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應乾及其《白鶴梁觀石魚》詩的時代考斷
內容提要:通過反復審讀原詩,并且廣泛查證原始文獻和相關記載,本文認為,晚清以來《八瓊室金石補正》、同治《涪州志》、《全宋詩》、《宋代蜀詩輯存》諸書相沿已久、均作宋人宋詩加以收錄的高應乾及其《白鶴梁觀石魚》一詩,實為清人清詩。
關鍵詞:高應乾;《白鶴梁觀石魚》;時代
高應乾詩,今存一首,題為《白鶴梁觀石魚》:“訪勝及春游,雙魚古石留。能觀時顯晦,不逐浪沉浮。守介難投餌,呈祥類躍舟。胥歸霖雨望,千載砥中流。”《全宋詩》第 72冊、卷三七七九李洪波先生據清代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三整理輯入了該詩,傳云:“高應乾,字侶叔,涪州(今四川涪陵)人(清同治《涪州志》卷一五)。” ①;《宋代蜀詩輯存》據“清同治《重修涪州志》卷一五”也同樣將該詩采入其中,按作者籍貫分縣排列編次于“涪陵市”下,傳云:“高應乾字似叔,生平不詳。” ②覆核原文,在《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三所收宋代涪州“石魚題刻一百段”里確有該詩,置“何憲等詩”與“楊太守詩”之間③,楊殿珣先生《石刻題跋索引》將其一并附于“宋末” ④;而同治《涪州志》,除了在卷一五《藝文志·古今體詩一百八十五首》所錄蘇軾、陸游、范成大等13人17首宋代詩歌中確有該詩,排馬提幹《涪州十韻》后、張士環《張桓侯刁斗》前,只是題下小傳作“西陵人高應乾侶叔” ⑤,詩人籍貫與前二書不同(按:《蜀詩輯存》謂高字“似叔”,系編著者讀“侶<侶>”為“佀<似>”致誤。)外,卷二《輿地志·碑目》也是將其列入宋代,排“劉叔子詩序”、“王庶詩”之間,云:“高應乾詩鐫白鶴梁” ⑥。可見,自晚清同治以來直至現在,人們一般都是把高應乾及其《白鶴梁觀石魚》目為宋人與宋詩的。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么?今年初始,筆者因故從事白鶴梁題刻文字的校理工作,通過反復審讀原詩,并且廣泛查證相關記載之后認為,相沿已久的以高應乾《白鶴梁觀石魚》為宋人宋詩的觀點應予完全否定。具體理由如下:
一、詩歌最后兩句存在的疑點
《白鶴梁觀石魚》尾聯云:“胥歸霖雨望,千載砥中流。”從詩意看,“千載”為“雙魚古石留”距離高氏“訪勝及春游”賦題該詩的時間約數。而涪州(按:原四川省涪陵市,今重慶市涪陵區)水標石魚,最早為“唐代所見魚”,簡稱“唐魚”。歷史考古學界根據宋代樂史《太平寰宇記》等文獻資料及白鶴梁上現存的開寶四年( 971)謝昌瑜等題記的記載,一致認為其初刻年代當在唐代的廣德二年(764)及其以前⑦。倘若高應乾真是宋代人,其觀魚賦詩至遲不會晚于祥興二年(1279),距離“唐魚”出現的最早可能時間武德元年(618)也僅有六百多年,去“千載”差之遠矣,何敢言之?盡管,詩歌有詩歌的語言特性,也允許夸張,但縱觀全詩的紀游性質和記實偏向,“千載”二字不能不讓人放心不下,疑竇頓生。
二、原始文獻未包含時間信息
本文首段舉證材料顯示,《全宋詩》、《宋代蜀詩輯存》等之所以將高應乾詩作為宋代詩歌加以輯錄,主要是甚至可以說完全是因為采信了陸氏《八瓊室金石補正》和同治《涪州志》的判斷。那么,此二書又是依據什么把高應乾詩列為宋代的呢?筆者通檢再三亦不得而知。在進一步廣泛查閱《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清姚覲元、錢保塘,上海國粹學報社 1912年古學匯刊本)、《宋人傳記資料索引》(昌彼得、王德毅等,中華書局1988年)、《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李國玲,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中國地方志宋代人物資料索引》(沈治宏、王蓉貴,四川辭書出版社1997年)、《中國地方志宋代人物資料索引續編》(王蓉貴、沈治宏,四川辭書出版社2002年)、《中國人名大辭典》(臧勵龢等,商務印書館1933年)、《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張撝之、沈起偉、劉德重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等等相關諸書,仍然一無所獲、不見有高應乾其人其詩的絲毫記載的情況下,筆者循由同治《涪州志》卷二“高應乾詩鐫白鶴梁”一句提供的線索最后對原始文獻——白鶴梁石刻的該詩碑文或碑文拓片、拓片圖錄作了查勘。