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其書

　　《管子》二十四卷，雖題為管仲撰，但實為戰國時齊國“稷下學派”的學者托名管仲所為，其中也有漢代學者所附益。《漢書·藝文志》道家著錄有《管子》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其內容龐雜，以法家思想為主，兼及道、名、儒等各家學說，還介紹了天文、歷數、輿地、農業、經濟等多種知識。其中，《牧民》、《形勢》、《權修》、《乘馬》等篇存有管仲遺說；《輕重》等篇重在闡述經濟問題，于生產、分配、交易、財政等方面均有所論及；《心術》、《白心》、《內業》等篇保存了一部分道家有關“氣”的學說；《水地》篇提出了以“水”為萬物根源的觀點；《度地》篇專論水利；《地員》篇專論土壤。其他各篇，也皆有裨于考察先秦時期的政治經濟狀況。現存刊本有明趙用賢刊本，注本有明劉績《管子補注》、清戴望《管子校正》，今有郭沫若《管子集校》、馬非百《管子輕重篇新詮》、趙守正《管子注釋》等。

　　《管子》思想體系的理論基礎是哲學，提出了“水是萬物之本”的觀念，早于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是世界上第一個提出水是世界本原的唯物主義哲學本體論者。

　　《管子》的政治思想以順民心，利民生為原則，在歷史上最早提出了“以人為本”的民本思想，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霸言》）。《管子》不主張君王享有絕對的權威，認為“獨國之王，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形勢》、《形勢解》）。在具體安邦治國的方略上，《管子》設計了一整套國家基本管理體制和制度。如“金字塔”式的基層編制設置，啟發了秦始皇帝國的郡縣制，并一直為現代所借鑒、運用。

　　《管子》的倫理法治思想，在本質上是一種道德和制度規范并重的原則。既講究按法度辦事，又恪守“禮義廉恥”的“國維”觀，類于今天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并舉的方略。這與他堅持“以人為本”的民本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管子》的卓絕之處，在于它是一部政治經濟學著作。提出了“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的民生主義的思想。在具體方略上，主張鹽鐵官營，鑄造貨幣，掌控糧食，國家控制商品流通，增加財政收入，防止貧富懸殊。尤其是《管子》關于“輕重”的理論，以當時社會商品流通為研究對象，深刻地揭示了國家商業資本和國家高利貸資本活動的規律；《管子》關于刺激消費和侈靡消費的理念，把消費方式和消費結構當做發展經濟杠桿的理論，甚至放在今天也是非常“前衛”的觀念，使人覺得早在二千六百年前的中國就已經出現了較為發達的“原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理由認為，管子政治經濟學是世界歷史上最早具有現代經濟萌芽形態的系統經濟學理論，這比西方同等層次的理論，居然早出現近兩千年。在這個意義上，管子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也是人類非物質歷史文化的瑰寶。

　　《管子》的教育思想屬于典型的古典素質教育的范疇。它重視和提倡民眾的道德教育、職業教育（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生活教育、軍事教育和教育考核。并把教育、育人作為國家存亡戰略的“百年大計”，加以倡導和施行。

　　《管子》還是一部卓越的軍事著作和政治謀略著作。主張“服人以義而不以兵，必不得已而用兵，亦先之以義，節之以財，而以傷于民危于國為戒”。同時非常重視用兵的謀略和智慧，首創并實踐用“商利戰”，戰勝制服別國。而對士兵訓練和兵器重要性的認識，也非常合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