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府詩集》是繼《詩經》、《楚辭》、《昭明文選》、《文苑英華》之后的一部重要的詩歌總集。其版本狀況大致如下：它的初次刊刻約在紹興初年，南宋一代極有可能存在紹興本之外的其它宋本。此后從元至正元年（1341）集慶路儒學重刻《樂府詩集》直至明末，元本通行了三百年。其間經過南監多次修補，以至書板斷脫、后來重印者不可卒讀。與這種刊印狀況相對的是，嘉靖、隆慶以來的文學復古運動大大刺激了《樂府詩集》一書需求量的增長。這種背景要求產生新版的《樂府詩集》。恰逢明末毛晉汲古閣刻書事業之盛與錢謙益絳云樓宋本的出現，二者相結合，為新版《樂府詩集》的產生提供了具體的物質條件。于是，在明末清初的常熟誕生了汲古閣本的《樂府詩集》。

　　崇禎十二年（1639），毛晉憑私交從錢謙益處借得宋本，校以自己所藏的一個無補版的明修本，并于此年付梓。毛晉的這個校本就是汲古閣本的祖本，我們稱之為汲祖本。付梓后產生的最初的那個刻本我們稱為汲晉本。大約在康熙八年（1669）之后、康熙四十四年（1706）之前，汲晉本經過兩次訂正。第一次校訂本現藏上海圖書館，我們稱為汲本。第二次校訂本成為定本，流傳最廣，全國各大圖書館均有，我們稱為汲扆本。至于三本名稱的擬定，主要是根據出版人來命名。汲晉本出于毛晉之手；汲扆本因卷末有“東吳毛晉訂正，男扆再訂”字樣，判其出自毛扆之手；汲本則因不能確定其在毛氏家族中為何人所刊，故暫定名為汲本。

　　汲晉本和汲本流傳甚少，康乾以來，無人論及汲古閣所刻《樂府詩集》存在差異頗大的三本，大約與前二本流傳不廣有關。汲扆本的流傳比較穩定，影響頗為深遠。在乾隆年間，被采入宮廷，成為抄寫四庫薈要、四庫全書的底本；約在嘉道年間，由于書板刷印頻繁，幾易其主，出現了印刷質量極差的本子，甚至將書名誤為《樂府解題》，同時還出現坊肆的翻刻本；同治末年，湖北武昌崇文書局據汲扆本重刻，書局本流傳亦廣，在1912年還再版了一次；此后，四部叢刊影印了汲扆本，四部備要排印了崇文書局本，使得汲扆本成為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傅增湘宋本出現之前最為通行的一種版本。

梳理汲古閣刊刻《樂府詩集》的源流是有意義的：第一，它為研究汲古閣刻書事業提供了一個個案，尤其對于汲古閣刻書的剜改現象的研究又增添了一個生動的事例。第二，它在校勘上的探索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汲古閣本源自絳云樓宋本，絳宋本舛誤甚多，毛扆的兩次重訂都是努力在底本是一個背離事實之真的古本的情況下恢復事實之真。第三，它是研究清及近現代《樂府詩集》一書的流傳和影響的物質基礎。清代及近現代的此書的傳播和發生影響主要是以汲古閣本為載體，因此對汲古閣本的流傳歷史的客觀描述就十分必要了。

　　以下我們先從汲祖本談起。

一、汲祖本

　　（一）概述

　　汲祖本的底本是毛晉所藏的一個明修本，雖無補版，但漫漶缺頁情況比較嚴重，不是明修本中的佳本。卷首周序多殘缺，故毛晉刊刻時刪卻周序。缺頁處皆抄補。汲祖本以錢謙益絳云樓宋本對校，絳宋本較傅增湘藏宋本晚出，且多有錯漏脫訛；即便如此，汲祖本的最高價值仍然體現在宋本勘定之上。

　　具體負責校勘工作的是毛晉、王咸二人。毛氏校書常延請名士[1]，王咸大約就是這樣一位名士。王咸（1591—1676），字與谷，號拙庵。江蘇常熟人。咸為毛晉友人，崇禎十五年（1642）為毛氏畫《虞山毛氏汲古閣圖》，圖上有錢大昕題額，后有朱照廉、段玉裁、陳延慶、吳凌云、善冠等三十五人所書題畫詩。可謂以圖記毛氏藏書之盛。[2]在校勘分工上，王咸完成了全書絕大多數的校勘工作。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續志》卷四云：“自卷一至卷六《朝日樂章》，毛氏子晉手校，卷末俱有子晉手識校勘時日，其《夕月樂章》以下則長洲王與公所校也。”我們的統計與張氏相同，由是可知毛晉僅校勘了目錄和前五卷半，其余部分由王咸完成。

　　全書共有毛晉、王咸校勘手識三十五條，毛晉跋一。分布于以下幾卷之末：一、二、三、四、五、九、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三十三、三十六、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二、四十六、五十、五十三、五十六、五十九、六十三、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二、七十六、七十九、八十、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二、一百。手識詳細記載了校勘時日，以及校勘時的心態，偶有賞評，是研究汲祖本的寶貴材料。手識之外，卷末還有毛晉的跋，與汲古閣刻本之跋稍有出入。大抵刻本之跋更注意修飾文字，且加入一句總結性的評價——“可謂抗行周雅、長揖楚辭，當與三百篇并垂不朽。”