雖然,由于白鶴梁題刻在三峽工程建成后將被淹沒在30多米的江水之下,目前正采用“無壓容器”方案對其進行原址水下保護,處于封閉施工狀態,根本無法實地勘驗。但從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代繆荃孫藝風堂碑文拓片涪州石魚題刻《高應乾詩》⑧和《長江三峽工程水庫水文題刻文物圖集》、《水下碑林白鶴梁》等公開出版物中所載高詩的碑文拓圖及相應文字資料⑨來看,石刻內容原本非常簡單:除了刻錄詩歌(同前),就是落款“西陵人高應乾侶叔氏題”,并無任何可以判斷賦詩留題年代的時間信息。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對《高應乾詩》這同一件作品的斷代上,《圖集》和《白鶴梁》卻是將其歸入清代。這就更加顯示出《八瓊室金石補正》、同治《涪州志》存在誤判誤收的可能性。
三、關于詩人年代的明確記載
鑒于高應乾其人其詩在斷代上實際存在或宋或清的兩歧現象,而宋代說又存在疑點、晚而無據,不足以讓人采信,筆者遂將查閱重點轉而指向清代。雖然,和宋代一樣,在有關清人的史傳雜著、地方書志乃至詩歌總集如徐世昌《晚晴簃詩匯》中依然不見有高應乾侶叔氏的任何記載,筆者卻在一則素以水文價值高而著稱的白鶴梁清人題刻——《蕭星拱重鐫石魚記》 ⑩中有了一點發現。蕭氏記云:
涪江石魚,鐫于波底,現則歲豐,數千年來傳為盛事。康熙乙丑春,五水落而魚復出。望前二日,偕同人往觀之,仿佛雙魚蓂蓮隱躍。蓋因歲久剝落,形質模糊幾不可問,遂命石工刻而新之,俾不至湮沒無傳,且以望豐亨之永兆云爾。時同游者舊黔令云間杜同春悔川,州佐四明王運亨元公,旴江吳天蘅囗囗、何謙文奇,西陵高應乾侶叔,郡人劉之益四仙、文珂奚仲。
涪州牧旴江蕭星拱薇翰氏記略
題記不僅有明確的年代信息:“康熙乙丑(按:二十四年,1685)春”,而且也明確記載了“西陵人高應乾侶叔”為“時同游者”之一。為慎重起見,筆者又查找了題記所載當時同游諸人中高氏之外其余數人的有關材料,茲將所獲臚列于后,以為輔證:
1、《大清一統志》卷三七五《東川府·名宦》:“本朝蕭星拱,南城人,康熙四十一年任知東川府,勤于政事,整頓地方。以東川土地空曠難守,乃于東門截筑土城約退三十余丈,捍衛賴之。”(和珅等撰,《四庫全書》本,史部第483冊第65頁)
2、《四川通志》卷三一《皇清職官》載:蕭星拱,江西吏員,康熙十九年、二十三年二任涪州知州,康熙二十一年任忠州知州,三十年任重慶府知府;又,杜同春,江南拔貢,康熙五年任黔江縣(按:時屬酉陽州,與涪州、忠州同隸重慶府)知縣。(黃廷桂、張晉生等纂修,《四庫全書》本,史部第 560冊第666、669-671頁)
3、同治《涪州志》卷首《附錄舊志纂修姓氏》:康熙庚子(按:當為“癸亥”,詳下條)年纂修邑人劉之益、何詵虞、文珂、陳命世、夏道碩、向牖螭;卷五《秩官志·國朝秩官·知州》:蕭星拱,江西人,康熙十九年任,重修學宮補修官署;卷五《秩官志·國朝秩官·吏目》:王運亨,吏員,浙江人。(呂紹衣、王應元纂,《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第46集,巴蜀書社1992年影清同治九年<1870>刻本,第481、502、508頁)
4、《民國涪陵縣續修涪州志》卷二七《序錄·舊序》載:《康熙癸亥年(按:二十二年,1683)續修州人劉之益序》、《康熙癸亥年續修州人文珂序》。(王鑑清、施紀云纂,《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第47集,巴蜀書社1992年影民國十七<1928>年鉛印本,第193-194頁)
5、涪陵白鶴梁題刻碑文拓圖《蕭星拱(觀)石魚記》:“涪江之心有石魚,春初魚見,可卜豐稔。州之八景云‘石魚兆豐’者,即其所也。甲子春正月,忠州守朱世兄自巴渝返舟過此。其尊人與余誼屬師弟,而其叔朱羽公諱麟禎者 ⑾,初官于涪,士民德之,亦嘗來此。余因攜觴偕往,以續舊游。見石魚復出,則是年之稔可知,因舉觴相慶曰:國之重在民,民之重在食;而食之足,又在樂歲之有余。則吾儕之此一游也,非但以游觀為樂,直樂民之樂也云爾。于是乎記。大清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春正月二十九日,同游知忠州事三韓商玉朱囗囗、浙江慈溪寅囗周囗囗。郡守旴江蕭星拱題” ⑿
綜合上述,足夠斷明:高應乾實為清人,而其《白鶴梁觀石魚》詩,亦當是賦于“康熙乙丑”與蕭氏等同游之時。要之,晚清迄今《八瓊室金石補正》、同治《涪州志》、《全宋詩》、《宋代蜀詩輯存》諸書相沿已久的以高應乾《白鶴梁觀石魚》為宋人宋詩的錯誤觀點應予澄清。
