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北宋時期，在政壇上存在著突出的“文不換武”現(xiàn)象，即文臣一般不愿改換武職，武將又通常難于躋身文官之列。于是，不僅昔日“出將入相”之說在北宋消失殆盡，而且士人群體也遺棄了“投筆從戎”的觀念。這一現(xiàn)象之所以能夠產(chǎn)生，完全在于宋初以來不斷壓制、歧視武將和過度抬高文官地位的結(jié)果。由此，遂加劇了當時社會中“重文輕武”風氣的流行。

　　關鍵詞：文不換武；文臣；武將；重文輕武

　　作者簡介：陳峰，西北大學文博學院教授。

　　中國自古以來便有“出將入相”之說，文臣改任軍職、武將轉(zhuǎn)為文官的現(xiàn)象不足為奇。如：西漢大將周勃以主管軍事的太尉之職轉(zhuǎn)任丞相，唐初宰相徐世勣幾度出為統(tǒng)兵大總管等等。在戰(zhàn)爭年代，特別是民族危亡之際，文人身上還會迸發(fā)出“投筆從戎”的豪情壯氣，如唐詩所云：“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到北宋時期，社會上卻長期存在著文官不愿改任軍職、武將罕有轉(zhuǎn)為文臣的現(xiàn)象，文武之間換職出現(xiàn)了相當大的障礙。這一現(xiàn)象無疑是引人深思的社會史問題。遺憾的是目前國內(nèi)外學界尚未有專論，惟有寧可先生的《宋代重文輕武風氣的形成》（載于《學林漫錄》第3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黃寬重先生的《中國歷史上武人地位的轉(zhuǎn)變：以宋代為例》（載于《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年版）兩文對此問題有所涉及，但無全面論述。本文試就這一問題展開探討，希冀有助于加深宋代社會政治史的研究。

一

　　有關北宋時期“文不換武”的記載相當多，試先列舉幾個文官不愿轉(zhuǎn)換武官的代表性例證如下：

　　其一，開寶五年冬，宋太祖有鑒于因西川武將處置不當，而引起農(nóng)民起義、士兵造反不斷的局面，便考慮派遣懂軍事的文臣前往管軍。太祖問宰相趙普：儒臣中有無“武勇兼濟”者？趙普遂推薦左補闕、知彭州辛仲甫，認為其“膽辨宏博，縱橫可用”。于是，太祖當即將辛仲甫改換武職，任命為西川兵馬都監(jiān)，同時令辛氏進京接受考察[1]。

　　從史料記載來看，辛仲甫算得上是一名難得的人才。他出身于五代時文官之家，自幼好學，具有相當?shù)奈幕仞B(yǎng)。后周時，辛仲甫進入武定節(jié)度使郭崇幕府。宋朝建立后，他繼續(xù)在郭氏手下任職。辛仲甫精于吏事，多次妥善處理了疑難案件。宋初，郭崇遭人誣陷，太祖派人前來查驗。郭崇接受辛仲甫的建議，冷靜配合朝廷使者，遂幸免于難[2]。更難得的是，辛氏作為一名文官，其武功竟然超群。據(jù)說，他初投軍時曾向郭崇學習射箭，但以后郭崇在射術上反要拜他為師。如此一來，辛仲甫在當時文臣中便頗有一些武名。辛仲甫入京后，宋太祖親自在宮中對其進行測試。史稱：辛仲甫手持“勁弓”，毫不費力就射中靶心。他又穿戴全副堅甲，行走如披“單衣”。太祖對辛氏的武功大加贊賞，便鼓勵他認真對待軍職，以后可授與剌史之位。然而辛仲甫卻深感遺憾，他向太祖委屈地申辯道：“臣不幸本學先王之道，愿致陛下于堯、舜之上。臣雖遇昌時，陛下止以武夫之藝試臣，一弧一矢，其誰不能? ”表達了他鐘情文官、輕視武職的心情。太祖只得加以勸勉：“果有奇節(jié)，用卿不晚。”[3]辛氏只得悻悻地走馬軍營。但以后，他卻仍然轉(zhuǎn)回文官隊列。

