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元月17號上午七點五十五分，著名學者陶敏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去世。享年75歲。

　　陶敏先生1938年12月出生，湖南省長沙縣人。1955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習。1958年3月被劃為右派分子，安排到學校修膳組勞動。1959年9月畢業，分配到東北勞動。1978年9月從四平收割機廠調到湘潭師專外文科，任外國文學及現代漢語教師。1983年 2月調任中文科古典文學教研室教師。1982年晉升為講師，1987年晉升為副教授，1992年晉升為教授，2004年從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退休。2005年被首都師范大學詩歌研究中心聘為客座教授。兼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理事、常務理事。1980年至今，在《文史》、《文學遺產》、《中華文史論叢》、《杜甫研究學刊》等發表高質量的學術論文80多篇。獨著《全唐詩人名考證》、《全唐詩人名匯考》、《唐代文學與文獻論集》，與人合著《唐才子傳校箋補正》、《元和姓纂》、《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隋唐五代文學史料學》、《韋應物集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唐五代文學編年史·中唐卷》。主編《大學語文》、《中國古典文獻學教程》，參編《唐詩匯評》、《增訂注釋全唐詩》等多部。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全國高校古委會項目等科研課題多項。獲湖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三等獎、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二等獎、全國古籍整理圖書獎二等獎、國家圖書獎、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提名獎、全國優秀古籍圖書獎榮譽獎等多項。

　　陶敏先生在生命的最后階段，應邀參加了國學網組織的四庫全書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工程，花費巨大的心血點校完成了《新唐書》，為后世留下了最后一筆學術財富。書猶未出，而斯人已逝，令人無限傷懷。在此沉痛緬懷先生，愿先生一路走好！

我的人生之路

陶敏

　　1978年9月，我告別了生活過十八年的白山黑水，告別了四平收割機廠，告別了關心愛護我的純樸直率的工人師傅，回到了故鄉湖南的湘潭師專任教。到現在已經快二十年了。如果說我人生之旅的第一個二十年是懵懵懂懂，第二個二十年是戰戰兢兢的話，第三個二十年就可以說是辛辛苦苦了。但是，這二十年雖然辛苦忙碌，卻生活得十分充實愉快，使我感受到人生的價值、生命的意義，覺得多多少少為社會做了一點事情，不枉倒這個世界上走一回，盡管并不那么瀟灑。

　　我的一生中，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其中對我一生影響至巨的恐怕就是全國解放、反右斗爭和四人幫后發生的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的一系列事件了。

　　我出身在一個地主家庭，自小過繼給伯父，他是當地陶氏惜陰小學的董事長，我就是在這個學校讀的小學。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我家的社會經濟地位可以說是一落千丈，但對于我個人來說，并沒有很大影響。第二年春天，我考入長沙的雅禮中學，不久，加入少先隊。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運動一個接一個。參觀土改、上街宣傳、簽訂愛國公約、征集和平簽名、慰問志愿軍傷病員、演話劇、反對美帝文化侵略、編演話報劇、夜間巡邏看守老虎（指所謂有政治、歷史或經濟問題的人），兩年半的光陰就這樣一晃過去了，我也因學制由春秋兩季招生改為秋季招生而提前畢業。1953年秋，以蹩腳的成績考入長沙市三中（現在的明德）。我記得，當時的英語考試，我只做了一道英語題，在I和Chairman Mao之間，填上了一個love，得了一個百分制的五分。對我個人來說，這真是一個既有象征意義又有譏諷意義的分數。如果沒有考上高中，我不知道我的一生會是什么情況，現在想來，真有點后怕。

　　這時，黨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我的學習成績也很快趕了上來，到一年級的下學期，已經是全班第一，在同年級的五個班中也名列前茅。滿十四歲不久，我就成為一名共青團員。每個學期都可拿一筆可觀的獎學金，一直到畢業。我的各科成績都比較好，理科成績更好些。畢業時大家以為我一定會報考理科，我自己也是這樣想的。這是，選拔報考留蘇和特工（軍工）的同學名單宣布了，我榜上無名，我才知道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我注定是不能被信任的，于是我憤而改報文科。考前，也沒有進行任何復習，僥幸的是，我懵懵懂懂地被武漢大學錄取了。

