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852年（咸豐二年），林紓出生于福州府閩縣玉尺山下光祿坊中的一個鹽商家庭。林家祖上九代貧民，到了父親林國銓這一代，因其為某鹽商在建寧辦理運鹽事務，才積攢了些許余財，家境有所好轉。然而時運不濟，好景不長，林父于一次運鹽途中損失了大量貨物，一通課稅、賠償后，林家已傾盡家當。林父不得已遠赴他鄉經商，但商路坎坷，家中仍時常不敷出入。林紓由是寄養于龍山巷的外祖母家。母系陳家世代書香，外祖母在寵愛之余，亦對林紓教導有方。5歲時，林紓由外祖母教導習字，7歲入私塾，11歲起隨薛則柯學習古文，隨后又隨朱葦學制舉文。

　　1869年，18歲的林紓與劉瓊姿完婚。次年，林紓的祖父、祖母、父親相繼去世，連遭打擊，林紓患上肺病。后經岳父劉有棻推薦資助，在陳榮圃處學制舉文。又師從陳文臺（石顛山人）學畫。

　　青年時代的林紓嗜書如命，“四十五以內，匪書不觀”，縱使家境貧寒，讀書也從未懈怠，甚至有“讀書則生，不則入棺”這樣的字句留下。和一般的讀書人相比，林紓身上更有一分俠氣，讀書之外，林紓對劍術、拳擊也小有研究，在鄉中頗有“狂生”的名號。

　　1879年（光緒五年），林紓入縣學，中了秀才，三年后又得舉人。隨后，“七上春官，屢試屢敗”，十五年的光陰，耗費于科舉路上。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林紓的夫人劉瓊姿病逝，林紓始終郁郁寡歡，在朋友魏瀚的勸說下，開始嘗試與人合譯小說。林紓的同鄉王昌壽，曾赴法留學6年，不但法語精湛，而且有著很高的文學修養。由于林紓不懂外語，便由王昌壽口述，林紓再轉譯為文言。林紓與之合譯的第一部翻譯作品《巴黎茶花女遺事》，甫經問世，便廣受好評，一時洛陽紙貴。嚴復有《甲辰出都呈同里諸公》詩云

　　“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林紓也由此正式走上了翻譯道路。

　　鄭振鐸寫《林琴南先生》，統計林譯小說“成書的共有156種；其中有132種是已經出版的，尚有14種則為原稿。還存于商務印書館未付印。”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統計，其翻譯小說，“計英國九十九部，一七九冊；美國二十部，二十七冊；法國三十三部，四十六冊；比利時一部，二冊；俄國七部，十冊；西班牙一部，二冊；挪威一部，一冊；希臘一部，一冊；瑞士二部，四冊；日本一部，一冊；未知國五部，六冊；共一七一部，二七○冊。還有未收集的短篇十五種”。林譯作品單行本主要由商務印書館刊行，未出單行本的，大多在《小說月報》、《小說世界》上刊載。美英作品合譯者有魏易、曾宗鞏、陳家麟、毛文鐘等，法國作品合譯者有王壽昌、王慶通、王慶驥、李世中等。譯得最多的是英國哈葛德，有《迦因小傳》等20種；其次為英國柯南道爾，有《歇洛克奇案開場》等7種。隸屬名家名著的，有俄國托爾斯泰的《現身說法》等6種，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等5種，大仲馬《玉樓花劫》等2種，英國狄更斯的《賊史》等5種，莎士比亞的《凱撒遺事》等4種，司各特的《撒克遜劫后英雄略》等3種，美國歐文的《拊掌錄》等3種，希臘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西班牙塞萬提斯的《魔俠傳》，英國笛福的《魯濱孫飄流記》，斯威夫特的《海外軒渠錄》，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譚》，安東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傳》，美國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錄》，法國巴爾扎克的《哀吹錄》，雨果的《雙雄義死錄》，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歸》等等。