　　其二，宋真宗咸平時，陳堯咨狀元及第，名噪一時。此后，其仕途頗暢，屢遷至工部侍郎、權(quán)知開封府、翰林學士。據(jù)記載，陳堯咨不僅文辭出眾，而且在射術上有名于當世，有“小由基”（春秋時著名射士名養(yǎng)由基）的佳號[4]。“澶淵之盟”以后，宋遼雙方保持來往，但遼使到開封后，常挾能騎善射之長蔑視宋朝。真宗為了挽回臉面，也打算在文臣中尋覓“善弓矢、美儀彩”者，以陪伴對方出入靶場。于是，有人就推薦了陳堯咨。真宗有意讓陳氏轉(zhuǎn)為武職，便托人給他帶話：“陳某若肯改武，當授節(jié)鉞（即節(jié)度使）。”按：節(jié)度使為當時武將最高軍銜，俸祿甚至優(yōu)于宰相。但當陳堯咨將此事稟告其母后，陳母大怒，一面杖打其子，一面憤憤地責備道：“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為名臣，汝欲叨竊厚祿，貽羞于閥閱，忍呼？”此事遂寢[5]。

　　宋仁宗天圣時，由于陳堯咨與執(zhí)政大臣不和，遭到謗言。結(jié)果，“方以詞職進用”的陳氏，突然被宣布改為與原官地位差不多相等的宿州觀察使的武職，調(diào)任知天雄軍。這顯然屬于排擠貶逐之舉，自然引起狀元出身的陳氏的強烈不滿。史稱：“堯咨內(nèi)不平，上章固辭。”垂簾聽政的劉太后為了安慰他，特親自加以召見，“敦諭之”。陳堯咨無奈，只得屈從。后其雖官至節(jié)鉞，卻終于未能像兩位乃兄那樣步入中書，只能抱恨死于地方衙門。值得注意的是，陳堯咨晚年性情極為暴躁，所謂“多暴怒”，動輒便對屬下?lián)]舞大棒。這又很可能是其極度失意情況下宣泄積怨的一種表現(xiàn)[6]。

　　其三，宋仁宗慶歷中，左司郎中、龍圖閣直學士范仲淹與文臣韓琦、龐籍及王沿共同主持西北四路對夏戰(zhàn)事。也許是出于鼓勵軍隊士氣的考慮，宋中央突然下令，將范仲淹等四位文官統(tǒng)帥的文職同時改為屬于武職的觀察使。范仲淹接到這一任命后，上書堅決辭之。他向皇帝這樣說道：“觀察使班待制下 ,臣守邊數(shù)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二人均為觀察使銜帶兵將領）為伍，第恐為賊所輕”。史稱其言辭“甚切”。由此可見，即使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雖勇于指揮作戰(zhàn)，但也不愿充任武職。繼范氏之后，龐籍和王沿也先后上表堅辭，“不肯拜”[7]。當時唯有韓琦接受了任命，他在給天子的上啟中表示了忍辱負重的意思：“雖眾人之論謂匪美遷，在拙者之誠獨無過望。蓋以寇仇未殄，兵調(diào)方興，宵旰貽憂，廟堂精慮，使白衣而奮命尚所甘心……”[8]。不久，宋仁宗只得又恢復了四人原來的文職。無獨有偶，據(jù)《宋史·張旨傳》記載，當時一名叫張旨的地方官堅守城池，打敗了西夏軍。事后，范仲淹、歐陽修等人推薦其“鷙武有謀略”，宋廷遂改任其為武職，但張氏同樣“固辭”，此事只得作罷。

　　其四，宋哲宗元祐時，蘇軾曾幾次向皇帝舉薦一名“不幸”淪為武職的文士。據(jù)蘇軾的奏文可知，有一位名叫何去非的文人，在先朝曾六次落第。元豐五年，才以特奏名的途徑通過了省試。何氏雖屢挫于科場，但卻飽讀兵書，善于論軍談兵。在最后殿試時，宋神宗對其兵學見識頗為欣賞，便問他可否充任武職。何去非“不敢違圣意”，遂被迫接受了右班殿直、武學教授之職。以后遷至武學博士，先后著有《何博士備論》、《司馬法講義》及《三略講義》等兵書。蘇軾與何氏相識后，嘆服其才學，認為其識度高遠，有補于世，于是在元祐四年初向哲宗上奏推薦何氏。蘇軾在上奏中稱：何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不樂為武吏”。蘇軾建議允許其換為文資，仍做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律”[9]。以后，在蘇公的關心下，何去非雖轉(zhuǎn)為文資性的承奉郎，但畢竟因為有武職出身的背景，所以被差遣到徐州任州學教授，官職明顯降級。如蘇軾所說：“比于博士，乃似左遷”。次年十月，蘇軾再次上奏替何氏鳴不平，希望朝廷能重用何去非這樣的有用之才[10]。然而，以兵學見長的何去非最終不過做到州通判之類的地方官。諸如此類記載，在北宋可謂不勝枚舉。