　　在大學里我貪婪地吸收著各種各樣的知識。1957年，整風反右開始了。十七八歲的我，年紀輕輕的就稀里糊涂成了右派。以后兩年的大學生活，就是在勞動中度過的。這就是我懵懵懂懂的第一個二十年。幸運的是，高中三年和大學前兩年的時光，我還沒有白白浪費。高中三年，我已經讀過了一些中國文學史著作和許多外國文學名著，到大學二年級，必修課之外，我已經讀了《詩經》研究、《屈賦》研究、《荀子》研究、《史記》研究、唐人七絕詩、中國文字學、漢語音韻學、英語（第二外國語）等八門選修課程，得以親臨劉永濟、劉賾、黃焯、沈祖棻等一些著名學者的教誨，也讀過《李太白全集》、《莊子》等原著。加上小時候就讀過的《孟子》、《文選》、《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和幾乎所有中國古代文言和白話的小說，這就是我后來從事古代文學教學和研究的全部本錢。不然，后來恐怕難以重返高校工作，即使回高校，也很難做出成績來。

　　1959年，我正好二十歲，畢業分配遼寧師范學院，但卻是安排在農場勞動，喂豬放鴨。一年以后，我的右派帽子摘掉了，又被送往四平市吉林省農機廠，為學校換來了一些農業機械。到了工廠，我肉上仍然戴著另一頂“摘帽右派”的隱形帽子，是被打入另冊的人，常被通知區參加市里召開諸如右派摘帽、或者犯罪宣判之類的會，提醒我不要忘記自己的身份。遇到像四清、文化大革命之類運動，我這類人更是首當其沖，被揪出來批斗。等到斗來斗去連批斗者自己都感到乏味的時候，就命我們每天清晨掃廁所、生火爐，以便紅衛兵小將們能干干凈凈、暖暖和和地鬧革命；白天便是去做裝卸火車的勞動。為了爭取時間，我每天早上都要穿越鐵路，為此險些送了這條命。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曾說：“孟嘗高潔，空馀報國之情；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可那時的我，不但空馀報國之情，就是欲效阮籍作窮途之哭也不可得，只有拼命去干裝卸火車、搬運部件、挖掘地道那些粗重的體力活時，才可以多少暫時忘掉心底的陰霾，這時，我才對柳宗元貶到永州以后所寫“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的話有了深刻的體會。回想起來，真是一場噩夢。以后我便被趕到農村插隊落戶三年，回城后，就在原來工廠的鍛造車間當成本員。

　　我既不是敢于挺身而出、挽狂瀾于即倒的英雄，也不是先覺先知、能夠預見未來的智者，而是一個讀過幾天書、軟弱到甚至逆來順受的普通人。在那樣的逆境中，是什么支持著我生活下來的呢？我想，首先是一種信念，一種對生活、對黨、國家和民族模糊然而堅定的信念。記得，被劃為右派隔離勞動后不久，同寢室的一個右派寫了一首《鷓鴣天》贈我，頗為悲觀。我也步韻和答一首，下闕是：“鋤亂草，種南瓜，豈因顛仆擲年華。躬耕力學從頭起，未信而今已際涯。”文詞雖然拙劣，但確實說出了當時的心境。1962年，我曾投書武漢大學黨委，要求對我的右派問題重新審查，就是我對黨、對個人的前途并未失去信心的證明。我總覺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對頭，但總有一天會好起來的，盡管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一天。其次，是普通群眾包括我的妻子對我的理解和關心。在工廠里，和我接觸較多的人，除極個別的外，都能理解、關心、盡可能幫助我，因為在他們眼里，我并不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我的妻子，一個出身貧農家庭的共青團員，經過激烈思想斗爭，拋棄了被提拔重用的機會，嫁給了我這個“摘帽右派”，文革中更是忍受對立派的譏笑和攻擊，也拒絕了好心的軍宣隊員的離婚建議，寧愿作為“右派老婆”跟我上山下鄉。如果不是生活在身邊這些樸實平凡的人們，我真不知道什么時候精神會徹底崩潰。

　　粉碎四人幫后，盡管加工資之類的好事情還是輪不到我的頭上，但情況逐漸有所好轉。一次，在全場干部近五百人參加的政治理論、文史常識與管理業務的綜合考試中，我居然以118分的成績（滿分120分）獨占鰲頭，得了一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盡管獎品是把我叫到黨委宣傳部辦公室才交給我的，也算是出了一次小小的風頭。1977年冬天我還因為挖地道特別賣力，被評為工廠第四季度的先進生產者。隨著極左路線的逐漸被糾正，我感到重回教育戰線的時機已經成熟，開始聯系工作的調動。不久，關于右派改正的五號文件也下達了，經過努力，我終于在1978年9月被調回湘潭師專工作。