注釋:
①傅璇琮等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13頁。
②許吟雪、許孟青編著,四川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50頁。
③(清)陸增祥編撰,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587頁。
④商務印書館1957年增訂本,第474頁。
⑤(清)呂紹衣、王應元等修纂,《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第46集,巴蜀書社1992年影同治九年<1870>刊本,第678頁。
⑥同注⑤,第466頁。
⑦詳《長江上游宜渝段歷史枯水調查——水文專題之一》:“白鶴梁石魚枯水水位標志的辨識”,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等《水文、沙漠、火山考古》,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15-17頁;《白鶴梁題刻》,蒲國樹等《涪陵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5頁。
⑧典藏編號:21595a:113,鈐有“荃孫所得金石”陽文朱印。
⑨見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編《長江三峽工程水庫水文題刻文物圖集》,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頁,拓圖編號:123;陳曦震主編《水下碑林白鶴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頁,拓圖編號:146,題作“高應乾題記”。
⑩見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等《水文、沙漠、火山考古》,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19頁;陳曦震《水下碑林白鶴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頁,拓圖編號:129;重慶市涪陵區政協《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鶴梁》,中國三峽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9頁;水利部長江水委員會編《長江三峽工程水庫水文題刻文物圖集》,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頁,拓圖編號:122;重慶市博物館編《中國西南地區歷代石刻匯編·四川重慶卷》第二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頁。
⑾按,《四川通志》卷三一:朱麟貞<禎>,遼東蔭生,康熙三年任涪州知州。見《四庫全書》本,史部第560冊第671頁。
⑿見陳曦震《水下碑林白鶴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132頁,拓圖編號:127;重慶市涪陵區政協《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鶴梁》,中國三峽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頁;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編《長江三峽工程水庫水文題刻文物圖集》,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頁,拓圖編號:121;重慶市博物館編《中國西南地區歷代石刻匯編·四川重慶卷》第二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頁。
鳴謝:本文的寫作,得到北京大學楊忠教授的精心指導,特致衷心謝忱。
(作者單位:涪陵師范學院中文系 重慶涪陵 408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