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王水照，浙江余姚人，1934年7月生，1960年秋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后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1978年春，調入本校（指復旦大學——編者注）中文系任教。現為系學術委員會委員、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并擔任上海古典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丘海詩詞學會理事全國蘇軾研究學會副會長等職。

　　三十多年來，王教授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辛勤耕耘，發表了大量學術論文，出版了《宋代散文選注》、《蘇軾傳》、《蘇軾選集》、《唐宋文學論集》等專著及《蘇軾其人和文學》日譯本等，他還是文學研究所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唐詩選》兩書的主要執筆人之一。他專攻唐宋文學，尤精于唐宋詩詞、散文和蘇軾的研究，建樹甚多，并形成了自己好學深思、辨疑祛難的治學風格。王教授注意研究課題的學術意義和價值，盡可能選擇學術界關注的重大問題或難點，在掌握充分材料的基礎上，勇于提出自己的見解。他在六十年代初期關于杜甫研究的評論、七十年代后期關于唐詩繁榮原因的探討，由于見解獨到新穎、議論深刻精辟，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他在八十年代發表的《評蘇軾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詩》一文，是撥亂反正后學術界最早為蘇軾正名的文章，曾獲上海市社會科學優秀論文獎。

　　在研究中，王教授還注重新領域的開拓和研究角度的多樣化。他是國內較早致力于宋代散文研究的學者，曾發表系列論文十多篇。在詞學研究方面，他的近作《從蘇軾、秦觀詞看詞與詩的分合趨向》等文，嘗試用比較方法或歷史溯源方法來研究一些詞學現象，曾獲中國秦觀學會優秀論文獎。近年來，他很重視宋代文學和宋人心態的綜合研究，視野更加開闊，議論更趨恢宏。

　　王教授的研究，扎根于堅實的實證基礎之上，他努力于新材料的發現、整理和考訂。1984年出版的《蘇軾選集》一書就是一部資料豐富、工力扎實、學術性極強的選本，被學術界譽為“古代作家選本中少見的杰構。”

　　王水照教授在致力于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和教學的同時，近年來還積極從事中外學術交流。除指導國內唐宋文學專業研究生外，他還先后指導過日本等國高級進修生。1984年秋，王教授應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之聘，去該校講學一年半。在日期間，他與海外學者切磋交流，發表學術論文和講演，并努力搜尋國內所佚而存于彼邦的資料及其它典籍。東瀛歸來后，他主持編譯了《日本學者中國詞學論文集》和《日本文話三種》兩書，整理編輯了《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匯刊》《王荊文公詩李壁注》（朝鮮活字本）和《校補足本施顧注東坡先生詩》三書，交出版社陸續出版。在學術領域里，王水照教授從不滿足，仍孜孜屹屹，潛心學海。1988年他被英國劍橋世界傳記中心列入《世界名人錄》。

（參見高克勤《博士生導師王水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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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創獲

　　蘇軾研究

　　這是王先生最引人注目的一個領域，美國漢學家艾朗諾教授的蘇軾研究專著就多次稱引王先生的研究成果。早在北大55級編寫“紅皮”《中國文學史》時，王先生便是修訂版《蘇軾》一章的執筆人。雖然受制于當時“左”的社會思潮，他還是明確地肯定蘇軾是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后來文學研究所編寫的文學史，其《蘇軾》一章也是他寫的。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蘇軾研究的這個開端在1966年以后即被中斷。

　　重新進行蘇軾研究已到了1978年，王先生在當年《文學評論》上發表了《評蘇軾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詩》一文。這是第一篇針對“文革”中“評儒批法”運動對蘇軾“投機派”、“兩面派”的指控而為蘇軾辯誣“正名”的文章。這一論辯實已超出單純學術研究的范圍，但又為此后自由探討蘇軾的歷史真面目創造了必要的前提。然而，蘇軾畢竟主要是一位文學家，而不是政治家，因此，蘇軾研究的重點應當落在對于他的文學作品的探討上，根據這種理解，王先生寫了一些有關蘇軾文學創作的論文，如《論蘇軾創作的發展階段》、《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從蘇軾＜惠崇春江曉景＞談起》等。同時編選了《蘇軾選集》一書。此書選錄蘇軾詩詞文300多篇，分體編年，“注釋”中注意把前人的歧見加以歸納整理，斷以己意；又設“集評”，努力做到“詳而不蕪，博而得要”；對一些歷來聚訟不明的問題以及有利于理解蘇軾作品的相關材料，另立“附錄”。是書被譽為古代作家選本中少見的杰構，曾獲全國首屆古籍整理圖書獎。錢鐘書先生高度贊揚此書，謂之“卓然優入著作之林，成一家之學”。

