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還非常關心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多次致函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央領導人，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出謀劃策。1954年，因各種原因，熊十力漸感孤獨，同時亦難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氣候，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筆耕不輟，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書的下卷，并將上下卷同時印刷出版。全書共33萬余字，重點發掘了儒學中有價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經注我”的精神，重新闡釋了儒學經典和儒學史。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為新儒家學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繼此書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體用論》、《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寫，前后共8種，凡130萬言，真可謂老驥伏櫪、壯心不已！

　　哲學觀點　　

　　熊十力主要的哲學觀點是：體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質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謂“體”是“心體”、“性體”，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體、宇宙萬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頭活水，在一定意義上也是道德的本體和道德的主體。所謂“體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是為了在物欲橫流的世界重新尋找“人生本質”和“宇宙本體”。熊氏認為，吾人與天地萬物所同具的仁心本體，內蘊著極大的力量，可以創造出、生化出整個人文世界。他高揚了仁心本體剛健、創生的特質，實際上是以積極的人生態度、生命意識和人本精神去面對世界，創造世界，同時又主張不被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世界和人文建制所異化、所遮蔽，以致忘卻、淪喪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根基。

　　熊十力是我國現代哲學史上最具有原創力、影響力的哲學家。他奠定了現代新儒學思潮的哲學形上學基礎。他的“體用不二”之論，成為整個當代新儒學思潮“重立大本、重開大用”和“保內圣，開新外王”的濫觴，亦成為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間架。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簡要地說，就是面對西學的沖擊，在儒學價值系統崩壞的時代，重建儒學的本體論，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他的學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著他開創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形上基礎而加以發揮、擴展、深化、揚棄的。學界把他們師徒視為現代新儒學思潮的中堅。

　　綜觀熊十力哲學，大致經歷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參，再到融佛入儒、歸宗儒學的演進歷程。其一生為學，融貫中西，平章華梵，摒棄陳說，絕少依傍。其“新唯識論”哲學思想體系建構宏偉，構思奇巧，富有創發，獨具特色。他是新儒學發展歷程中，繼梁漱溟之后，極具開創性的一代大師。其哲學思想雖有不少局限，但他以其廣闊的文化視野、獨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決的人生問題與文化問題，諸如人的終極關切、人與自然的關系、人的困惑和疏離等，仍是人類現在乃至以后所面臨而必須解決的問題，而他憑著對生命存在的獨特體驗，所作出的對人的內在的道德自覺、價值自覺、文化自覺的闡揚，又為世人開創了一條探尋價值的新路，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義。正因為如此，熊十力的哲學思想才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越來越廣泛的注意和重視。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識論》（文言文本）出版，這標志著蜚聲中外的“新唯識論”哲學體系的誕生。但此書一出，即刻遭到佛學界人士尤其是內學院師友之群起攻擊。其師歐陽閱后痛言：“滅棄圣言，唯子真為尤”，措辭嚴厲。歐陽弟子劉衡如更著《破新唯識論》對熊氏其書進行系統破斥，指責他“于唯識學幾乎全無知曉”，并指斥其書乃“雜取中土儒道兩家之義，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談，懸揣佛法，臆當亦爾”。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應戰，并著成《破（破新唯識論）》一書，對劉氏之斥逐一破解。他為自己辯護說，《新》著“義既遠離唯識，旨亦上符般若”，認為自己非但沒有離經叛道，反而是對佛學的維護和發展，與歐陽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馬一浮等人卻對此書推崇備至，評價甚高。

　　蔡元培稱熊氏乃二千年來以哲學家之立場闡揚佛學最精深之第一人。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將熊十力與王弼、龍樹并提，稱其學識創見乃超越于道生、玄奘、窺基等古代佛學大師之上，真可謂推崇至極！

　　治學精神　　

　　熊著《十力語要》說：“人謂我孤冷。吾以為人不孤冷到極度，不堪與世諧和。”他將王船山與李恕谷拿來作一對照：“船山正為欲宏學而與世絕緣。百余年后，船山精神畢竟灌注人間。……然則恕谷以廣聲氣為宏學者，毋亦計之左歟。那般虜廷官僚，胡塵名士，結納雖多，惡足宏此學。”熊氏認為，“恕谷忍不住寂寞”的背后，其實骨子里正是“實伏有馳鶩聲氣之邪欲而不自覺。”所以“恕谷只是太小，所以不能如船山之孤往。……凡有志于根本學術者，當有孤往精神（卷四）”。

　　十力先生提倡“孤往精神”，正是對于他的那個時代痛下針砭。他又說：“中國學人有一至不良的習慣，對于學術，根本沒有抉擇一己所愿學的東西。因之，于其所學，無有甘受世間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顧天不顧地而埋頭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學術有所創辟，此比孟子所謂緣木求魚及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殆尤難之又難。吾國學人，總好追逐風氣，一時之所尚，則群起而趨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無一剎那，風氣或變，而逐臭者復如故。此等逐臭之習，有兩大病。一、各人無牢固與永久不改之業，遇事無從深入，徒養成浮動性。二、大家共趨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則其余千途萬途，一切廢棄，無人過問。此二大病，都是中國學人死癥。（下文舉例如前清考據之風、新文學、科學主義等，略）逐臭者，趨時尚，茍圖媚世，何堪恬淡。隨眾勢流轉，僥幸時名，何堪寂寞。逐臭之心，飄如飛蓬，何能專一。自無抉擇之習，唯與俗推移。無所自持，何能恒久。故一國之學子，逐臭習深者，其國無學，其民族衰亡征象已著也。而中國人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實事求是，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分途并進，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人棄我取，此甚可憂”（卷一）。

　　熊先生這番話，細細想來，亦不啻為我們這個時代一副清醒劑。“驚于其聲譽、震于其權威、炫于社會上千百無知之徒之展轉傳說，遂從而醉心焉，此愚賤汗鄙之尤。少年志學，寧當爾哉。天下唯浮慕之人，最無力量，決不肯求真知。吾不愿汝為此也。汝好名好勝，貪高騖遠，不務按部就班工夫。一日不再晨，一生不再少，行將以浮慕而畢其浮生，可哀也哉（卷四）”。今天真正有志于學的青年，對于這一番告誡，當反諸己，思之再三。

　　學術獨立與自由，說到底，是一個內心的自由問題。中國傳統的辭語叫做“自得”，義涵似長。在解構了外在的教條主義權力言說方式之后，另有多元的價值與多元的聲音，有時竟匯成一場嘈雜的雞尾酒會。會中人各持酒杯、自成圈子。你肯不肯向隅而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