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貢獻

　　開創正史地理志的先例

　　在正史中專列《地理志》是從班固的《漢書·地理志》開始的。班固生活的時代是漢朝已建立了200多年之際，王朝空前統一和強盛，經濟發達，版圖遼闊，陸海交通發達。地理知識的積累遠非《山經》和《禹貢》時代可比，社會生活和管理對地理知識的需要也空前迫切。地理撰述不再近則憑證實，遠則憑傳聞，而是國家掌握的各地方當局的直接見聞，乃至相當準確的測繪和統計了。記錄大量實際地理資料的地理著作的出現雖是那個時代的要求，但是，在正史中專列《地理志》卻是班固對后世的重大貢獻。封建時代，一般的地理著作很難流傳到今天，但正史中的《地理志》，在后世王朝的保護下，較易流傳下來。班固在正史中專列《地理志》的作法，被后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所遵奉。這樣就為我們今天保留了豐富的地理資料，為研究中國古代地理學史及封建時代的社會、文化史提供了重要條件。班固對正史《地理志》的開創之功不可忽視。

　　開創政區地理志的體例

　　班固《漢書·地理志》的結構內容共分三部分：卷首(從“昔在黃帝”至“下及戰國、秦、漢焉”)全錄《禹貢》和《周禮·職方》這兩篇，并依漢代語言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卷末(從“凡民函五常之性”至卷終)輯錄了以《史記·貨殖列傳》為基礎的劉向《域分》和朱贛《風俗》；正文(從“京兆尹”至“漢極盛矣”)主要寫西漢政區，以郡為綱，以縣為目，詳述西漢地理概況。這部分是以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國疆域、行政區劃為基礎，敘述了103個郡國及所轄1578縣(縣1356，相當縣的道29，侯國193)的建置沿革、戶口統計、山川澤藪、水利設施、古跡名勝、要邑關隘、物產、工礦、墾地等內容，篇幅占了《漢書·地理志》的三分之二。正文這種以疆域政區為框架，將西漢一代各種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現象分系于相關的政區之下，從政區角度來了解各種地理現象的分布及其相互關系的編寫體例，可以稱之為政區地理志。這種體例創自班固，表現了他以人文地理為中心的新地理觀。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經》《職方》等，一般都以山川為主體，將地理現象分列于作者所擬定的地理區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區的現實情況。《禹貢》雖然有了地域觀念，以山川的自然界線來劃分九州，分州敘述各地的地理。但“九州”僅是個理想的制度，并沒有實現過。所以《禹貢》還不是以疆域、政區為主體、為綱領的地理著作。班固之所以形成以人文地理為中心的新地理觀，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還因為他生活在東漢這個具體的歷史時代。我國行政區劃起始于春秋戰國之際，但尚未有統一四海的封建國家出現。隨后的秦代雖然一統天下，但歷時很短。自漢朝建立到班固生活的東漢，已經有了200多年長期穩定的歷史，在疆域廣袤的封建大帝國內，建置并完善了一套郡(王國)—縣(邑、道、侯國)二級行政區劃。長期實施的社會制度，促成了新地理觀念的產生。班固的這種新地理觀隨著大一統觀念的加強，隨著重人文、輕自然、強調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鞏固而一起被長期繼承下去。不但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漢書·地理志》為藍本，而且自唐《元和郡縣志》以下的歷代全國地理總志也無不仿效其體例。班固的地理觀及其《漢書·地理志》模對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是為我國保留了一大批極有價值的人文地理資料，另一方面也妨礙了自然地理觀念的發展。直到明末《徐霞客游記》問世之前，我國始終缺乏對自然地理現象進行科學描述和研究的專著，至多只有記錄自然地理現象分布和簡單描述的作品，往往還是像《水經注》那樣以人文地理資料的記錄為主。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班固的地理觀及其《漢書·地理志》模式的影響不能不說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開沿革地理之始

　　班固不僅在《漢書·地理志》中首創了政區地理志的模式，同時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漢書》雖然是西漢一朝的斷代史，但《漢書·地理志》記述的內容超出西漢一朝。它“因先王之跡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采獲舊聞，考跡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春秋，下及戰國、秦、漢”。它是一部西漢的地理著作，又涉及到各郡國的古代歷史、政區沿革等。比如，卷首寫漢前歷代疆域沿革，除全錄《禹貢》、《職方》兩篇外，班固還在《禹貢》前增以黃帝至大禹、《禹貢》與《職方》間加以大禹至周、《職方》后綴以周至秦漢的簡略沿革，保持了漢以前區域沿革的連續性。又比如，卷末輯錄了劉向的《域分》和朱贛的《風俗》，分述以秦、魏、周、韓、鄭、陳、趙、燕、齊、魯、宋、衛、楚、吳、粵(越)等故國劃分的各地區概況，其中沿革是重要內容之一。再比如，班固在正文中于政區地理的框架中納入其他門類的地理現象，將其分系于各有關的郡國和縣道之下，并主要采取注的形式敘述各郡國從秦代到王莽時的建置沿革。縣一級政區并載明王莽的改名。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注重地理沿革的做法被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全國地理總志和大量的地方志所沿用，使后世的沿革地理著作成為中國古代地理學的重要部分。