　　回湘潭師專以后，本來我希望能教中國古代文學，但卻由于工作需要，被安排在外語科擔任兩個年級的現代漢語教學。一年以后，由于教師缺乏，又兼任了外語系的外國文學課。做一名高等學校教師，使我夢寐以求的夙愿。但它的實現卻又是那樣突然，以至使我毫無準備。這是，我已經年屆不惑，過去學的專業知識大都淡忘了，一下子要擔任兩門課程，是一門中國，一門外語，一門語言，一門文學，毫不挨邊，又不是過去最感興趣、花過較多時間的課程，困難可想而知。而且，在我看來，如果搞外國文學教學和研究，卻不能自已閱讀外文資料，要依靠別人的翻譯，很難提高教學質量，搞出高水平的成果，也不容易在外語系真正站穩講臺。所以我在大量重溫大部頭的外國文學作品的同時，還必須花大力氣學外語，聽美國之音Special English，和外語系的老師一道聽外籍教師的課，做作業，讀英國人的《英國文學史》原著，自己動手翻譯。

　　緊張的兩年過去后，講臺基本站住了，也反以發表了幾首Alan Poe的小說；但我發現，外語水平的提高卻遠遠低于我的期望值，記得不多，忘得更快。所以，我決定重新選擇我的科研方向。我比較喜愛古典文學，小時候讀過《孟子》《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文選》和大部分白話、文言古典小說名著，大學一、二年級時又選修了當時開出的全部古代文學和古代漢語課程，讀過《莊子》《李太白全集》等，自小學習背誦的東西記得總是牢固一些。我又覺得，就古代文學來說，先秦西漢的東西不多，但前人做的事情太多，難以超越；宋元以后的研究空白甚多，但資料太多，難以找得齊全；只有唐代資料不很多，容易找到，而且集部的整理正是清代以來學術研究的薄弱一環。我又發現，由于二十年的自我封閉，我的想象力和理論思維能力都很不活躍，就記憶力來說，記外國的東西不行，記中國古代的東西還可以。所以我決定專搞唐代文學，而且以文獻為主攻方向。當時，學校圖書館有一部文革中評法批儒時出版的《劉禹錫集》和一部《中山集》，還有一部《四部叢刊》本《劉夢得文集》，我就利用這幾本書開始研究劉禹錫。

　　這以后我一直泡在圖書館里，偶爾外出，我也盡量利用這機會來看書。記得八三年和太太回膛北，回來經過南京，一起拜謁了中山陵后，我給她買了一張南京旅游圖，請她自行觀光，我一頭鉆進了南京圖書館。八五年到南京開會，我也只參加了會議的開幕式，其他的七天都是在圖書館里度過的。整整五年，四易其稿，我終于完成了一部六十余萬字的《劉禹錫詩編年箋注》。雖然這部書稿至今仍然躺在我的書柜里（只在八一至八三年的《湘潭師專學報》上以連載的形式刊出過六萬字的《讀劉禹錫詩札記》），但我卻毫不后悔。因為，正是通過箋注劉詩，我重溫了并廣泛涉獵了許多書籍，了解了唐代史事、人物和典章制度，熟悉了歷代特別是唐代的文獻，積累了目錄、版本、校勘、注釋等多方面的知識。也正是通過箋注劉詩，我才了解到，即使是從文獻學的角度來說，《全唐詩》，乃至全部唐代文學是在是一個整體，各個詩人、各種文獻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不可分割的聯系。任何一個唐代作者，都生活在人群之中，他的交游和酬唱，不但是研究他本人的重要資料，更是研究其他詩人的重要資料。特別是，由于唐詩在當時和后代都擁有一個廣大的讀者群，并以多種形式廣泛的傳播，這就使有關唐詩的史料不但廣發的存在于幾乎所有的文學與非文學的文獻中，而且在流傳過程中也就會發生種種令人意想不到的錯綜復雜的情況。一首詩可以有兩個、三個甚至四個作者，十幾個詩人的作品可以匯聚在某一人名下，或合二人為一人、或分一人為二人，好事者可以寫詩而托名于他人，逐利者可以偽造唐人的詩集。至于詩篇的遺佚、文字的訛奪，就更是屢見不鮮。于是，我的研究視野逐漸轉移到唐詩文獻整理以及作家作品的考訂，曾撰寫《唐人行第錄正補》《陳陶考》《全唐詩續補遺辨證》《全唐詩、全唐詩外編佚詩抄存》等文，發表于《文史》《中華文史論叢》等刊物。