　　事實上，蘇軾的意義和價值并不僅僅限于文學領域，他的人生思想和生活態度成為后世文人競相仿效的一種典型。基于這種認識，王先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這方面的探討。如在《文學遺產》上先后發表的《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蘇、辛退居時期心態平議》等文。前者揭示了蘇軾的人生思想對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通過“出處”、“生死”兩大人生課題，對蘇軾一生于大起大落、幾起幾落之中的思緒變化，儒、釋、道思想的消長起伏，作了精細的剖析，并進而分析了蘇軾以狂、曠、諧、適為中心的完整性格系統，認為涵泳著這種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的文藝創造，才是蘇軾留給后世最珍貴的遺產。此文在蘇軾研究學會第五次研討會上宣讀后，當即引起與會者高度的重視和熱烈的討論?。王先生概括出的“文化性格”一詞，此后也被廣泛運用。此文曾被日本《橄欖》雜志全文譯載。并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從作為政治家的蘇軾，到作為文學家的蘇軾，再到作為文化型范的蘇軾，王先生的治蘇過程大致如此。這個過程也反映出國內蘇軾研究的發展走向，先生的研究與之同步。有關蘇軾的論文集《蘇軾論稿》（收文16篇）已在臺灣出版，其增訂本《蘇軾研究》（收文24篇）也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印行。此書曾獲教育部第二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著作二等獎）和首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獎（著作類三等獎）。

　　散文研究

　　王先生在“文革”前發表的《宋代散文的風格》、《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樣式的發展》等文把“平易自然、流暢婉轉”確認為宋代散文“穩定而成熟”的風格，此后被廣泛引用；在王先生以后的著述中，又謂之“群體風格”。1978年后，他對宋代散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宋六大家，即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和三蘇，還編選了《唐宋散文精選》（此書獲第三屆全國古籍整理圖書獎）等七八種散文選本，系統地研究宋代散文。王先生指出，應當重新認識中國古代散文的“雜文學”性質，不宜把古代散文的文學性、藝術性理解得太窄。比如北宋六大家中的曾鞏，自“五四”以來一直受冷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現代人按照現代文學散文概念觀照的結果。如果認真清理和總結我國古典散文的理論成果和寫作經驗，探明我國散文已經歷史地形成的獨特概念系統，那些在現代文學分類中不屬于文學性散文的說理文，事實上卻是中國古代散文的重要組成部分。有鑒于此，王先生在《曾鞏散文及其評價問題》中詳細討論了曾鞏在各種文體上的創作成就，并分析了“斂氣”、“蓄勢”、“文眼”、“綰聯”等寫作技巧，揭示其中所蘊涵的審美因素，被譽為“目前研究曾文的一篇力作”。應當指出，在中國古代各種文體類型中，人們對于詩、詞、戲曲、小說等的批評都已基本形成一套較為穩定的術語，而且詩話、詞話、戲曲、小說理論批評資料也已基本得到清理，相對說來，“文”的批評術語和批評模式尚未科學建構，遑論熟練運用。王先生認為，今天有必要從美感角度去界定古代散文，而這又首先要對前人已有的批評范疇和術語加以系統梳理，于是全面地輯錄和清理古代的“文話”便勢在必行。王先生幾年來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從事這項工作，終于編成了卷帙浩繁的《歷代文話》。此書收錄我國古代文章學專書、專卷共142種，約500萬字，將為中國古代文學史、文學批評史、修辭學史、語言學史等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礎性文獻資料，可望近期出版。

　　王先生對宋代散文的研究注意將總體把握與個案分析結合起來，在梳理歷史脈絡的同時，也注意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問題如《歐陽修學古文于尹洙辨》一文，以充分的材料辨明所謂歐氏向尹洙學習古文的真相，弄清北宋前期古文家的分流以及歐氏的抉擇取舍，更深入地揭示出宋代散文“群體風格”形成的曲折過程及其豐富內涵。

