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是先秦職官系統中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憑借專有巫史知識，載錄和保存文獻的職能，以及由此而逐漸獲得的話語闡釋權力而擁有極其尊崇的社會地位，產生了極為重要的文化影響，因而，這一群體歷來為研究者所特別關注。先秦史官研究一直是學界探討的一個重要課題和熱點話題。縱觀近百年來的先秦史官研究，尤其是現當代，在新理論和新方法的推動下，取得了頗為豐碩的科研成果。然而，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比如，沒能對先秦史官文化的動態發展軌跡作出整體性的觀照和研究，對先秦史官的精神品性內涵也沒有進行充分的發掘和展示，等等。

　　過常寶先生《原史文化及文獻研究》一書以司馬遷以前的歷代史官及史著為研究對象，認為這一時期尚屬于“原史”階段，在文化形態上與后世史官有著顯著的不同，其特點是，史官憑著“巫史不分”的宗教文化背景，從史實載錄工作中發展出見證天命、裁決社會的話語權力，它的代表性歷史事件就是周公攝政稱王和制禮作樂。孔子以傳《春秋》而成為“素王”的觀點，也反映了人們對這一原史文化傳統的認同。作者對這一文化傳統的體認、考證，以及對這一文化傳統各個發展階段的描述，都是切實而明晰的。“原史”文化現象的提出和考實具有重要的學理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它作為上古社會的一個重要文化現象，理應受到特別的重視；其二，上古時代的各類史官文獻以及撰述觀念也都與此有關。這些文化現象和文獻本身又深遠地影響了整個中國文化傳統。本書第一次完整而系統地闡述了這一原史文化現象，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和學術創新意義。

　　在具體的研究中，本書顯示出了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理論和考證并擅長的特點，無論是在文化現象描述還是在文獻解讀方面，都有很多獨到而精當的見解。概言之，本書主要的學術成就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細致而準確地描述出原史現象的發展過程和文化特點。書中認為，史官實際上是從原始巫師中分化發展而來的，在司馬遷之前始終具有宗教身份。史官由于掌管著宗教文獻，由天命神意的見證者、闡釋者，漸漸擁有了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力，并因此而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巫史傳統。這一說法揭示出了歷史的真實情況。在一些關鍵性的具體問題的解釋上，亦頗有新的發明，如周公攝政與政教分離，作者認為周公攝政稱王實質上是周公對“政教分離”的一次文化變革實踐，周公獨領教權，成為宗教領袖；成王執掌政權，是為行政元首。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周公最終返政于成王，宣告了這次短暫的政教分權改革的失敗。再如關于史官的產生，周公制禮作樂的意義，春秋史官的社會政治意識，公羊家的“素王”觀念，司馬遷在集權專制下撰成“謗書”等等論說，皆能言之成理，自成體系。作者對這一原史文化現象的揭示和描述為本書相關的文獻研究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二，作者對史職的文化功能和史官的話語權力有著很好的把握。作者認為，史官是與文獻同時產生的，從甲骨卜辭、卦爻辭、謠占歌辭到《尚書》、《春秋》、《左傳》等等，都是史官溝通天人的職業性行為而產生的巫史文獻，而在這些文獻中所隱藏的神秘禁忌、禮儀觀念、道德理想，以及它們在文獻中的各種實踐方式，則是史官話語權力的歷史呈現形式。戰國和西漢時期巫史文獻的經典化、政治化運動，使得史官話語成為一種普遍的意識形態而積淀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如作者認為，公羊學家將《春秋》看作是新的政治意識形態最重要的出發點和理論根據，在“微言大義”的理論原則下，董仲舒從天人關系理論到現實按獄斷案，在各個層面上對《春秋》的意義作了最大限度的闡釋，在社會實踐中再現了原史的政治文化功能。書中這些論述從制度上追溯了中國傳統思想觀念的起源、合理性、社會功能及其發展方向等，合情合理，有著一定的歷史文化邏輯性。