　　從以上幾例可以看出，北宋文臣中普遍存在著以從軍為恥的觀念，少有愿意改換武職者。更有意思的是，景德初，尚書左丞陳恕臨終前因為其長子曾私用了自己的錢財，為了發(fā)泄不滿，竟向真宗訴說不肖之子常與無賴交友，又好習武，所以請求將其黜為外地軍官。不過，真宗考慮到丞郎以上文臣子弟不宜淪為軍伍，還是授以陳恕之子外州司馬之職[11]。

二

　　就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歷史而言，不能說沒有接受，甚至主動要求換武的文官，但有關這方面的記載既不多見，其結(jié)局又常常相當凄慘。如：

　　其一，宋初文壇俊杰柳開，雖以進士出身入仕，但因性情豪爽，厭煩地方官的案牘瑣事，遂在太宗朝上書要求進入軍旅，報效沙場。于是，柳開由殿中侍御史的文職改換為崇儀使的武職，一度到河北前線任職。然而，以后柳開卻難以施展抱負，只能輾轉(zhuǎn)、困頓于地方，最終死于七品如京使的武職之位。不僅如此，柳氏因為有了從武的經(jīng)歷，最終還在士大夫筆下留下了嗜殺，甚至喜食人肝的傳聞[12]。

　　其二，宋仁宗登基初，先朝強于吏才的吏部侍郎、三司使李仕衡，官拜尚書左丞。但李氏因年高且患足疾，難以繼續(xù)擔當重任，不久便被改為同州觀察使的武職，出知陳州。之后，李仕衡受到女婿、樞密使曹利用獄案的牽連，被貶為左龍武軍大將軍的閑職，遭到分司西京（洛陽）看管的下場，抑郁而終[13]。

　　其三，天圣時，工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李維在使遼期間，曾奉遼帝之命即席而就《兩朝悠久詩》，頗得對方的贊賞。還朝后，仁宗依慣例欲擢李維為樞密副使。但有人指責李維在遼國寫詩時“不當自稱小臣”，有辱本朝體面。結(jié)果，李氏僅得到刑部尚書的虛銜。史稱：李維在翰林之位上任職已久，“厭書詔之勞”。加上遭到此次意外打擊，心灰意懶，便拒絕接受新頭銜，而援引昔日李士衡故事，要求改換武官。李維遂出為相州觀察使。不料，李氏換武的任命公布后，立即引起了一片非議。有言官上奏彈劾道：李維“以詞臣求換武職，非所以勵廉節(jié)”[14]。按：北宋觀察使雖名位不顯赫，更無實權(quán)，但俸祿卻不薄。如李維所任翰林學士承旨的官職，月俸錢不過120貫，而觀察使的月俸錢則為200貫，其俸祿與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基本相同[15]，這種俸制規(guī)定是宋初收兵權(quán)時給武將的一點經(jīng)濟補償。所以，身居清華之位的李維仕途受阻后，轉(zhuǎn)求觀察使的舉動，雖在情理之中，卻不免遭到文臣的蔑視。

　　其四，宋仁宗慶歷時，右侍禁蒙守中“自陳不愿為武吏”，被允許改換為大理評事的文職。不過，蒙氏的出身、經(jīng)歷卻非一般，其早年曾進士及第，景德初不幸“陷契丹”。以后回歸本朝，才被授以武職[16]。在對夏開戰(zhàn)期間，還有種世衡、張亢兩位文官因為關心國防，多次提出用兵方略，而被轉(zhuǎn)換為武職。種、張二人可謂北宋少見的有為邊臣，但卻最終遭到壓制，仕途坎坷，至死未能顯達[17]。