　　汲祖本現藏國家圖書館。藏印有：“毛晉秘篋”、“鐵琴銅劍樓”、“瞿啟科印”、“瞿啟文印”、“瞿秉淵印”、“瞿秉清印”、“識字耕夫”，卷中還有“毛姓秘翫”[3]、“汲古閣鑒定”二朱印。結合藏印與文獻記載可推知此本的遞藏狀況為毛晉→毛表→　→張金吾→瞿鏞→瞿秉淵、瞿秉清→瞿啟文、瞿啟科、瞿啟甲→瞿鳳起→國家圖書館。毛氏藏書約于康熙末年散出，至此書入歸張金吾之前，遞藏狀況不可考得。張金吾《愛日精盧藏書志·續志》卷四較為詳細地記載了汲祖本的一些狀況，諸如毛晉、王咸二人的校勘工作的分配、毛晉的跋、王咸的校勘手識等。雖然汲祖本尚存于國家圖書館，但張氏的這些記載還是有價值的。古籍久置后字跡便會黯滅不可辨認，傳至今日的汲祖本比之張氏當年所見，又增殘損，故而張氏對毛晉跋及王咸手識的記錄還可增補一二。張氏藏書于晚年散出，此書遂為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收得。鐵琴銅劍樓為近代四大藏書樓之一，肇自瞿紹基（1772－1836），后經子瞿鏞（1794－1875）、孫瞿秉淵秉清（1828－1877）、曾孫瞿啟文、瞿啟科、瞿啟甲（1873—1940）、玄孫瞿鳳起遞傳。根據藏印我們判斷汲祖本入歸鐵琴銅劍樓始于第二代傳人瞿鏞。因為在創始者瞿紹基那里，尚未有“鐵琴銅劍樓”之稱，瞿氏藏書樓尚名為“恬裕齋”，直到光緒元年為避帝諱才改為“鐵琴銅劍樓”。此本上未見鈐有瞿紹基的藏印（瞿紹基的藏印有“紹基秘籍”“虞山瞿紹基藏書”“瞿氏鑒藏金石記”“恬裕齋藏”等），且瞿鏞所編其父藏書之目錄《恬裕齋藏書記》不著錄《樂府詩集》，故知瞿紹基在世時尚未收得。在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瞿啟甲《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中，都有對汲祖本的著錄和介紹，大抵和張金吾《愛日精盧藏書志》相當。另有瞿啟甲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尚輯得毛晉、王咸校勘手識十條。　　

　　（二）毛晉、王咸校勘述評

　　據卷一末毛晉識“己卯二月望日依宋版較正”、卷一百末王咸識“臘月廿四日燈下閱完是夕爆聲如雷”，可知二人從明思宗崇禎十二年己卯（1639年）二月至臘月共花了十個月校畢《樂府詩集》。毛晉跋云“手自讎正，九閱月而告成”，實則應為十個月。校《樂府詩集》時距明亡還有五年，此年毛晉四十歲，王咸四十八歲。

　　毛晉、王咸的校勘工作主要體現在這些方面：第一，排列絳宋本的異文。第二，偶有案斷。為了便于分析，列舉王咸、毛晉部分有代表性的校記于下。稍早于汲祖本，大約在1637年以前，常熟還有一個馮班的校本，亦是用絳云樓宋本校元本，馮校本已佚，但在陸貽典校本和勞權校本中尚保留了馮校，我們從陸校和勞校中將馮校輯出，一并排列于下（為便用查找，頁數為中華書局點校本《樂府詩集》之頁數。下文諸表所標之頁數均依中華本，不再注出）：

卷/頁	篇名	傅宋本	元本	王、毛校	馮校
					陸校	勞校
2/25	黑帝歌	晨晷促		咎	宋咎誤
13/193	晉宴會歌	聽朝有暇	有	以	以	以
14/196	上壽歌	上壽歌	上壽歌	王公上壽歌
36/530	傅玄秋胡行	回目流采章	采車	來車	來車
41/603	李白白頭吟	照心勝照井	井	宋刻作并誤	并
43/627	孔翁歸班婕妤	鉛華誰不慕	慕	暮
47/693	李群玉烏夜啼	既非蜀帝魂	魂		魄	魄
50/738	李白鳳吹笙曲	李白	李白	沈佺期	沈佺期
53/773	靈芝篇	自傷早孤煢	早	一作少
59/861	胡笳十八拍解題	又有契聲一拍	聲		家	家
82/1155	白居易憶江南	日出江花紅勝火	火	宋刻作少誤
84/1179	劉琨扶風歌	列列悲風起	悲	長
90/1274	李白橫江詞	海鯨東蹙百川回	東	更
94/1321	劉禹錫堤上行	長堤繚繞水徘徊	水	太

　　顯而易見，同出絳宋的馮校，與毛、王二人的校記是有一定的出入的。這表現在：首先，較之馮校，王毛之校更為詳細。我們曾對全書做過一個詳細的統計，從數量上來說，王毛校可能要比馮校多出一倍不止；其次馮出校王毛未出校的情況亦有，但不多，應屬于校勘中的自然現象，校勘中人為的疏漏在所難免。惟王毛校倍于馮校這種現象頗難解釋。清初陸貽典發現了這一現象，并做出了解釋。陸氏認為馮氏有據而王毛引據他書、忝加臆改是造成馮略毛詳的原因：“大要馮氏所校，即未能詳，而確有可據。”“惟毛氏刻本，亦出之牧翁宋刻，而與馮校往往不合。蓋馮校失之略，毛校頗詳，而末免引據他書，忝以臆改，宜其相去徑庭也。”[4]經過對王毛校和馮校的分析比較，我們否定了陸氏的說法，理由是：