　　記錄大量地理資料

　　班固的《漢書》是我國西漢的斷代史，其中記載了當時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資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溝洫志》和《西域列傳》等篇目中。例如，僅《漢書·地理志》的正文中就記載川渠480個，澤藪59個，描述了全國300多條水道的源頭、流向、歸宿和長度，是《水經注》出現以前內容最豐富的水文地理著作。正文中還記載有153個重要山岳和139處工礦物產位置分布情況；有屯田的記錄；有水利渠道的建設；有各郡國及首都長安、少數重要郡國治所及縣的戶數和人口數統計資料113個，是我國最早的人口分布記錄，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完善的人口統計資料。書中有陵邑、祖宗廟、神祠的分布；有具有歷史意義的古國、古城及其他古跡記錄；有重要的關、塞、亭、障的分布以及通塞外道路的內容等。總之，《漢書》中所記載的自然地理、經濟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軍事交通地理等內容為今天研究漢代的社會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保存邊疆地理資料

　　班固的《漢書》在《地理志》、《西域列傳》等篇中記載了大量的邊疆地理資料。西漢是我國歷史上最強盛的王朝之一，幅員遼闊，交通、文化、經濟發達。經過武帝時張騫的幾次出使西域和漢軍的幾次出征，開通了絲綢之路；經過張騫等人的“通西南夷”，對當時西南地區有了一定了解。此外，西漢時對東南沿海、南海及印度洋的地理也有一定認識。這些在《漢書》中有豐富的記載。如《漢書·地理志》最早記載了一條從今徐聞西出發到印度南部和斯里蘭卡的航海線，對沿途各地的地理現象做了記錄。又如，《漢書·嚴助傳》記載淮南王說閩越(即福建)的情況是“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數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再如，《漢書·匈奴傳》記載漢元帝時候應上書說：匈奴“外有陰山，東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獸”。又說：“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這些描述蒙古高原的內容說明漢代人們對邊疆地理已有相當程度的認識，給我們今天留下了豐富的研究材料。

　　班固是我國東漢著名的學者，《漢書》中有關地理方面的記述是他根據檔冊進行抄錄、編纂而成的，特別是《地理志》博采西漢以前的地理著作匯為一篇。著書的宗旨是“追述功德”、表彰漢朝使之“揚名于后世”，同時為當時行政管理服務。因此，地理的內容以政區沿革地理為框架，自然地理內容排在其次。這樣以人文地理為主的地理觀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一致，《漢書·地理志》的模式容易被后世的正史地理志、全國總志、地方志仿效，從而對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發展產生很大影響。班固所開創的《漢書·地理志》模式對后世沿革地理的蓬勃發展起了促進作用，但也阻礙了自然地理的進步；它記錄了大量的人文和自然地理資料，但也阻礙了理論的發展，特別是自然地理學理論的發展。從《漢書·地理志》的內容來說，它是從事中國疆域政區沿革研究的基礎，是研究我國疆域地理必讀的書，是研究漢代地理必讀的書。

　　總之，班固在沿革地理學的開創和地理資料的保存方面都是卓有成就的，他是中國封建社會頗有影響的歷史地理學家。

　　文學貢獻

　　他的《漢書》是我國第一部斷代史，為后世封建王朝官修正史的楷模。作為賦家，他的創作活動主要表現在身體力行地提倡散體大賦上。班固有濃厚的忠于皇室的正統思想。 　　

　　根據明帝批評司馬遷《史記》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表彰司馬相如頌述功德，……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的詔令（見《文選·典引序》），班固不僅在《離騷序》中，一反自西漢劉安《離騷傳》以來對屈原的高度評價，指責屈原露才揚己，……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對不容，沉江而死，亦貶潔狂狷景行之士，而且在《兩都賦序》中，與揚雄論賦截然相反，對以司馬相如為首的西漢大賦從為封建王朝興廢繼絕，潤色鴻業的角度，給予了毫無保留的全面肯定，將其與儒家至高無上的經典《詩經》相提并論，贊其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炳焉與三代同風，認為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缺也。正是在這種思想理論的支配下，他在明帝永平年間創作了著名的《兩都賦》。