　　如果說北宋時文臣主動改換武職的現(xiàn)象極為少見的話，那么武官轉(zhuǎn)為文官的事例就更為稀有。北宋人孫逢吉所著《職官分紀》和南宋人江少虞所著《宋朝事實類苑》都有武臣換文的記載，但所記僅有一例，即：宋太宗朝，錢昱曾由白州刺史的武職換為秘書監(jiān)的文職。錢氏遷官至工部侍郎后，又再度轉(zhuǎn)換為觀察使的武職[18]。其實還有幾例值得一提：太平興國初，吳越王舉國歸宋，吳越王之子錢惟演因其特殊的出身背景，被朝廷援引慣例授以象征性的武官之職。但錢惟演自幼善詩賦，不甘心于武名，遂向朝廷獻上詩文，請求轉(zhuǎn)換文職。后在皇帝的直接過問下，錢氏由右神武將軍改為太仆少卿[19]。另如：還是太宗時，夏竦因“父歿王事”，獲得三班差使的低級軍職。不過，夏竦自恃能文，不愿居于軍人之列。他便以詩文拜獻于宰相李沆馬首，傾吐了向往文職之意。終于在李沆的薦舉下，夏竦跳出軍營，改任某縣主簿[20]。與當時文官轉(zhuǎn)武職后的凄慘結(jié)局相比，錢、夏二氏由武轉(zhuǎn)文后，都仕途頗暢，乃至位極人臣。這又從反面證明了當時“文不換武”之風的存在。

　　北宋元豐時期，為了振興武備，改變國防頹勢，曾一度打破常例，允許武官申請考核詞賦水平，凡能通過測試者，便可換為文資官銜。宋神宗此舉，顯然有打通久已隔閡的文臣武將之間的關系，以減弱歧視武人的偏見。如宋神宗曾對主管吏部的官員說：“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21]但是，進入宋哲宗元祐之時，各項變法措施先后遭到清算，武臣換文資的制度也自然被視為一種弊政。元祐二年，朝中文臣們便議論：武官通過考詞賦換文資后，“待之至厚”，乃產(chǎn)生了請托、僥幸的“惡習”。于是，在他們的強烈要求下，這一制度被廢除。用朝臣的話解釋便是：“故不得不革，非有他也。”[22]

　　不久，與以上舉措相配合，右正言劉安世又向執(zhí)政大臣反映：祖宗創(chuàng)設儒館，意在養(yǎng)育人才，“名卿賢相，多出此途”。但近年來，或憑借門第出身，或通過理財聚斂，或以“軍功”，皆可獲得館職。因此，他要求恢復舊制，以文學出身及才能作為入館標準，嚴格限制入選人數(shù)[23]。劉氏所說的儒館，即所謂“館閣”，包括史館、昭文館、集賢院及秘閣，統(tǒng)轄于崇文院內(nèi)。長期以來，館閣一直被視為清華之地，直館、修撰、校勘等館職都被目為“華選”，在仕途上升遷頗快。同時，宋廷也常將館職加授于有文名而受器重的文臣，此稱“貼職”[24]]。但是，貼職并不隨意授人，其入選條件頗為刻苛，像以軍功起家的官員通常與其無緣。元豐五年，宋神宗放松了對館閣兼職的限制，對邊關功臣也授以館職，這又顯然與允許武臣換文職的措施一樣，含有鼓勵軍功的意義。因此，在“元祐更化”的背景下，文臣們自然要收回這一原本屬于他們的特權(quán)，將兵武色彩清掃出“儒館”之外。

三

　　通過上述幾方面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北宋時期存在著突出的“文不換武”現(xiàn)象，而這一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則有著深刻的歷史及現(xiàn)實背景。