　　一九八五年湘潭師專改為湘潭市范學院，條件有所改善，《劉禹錫詩編年箋注》一稿也已基本完成，于是，我決定把《全唐詩》作為下一步研究的對象。這時，我開始參加全國性和國際性的學術會議，結識了許多在唐代文學研究方面卓有建樹的學者，和他們有著廣泛的合作。這以后，我先后完成了《全唐詩人名考證》《中唐文學編年史》（和李一飛先生合作）《唐才子傳校箋補正》等一百多萬字的著作，參加了《唐詩匯評》《唐代文選》《中國文學史大辭典》《唐詩大辭典》《中國人名大辭典》等書的編纂，整理了《元和姓纂》等古籍，發表了五十多篇論文，還被聘為《全唐五代詩》常務編委和《增訂注釋全唐詩》副主編兼第三分冊主編。一九九二年，我晉升為教授后，又一鼓作氣完成了《沈佺期集校注》《宋之問集校注》（與易淑瓊老師合作）《初盛唐文學編年史》，整理了《全唐五代詩》中十來個作家的詩集，并完成了《增訂注釋全唐詩》近四百萬字的審稿任務。

　　這個二十年是辛辛苦苦的度過的。我總覺得過去耽誤的時間太多，現在要做的事情太多，而所處的地方，資料、信息等條件有交叉，只好多做些笨功夫、苦功夫來密布各方面的不足。二十年來，白天大部分時間都是坐圖書館，夜間很少在十二點以前休息過。就拿直到現在沒能出版的《劉禹錫詩編年箋注》一稿來說，六十多萬字的稿子，抄寫了四遍。一部《全唐詩人名考證》，光卡片就做了兩抽屜，第一稿用繁體字抄成，一百二十萬字，后來又重新抄一遍，改成簡化字。不但我自己，就是妻子兒女也得跟我辛苦。妻子帶病承擔了幾乎全部家務，就連她住在醫院里時，想的也是能早一天出院，好幫我一把。女兒則為我抄寫書稿。這短時間里，我微波的工資和稿費大部分用來買了書，生活很清貧，但我覺得很充實，很有意義。

　　我能夠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不為物質文明的強烈誘惑所動心，有許多原因。其中根本的一條，恐怕就是對人生的看法，同學們都熟知保爾·柯察金“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段名言，但大約不大知道晉代陶侃說過的一段話：“大禹圣者，尚惜寸陰，至于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于人，死無聞于后，是自棄也。”人不能也不應當只為自己活著，人活著首先應當對人民有點益處，死后應當給后人或多活少留下點什么。過去，我想做點事情卻不能做，現在時代和國家給了為我機會，我怎么能不珍惜這個機會，努力工作，補回白白糟蹋了的大好光陰呢？

　　從我的經歷中不難看出：我個人，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浮沉，是和我們黨，我們的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沒有黨的正確路線，就沒有國家的興旺發達，也沒有我個人的今天。今天這樣一個改革開放的局面和寬松自由的環境，不僅是解放前無數革命先烈流血犧牲得來的，也是解放后整個國家、民族和人民用近三十年的時間、付出了生命和鮮血的沉重代價換來的。比起我們這一代，今天的年輕人要幸運的多，至少不必去參加那些無休止的、不斷變化內容的政治學習和政治運動，更不必擔心被戴上什么政治帽子，被視同瘟疫，承受肉體和精神的折磨，應當格外珍惜它。

　　我讀大學時，有一個口號，叫“為祖國健康的工作五十年”。如果不是極左路線窮折騰的話，到我工作滿五十年（2009）的時候，我們國家可能已經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中了。現在，這個任務歷史地落到了年青一代身上。根據黨的十三大和小平同志制定的宏偉藍圖，二十一世紀五十年代我國要打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而你們畢業后工作的五十年，正是為實現這一目標奮斗的五十年。孔夫子說過：“任重而道遠。”他還解釋說：“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他說的是抽象的“仁”，而同學們的任務要具體實在得多，光榮得多，也艱巨得多。你們現在的學習就是為實現這一任務所進行的準備工作的一部分。相信你們不會辜負祖國、人民也包括我們這些老一輩知識分子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