　　《兩都賦》在結體與手法上完全仿效司馬相如《子虛賦》。首先，《兩都賦》所描述的具體內容，已不再像司馬相如那樣重在帝王宮苑、游獵，而是借鑒揚雄《蜀都賦》，創造性地發展為京都山河形勢、表里布局和雄偉氣象，雖然不能全免大賦夸張渲染失實之病，但由于采用了不少實際的歷史地理資料，而不顯過分虛浮，有真切的現實感。另外，在語言的運用上，排偶之中，音調和諧，極少奇僻的異體字，明暢順達，無漢賦常見的臃腫澀滯之弊，又確實使讀者娓娓而不厭。正因如此，班固贏得了與司馬相如、揚雄以及稍后張衡并稱漢代四大賦家的盛譽，《兩都賦》所開創的京都大賦體制，也直接影響了張衡《二京賦》以及西晉左思《三都賦》的創作，不僅蜚聲文壇，而且被蕭統《文選》列為第一篇，劉勰也稱其明絢以雅贍。盡管《兩都賦》在藝術上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歷來為士大夫所重，但是總體來看，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革除早已被揚雄針砭的散體大賦自身具有的通弊，從而扭轉其衰竭之勢。就賦體文學發展的趨勢而言，當大賦已經定型為以“窮泰極侈”的筆墨達頌圣之旨，即便有諷諭，也不過“勸百諷一”，而以騷體為代表的抒發內心情懷之賦，正越來越成熟，在顯示出強勁的藝術生命力之時，仍要恪守老路，企圖重新振興，畢竟是違反客觀規律，逆歷史潮流而動，斷不會成功。

　　其實在對待賦體文學的正常發展走向上，班固實際也是自相矛盾的。這不僅表現在其于明帝永平初給輔政的驃騎將軍東平王劉蒼的奏記中，曾高度評價屈原：“屈子之篇，萬世歸善。”與以后希明帝詔旨誹毀屈原“露才揚己”大相徑庭，并效《離騷》之體，作《幽通賦》述志明意，而且當章帝繼位后，因官職未能高升而有怨思時，又效東方朔 “托古慰志，疏而有辨”的《答客難》體，作《答賓戲》，盡管表面上堂皇地表示自己“專篤志于博學，以著述為業”，但通過“賓之口戲主人”所說的“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涂，跨騰風云，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仍能品味出其內心不平衡的情緒。正如范曄《后漢書》本傳所道破的：“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作《賓戲》以自通焉。”所以雖然成就不能與東方朔獨辟蹊徑相比，然而還是發泄了隱秘的真情。

《漢書》在史學上的貢獻

　　班固的主要學術成就是在史學方面，他所著《漢書》，是一部杰出的歷史著作。

　　《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它有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傳，共一百篇（后人析為一百二十卷），主要記述漢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個別篇章貫通古今數千年（如《古今人表》和十志）。全書八十余萬字。它承襲了《史記》的體例而有所變化，《史記》是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漢書》則是紀、表、志、傳四體，改“書”為“志”，舍棄“世家”，體例較為嚴整。它為斷代體“正史”定下了格局，遂為后代正史不祧之宗。我國傳世的“廿四史”，除《史記》和《南史》、《北史》外，都是沿用《漢書》的體例。詳贍是《漢書》的一大特點。《漢書》中有關武帝以前的史事，多采自《史記》，甚至有抄襲之嫌，但實際上補充了很多內容，也有些刪改。例如，《漢書》增設了《惠帝紀》和賈山、李陵、蘇武、張騫等傳，創立《古今人表》和刑法、五行、地理、藝文等志；蕭何、韓信、劉安等傳中，增加了不少史料，特別是在一些紀、傳中記載了很多詔令、奏議、詩賦、文章。這就大大地豐富了漢代史的內容。武帝以后的記載，大概是綴集班彪《后傳》及各家續《史記》之作，加以編撰而成。各家所作及《后傳》早已散佚，具體情況不得而知。從班彪的《前史略論》“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來作推敲，《后傳》大概只有紀、傳，而無表、志。看來，班固寫武帝以后史事的任務也是艱巨的，撰十志尤非易事。