　　如所周知，中唐開始的藩鎮(zhèn)割據(jù)局面，至五代時進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將稱雄的后果。此時，割據(jù)王朝帝王皆出自軍閥，朝中大政操于親信大將之手，地方更陷于節(jié)度使控制之下。一時，皇權(quán)淪落式微，天子常常被武將玩弄于鼓掌之上。后晉時大將安重榮曾毫無愧色地說道：“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25]與此同時，文臣地位掃地，不僅仰承武夫鼻息，還往往有身家性命之憂。后漢時，軍帥史弘肇曾宣稱：“安朝廷，定禍亂”者，只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即毛筆)焉足用哉!”[26]此語正道出了當日武將們的普遍心聲。所以，不僅地方文臣依附于武臣，縱然是朝中宰相也要對掌管兵權(quán)的樞密使惟命是聽。如王安石便指出：“五代用武，故政出樞密，宰相備位而已”。[27]數(shù)十年間，文臣飽受強兵悍將凌辱，甚至屢遭殺戮。清代史家即評價道：士人生于此時，纏手絆足，“動觸羅網(wǎng)，不知何以全生也”[28]。正因為如此，當時社會上便形成了強烈的“重武輕文”風氣，世人大都視軍旅為發(fā)跡要途。如五代時將領侯章所說：我是粗人，全以戰(zhàn)斗博取富貴[29]。于是，許多文人學子也棄文從武，加入行伍的隊列。如歷仕后晉、后漢及后周三朝節(jié)度使的焦繼勛，青年時喜好讀書，但在兵火歲月中卻無法施展才能。當看清書生可悲的前途后，他憤發(fā)誓：“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萬戶侯，豈能孜孜事筆硯哉?”遂毅然投筆從戎，置身戰(zhàn)場之中，終于如愿以償[30]。

　　在上述背景之下，北宋從開國伊始全力推行強化中央集權(quán)方針，以重新確立天子權(quán)威的同時，也對長期存在的文臣武將之間關系嚴重失衡的問題刻意加以解決。但在宋朝初，社會上武風依然甚烈，將官們對文臣仍然相當輕蔑，像大將高懷德，性情粗獷，厭煩書本文辭，對來客不加禮貌，其骨子里仍然看不起士大夫[31]。甚至還有武將敢于敲詐朝中大臣，如功臣將領王彥升在任京城巡檢一職時，曾借機夜闖宰相王溥家門，以索酒為名進行敲詐[32]。

　　面對積習已久的驕兵悍將逞強、文臣委瑣吞聲的局面，不僅廣大文官深為不滿，宋初最高統(tǒng)治者也從中看出了潛在的危險。武將敢于在文人面前飛揚跋扈，實際上便是漠視朝廷法度、乃至天子權(quán)威的一種表現(xiàn)。文官長期受到壓制只能導致武將勢力的過度膨脹，使國家機構(gòu)中文武職能無法保持均衡，其結(jié)果是社會既無法得到安定，兵變也難以根絕。更何況千余年來封建文人高揚的儒家學說，又是以維護國家大一統(tǒng)局面和君臣關系為宗旨。于是，宋太祖、太宗朝在實行收兵權(quán)等各項措施的同時，一方面給予軍事將領優(yōu)厚的經(jīng)濟待遇，另一方面則從各個方面對其政治地位和權(quán)威加以抑制。宋人對此有這樣的評說：“ 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33]朱熹也指出：“如武臣諸節(jié)度、副總管諸使所以恩禮隆異，俸給優(yōu)厚者，蓋太祖初奪諸鎮(zhèn)兵權(quán)，恐其謀叛，故置諸節(jié)度使，隆恩異數(shù)，極其優(yōu)厚，以收其心而杜其異志。”[34]通過一系列的防微杜漸措施，不僅消除了將帥自專軍隊、干預政治的問題，而且極大地降低了武官的角色地位，使文官掌管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大權(quán)，并有意提高文臣的社會地位，處心積慮地在朝野營造“崇文”的氣氛。如此以來，逐漸在政治上樹立了文臣的權(quán)威和影響，在社會上則培植起“重文輕武”的風氣。武將隨著地位的日漸下降，既無權(quán)染指朝政，又在各方面屈從于文臣。

　　從有關文獻記載來看，北宋建國后，宋太祖便在各方面做出尊儒崇文的表示。如太祖登基不久，便下令擴修國子監(jiān)中的儒家先圣祠廟，重新塑造和繪制“先圣、先賢、先儒之像”。太祖不僅親自為孔子及顏回作贊文，還一再率群臣幸臨國子監(jiān)，拜謁文宣王廟。建隆三年，太祖又下詔對文宣王廟行使一品禮儀[35]。這些舉動固然大都屬于禮儀的范圍，但對孔子及儒家是否行禮，又采取何種禮，卻往往是當政者對儒臣文士態(tài)度如何的一種標志。五代后梁時，孔廟便失去祀禮，以后雖有恢復，但卻無人重視[36]。這種“禮崩樂壞”的現(xiàn)象，正是當時武人摧毀文臣精神的反映。因此宋太祖對文宣王廟和國子監(jiān)的禮遇，便向天下傳達了“崇文”的信息。