　　第一，陸氏此說建立在“毛氏刻本”與馮校的對比之上，毛氏刻本是以汲祖本為底本的付刻本，與汲祖本的差異很大，有較為嚴重的“忝加臆改”的傾向。（詳情參下文）

　　第二，王毛出校、馮氏未出校者，可能有引據他書者，但更多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引據他書的。我們在箋校《樂府詩集》的過程中，比較全面地接觸了“他書”，諸如正史、野史、雜史、筆記小說、總集、別集等，即使將典籍亡佚的因素考慮在內，我們所涉及的“他書”的范圍和數量也不會不及于毛晉、王咸。我們將王毛出校、馮氏未出校之處核之于“他書”，卻發現這種異文常常是唯一的，它與各書都不相同。諸如卷八四劉琨《扶風歌》“冽冽悲風起”之“悲”，《文選》、《文選集注》、《藝文類聚》、《初學記》、《詩紀》俱作“悲”，唯有王咸出校為“長”。卷九十李白《橫江詞》“海鯨東蹙百川回”之“東”字，宋蜀本《李太白文集》、清繆曰芑影宋本《李翰林集》、元刻本《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叢刊影郭云鵬本《分類補注李太白集》、明鮑松刻影宋咸淳本《李翰林集》、清王琦輯注《李太白文集》、《文苑英華》、《萬首唐人絕句》，俱作“東”，惟有王咸出校為“更”字。再如卷九四劉禹錫《堤上行》“長堤繚繞水徘徊”之“水”，宋紹興本《劉賓客文集》、叢刊本《劉夢得文集》、《萬首唐人絕句》俱作“水”，唯王咸出校為“太”。這些例子說明，王咸所出校的確實只能是絳宋本的異文。這更印證了絳宋是一個晚出的、舛誤甚多的本子。

　　第三，王毛出校、馮氏未出校還有一些其它情況，諸如王毛明確出校為“宋刻作某，誤”者，在這種情況下馮氏不出校，可能是因為這些錯誤太過明顯，如卷八二白居易《憶江南》“日出江花紅勝火”之“火”字，王咸出校“宋刻作少，誤”。再有卷十四傅宋本、元本皆作《上壽酒歌》，馮未出校，獨王咸校為《王公上壽酒歌》，實則是根據目錄本校得來，亦非據他書增改。

　　總之，我們對王毛之校持肯定評價，我們認為，較之馮校，它更為詳細地反映了絳云樓宋本的面貌。

　　王毛校記除了詳細地排列絳宋的異文之外，尚偶有按斷，如最為常見的“宋刻作某，誤。”此外，還有對顯誤者的判斷，有時亦稍有考證。下列幾例：

　　卷六一曹植《當事君行》“好惡隨所愛增”之“增”，王校曰“應作憎。”

　　同上曹植《當車已駕行》“侍者打觴”之“打”，傅宋、元本俱作“打”，王校“應作行。”

　　卷六二梁劉孝勝《妾薄命》“復傳蘇國婦”之“婦”字，毛晉明修本、丁丙明修本、陸貽典明修本作墨等。王咸補一“婦”字，出校為“宋缺臆補”。陸校作“宋本缺毛增婦。”

　　同上唐李端《妾薄命》“市里共乘舟”之“舟”字，傅宋、元本俱作“舟”，王咸校曰“市里非可乘舟，疑作辀。”

　　上述所列諸例亦同樣證明王咸、毛晉的校記較為客觀地反映了絳宋本的原貌。

　　（三）汲祖本的評價

　　無疑，汲祖本在《樂府詩集》版本研究中的地位非常重要，這是因為：第一，它是用絳云樓宋本校過的，是復原絳云樓宋本的最重要依據。在絳宋亡佚的情況下，它與馮校就是絳宋研究的最寶貴的材料。第二，它是汲古閣本的祖本，是研究汲古閣版本系統的基礎。可以說，它是絳宋本與汲古閣本之間的樞紐。

　　汲祖本的底本雖然是一個無補版的明修本，但屬于后期重印本，漫漶、斷板現象比較嚴重，這決定了它會不可避免地保存底本的一些失誤。用作對校的絳云樓宋本，是一個比現存的傅宋本晚出的本子，脫漏、訛變、臆改現象嚴重。毛晉、王咸二人的校勘較為客觀地反映了絳宋本的原貌，雖偶有按斷，對絳宋的訛誤稍有糾正，但要保留古本之真就必定要不可避免地保留絳宋本的諸多失誤。絳宋本和明修本的版本價值在客觀上決定了汲祖本的價值，也就是說，汲祖本是一個有先天缺陷的版本。

　　雖然它是一個有先天缺陷的版本，但它出現在明末元本將亡的情況下，以宋本勘定，并且是為了刊刻而產生的一個校本，在其基礎之上，誕生了一個新的版本系統－－汲古閣本系統。在《樂府詩集》流傳的歷史上，亦可謂功不可沒。

二、汲晉本

　　汲祖本付梓印行，即誕生了汲晉本。汲晉本的刊刻時間也應在崇禎己卯（1639）。我們可以在陸貽典跋中找到確鑿的證據。陸跋曰：“余少時同孫子岷自從定遠借校毛氏刻本，距今已三十年矣。”陸跋作于“己酉孟夏廿有四日”，己酉為清康熙八年（1669年），那么三十年前就是崇禎十二年己卯（1639年），如此則毛晉刻《樂府詩集》于1639年應毫無疑問。王咸校畢此書在崇禎己卯臘月——“臘月廿四日燈下閱完。是夕爆聲如雷”（卷一百王咸題識），這說明這部一百卷的大書不是在全部校完后才刊刻的，而應該是校一部分刻一部分。卷九十二王咸題識亦稱“閱竟前一卷，日將下舂，因付刻催迫，乃復披閱，不謂遂能終之。初九日識。”正因為校刻都在同一年進行，所以才能趕在年底問世。

　　（一）傳世汲晉本概況

　　我們發現的汲晉本只有兩個：一是藏于南京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題為陸烜校；一藏于上海圖書館，勞權校本。

