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我國浩如煙海的古籍中，存在著嚴重的毀損、淆亂現象。使得許多古籍失去了原來的“模樣”，給我們從事古籍閱讀和整理造成了困難。考察造成古籍毀損、淆亂的原因，大致有天災兵燹、政治干預、避諱、作偽、刻印、校注等方面。通過分析這些原因，以期有助于廣大古籍閱讀、整理者。

　　關鍵詞：古籍；淆亂；避諱；作偽；勘正

　　作者簡介：趙有福，男，1973年生，山東五蓮人，碩士，山東曲阜師范大學古典文獻教研室。

　　我國古籍之多，常用“汗牛充棟”、“浩如煙海”來形容。而古籍中存在的毀損、淆亂現象之復雜，卻難以用恰當的詞語來描述。戴震以《永樂大典》所引《水經注》校近刻本，發現近刻本缺漏者2128字，妄增者1448字，臆改者3715字（1）。近人章鈺以宋本及他本《資治通鑒》校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得胡刻本脫、誤、衍、倒四者蓋在萬字以上，其中脫文2520余字，關系史實尤大（2）。筆者在考察古書毀損淆亂現象的基礎上，尋究出下列原因。

一、天災兵燹

　　天災兵燹是指自然（如風吹、日曝、水浸、火燒、蟲蛀）和戰爭等因素。風吹、日曝造成石刻文獻字跡殘缺或是模糊不清，如戰國時期秦刻石鼓文（十個，約700字），長期曝于荒野達1300多年，唐宋時字跡已有剝落，北宋歐陽修見到時僅存465字，清乾隆時已減至310字，現存僅272字，殘缺得已難以誦詠（3）。位于杭州三茅觀古園內的青衣泉，刻有距今已一千多年的唐代石壁題記，上書“唐開成五年南岳道士邢令聞錢塘縣令錢華道士諸葛鑒八分書”二十六字，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發現時字跡清晰可見，由于自然侵蝕和環境污染的加劇，巖石風化剝蝕，題記現在已漫漶難辨。刊刻于正始二年三月的魏正始三體石經，在古文字學的研究上具有重要價值，可惜自晉永嘉之世始，屢經崩壞廢毀，至唐貞觀中已十不存一（4）。

　　戰火不僅使生靈涂炭，而且使人類文明毀于一旦。《隋書·牛弘傳》載隋文帝開皇初，秘書監牛弘上書建言廣開獻書之路時，曾列舉書遭五厄：“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漢之典文，于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并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于是鴻生巨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載七十余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硃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后，……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余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于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這些厄難，使文獻典籍大部分毀失，殘留的一些，亦凌亂不堪，不經整理，難以卒讀。

二、政治使然

　　統治者為了政權的鞏固，控制輿論，障人耳目，往往從文獻入手，大肆禁毀。如秦始皇聽信李斯諫言，欲堵儒生之口，焚書坑儒。焚余之儒經散亂，造成今古文篇章文字的極大差異，導致學術界經久難息的今古文之爭。唐五代圖書除毀于戰火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毀于禁令。《唐律疏議》卷九《職志》中明確規定：“諸玄象、器物、天文、圖書、讖書、兵書、七曜歷、《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違者徒二年。私習天文者亦同。”宋代太宗、真宗也曾相繼下發禁書詔令，禁止天文、相術、六壬、遁甲、三命及陰陽書。乾隆帝下詔編纂《四庫全書》時，嚴令編纂官員對圖書認真審查，凡遇有“違礙”（對清統治者不利）之作，便大肆焚毀或竄改，致使數千種古籍被弄得面目全非。

　　除大規模的禁毀外，還常有一書一文的竄改，如乾隆四十六年圖明阿的一份奏折即可說明這一問題。其奏折說：“奴才圖明阿跪奏，為恭錄勘辦劇本，進呈御覽事。竊照查辦劇曲，昨奴才擬請凡有關涉本朝字句，及宋、金劇本，扮演失實者，應遵旨刪改抽摯，另繕清本，同原本粘簽進呈；其余曲本，有情節乖謬，恐其誑惑愚民者，亦照此辦理……”（5）如此以來，正如魯迅先生所言：“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頗盛之處……掩蓋了歷史的真實面貌。”（6）

　　在王權威嚴的封建時代，文獻典籍往往是迫于政治壓力而改，否則著者就可能招致殺身之禍。明太祖開國之初就大興文字獄，因文辭細故砍掉不少頭顱，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替人寫《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句；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替人作《萬壽表》，中有“垂子孫而作則”句（“則”與“賊”同音），明太祖認為是罵他做過賊，一概處死。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賀表》，內有“睿性生知”句，“生”被讀作“僧”；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內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八字，“法坤”被讀為“發髡”，“藻飾太平”當作“早失太平”，作者也被處死。清代對文獻的禁毀更是超越前代，單是康熙年間就出現了莊廷鑨《明書》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方孝標《滇遊紀聞》案等。清翰林官徐駿在給雍正的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字，雍正帝見了，馬上把徐駿革職。后來再派人一查，在徐駿的詩集里找出了兩句詩：“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挑剔說這“清風”就是指清朝，這一來，徐駿犯了誹謗朝廷的罪，把性命也送掉了。