　　宋詞研究

　　王先生重點圍繞蘇辛詞派和“蘇門”詞人展開研究。較有影響的論文，一是《蘇軾豪放詞的涵義和評價問題》，對詞學研究中“豪放”“婉約”之爭的歷史公案，此文跳出以往僅從藝術風格著眼的格套，改從清理這一對概念的歷史來由及其涵義的嬗變過程入手，經過周密論證指出，豪放、婉約兩派，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流派，也不是對藝術風格的單純分類，更不是對具體作家或作品的逐一鑒定，而是指宋詞在內容題材、手法風格特別是形體聲律方面的兩大基本傾向，對傳統詞風或維護或革新的兩種不同趨勢。所以，應從詞的源流正變上來把握這一對概念的實質，從而認識蘇詞的革新意義，此文為解決這一長期的學術紛爭提供了新的思路或切入口，因而榮獲夏承燾詞學獎（論文一等獎）。二是《從蘇軾、秦觀詞看詞與詩的分合趨向》，通過蘇、秦詞的比勘，揭示出宋代詩詞的分合趨勢。文章在對照比勘的方法運用上別具手眼，獲得中國秦觀學會優秀論文獎。三是《論秦觀＜千秋歲＞及蘇軾等和韻詞》通過一組和詞的分析，認為蘇軾、黃庭堅、秦觀等元黨人對貶竄嶺南等地各具三種不同的心態，而這三種對逆境的不同心理反映，大致能概括舊時遭受貶謫的士大夫的一般類型。此文以小見大，受到學術界重視。

　　專題性的綜合研究

　　王先生近幾年的主要工作有兩項，一是北宋文人集團研究，一是主編《宋代文學通論》一書。前者著重研究北宋的三大文人集團：以錢惟演為中心的洛陽幕府集團、以歐陽修為盟主的嘉舉子集團、以蘇軾為領袖的元“學士”集團。已發表的主要論文如《北宋的文學結盟與尚“統”的社會思潮》、《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地域環境的關系》、《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宋詩新貌的孕育》、《嘉二年貢舉事件的文學史意義》、《“蘇門”的形成與人才網絡的特點》等，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文人集團”這個視角已被眾多研究者使用。在這項研究中，王先生試圖在詳細描述這三大集團的師承、交游、創作等情況的基礎上，著重闡明文學主盟思潮的成熟及其文化背景，三大集團的成因、屬性和特點，它們對北宋文學思潮、文學運動、詩文詞創作發展的關系，群體形式對各自成員的心態和創作所產生的交融、競爭等多種機制，從而揭示出北宋文學的真實可感的歷史內容，從文學群體的特定視角對北宋文學中的一些重大問題作出闡述和回答，探討某些文學規律、經驗和教訓。

　　《宋代文學通論》一書以專題的方式組織整體框架，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兩宋文學的概貌、特點、發展進程、歷史地位和影響。此書有別于通常的“以時代為序，以作家為中心”的教科書體例，而且開辟了許多新思路。茲舉王先生單獨發表的三篇論文作一說明。《“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與文學中的淑世精神》是學術界從“宋型文化”的角度探討宋代文學的較早論文。在吸收“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對舉區界說的基礎上，王先生進一步指出，“唐代的‘安史之亂’，不僅是唐王朝由盛世逐漸走向衰微的轉折點，也是中國封建社會逐漸由前期轉向后期的起點，而從文化上看，唐朝代表了中國封建文化的上升期，宋朝則是由中唐逐漸發展起來的新型文化的定型期、成熟期。因此，類型的劃分比單純的朝代劃分，更具有文化史上的意義和價值。”在《情理·源流·對外文化關系》中，王先生再次探討了宋型文化與宋代文學的關系，透過宋人“天人之際”的睿智思考考察宋代文學的重理節情，從宋人文化整合的恢弘氣魄評價宋代文學的盛極而變，皆能新人耳目。《文體丕變與宋代文學新貌》一文，考察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說的來由，從“雅、俗之辨”、“尊體與破體”等角度觀察宋代詩、詞、文、小說、戲曲五大文體的時代特征及其嬗變，皆富于啟發性。在評價把宋詞當作宋代文學的代表這一流行觀點時，王先生在多方考察后指出，這種觀點只有在下述意義上是正確的：“即從中國文學諸文體發展的角度來看，作為詞體文學，宋代無疑已臻頂峰。元、明兩代固無更多名家名作可以稱述，清代的詞學中興，成就不應低估，但清詞之于宋詞，略與宋詩之于唐詩相埒，總落第二位。宋詞以我國詞體文學之冠的資格，憑借這一文體的全部創造性與開拓性，為宋代文學爭得與前代并駕齊驅的歷史地位。在這一意義上，它與楚騷、漢賦、六朝駢文、唐詩、元曲并列才是當之無愧的。若認為宋詞的成就超過同時代的宋詩、宋文，則就不很確當。”王先生對宋型文化及其與宋代文學的關系的論述已得到廣泛認同，成為學術界進一步研究的起點。

　　2000年5月，60多萬字的《王水照自選集》甫一出版即廣受學界注意。十多年前，中文系著名的學術前輩朱東潤先生對王先生的學術論著作過簡要而精當的評價，曰：“語無支蔓，體亦純潔，百尺竿頭，不作第二人想。”今天，讀過此自選集的人仍深有同感。

（參見李貴《王水照先生與宋代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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