　　1.南圖汲晉本

　　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左右雙欄。上魚尾，每卷首頁和末頁的魚尾下題“汲古閣”“毛氏正本”及頁碼，首頁與末頁之間的其它頁的魚尾下題“樂府×卷×”。印刷精良，欄線清晰，無斷版，有清晰秀美之感，必為初刻初印本。卷首為李序，遺周序。李序上有陸烜黃筆校補。陸烜于李序末題曰：“乾隆己丑三月十八日讀李五峰集校補烜”。第二頁有丁丙的識語，記錄得書始末，“今觀汲古跋語，是刻實祖宋本，較元童萬元家本為優。經沈文愨藏庋，陸梅谷校敘，余心可珍重，以十番購之。”云云。

　　藏印有：“子書樓”、“快雪齋”、“歸愚”、“沈德潛印”、“梅谷”、“陸烜子之印”、“丁丙”、“四庫著錄”、“八千卷樓”、“嘉惠堂丁氏藏書之記”。“子書樓”、“快雪齋”二印不知為何氏之印；“歸愚”、“沈德潛印”為沈德潛藏印；“梅谷”、“陸烜子之印”為陸烜之印；其余為丁丙之印。

　　據丁丙識語和藏印可知此書遞藏狀況為：沈德潛（1673—1768）→陸烜（？1766—？1786）→丁丙（1832—1899）。

　　2.上圖汲晉本

　　上圖汲晉本應與南圖汲晉本為同時所印，都是初刻初印本。上圖汲晉本同時又為勞權校本，即勞權以元本校汲晉本，關于勞權校勘諸事，參拙著《〈樂府詩集〉版本研究》，未刊稿。

　　此本藏印有：“下邳余懷字澹心一字廣霞”、“蟫盦”、“丹鉛精舍”、“漚喜亭”、“學林堂”、“勞”、“襛”等。可知其為余懷藏書，后為勞權所得。“襛”為勞權之女之印。

　　（二）從汲祖本到汲晉本

　　汲晉本基本上是從汲祖本而來。在處理絳宋本和元本的異文上，當二者不能擇其一時，通常采用“某，一作某”的形式。汲晉本基本沿襲了汲祖本（元本、絳宋、王毛校）的大量訛誤。汲晉本顯然在刊刻之前又做過校勘和改動，一方面通過本校或他校訂正了汲祖本的部分脫漏訛誤，另一方面汲晉本自身又添加了大量的臆改、訛誤和脫漏。

　　1.以“某，一作某”的形式反映絳宋本和元本的異文

卷/頁	篇名	傅宋本	元本	王毛校	汲晉本	馮校	汲本	汲扆本
48/709	采桑度	歌吹當春曲	春	初	初一作春	初	初一作春	初一作春
63/920	劉孝勝升天行	方朔問星辰	問	望	望一作問		望一作問	問一作■
70/1000	鮑照行路難	寒風蕭索一旦至	條	索	索一作條	索	索一作條	索一作條
81/1141	劉禹錫竹枝詞	道是無情還有情	晴	情	情一作晴		情一作晴	情一作晴
91/1282	杜甫哀江頭	昭陽殿裹第一人	宮	殿	殿一作宮		殿一作宮	殿一作宮

　　2.沿襲祖本（元本、絳本、毛校、王校）之誤

卷/頁	篇名	傅宋本	元本	王毛校	汲晉本	馮校	汲本	汲扆本	備注
4/45	庾信周祀圓丘歌	庾信	無		無	庾信	無	補出	元本
62/900	謝靈運悲哉行	樛葛欣虆縈	榮		榮	縈	榮	縈	元本
65/947	李頎緩歌行	悔作從來任俠非	缺	俠兒	俠兒	俠非	俠非	俠非	王校
72/1022	顧況古離別	顧況	顧況	刪		刪			絳宋
87/1226	梁時童謠	不欲見臨父賀子	脫		脫	見	見	見	元本

　　3.通過本校或依據他書改正汲祖本的部分訛誤

卷/頁	篇名	傅宋本	汲祖本		汲晉本	汲本	汲扆本	據改
			元本	王毛
目錄79	昔昔鹽	采桑秦氏嬡	嬡		女	女	女	本校
63/912	曹植美女篇	長肅氣若蘭	肅		嘯	嘯	嘯	文選
71/1015	駱賓王行路難	且悅清笳梅柳曲	梅		楊	楊	楊	本集
75/1060	筑城曲解題	未知孰實	實		是	是	是	徑改
84/1181	李夫人歌解題	李夫人本以倡進	道		進	進	進	漢書

　　4.汲晉本新增的臆改、訛誤和脫漏

　　1）臆改

卷/頁	篇名	影傅本	元本	王校	汲晉本	馮校	汲本	汲扆本
49/721	楊叛兒	龍頭相鉤連	頭		顏		顏	頭
57/828	梁簡文帝霹靂引	繞電發時祥	電		殿		殿	電
60/853	昭君怨	改往變常	▓		故	改	改	改
69/993	王瑳長相思	兩心同憶不相徹	同		相		同	同
90/1266	張祜公子行	長是管弦隨	是		夜		是	是

　　2）訛誤

卷/頁	篇名	影傅本	元本	王毛校	汲晉本	陸校	汲本	汲扆本
44/639	清商曲辭小序	劉貺以為宜取吳人	取		耿		取	取
50/731	劉孝威采蓮曲	金槳木蘭船			漿		漿	槳
62/903	劉孝威妾薄命	今歲歿胡庭	胡		朝		胡	胡
73/1041	李白于闐采花	無鹽翻在深宮裹	鹽		妍		鹽	鹽
95/1338	鮑溶倚瑟行	棄尸死野由斯葬	棄		去		棄	棄

