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貢獻

　　從學術史來看，中國的宋史研究肇始于是20世紀上半葉。宋代史學體系之建立，始于鄧廣銘。

　　張蔭麟是20世紀宋史研究的先驅。從20年代中葉起，他先后發表論文20余篇，宋史研究的不少課題都是由他發軔的。但由于英年早逝，未能取得更大成就。張蔭麟對于宋代史學的首創之功不應埋沒，但他的成就和影響尚不足以使宋代史學形成為一門規模初具的斷代史學。

　　從30年代起，鄧廣銘逐步確立了宋史研究的學術方向。至40年代，鄧廣銘在宋史學界的權威地位已經得到史學大家的承認。1943年，陳寅恪在為《宋史職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評價說：“鄧恭三先生廣銘，夙治宋史，欲著《宋史校正》一書，先以《宋史職官志考正》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論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學之建立，先生當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無疑也。”

　　1947年，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一書中對本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史學做了一番全面的回顧，其中在談到宋史研究的狀況時說：“鄧廣銘先生年來取兩宋各家類書、史乘、文集、筆記等，將《宋史》各志詳校一遍，所費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極大。其《宋史職官志考正》已刊于《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中，更有《岳飛》、《韓世忠年譜》、《陳龍川傳》，及論文《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故事考釋》、《宋太祖太宗授受辨》、《宋史許及之王自中傳辨證》。宋史的研究，鄧先生實有篳路藍縷之功。張蔭麟先生亦專攻宋史，惟英年早逝，不克竟其全功。但就所發表的論文看來，其成就已很大，僅次于鄧廣銘先生而已。”至40年代末，由于鄧廣銘的努力，宋代史學在中國史學中可以說已經獨樹一幟。

　　今天，鄧廣銘早已被公認為20世紀宋史學界的學術泰斗。周一良教授曾經在一篇紀念文章中說，在鄧廣銘九十誕辰的時候，他曾想寫一篇文字，“主題就是‘鄧廣銘是二十世紀海內外宋史第一人’”。其理由是：鄧廣銘的宋史研究，范圍非常廣泛，不像一般學者那樣只偏重北宋，而是南北宋并重；不但研究政治史、經濟史，也研究典章制度、學術文化，甚至還箋注過辛詞，這在宋史學界是無人能比的。鄧廣銘培養的第一位研究生漆俠教授，對他老師的學問的評價是“致廣大而盡精微”，他認為“真正能夠盱衡天水一朝史事的”，惟有鄧廣銘先生；“宋遼夏金斷代史方面的通才”，也只有鄧廣銘先生一人。

　　自新史學誕生以來，中國出現了五位一流的史學大師，這就是王國維、陳寅恪、陳垣、錢穆、顧頡剛，他們可以稱得上是通儒。其次是在某個斷代史或專門史領域獲得最高成就、享有舉世公認的權威地位者，也為數不多，如唐長孺之于魏晉南北朝史，韓儒林之于蒙元史，譚其驤之于歷史地理，以及鄧廣銘之于宋史。除了宋史之外，鄧廣銘的研究領域還涉及遼金史，尤其是有關宋遼、宋金關系的問題。他對遼金文獻史料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如關于《遼史·兵衛志》的史源，關于《大金國志》和《金人南遷錄》的真偽等等。雖然他對遼金史的問題不輕易發表意見，但實際上有很多精辟和獨到的見解。

　　在鄧廣銘的著述中，首推四傳二譜，即《陳龍川傳》、《辛棄疾傳》、《岳飛傳》、《王安石》和《韓世忠年譜》、《辛稼軒年譜》。周一良教授在評價鄧廣銘的學術成就時寫道：“與一般史學家不同的一點是，他不但研究歷史，而且寫歷史。他的幾本傳記，像《王安石》、《岳飛傳》、《辛棄疾傳》等等，都是一流的史書，表現出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當代研究斷代史的人，很少有人既能研究這一段歷史，又能寫這一段歷史。”他解釋說，清代學風樸實，尤其是乾嘉時代的學者，在史料考訂上下了很大功夫，但就是沒有一個人寫歷史；現代史學家中不乏高水平的學者，許多人都能做出扎實的研究成果，但卻極少有人能夠寫出歷史。這就是鄧廣銘先生的不同凡響之處。

　　在鄧廣銘的四部歷史人物傳記中，以《岳飛傳》和《王安石》花費的心血最多。《岳飛傳》初名《岳飛》，是1944年應重慶勝利出版社之約而撰寫的，次年8月15日出版。1954年，他把這部書作了大幅度修改，并改名為《岳飛傳》出版。“文革”后，他再次改寫《岳飛傳》，改寫的部分占全書的90%以上。《王安石》一書初版于1953年。由于文革中寫成的那部《王安石》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遂于80年代初修訂后再版。但此次修訂本并沒有作太大的改動。因此在年過80以后，鄧廣銘又四寫《王安石》，對此書做了徹底的修改，在史料考訂和辨偽上下了很大功夫，篇幅也增加二分之一以上。

　　此外，《稼軒詞編年箋注》也是足以傳世的名作。此書的初稿完成于1937年至1939年間，原擬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未果，直到1957年才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刊行。該書問世后，便引起學界普遍關注。 1962年此書增訂本出版，并于1963年和1978年兩次重印。80年代后，鄧廣銘再度對它進行修改和增訂，于1993年推出一個更加完善的本子。《稼軒詞編年箋注》是一部膾炙人口的佳作，自該書問世40年來，擁有相當廣泛的讀者，僅1978年一版就印行了25萬冊，鄧廣銘戲稱它是一本“暢銷書”。曾經有人對他談到讀完此書所留下的印象：“它是出自一個歷史學者之手，而決非出于一個文學家或文學史家之手。”這句話道出了此書的學術價值所在。