　　從《漢書》的總體來看，十二紀寫西漢十二世君國大事，記明年月，多列事目，不寫細節，起提綱作用。八表，有六個王侯表是從《史記》中的漢王侯表發展起來的；《百官公卿表》比之《史記·將相名臣表》豐富得多，既敘述秦漢官制演變，又記錄漢代三公九卿的任免；《古今人表》把遠古至楚漢之際的人物列為九等，未列漢人。十志，是律歷、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等，記述古代政治、經濟制度及文化思想史。七十傳，先專傳、合傳，后類傳，記載西漢各種人物、各個民族及鄰近諸國，末尾傳寫王莽及《敘傳》。

　　十志最體現《漢書》的詳贍。《食貨志》記述西周至王莽時期的農業、農政、貨幣和財政的情況。《刑法志》記述西周至東漢初年的軍制和刑法的歷史變化。《地理志》概述古今地理沿革，漢代政區，以及各地區的范圍、山川、戶口、物產、風習和中外交通。《溝洫志》記述古今水利事業，詳載了賈讓的治河三策。《禮樂》、《郊祀》二志記載歷來的禮樂文化和祭祀制度。《天文》、《律歷》二志記有古代自然科學的寶貴資料。《五行志》詳記了自然界古今很多的災異現象。《藝文志》吸收了劉歆《七略》的成果，著錄了西漢末年皇家藏書的情況，并綜述了各種學術派別的源流和短長。這些詳細的記載，把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自然史的著述，在《史記》八書的基礎上，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極大地豐富了歷史的內容，對后世紀傳體史書的志影響很大，對后來《通典》、《文獻通考》的影響也不小。

　　《漢書》所記民族歷史，比《史記》增多了。它把《大宛傳》擴充為《西域傳》，敘述了漢朝與西域間政治、經濟、文化關系史，西域幾十個地區或國家的歷史，為研究我國古代民族史和中外關系史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這樣的記述，為后世正史所取法，形成了一個優良的傳統。故《漢書》在中國史學史上有“文贍而事詳”之譽。

　　大一統和正統思想是《漢書》的又一大特點。首先，它肯定大一統，給統一的漢代政權和多民族統一國家以應有的歷史地位。秦漢的一統，在我國歷史上有重大意義，《史記》已寫出了中國古代趨向統一的歷史大勢，但尚未完整地記載漢代統一的歷史。《漢書》吸收了《史記》的經驗，加以改進和發展，從時間、地域、人事、思想文化諸方面詳述漢代統一，給漢代以應有的歷史地位，歌頌一統大業，這是應予充分肯定的。

　　其次，它推崇漢為正統。《漢書》寫道：“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高帝紀》）神化劉邦興漢符合天命。同時又否定被漢取代的秦朝和篡漢的王莽政權都不符天命，只是“余分閏位”（《王莽傳》），沒有合法的歷史地位。這種封建正統觀念，是非歷史主義的，它對后世的影響很大，故后世封建史家有正閏之論。同時，它卑視非漢的政權和非帝系的人物。秦末農民大起義對于漢之代秦起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史記》將陳涉列于“世家”，將項羽列于“本紀”，給以較高的歷史地位；而《漢書》則將陳涉和項羽一律列于“傳”。王莽建立過政權，且不論其政治得失，就體例而言，也應當入紀，而《漢書》只列于“傳”。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正統思想。《漢書》的大一統和正統思想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如今應當審慎地予以分析批判。

　　再次，它獨尊儒學思想。《漢書》評司馬遷曰：“其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司馬遷傳》）這正表明它以“圣人”之是非（實即封建正統思想）為準則。它獨尊儒家和《六經》，把諸子、詩賦視為“《六經》之支與流裔”（《藝文志》）。它把凡是結賓客、廣交游而形成的一種社會勢力的人都稱為游俠，斥其為“背公死黨”（《游俠傳》），它談謀生之道，也強調封建等級，說“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要求老百姓“貴誼（義）而賤利”（《貨殖傳》）。這種與司馬遷《史記》對立的觀點，確是宣揚封建專制主義的正統思想。

　　還有，它雜有神學色彩。漢代統治者有意宣揚天人感應論和五行災異說，故使全社會和學術界都程度不等地受了影響，《漢書》作者也難幸免，故它在記述史事中，往往夾雜這種思想和說教。如講漢得“天統”，漢為“火德”，講五行災異，天變與人事的符應（見《天文志》、《五行志》），這種思想滲透于其書。不管作者是有意或無意，寫得多或少，實際上是在起了一定的宣揚天人感應論和五行災異說的作用，而為漢朝封建統治服務。

　　《漢書》因其在史學史上的地位和意義，深為后世學者所重視，歷來研究它的學者甚眾，顏師古的《漢書注》、王先謙的《漢書補注》，以及近人楊樹達的《漢書窺管》、陳直的《漢書新證》等，都對漢書學作出了一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