　　3）脫漏

卷/頁	篇名	影傅本	元本	王校	汲晉本	陸校	汲本	汲扆本
48/703	襄陽樂末一首				脫		補入	補入
83/1168	獲麟歌解題	乃歌云	乃歌云		脫		乃歌云	乃歌云
85/1204	張祜蘇小小歌	同前三首	三首		脫		三首	三首

　　汲晉本是汲古閣本《樂府詩集》最初的刻本。就其版刻價值來說，它是汲古閣系統內最早刊刻的本子，是善本；但就其內容而言，錯誤很多。它不僅沿襲了祖本的錯誤，而且本身之臆改、訛誤又不可勝計。但不管怎么說，從汲祖本到汲晉本的刊刻，《樂府詩集》重新有了一個定本。　　

　　汲晉本在刊刻的初始時期，并不為世所重。在清康熙六年（1667）陸貽典重校《樂府詩集》跋曰：“此書毛氏刻本遠勝元本，惜乎世無有識之者。”這可能與兩種因素有關－－戰亂和印量有限。汲晉本《樂府詩集》的誕生，適逢明末戰亂，政局動蕩，出版印刷業自會受到影響。從汲晉本刊刻（ 1639年）到毛晉過世（1659年）二十年間正是清軍入關后順治初年的動蕩時期。再據古籍印刷常識，一部書的初印約為四十部，這個印刷量是很小的；如果又不經重印，那么其流傳有限可知。

三、汲本

　　汲古閣校刻書籍，有其自身的許多特點。汲晉本那種不依底本，多加臆改者，也不乏其例，如《書林清話》卷七載：“元大德本《后漢書》載陳鳣跋云：‘蕘圃嘗曰，汲古閣刻書富矣，每見所藏底本極精，曾不一校，反多臆改，殊為恨事。 ‘”再有，再版重印時又加剜改，如校本陸游《南唐書》載顧澗臨陸敕先校錢罄室本云：“汲古閣初刻《南唐書》，舛誤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然如《讀書敏求記》所云‘卷例俱遵史漢體，首行書某紀某傳卷第幾，而注《南唐書》于下，開卷便見其謬’者，尚未改去。其它沿襲舊訛，可知其不少矣。”[5]汲古閣校刻《樂府詩集》正屬于此種情況——先后產生了在內容上出入相當大的三本：汲晉本、汲本和汲扆本。三本同出于一塊書版，款式行格一概相同，不同的是后二本有大量的剜改。諸如卷四十八《襄陽樂》末一首“惡見多情歡，罷儂不相語。莫作鳥集林，忽如提儂去。”汲晉本此首脫，汲本補入。像這種在一塊書版中補入一首二十個字的詩，定需將整塊書版重刻。這種剜改的結果是產生了內容上差異相當大的三本。三本在內容上的區別大致是：汲晉本不僅沿襲了汲祖本的錯訛且自身又增加了許多臆改訛誤，汲本訂正了汲祖本和汲晉本的部分錯訛，汲扆本訂正汲祖本和汲晉本的絕大部分的錯訛，堪稱校勘精審。以下我們先對汲本作一較為全面的論述。

　　（一）傳世汲本概況

在我們所見的汲古閣本中，只見到唯一的一個汲本，也就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為“明末毛氏汲古閣刻公文紙印本，清翁同龢、翁曾文跋”本，現藏于上海圖書館。翁曾文跋中云：“此書乃汲古閣主人所刻，紙用殘冊，豈取其堅潔耶？然此為初印本無疑。內有朱筆評點，共六十四處，其改正者約廿處，系馮簡園先生手筆。”（我們已將馮氏的評點輯出，雖數量不多，但包含的內容相當豐富，有校勘、有賞析、有箋釋等等。）藏印有“虞山馮武”、“翁踐孫”。據題跋與藏印可推知此書大約一直在常熟一地遞藏，其順序為：馮武 →翁曾文→翁踐孫。

近現代著名藏書家莫伯驥（1878—1958）在其《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中亦載有一個“明汲古閣刻本，用公牘故紙印”，當為上圖藏本之外的另一個汲本。其判斷依據有三：第一，莫氏為廣東東莞人，其生平活動笵圍在廣東、香港、澳門一帶。第二，莫氏的藏書來源不包括翁氏藏書，“北如意園之盛、臨清之徐，南如揭陽之丁氏、南海之孔氏、巴陵之方氏、江陰之繆氏、茂苑之蔣氏、長沙葉氏之觀古堂、獨山莫氏之銅井文房、揚州吳氏之測海樓，最近蒙難之聊城海源閣……然其散出之舊槧精抄往往為伯驥所得。”[6]第三，莫氏之書多毀于日寇侵華之戰火。故此可知在近現代至少有兩個汲本流傳于世。莫氏關于他所收藏的這個汲本有一個判斷，他認為“此本用前明公牘紙背印，板新墨妙，當是初次雕成所印。”這個判斷無疑是錯誤的，即便不以汲本的內容來判斷汲本的刊刻先后，僅據版刻上的特點，也可以判定汲本產生于汲晉本之后。因為我們翻檢上圖汲本的過程中，發現部分欄線有細微的斷版的痕跡，所以它必不是初刻初印本。

　　（二）汲本校改考

　　1．汲本校改在順治二年之后

　　汲本用公文紙印成。李致忠提出可以從公文紙來推斷印書年代：“各級官府的文書檔冊都要有一段時間存盤保留，不可能隨時處理，所以將之用來印書多在改朝換代之后。那種以公文紙正面痕跡作為版刻年份的確證是靠不住的。一般來說，公文紙正面痕跡所反映的年代，可以說明其版刻年份或印刷年份是后朝后代。”[7]汲本用明代公文紙印成，那么它的印刷時間必在入清之后。