　　又如：文人入仕的主要渠道——科舉制度，也在宋太祖一朝迅速得到重視，步出艱難、寂寞的境地。北宋建國次年，遵循舊制舉行科考，僅錄用進士11人[37]。但此后隨著“崇文抑武”局面的初生，錄取舉子的人數(shù)逐漸增加。開寶中，進士和諸科中舉者已達百余名[38]。開寶三年，宋太祖在錄用合格科考者外，又下特旨賜103名曾15次落第者進士、諸科出身[39]。由此而開兩宋科舉“特奏名”先例，擴大了錄用文官的數(shù)量。此外，以后趙匡胤還以考生狀告考官不公為由，親自對舉子進行測試，然后才予以放榜，于是形成了“殿試”定制[40]。天子主持殿試，顯然是向天下作出“禮賢下士”的姿態(tài)。如此以來，中舉入仕的文臣都成了“天子門生”，其榮耀之感自然非昔日可比。“ 故圣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于盜賊奸宄”。“英雄豪杰皆汩沒消靡其中而不自覺”[41]。據(jù)宋人記載，太祖在世時還曾在宮中豎有石碑，令后世繼承者跪讀。碑文內(nèi)容之一，便是不殺文臣士大夫[42]。這一戒律正反映了宋太祖對文官的寵遇。

　　可以說，北宋開國皇帝體會到儒學苦心維護封建朝廷法紀的用意后，不僅愿意聽到文臣們發(fā)出的“君尊臣卑”的呼聲，而且也希望看到武夫們的舉動符合儒家所定的君臣關系標準。所以，宋太祖曾要求：“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jīng)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43]

　　正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宋家天子既有殷切愿望，武將中自然便有人出來響應。據(jù)史籍反映，一些武將看到太祖有尚文的舉動，便也找來書本閱讀，以至還鬧出一些笑話。禁軍大將黨進本不識字，但也不甘落伍。某次，黨進奉命奔赴前線。臨行前，他想對太祖致辭以示告別，掌管宮廷導引的官吏勸他：作為武將，不必如此。但黨進卻執(zhí)意要做。官吏只得替其在笏板上寫下話語，教他熟記下來，然后一同登殿。結(jié)果，黨進“抱笏前跪”，一時忘記所背之詞，又不認識笏板上的字，場面頗為尷尬。也算黨氏機智，他突然抬頭看著天子，高聲道：“臣聞上古，其風樸略，愿官家好將息。”聽黨進說出如此話語，連侍衛(wèi)們都不禁掩口失笑。當黨進出宮后，左右問他何故說出如此之句，誰知黨進卻說道：“我嘗見措大們愛掉書袋，我亦掉一兩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44]這實在可以說是一個笑話，但卻足以說明宋太祖的崇文態(tài)度，對武夫們產(chǎn)生了多么大的影響。

　　宋太祖在位后期，明智的將領們已適時調(diào)整了自己的心態(tài)，對文官們采取了恭敬的態(tài)度，這其中又尤以曹彬最為突出。為人謹慎的曹彬看出朝廷崇文的用意后，遂在與文人交往中表現(xiàn)出謙卑的姿態(tài)。有關曹氏這方面最具說服力的事例，莫過于他在外出途中遇到文臣的反映。據(jù)記載，曹彬雖位居樞密使的高位，但每次在道中碰到士大夫的車馬，他都 “必引車避之”[45]。這一極端化的舉動在以往歷史上實在罕見，而其之所以出現(xiàn)于北宋，正是當時“崇文抑武”國策的一種產(chǎn)物。當尊嚴和榮譽在與利益和前途發(fā)生沖突時，生存于專制集權(quán)體制下的現(xiàn)實主義者，可能采取的行動通常便是壓抑前者而維護后者。作為一個明智的軍方首腦，曹彬自然會審時度勢，苦心塑造自我形象，以迎合太祖的歡心。