　　林紓文思敏捷，翻譯速度極快，往往“口述者未畢其詞，而紓已書在紙，能一時許譯就千言，不竄一字。”雖經他人口譯，有時不免紕漏錯處，但其翻譯言辭優美，盡得原文之精粹，又能以筆力填補原文之不足，故而深受推崇。周作人曾說“老實說，我們幾乎都因了林譯才知道外國有小說，引起一點對于外國文學的興味，我個人還曾經很模仿過他的譯文。”亞瑟·威利評論說：“狄更斯……所有過度的經營、過分的夸張和不自禁的饒舌，（在林譯里）都消失了。幽默仍在，不過被簡潔的文體改變了。狄更斯由于過度繁冗所損壞的每一地方，林紓都從容地、適當地補救過來。”

　　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林紓都無愧于“譯界之王”的美譽。

　　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林紓翻譯小說，是“愿為叫旦雞”，在于輸入新思想、新學說，以開闊國人的視野，喚起民眾的覺醒，這在其譯作自序中多有體現，從譯作的題材選擇上也可見一斑。從屢試科舉到譯書醒世，其經世情懷始終一以貫之。

　　同一時期，林紓與當時回閩奔喪的郵傳部尚書陳壁、農工商部員外郎力鈞、天河北道孫葆縉等舊友合作，利用他蒼霞洲的舊居創辦了“蒼霞精舍”。

　　監督任佩珊，林紓任漢文總教習，親授《毛詩》、《史記》等。晚晴戊戌變法之前，在東南一隅的福州，能由民間興辦如此洋式學堂，無疑需要極大的勇氣。“蒼霞精舍”的建立及其帶來的影響，不只對福州，乃至對當時全國教育制度的改革，都有著啟蒙和推動的作用。

　　1901年，50歲的林紓赴京金臺書院講習，又被五城學堂聘為總教習。1903年，林紓兼任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筆述，與嚴復成為好友。1912年，林紓開始在《平報》發表筆記小說。1913年春，林紓辭去了北京大學的教職。1915年，受聘北洋軍人徐樹錚所辦正志中學擔任教職。1916年，林紓不為“袁大總理顧問，謝絕了段祺瑞。人生的最后幾年，林紓在北京度過，以譯書售稿與賣文賣畫為生。

　　林紓的晚年，學界對其褒貶態度逐漸轉向。

　　首先是源于五四運動期間，其公開表明反對新文化的立場。至今在中學的歷史教科書上，林紓依舊是作為襯托進步人物地位的政治反動保守角色出現的。一方面，在于林紓對古文的推崇。新文化運動時期，林紓多次參與論戰，不單有文論古文之長，之不宜廢黜，更有諷刺白化文運動的作品見諸公開刊物。（《論古文之不當廢》(1917)、《致蔡鶴卿書》(1919)、《荊生》(1919)、《妖夢》(1919)、《腐解》(1919)、《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1919)、《續辨奸論》(1923)等。）而另一方面，是源自林紓本人對于清皇朝的眷戀，這與他的所提倡的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不無關系。辛亥革命后，他以遺老自命，十一謁光緒的崇陵。更將書齋取名“望瀛樓”，以示對被慈禧囚禁在瀛臺的光緒帝的懷念。而除卻懷念，面對日漸昏暗的政治格局，身為一個毫無政治影響的知識分子，更多的也只是無奈。
　
　　其次來自于其翻譯才能的黯淡。以1913年譯完《離恨天》為界，林紓的后期翻譯多出于生計，“譯筆逐漸退步，色彩枯暗，勁頭松懈，使讀者厭倦。”（錢鐘書《林紓的翻譯》）

　　1924年，林紓在京去世。

　　林紓去世時，陳寶琛作挽聯“由俠入儒，晚節獨能懷故絳；因文見道，諸家無不廢虞初”可謂對林紓一生入木三分的刻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