　　龐樹森《重修常昭合志·沿革志》[8]卷一：“順治二年六月，安撫使周荃來收邑圖籍。閏六月邑人抗薙發，令毆死。陳主簿舉嚴栻起義兵。七月十三日，栻與清兵戰南關，敗績，城遂破。八月，知縣洪一緯赴任，為鄉兵所困。十七日，清兵復至，栻戰不利，軍遂潰。洪一緯蒞邑，頒條教，安民時。何鳳祥、芮觀等據福山參將蕭世忠討平之。”可知常熟入清是在順治二年（1645）八月。此年毛晉四十六歲，毛褒約十二歲，毛表約七歲，毛扆五歲，馮武十九歲，陸貽典二十八歲。

　　在明末清初政局動蕩的那一段時間里，農商等各項事業都受到了破壞打擊，都需要一個恢復的過程。陳瑚《為毛潛在隱居乞言小傳》：“變革以后，杜門卻掃，著書自娛。”毛晉《重鐫〈十三經〉〈十七史〉緣起》：“甲申（1644）春仲……豈料兵興寇發，危如累卵。分貯板籍于湖邊巖畔茆庵草舍中。水火魚鼠，十傷二三……猶幸數年以往，村居稍寧……”這說明明末戰亂確實對汲古閣的刻書事業造成一定的打擊，迫使其一度中止。綜上可知汲本必定產生在順治二年以后。

　　2．汲本、汲扆本的校改都在康熙八年之后

　　清初陸貽典在其校元本《樂府詩集》跋中多次提到毛刻：

　　清康熙六年（1667），陸貽典第二次校《樂府詩集》，跋中稱“此書毛氏刻本遠勝元本，惜乎世無有識之者。”此年陸貽典五十歲，毛扆二十七歲。

　　清康熙八年（1669），陸貽典第三次校《樂府詩集》，跋中提及“余少時同孫子岷自，從定遠借校毛氏刻本，距今已三十年矣，亦都不記憶也。惟毛氏刻本，亦出之牧翁宋刻，而與馮校往往不合。蓋馮校失之略，毛校頗詳，而末免引據他書，加以臆改，宜其相去徑庭也。” 又提及欽遠游校本“視馮本倍略。且似錯以毛刻。”

　　據上可知，陸氏在1639年與友人孫江（字岷自）合校《樂府詩集》，即以馮校本校毛氏刻本。這里的“毛氏刻本”必是汲晉本無疑，1639年正是汲晉本刊印之年。此后，在事隔二十八年、三十年之后，陸氏兩次重校《樂府詩集》的跋中，都又提到了“毛刻”。那么此時陸氏所見的“毛氏刻本”是汲古閣本中的哪一種呢？我們可以據陸校推得。陸校多稱“毛刻作某”、“毛氏刻本作某”，我們將陸校中關于毛刻的校記輯出，列舉于下：

卷/頁	篇名	傅宋本	元本	王毛校	汲晉本	陸校	汲本	汲扆本
6/86	送神	跪拜臨壇結空想	脫此首		靈	舊毛氏刻本靈	靈	靈
6/79	唐朝日樂章解題	其豫和太和壽和	脫		豫和	毛本豫和二字加刻在下	豫和	豫和
60/873	劉妙容宛轉歌	低紅掩翠方無色	紅	絲	絲	毛氏刻作低絲，近之	絲	紅
65/94	前緩聲歌古辭	欲令今皇帝陛下三千萬	同傅宋		歲	毛刻末增歲字	歲	歲
67/968	王筠俠客篇	晨馳逸廣陌	池逸	晨池廣游陌	馳逸	毛刻、欽抄馳逸	馳逸	馳逸
70/997	鮑照 行路難之二	承君清夜之歡娛	漫漶		今	毛刻今夜，誤	清	清
72/1022	趙微明古離別	違別未幾日	違	違	遠	毛刻、欽抄遠	違	違
72/1022	顧況古離別	顧況	顧況		無	趙校本、毛刻俱不著名氏	無	無
72/1022	貫休古離別	離恨如旨酒		抄作有	如	毛刻如	如	如
90/1274	鮑溶采葛行	將來海市頭	頭	賈	賈一 作頭	毛刻賈，改頭字	賈一作頭	頭
95/1336	李賀湖中曲	燕釵玉股照青蕖	渠	抄青	青	欽抄青蕖，毛刻同	青	青

　　從以上所列陸校來看，大部分的“毛刻”都是汲晉本、汲本、汲扆本三本相同，但也有幾條是不同的：

　　卷六十《劉妙容宛轉歌》，汲晉、汲本作“低絲”，汲扆本作“低紅”。——陸氏毛刻同汲晉、汲本。

　　卷七十宋鮑照《行路難》，汲晉作“今”，其它二種作“清”。——陸氏毛刻同汲晉。

　　卷七二唐趙微明《古離別》，汲晉作“遠”，其它二種作“違”——陸氏毛刻同汲晉。

　　卷九十唐鮑溶《采葛行》，汲晉、汲本作“賈一作頭”，汲扆作“頭”。——陸氏毛刻同汲晉、汲本。

　　因此，陸氏所參“毛氏刻本”必為汲晉本。也就是說，在陸氏第二次、第三次校勘《樂府詩集》時，汲古閣并未有校改后的《樂府詩集》產生。陸氏在后兩次校勘時都有其婿毛扆參入，如果汲古閣有校改的新版本出現，陸氏不會不參。所以我們可以把汲本和汲扆本的產生時間都放在陸校本之后。那么由此也可以確定汲本的刊刻時間在康熙八年陸氏第三次校《樂府詩集》之后。