　　宋太宗即位后，更表現(xiàn)出空前的崇文熱情。如在即位僅兩個月后，他就親自安排科考，錄取進士、諸科及特奏名達五百多名，大大超過以往的規(guī)模，甚至連執(zhí)政大臣都覺得過分。但“上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46]。又如：太宗稱帝后對號稱天下文淵之藪的三館（昭文館、集賢院和史館）極為器重，因嫌其原址狹小，特下令斥巨資遷址重建，并多次親臨工地監(jiān)督。當“輪奐壯麗，甲于內(nèi)庭”的三館建成后，太宗又親賜名為“崇文院”[47]。再如：淳化三年，新建的秘閣落成后，太宗不僅率文臣登樓觀書，設宴款待眾人，而且還要求禁軍首領也來參觀，所謂“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48]。還值得一提的是，太平興國八年，太宗將沿襲已久的宮中內(nèi)殿——“講武殿”，更名為“崇政殿”[49]。此舉看似枝節(jié)小事，實則反映宋王朝推行“崇文抑武”政策的深化。難怪宋太宗為翰林學士院題寫“玉堂之署”四字之后，翰林學士李昉激動地詠出“君恩無似此時深”的詩句[50]。

　　也正是在宋太宗時代，隨著兩次北伐的失敗，統(tǒng)治集團眼光完全轉(zhuǎn)向內(nèi)部，在大力推行崇文方針的同時，對武將實行了前所未有的抑制，甚至打擊政策。一時，武官們在政壇上黯然失色，其地位和影響遠遠低于文臣。這種局面的存在，就連當時一些文官都覺得過分。如端拱二年，王禹偁向太宗上奏道：“自陛下統(tǒng)御，力崇儒術，親主文闈，志在得人，未嘗求備。大則數(shù)年便居富貴，小則數(shù)月亟預常官。或一行可觀，一言可采，寵錫之數(shù)，動逾千萬”，“但恐授甲之士，有使鶴之言，望減儒冠之賜，以均戰(zhàn)士之恩”。王禹偁甚至提出了“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進主張[51]。透過王禹偁及當時田錫等幾位文臣的議論，不難看出宋初以來的“崇文抑武”政策至此已遠遠走過了頭，造成了武官飽受歧視的嚴重后果。清代思想家王船山對此一針見血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52]但在宋太宗朝，這一局面并未得到改變。到宋真宗以后，其政策反而變本加厲，甚至連戰(zhàn)場上的用兵指揮權(quán)也交給了文官，將領完全受到文臣的支配。如范仲淹所說：“且遣儒臣，以經(jīng)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quán)，使彈壓諸軍。”[53]又如宋哲宗時人劉摯所指出：“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jīng)略以總制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jié)制，出入戰(zhàn)守，唯所指麾。”[54]于是，武夫倍受壓制和歧視，從而產(chǎn)生了一大批諸如傅潛、楊崇勛、郭承祐及夏守贇之類的怯懦無能的將帥。另據(jù)宋真宗朝宰相王旦之子王素追憶：頗有謀略的武臣馬知節(jié)與文官王欽若、陳堯叟同在樞密院，“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即王旦），至則見冀公喧嘩不已，馬則涕泣”[55]。以此可以窺見當時武將所處的低下地位。難怪宋仁宗天圣時，宰相王曾便毫不客氣地將地位與宰相相等但出身武將的樞密使張耆，蔑稱為“一赤腳健兒”[56]。以后，名將狄青進京赴任樞密副使，竟被文人們貶呼為“赤樞”（當時軍人有“赤老”的蔑稱）[57]。而翰林學士歐陽修也敢于輕視樞密使、老將王德用，譏諷道：“老衙官何所知。”[58]

　　正是“此一時，彼一時”。曾幾何時，武人們?yōu)樗麨榈臍q月痕跡尚依稀可見，北宋統(tǒng)治者已將文官推到了社會的前列，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59]。于是，在“重文輕武”風氣熏染之下，世人必然拋棄五代時令人鼓舞的“以戰(zhàn)斗博富貴”的理念，而愿意將一番抱負投于文臣的角色之中。在此形勢之下，文官便羞于與武人為伍，更不愿轉(zhuǎn)為軍職。也正因為如此，宋太祖時的文官辛仲甫當然對轉(zhuǎn)任武職之事不會熱心；宋真宗時，陳堯咨也終于拒絕了“節(jié)鉞”的誘惑。而陳氏以后對朝廷改任自己為武職的做法，理所當然地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宋仁宗朝，范仲淹等名臣也很自然地要堅辭中央下達的改換武職的命令。其后的小臣何去非，如果說在神宗朝提倡武備的形勢下尚能勉強接受武職的話，到哲宗朝“元祐更化”以后，就不能不深感冤枉了。至于錢惟演、夏竦等個別武職出身的文人，則實在要慶幸能夠順利轉(zhuǎn)入文官隊列。