三、避諱

　　陳垣先生在《史諱舉例》中講到：“民國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書當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須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謂避諱。避諱為中國特有之風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歷史二千年。”朝代不同，所避之字不同，要求寬嚴不同。以避諱之風最盛的宋為例，為避宋欽宗趙桓諱，有桓、恒、完、莞、紈、丸、院、皖、垣等四十九字不得用；為避宋高宗趙構的諱，竟有句、茍、垢、詬、購、夠、姤等五十五字不能用！王利器在《杜集校文釋例》四十三《清人避諱改字》中說：“宋本卷十六《有感五首》之五‘胡滅人還亂’,玉句草堂本作‘盜滅人還亂’,此清人避諱改字也。……宋本卷第七《八哀詩》之三《贈左仆射鄭國公嚴公武》‘胡騎忽縱橫’，《全唐詩》胡騎改賊騎；……同一胡字，恣意改之，竟一為寇，一為賊，一為邊也”。因為清朝統治者為少數民族，忌“胡”字，當時的文獻資料，只得更換字眼。類似的還有“明、虜、夷狄”等字。這么一改，既失原義，又失原本面貌，造成眾本文字上的差異。

　　避諱改字，遍及經史子集。改經的如唐石經中的“洩洩其羽，桑者洩洩兮，無然洩洩，是絏袢也，俾民憂洩”，（7）洩本為泄，因唐太宗名字避世旁。改史的如《后漢書·儒林傳》“孔僖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廢書嘆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8）狗本應為虎，是后人為避李淵祖父李虎的諱，竄改孔氏之語。再如李白《送韓侍御之廣德》詩“昔日繡衣何足榮，今宵貰酒與君傾。暫就東山賒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泉明實際上是淵明，是為避李淵諱而改。

　　避諱這種中國“特產”，給文獻典籍帶來的淆亂，主要表現在文字方面。它給文字造成的混亂程度，較其他原因為重。

四、作偽

　　顧炎武在《日知錄》卷二中講：“古人好以己之著書假作他人，今人好以他人之書假作自己。”作偽有三種目的，或是為了牟取利祿，或是為了闡明自己的觀點，或是借助古代名人以抬高本身、本派的身價。作偽的方式有1.偽造佚書。如漢成帝時張霸偽造“百二篇”，冒充《古文尚書》，籍此撈取利祿，被漢成帝用為博士。2.假托撰人。如《本草》托之神農，《內經》托之黃帝，緯書多托名孔子，占卜書多托東方朔、郭璞，憑此抬高身價，以期廣為流傳。3.改頭換面。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七說：“明人刻書有一種惡習，往往刻一書而改頭換面，節刪易名。如唐劉肅《大唐新語》，馮夢楨刻本改為《唐世說新語》。”梁啟超在《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中對偽書的種類歸納成10條：1、全部偽；2、一部分偽；3、本無其書而偽；4、曾有其書，因佚而偽；5、內容不盡偽而書名偽；6、內容不盡偽而書名人名偽；7、內容、書名不盡偽而人名偽；8、盜襲割裂舊書而偽；9、偽后出偽；10、偽中益偽。

　　由此可見，作偽導致的不只是文字的錯誤，更為嚴重的是整部書、整篇文章以及書名、作者的混亂。張之洞曾講：“一分真偽，而古書去其半”，（9）張氏之說雖有些夸大，卻也一語道破了偽書給古籍帶來的嚴重后果。

五、刻印、校點、注釋致誤

　　古籍在傳抄、刻印、校點、注釋過程中造成的淆亂，涉及面最廣，情況也最為復雜。

　　抄誤雕版印書技術發明以前，人們主要靠傳抄得以對文獻占有、保存和流傳。在傳抄的過程中，由于祖本本身問題致使抄寫者無法識別，或者抄寫者疏忽大意，又或者抄寫者水平所限，就難免造成訛誤。葛洪《抱撲子·遐覽》中引諺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即反映了古籍在傳抄過程中以訛傳訛的現象。這主要表現在致訛、致脫、致衍和致倒四個方面。

