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思想與論著

　　“一物有多少相，是沒有一定的，有多少人看，就有多少相，看的人沒有了，就相也沒有了。”這是呂思勉先生在1945年出版的《歷史研究法》中寫下的幾句話。14年后(1959年)，呂先生遺著《隋唐五代史》由中華書局出版，卷首的“出版說明”引了這幾句話，由此可初窺先生治史之精神。

　　一、學術思想與成就

　　1、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上海師范大學的蕭功秦先生在提到呂思勉先生時，曾說先生可以算是在中國現代史學界創造了三個“中國之最”，即治學最勤、著述最富、研究領域最廣。說他治學最勤是因為他一生中把二十四史從頭到末讀過二至三遍；說他著述最富，是因為他的全部著作合計達九百萬字；說他研究領域涉及面最廣，是因為他的著作從先秦史、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中國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文化史、民族史、經學史到中國通史幾乎無所不及，而且在每一方面，都有獨特的見解。

　　2、立足國學，自學成才

　　上海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的虞云國先生在《論呂思勉的新史學》一文中談到呂思勉史學的構成背景時認為，在先生23歲立志治史時業已完成的教育，從內容到方法都是傳統舊式的。這種教育包括四個方面：

　　（1）目錄學的知識。從初能讀書起，呂思勉系統閱讀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經、史、子三部與集部之半，做過六本札記。

　　（2）小學與經學的基礎。呂思勉認為，小學經學功夫不僅解決了欲讀古書必先識字的問題，而且為后來研治古史運用材料，導啟了門徑，培植了初基。

　　（3）文學的修養。呂思勉少時先后過錄了前三史的評本，點讀過《三國志》，閱覽了正續《古文辭類撰》。

　　（4）史學的訓練。第一層面為史料的積累，到23歲立志治史時，已將二十四史通讀一過，通過對編年、政書、紀傳三大系列史籍廣泛系統的攻讀，他對前代歷史和史料已了然于胸了；第二層面為方法的領悟，可以說傳統的國學訓練在其史學構成中所占的比重要明顯大很多，說其自學成才一點都不過分。

　　3、喜新而不厭舊，崇洋而不唯外

　　以考據見長的呂思勉十分重視史學方法論，在史學方法的創立上，呂思勉可謂喜新而不厭舊，重洋而不唯外，既立足于舊式傳統教育，又不拘泥于傳統——“歷史永遠在重做之中”是其史學方法論的亮點。

　　虞云國先生在談到呂先生的治學方法時指出，呂思勉認為：在拿來西學新方法時，必須繼承漢學家的考據方法。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本素材，史料搜集是歷史研究的第一步，史料的比較、鑒別、考訂，是歷史研究的中間環節，只有這一環節的準確無誤，才可能決定史事真偽與取去，評斷歷史是非與功過，進而勒成著述，公諸當世。

　　4、動靜結合，自成體系

　　呂思勉認為馬端林《文獻通考序》所概括的兩端最能代表史家的意見，即“治亂興亡”和“典章制度”，前者實為政治史，后者則包括廣義文化史的內容。呂思勉在《白話本國史緒論》里首次論及這對概念，稱前者為“動的史實”，后者為“靜的史實”；并認為，不僅一切歷史現象都包括在這兩者中，歷代史籍也都以二者為記載中心。呂思勉這種將政治演變與典制沿革分別部類的通史斷代史的編撰方法，是針對當時流行的通史、斷代史著作在敘述政治史時夾敘進被割裂的典章經制的內容，令讀者難以通貫把握而作出的推陳出新的探索，這一嘗試對新史學編撰學的完善有著積極的作用。

　　5、“風化”與“山崩”

　　在紀念呂思勉先生逝世40周年研討會上，復旦大學的周振鶴和上海大學的李向平均提出了“風化”和“山崩”這一概念。其中，周振鶴在《呂思勉先生整理舊史籍的意義》一文中提到，呂思勉在他的本國史里主張，歷史應該重視對普通人與普通事的研究，因為這是“風化”，而不應該把注意力只放在特殊人物和特殊事件上，因為這只是“山崩”，山崩的出現有時往往是風化的結果。

　　在那時，先生已經敏銳地感覺到：歷史的動力并不在帝王將相，而在一般的百姓身上。他的這一觀點在當時的史學界可以說是相當超前的，為我們搞清歷史的真正動力指明了方向。

參考《呂思勉史學思想研究綜述》

　　二、個人論著

　　《白話本國史》（1923年，商務印書館初版，2005年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呂思勉文集”）；

　　《燕石續札》（1958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l985年收入《呂思勉讀史札記》）；

　　《中國未經游牧之世》、《兔園策》（原刊《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58年第l期，又刊于《論學集林》）；

　　《隋唐五代史》（1959年9月上海中華書局初版發行，未刊《總論》，有刪改；2005年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呂思勉文集”）；

　　《史學四種》（1981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發行，收入《歷史研究法》、《中國史籍讀法》、《史通評》、《文史通義評》）；

　　《呂思勉讀史札記》（1982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發行，收入《燕石札記》、《燕石續札》及各類札記共526篇；2005年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呂思勉文集”）；

　　《先秦史》（1983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41年開明書店初版，2005年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呂思勉文集”）；

　　《秦漢史》（1983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47開明書店初版，2005年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呂思勉文集”）；

　　《兩晉南北朝史》（1983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48開明書店初版，2005年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呂思勉文集”）；

　　《中國制度史》（1985年5月上海教育出版杜初版，1998年5月第二版）；

　　《文字學四種》（1985年6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包括1949年前出版的《中國文字變遷考》、《章句記》、《字例略說》、《說文解字文考》的未刊稿）

　　《先秦學術概論）（1985年6月上海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新版印行；1933年上海世界書局初版）；

　　《中國民族史》（1986年11月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1934上海世界書局初版）；

　　《論學集林》（1987年12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包括1949年前出版的《經子題解》、《現代文學》、《三國史話》、《史籍與史學》、《蒿廬論學叢稿》、《三國史話之余》、《蒿廬札記》等）；

　　《理學綱要》（1988年3月，上海書店影印初版；1931年商務印書館初版）；

　　《呂著中國通史》（1992年8月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新版；1940年上冊，1944年下冊，開明書店初版；）

　　《經子題解》（1996年3月，東師范大學出版社“二十世紀國學叢書”新版重印；192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

　　《呂思勉遺文集（上、下）》（1997年9月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初版）；

　　《呂著中國近代史》（1997年9月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初版，收入《中國近代史講義》、《中國近世史前編》、《中國近百年史概說》、《中國近世文化史補編》、《日俄戰爭》）；

　　《呂思勉說史》（2000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

　　《呂著三國史話》（2006年，中華書局，簡體橫排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