　　三，本書對史官文獻作出了相當系統而精細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作者對史官文獻的界定持廣義的觀點，對前人所謂的“六經皆史”的說法也提出了新的解釋，這些創見非常符合古代文化發展的實際。書中關于史官文獻研究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1，文獻的生成過程和文體特征；2，話語方式。在第一個層面上，作者主要揭示了史官職業行為方式下，各種史著文體的產生原因和文體特征。比如，考證出了春秋時期史官因“承告”和“傳聞”兩種載錄制度，分別形成了“典策”和“簡牘”兩類不同的原史文獻，“經據策書，傳憑簡牘”，由此而形成了《春秋》和《左傳》兩種不同的述史方式和文本形態。該說法在書中論述周詳，考證嚴密，基本上解決了長久以來關于《春秋》和《左傳》的文獻性質及兩者關系的紛紜聚訟，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此外，關于《詩經》、《論語》、《戰國策》等多種文獻，作者都提出了較多新穎的觀點。在文體特征和敘事方式等方面，作者主要從史官的職事和觀念出發，對主要的巫史文獻作了認真細致的研究，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我們對先秦文學的深刻認識。在第二個層面上，作者主要探討了作為具有宗教色彩的職業性文獻，是如何被融進、展示史官的社會理想和政治觀念，并進而形成話語權力的。如“春秋書法”，作者認為，就是春秋史官們借助巫史的神圣性傳統，通過有選擇的呈告方式，昭示種種有意義的事件，并在此基礎上借助年節時序、常事不書、隱諱等細微的變動，暗示自己的褒貶態度，推行一整套的社會政治理想和倫理原則，從而建構了史官自己的話語權力。另外，在關于《左傳》的因果敘事、“君子文化”、《史記》的“文化復仇”等一系列問題上的研究也都很有典型性。作者所揭示出來的不同歷史階段的話語權力構成和展示方式，對我們深入地理解中國傳統文化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四，本書還從社會交往、認同的角度論述了原史文化對各類著述行為的影響。比如君子文化與“立言”傳統，作者認為，在史官文化和諸子文化之間，還存在著一個君子文化過渡階段。史官立言的傳統在春秋時代催生出“君子”這一社會群體，他們主要是有見識的史官和卿大夫，但又不限于史官和卿大夫。“君子”是春秋時代能立言的人，他們思想的出發點是禮儀，而真正關心的卻是現實社會的秩序和規范，無論是在天道自然，還是在政治、道德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創新。君子立言，成為春秋時代文化創造的主要方式，尤其是以評論史實為內容、以征引為立論手段的立言，更是開后世儒家援經傍史、述而不作的先河。又如，對春秋時期的“賦詩言志”、孔子“述而不作”，戰國時期的諸子論著，漢代的公羊學術等，作者都能從巫史文化和文獻的影響上，予以闡釋，從而揭示出了巫史文化是如何滲透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并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作者還從巫史傳統中的周公、孔子對“文”的文化實踐出發，探討了“道統”觀念的形成過程，準確地闡釋了“道統”的精神依據和歷史內涵，并指出原史精神以及原史文獻，正是道統觀念的文化淵源和終極依據，后世一些以道自任者，如司馬遷、揚雄、韓愈、朱熹、王夫之、康有為等人是熟諳其中秘密的。這些創見對我們深刻地理解這些知識精英的文化心態和精神依歸，有著極大的啟發意義。

　　本書對古代原史文化和原史文獻從各個層面上，作出了較為全面而系統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是令人信服的，對相關學術史研究有著重大的突破，并對多個論辯不休的傳統課題有所澄清。然而，由于研究的范圍較廣，牽涉的問題較多，理論體系比較龐大，且論述較為復雜，所以本書也存在著些許缺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一，一些具體的論述還有待于充實，如關于卜辭、卦爻辭、《尚書》等的研究過于簡略，還有一些文獻如《穆天子傳》、《竹書紀年》等相關文獻未能涉及到；二，作者對各類文獻的文學性研究尚不夠充分，諸如敘事形態的進化，部分文獻如《尚書》、《國語》的編纂過程和文體特征等，都還不夠清晰；三，作者的理論框架還有進一步完善的余地，比如君子、諸子和漢代學者所形成的經典闡釋學對廣義的原史文化也有重要貢獻，理應納入研究的視野。然而，瑕不掩瑜，畢竟在具體的研究工作中，作者做到了理論和實證相結合，傳統文獻和考古材料相并用，充分尊重并且廣泛吸納了海內外的大量科研成果，遵守學術規范，慎重、認真地處理了各類文獻資料，學風嚴謹，論斷平實，行文流暢，提出了許多撥云霧見天日的真知灼見。

　　總而言之，本書以司馬遷之前的史官群體及相關文獻作為整體觀照和考察的對象，通過對原史文化中的撰述觀念、載錄和傳播方式的研究，梳理了甲骨卜辭、刻繪圖畫、《周易》、《尚書》、《詩經》、《春秋》、《左傳》、《老子》、《論語》、《戰國策》、《史記》等文獻的生成過程、文體形態、敘述方式等諸多方面的特征，揭示出了它們各自所承擔的原史文化功能，將先秦史官文化研究提升到了一個新的研究境界，為我們深入地理解中國傳統文化和上古文獻的發展脈絡提供了嶄新的視角。本書是一部體大思精、創見迭出的力作，它開啟了一扇研究先秦史官文化的新天窗，相信讀者覽閱后，對于開闊相關研究的視界，澄清舊有的學術觀念，探求鮮活的研究思路，定會大有裨益的。

　　（《原史文化及文獻研究》，過常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作者單位：天津財經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