　　綜上所述，北宋時文臣武將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彼此換職已不多見，文臣不愿充任武官，武將更難轉(zhuǎn)為文職。推究其因，即在于“重文輕武”政策及風氣的影響。而這一特有現(xiàn)象的存在，也從一個側(cè)面表明北宋是一個“尚武”精神淪落的時代。

注釋：

[1]文瑩《玉壺清話》卷一（中華書局1984年校點本）；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三（中華書局校點本）。

[2]《宋史·辛仲甫傳》（中華書局校點本）。

[3]文瑩《玉壺清話》卷一；《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三。

[4]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卷九（中華書局1981年校點本）；歐陽修《歸田錄》卷一（中華書局1981年校點本）。

[5]文瑩《湘山野錄》卷中（中華書局1984年校點本）；《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寧可先生文中將陳堯咨事跡寫在其兄陳堯叟身上，乃誤。

[6]《宋史·陳堯佐傳附陳堯咨傳》。

[7]《宋史·范仲淹傳》《宋史·韓琦傳》；《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三六。

[8]韓琦《安陽集》卷三七《謝觀察使啟》（四庫全書本）

[9]蘇軾《東坡全集》卷五五《舉何去非換文資狀》（四庫全書本）；何薳《春渚紀聞》卷六（中華書局1983年校點本）。

[10]《東坡全集》卷五八《進何去非備論狀》。

[11]《宋史·陳恕傳》；《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六。

[12]《宋史·文苑二·柳開傳》；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七四《詐妄謬誤》（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標點本）。

[13]《宋史·李仕衡傳》。

[14]《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

[15]《宋史·職官志》，參閱張全明《也論宋代官員的俸祿》，載《歷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6]《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

[17]《宋史·種世衡傳》《宋史·張亢傳》。

[18]孫逢吉《職官分紀》卷四九《文武換官》（中華書局1988年影印本）；《宋朝事實類苑》卷二八《官職儀制》。

[19]《宋史·錢惟演傳》。

[20]魏泰《東軒筆錄》卷二（中華書局1983年校點本）；《宋史·夏竦傳》。

[21]《東都事略》卷八九《蘇頌傳》（四庫全書本）。

[22]《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七。

[23]《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一二。

[24]《宋史·職官志》，參閱倪士毅《北宋館閣制度述略》，載《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5]《舊五代史·安重榮傳》，中華書局校點本。

[26]《舊五代史·史弘肇傳》。

[27]《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一一。

[28]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二二《五代幕僚之禍》，中華書局1984年校點本。

[29]《宋史·侯章傳》。

[30]《宋史·焦繼勛傳》。

[31]《宋史·高懷德傳》。

[32]《宋史·王彥升傳》。

[33]章如愚《群書考索》后集卷二一《官門》，四庫全書本。

[34]《朱子語類》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中華書局1994年校點本。

[35]《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三。

[36]《宋史·禮志》。

[37]《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

[38]《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

[39]《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一。

[40]《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

[41]王栐《燕翼詒謀錄》卷一，中華書局1981年校點本。

[42]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臺灣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43]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中華書局1989年校點本。

[44]《玉壺清話》卷八。

[45]《宋史·曹彬傳》。

[46]《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八。

[47]《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九；《宋朝事實類苑》卷二。

[48]《宋朝事實類苑》卷二；《宋史·李至傳》。

[49]《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四。

[50]李昉詩收錄于洪邁《翰苑群書》卷七《禁林宴會集》，四庫全書本。

[51]《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三○。

[52]王夫之《宋論》卷二《太宗》，中華書局1964年校點本。

[53]《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六。

[54]劉摯《上哲宗論祖宗不任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六五《百官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校點本。

[55]王素《文正王公遺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1997年版。

[56]《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七。

[57]江休復《嘉祐雜志》，四庫全書本。

[58]《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八三。

[59]張端義《貴耳集》卷下，叢書集成初編本。

原刊《中國史研究》2001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