　　刻誤自唐代產生雕版印刷后，文獻典籍流傳的數量日益增大，同時書籍也開始大規模商品化起來，出現以贏利為目的的坊刻本。刻工或書賈的偷工減料，如刪字句（甚至章節），給古籍帶來淆亂。周輝談到王荊公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余編，托荊公選其佳者。荊公乃簽出俾吏抄錄，吏每于長篇字多倦于筆力，隨手削去。……今世所傳本，乃群牧吏所刪者。”又如明代刻書風氣極不嚴謹，建陽刻書雖多但因校勘粗略，紙墨俱劣，在當時就受到讀書人的強烈批評。朗瑛在《七修類稿》云“我朝太平日久，舊書多出，此大幸也。惜為建陽書坊所壞。蓋閩專以貨利為計，凡遇各省所刻好書，聞價高，即便翻刻，卷數目錄相同，而于篇中多所減去，使人不知……”清代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一《六經雅言圖辨跋》中，對明人妄改亂刻古書，說過這樣的話：“明人書帕本，大抵如是，所謂刻書而書亡者也。”即反映了這一現象。

　　校誤由于校勘者態度不夠嚴謹審慎或為水平所限，往往出現誤校（如妄刪、妄增、妄補和妄改）。王念孫在《讀淮南子雜志書后》列舉的“因字不習見而妄改”、“不識假借之字而妄改”、“不審文義而妄改”、“改字以合韻而實非韻”等條；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列舉的“妄改”、“妄添”、“妄乙”以及“不諳元代用字而誤”、“不諳元代用語而誤”、“不諳元代名物制度而錯改原文”等條，皆為這方面的例證。顧炎武在《日知錄》卷18“別字”條中說：“山東人刻《金石錄》，于李易安《后序》‘紹興二年玄黓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于《爾雅》，而改為‘牡丹’。”清人黃廷鑒在《第六弘溪文鈔·校書說》中說：“妄改之病，唐宋以前謹守師法，未聞有此；其端肇自明人，而盛于啟、禎之代。凡《漢魏叢書》以及《稗海》、《說海》、《秘籍》中諸書，皆割裂分并，句刪字易，無一完整，古書面目全失，此載籍之一大厄也。”陳垣先生利用元本及他本校補沈刻《元典章》，得謬誤多達一萬三千余條。由此可見，校勘是一柄雙刃劍：既可以砍掉錯誤的東西，也可以砍掉正確的東西；一方面可能改正了古書的一些錯誤，另一方面又可能造成新的甚至是更大的訛誤。

　　校點誤呂叔湘在《整理文獻的第一關》中指出“標點是整理古籍的第一關”。如果斷句錯了，文意必然難通。中華書局標點本《歸田瑣記》43頁“食有脫粟飯，出無款段、馬”。（10）“段”、“馬”二字旁標有專名號，中間加頓號，是以為二人之姓，不知“款段”是形容馬緩緩而行的樣子。再如中華書局1982年斷句本《東京夢華錄》72頁“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于京師”。酒肆怎能號“仁和酒”呢？于理不通。應作“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于京師”。再如1934年時代圖書公司出版了劉大杰標點、林語堂校閱的《袁中郎全集》，斷句錯誤甚多，其中《廣莊》篇幾句的正確標點應是：“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但該標點本卻誤點為“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貽笑大方，被魯迅譏為“借得一塌胡涂”。（11）

　　注釋誤給古籍作注，目的是為了給時人或后來者閱讀理解提供方便。然而，正如清段玉裁所說：“著書難，注書尤難。”在注釋過程中由于著者自身的原因，難免出現無意而為的淆亂。如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好讀書，不求甚解”，這是膾炙人口的名句，“不求甚解”是什么意思呢？《古文觀止》三個不同版本有三種注法：一是“不過分尋求深奧的解釋”；一是“不拘泥穿鑿，強自為解”；一是“只求了解書中精神”。（12）孰是孰非，令讀者無所適從。又如《莊子·逍遙遊》中：“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其中的“息”被多家注釋為“休息，止息”，這是不恰當的，正確的解釋應該是作“風”講。另外，有些注疏者（尤其古人）在征引別人的注釋時，不詳署姓名，如《十三經注疏》頻繁出現的張氏、周氏、馬氏等，他們到底是何許人，令一般讀者惑疑。這雖不算作注釋錯誤，事實上卻給古籍造成了淆亂。

　　造成古籍毀損、淆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這就要求我們在閱讀整理古書的過程中，要有戒備之心，應持審慎態度，對待古書不可全信，也不可完全不信。在讀古書遇有疑難時，應考慮到這些原因。這將有助于我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為勘正古籍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1）劉琳，古籍整理學，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35頁。

（2）劉琳，古籍整理學，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35頁。

（3）高尚榘，古典文獻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22頁。

（4）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簡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118頁。

（5）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乾隆四十六年圖明阿奏遵旨查辦戲劇違礙字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117-118頁。

（6）魯迅，且介亭雜文·病后雜談之余，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一版，149頁。

（7）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石經避諱改字，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61頁。

（8）陳垣，史諱舉例·不講避諱學之貽誤，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72頁。

（9）張之洞，張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9796頁。

（10）劉琳，古籍整理學，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75頁。

（11）高尚榘，古典文獻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280頁。

（12）劉琳，古籍整理學，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