　　3．汲本亦可能與汲扆本一樣同出自毛扆

　　汲古閣的刻書事業持續了百年之久，大致前四十年由毛晉支撐，后六十年賴其諸子延續。毛晉五子－－襄、褒、袞、表、扆，襄、袞早卒，毛褒約生于崇禎四年（1631），約卒于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毛表生于崇禎十一年戊寅（1638），卒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毛扆生于崇禎十三年庚辰（1640），卒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潘天禎《汲古閣主人毛晉諸子生卒年試考》一文描述了毛晉諸子與汲古閣后期的刻書事業：“晉卒后，汲古閣的事業，初雖由褒、表、扆兄弟繼續，褒‘天性醇謹’（陳瑚《從游集》），享年不永，辦不了多少事；表‘倜儻多能，治家斬斬，早見頭角’（陳瑚《從游集》），雖可辦一番事業，但志不在此，中年異趣，在醫業上成為毛氏名醫世家的創始人，也是貢獻。獨毛扆自始至終從事藏書、校書、抄書及修補毛晉所刻之書版五十多年，是一位汲古閣事業的主要繼承人。”

　　毛晉卒于1659年，此年毛褒約28歲、毛表21歲、毛扆19歲。毛晉卒后，將汲古閣藏書及書版分發諸子[9]，汲祖本《樂府詩集》分與毛表，書板也最有可能分與毛表。那么汲本《樂府詩集》是否出于毛表之手？上文我們已經證明汲本的產生應在陸貽典第三次校勘《樂府詩集》之后，即康熙八年之后；康熙八年，毛表三十一歲，可能已經異趣從醫了。“傳至奏叔公，有不為良相而為良醫之志。于是精研醫理，活人無算。”[10]那么汲本的校改極可能亦出于毛扆之手。汲祖本在毛表處，汲晉本的書板也可能在毛表處，毛扆校改《樂府詩集》，可能是從其兄處借得舊版。毛扆從其兄處借版補勘，是有例可尋的。“鄉知家刻有《忠義集》，因失去其版，無可得見。甲寅（康熙十三年）六月于伯兄處亂版中得之，喜甚。因令蒼頭拂塵滌穢，手為甲乙。甲乙甫竟，叔兄走筆來索其版，乃扆與叔兄者也。”據潘天禎考證，伯兄指毛褒，叔兄指毛表。[11]

　　（三）汲本述評

　　總體看來，汲本是汲晉本到汲扆本之間的一個過渡性版本，它訂正了汲祖本、汲晉本的一些錯誤，但同時又沿襲了二者的許多錯誤，不及汲扆本校勘精審。它有兩個明顯的特點。第一，過渡性；第二，注重版本對校，改動多有版本依據。

　　汲本的過渡性明顯體現在它對汲祖本、汲晉本都介于改與不改之間。它一方面改正了汲晉本刊刻時產生的大多數脫漏、訛誤和臆改，一方面對這些脫漏、訛誤和臆改又有所保留。相比之下，它對汲祖本的錯訛的改動要比對汲晉本的改動少得多。

　　汲本在校改時有引據他書的傾向，但總體上更注重版本對校。它訂正的最多的是汲晉本刊刻時產生的脫漏訛誤和臆改，其依據是汲祖本（元本和王毛校所代表的絳宋本）；它對王咸、毛晉出校的地方，一般僅據馮校、陸校補缺，不輕易改動，因為對王毛校的改動就可能意味著對絳宋本的改動。可見，汲本校改的特點是尊重汲祖本。

　　1.對汲祖本、汲晉本的改動

　　1）改汲祖本的訛誤

　　在第一節中我分析過汲祖本的缺陷在于絳宋本和元本的訛誤，以及王咸、毛晉校勘時人為的錯誤，汲本對此都有訂正。

　　2）據馮校、陸校改王毛錯校漏校

卷/頁	篇名	影傅本	汲祖本		汲晉本	馮校	陸校	汲本
			元本	王校
44/644	春歌二十首	窈窕曳羅裾	裙		裙	裾		裾	裾
56/818	柘枝詞解題	南蠻諸國也	同宋		同宋	者也		者	者
65/947	李頎緩歌行	悔作從來任俠非	缺	俠兒	俠兒	任俠非		俠非	俠非
84/1187	瓠子歌	漢武帝	同宋		同宋	西漢		西	西
86/1210	始興王歌解題	謂父謂爹	謂爹為父		謂爹為父		謂父為爹	謂父為爹	謂父 為爹

　　第二，祖本脫，據他書補；或祖本與他書有異文，以意去取，據他書改

卷/頁	篇名	影傅本	汲祖本	汲晉本	汲本	汲扆本
5/72	唐雩祀樂章解題	貞觀中褚亮等作	脫	脫	補出	補出
50/729	陽春曲	題曰陽春傷也	同宋	同宋	一作傷時也	一作傷時也
66/954	李白少年行	遮莫枝根長百丈	尺	尺	丈	丈
83/1165	雜歌謠辭解題	歷世已來	已	已	以	以
93/1310	張籍洛陽行	陌上老翁雙淚垂	空	空	雙	雙

　　第三，訂正絳宋之誤

　　這種情況很少，汲本是比較忠實于毛晉、王咸的校記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就等同于對絳宋本的忠實。只有在毛、王之校與元本不同且毛王校顯誤時，方才改動。如卷七四梁張率《清涼》，傅宋、元本俱作“ 帳殿靄余晨”，王咸出校“帳”為“悵”，汲晉從王校作“悵”，汲本從元本改回“帳”。