　　說到“寫歷史”，還應該提到的是，60年代初，鄧廣銘參加了由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的編寫工作，撰寫其中的宋遼金史部分，這部教材后來贏得了很高的聲譽，但他所撰寫的部分畢竟只有13萬字的篇幅。鄧廣銘晚年的一個最大遺憾，就是沒有寫出一部堪稱總結性成果的《宋遼金史》。

　　對于歷史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也是鄧廣銘的重要學術貢獻之一。40年代初，他曾計劃對《宋史》全書進行系統的考訂，最終撰成一部《宋史校正》，后來這一計劃雖未完成，但僅就他對《職官志》和《刑法志》的考訂來看，可以說是自《宋史》問世600年來對此書進行的第一次認真清理。文革期間，他還一度參加過由中華書局主持的《宋史》點校工作。80年代以后，鄧廣銘長期擔任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并點校出版了《陳亮集》和《涑水記聞》(與張希清合作)。在他的主持下，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還完成了兩項宋代文獻的整理工作，一是點校趙汝愚的《國朝諸臣奏議》，二是編成一部《宋人文集篇目索引》。

　　長期以來，鄧廣銘在研究南宋前期的宋金和戰等問題時，曾花費過很大精力對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進行校勘，準備在點校此書的基礎上，仿照陳垣的《元典章校補釋例》(又名《校勘學釋例》)寫出一部《三朝北盟會編校勘釋例》，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一個范例。可惜未能如愿。

　　鄧廣銘一生中曾多次參與報刊的編輯工作，這是他對學術事業的另一種形式的貢獻。早在1933年，他剛考入北大不久，就與北大英文系學生李廣田和師大中文系學生王余侗共同創辦了一份校園刊物《牧野》旬刊。大學三年級時，他又與同班同學傅樂煥、張公量為天津《益世報》主編《讀書周刊》(名義上的主編是北大圖書館館長毛子水)，傅、張二人畢業離校后，改由他和金克木二人主編。1942年，他在重慶的中國文化服務社專職主編《讀書通訊》，直到次年暑期應復旦大學之聘時為止。1946年回到北平后，上海《大公報》請胡適主編《文史周刊》，鄧廣銘擔任執行編輯。從1951年起，清華歷史系、北大史學系和近代史研究所共同為天津《大公報》主編《史學周刊》，北大史學系的代表就是鄧廣銘。1953年，《大公報》停刊，《史學周刊》改組為《光明日報》的《史學》雙周刊，由北大、北師大和近代史所三家合辦，鄧廣銘擔任北大歷史系的執行編輯。自1958年以后，《史學》雙周刊改由北大歷史系一家負責，范文瀾、翦伯贊任主編，鄧廣銘和田余慶、陳慶華、張寄謙四人擔任執編輯，直到1966年《史學》停刊為止。

　　衡量一位學者的成就和貢獻，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對學科的推動作用。鄧廣銘從教60年，為中國史學界培養出許多優秀人才，今天宋遼金史學界的中堅力量大都與他有直接或間接的師承關系，在這個領域建立了一個成功的學統。他在80年代擔任宋史學會會長以后，為推動宋史研究的繁榮和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人們公認，最近20年來，中國大陸宋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在各個斷代史中尤為突出。

　　文革以后，鄧廣銘的學術地位和崇高聲望使他有可能像傅斯年那樣為史學事業做出更大貢獻，他充分把握了這種機遇。1978年他出任北大歷史系主任后，義不容辭地肩負起北大歷史系的“中興”大業。他四處網羅人才，讓長期被當做翻譯使用的張廣達回來做專業研究，從山西調來王永興，從社科院調來吳榮曾，從中文系調來吳小如。又與王仲犖教授商定，要將他也調來北大，但幾經周折而未果。當時還曾商調漆俠和胡如雷，也因河北方面不同意而作罷。在鄧廣銘擔任系主任期間，為了提高教學質量，先后聘請了許多專家到歷史系兼課，僅中國古代史方向就有寧可(中國通史)、吳榮曾(戰國史專題)、漆俠(宋代經濟史)、蔡美彪(遼金元史)、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劉乃和(中國史知識講座)、王利器(古文獻選讀)等。今日北大歷史系能夠重振雄風，鄧廣銘的“中興”之功實不可沒。

　　創建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是鄧廣銘晚年的又一貢獻。按照他當時的設想，是想仿照傅斯年辦史語所的方法，要求大家每天都到中心來讀書和研究，互相探討問題。他為中心提出的十六字方針是“多出人材，多出成果；快出人材，快出成果”。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心的建立確實為北大歷史系儲存了一批優秀的人才，今天他們已經成為中國史學界的一支生力軍。前幾年，鄧廣銘在他的《自傳》中這樣寫道：“經我的倡議，……于1982年成立了北大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由我任主任，迄于1991年卸任。在此十年之內，在此中心培育出許多名杰出學人，在學術上作出了突出貢獻，這是我晚年極感欣慰的一樁事。”學術研究是一項薪火相傳的事業，鄧廣銘成功地把他手中的火炬傳給了后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