　　3）改汲晉本的訛漏

　　汲晉本最明顯的特點、也是其缺點，就是在沒有版本依據的情況下憑空增添了不可勝計的臆改、訛誤。汲本對此訂正尤多。

卷/頁	篇名	影傅本	汲祖本		汲晉本	馮校	汲本	汲扆本
			元本	王校
47/684	青溪小姑曲解題	宋元嘉中為東扶侍	侍		特		侍	侍
54/788	公莫辭歌		辭		舞	舞	辭	辭
67/964	張正見輕舉篇	欲往飛廉館	廉		簾		廉	廉
70/1000	鮑照行路難	民生故如此	故		固		故	故
79/1120	伊州歌第三	聞道黃花戍	聞		開		聞	聞
81/1147	孫魴楊柳枝	春來綠樹遍天涯	遍		逼		遍	遍
90/1274	李白橫江詞	海鯨東蹙百川回	東		更		東	東

　　通過上列事例不難不發現，汲本訂正此類錯訛的依據基本上都是依據版本，僅需依汲祖本（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元本）將之一一改回即可。

　　2．對汲祖本、汲晉本錯訛的沿襲

　　雖然汲本做了比較大的改動，但對汲祖本、汲晉本的錯訛仍然沿襲了不少。

　　1）沿襲了汲晉本刊刻時的脫漏訛誤

卷/頁	篇名	影傅本	汲祖本		汲晉本	馮校	汲本	汲扆本
			元本	王校
52/752	舞曲歌辭小序	舞子所持也	舞		武		武	舞
62/907	李端妾薄命	一從失恩意	意		義		義	意
72/1028	劉禹錫荊州樂	渚宮楊柳暗	渚		曙		曙	渚
85/1196	賈父歌	吏不敢飯	飯		犯		犯	飯
91/1288	韓愈青青水中蒲	寄語浮萍草	語		與		與	語

　　2）沿襲汲祖本之誤

卷/頁	篇名	影傅本	汲祖本		汲晉本	馮校	汲本	汲扆本
			元本	王校
61/893	李希仲薊門行	羽檄南渡河	度		度		度	渡
62/900	謝靈運悲哉行	樛葛欣虆縈	榮		榮	縈	榮	縈
76/1070	沈約夜夜曲	雞鳴徒嘆息	歡		歡	嘆	歡	嘆
80/1127	破陣樂	秋來四面風	風	月	月		月	來
80/1127	張說破陣樂	照日明光鐵衣	明	月	月		月	明

四、汲扆本

　　（一）汲扆本概述

　　汲扆本是從清代到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傅宋本之前最為通行、最有影響的一個版本。它直接影響了摛藻堂四庫薈要本、四庫全書本、崇文書局本、四部叢刊本、四部備要本的誕生。可以說它在《樂府詩集》諸版本中的地位僅次于傅宋本。汲扆本的版式與汲晉本和汲本稍有區別，即全書中大多數的卷末有“東吳毛晉訂正　男扆再訂”字樣。這是判定汲扆本的最為明顯的版式特征。汲扆本傳世甚多，全國各大圖書均有，著錄為普通古籍。

　　我在上海圖書館一共看了六個汲扆本。從版刻印刷的特征上可以分作三類：

　　第一類﹕

　　扉頁作“宋本勘定郭茂倩樂府汲古閣藏”。有十冊本、十二冊本。清晰完好。其中十冊本為蔣光焴（1825—1895）[12]藏書，藏印有“鹽官蔣氏衍芬草堂三世藏書印”、“臣光印”、“寅昉”。

　　第二類：

　　扉頁作“宋本勘定郭茂倩樂府汲古閣藏”。有十二冊本、十八冊本。基本為清晰，亦有字跡、欄線、版片模糊之處。其中有姚椿（1777—1853）[13]藏十二冊本。

　　第三類：

　　扉頁“宋本勘定郭茂倩樂府解題汲古閣藏板”。有十冊本、十二冊本、三十六冊本。欄線模糊，字跡漫漶，斷板現象大量存在。其中有姚椿藏十冊本。

　　大致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汲扆本至少印行過三次。且至少最后一次印行時書板已不屬于毛氏，因為扉頁題作“宋本勘定郭茂倩樂府解題汲古閣藏板”，書名出現訛誤，顯系坊肆書商所為。以下結合文獻記載，對汲扆本的刊印流傳狀況稍作描述。

　　汲扆本在清代的刊印流傳狀況大致如此：它產生在康熙八年（1669）之后、康熙四十四年（1706）之前；在乾隆年間重印過，并被采入宮廷；嘉慶以后書板耗損漸多，走向衰亡。

　　在探討汲本、汲扆本的校改時，根據陸貽典校本所引的“毛刻”將汲本和汲扆本的產生時間都推到了陸氏校書之后，即康熙八年之后。由于所見不廣，無法推得汲扆本的確切的產生時間。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汲扆本必定產生在康熙四十四年《全唐詩》開編之前。因為經過對校汲扆本與《全唐詩》的“樂府”部分，我們發現《全唐詩》的“樂府”部分系抄錄汲扆本、稍加修改而來。故此可以判定汲扆本產生在 1669年至1706年之間。

　　汲扆本在乾隆年間再版重印過且被采入宮廷。張之洞（1837—1909）《書目答問》卷四著錄有：“《樂府詩集》一百卷，宋郭茂倩編。乾隆刻本。”[14]“乾隆刻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不見載錄，我們查遍了各大圖書館，亦不見蹤影。惟一合理的解釋是汲扆本在乾隆年間應該再版過，《書目答間》所載者可能就是重印的汲扆本。經過比勘，我們發現四庫薈要本和四庫全書本《樂府詩集》均是抄錄汲扆本而來。因此可以肯定乾隆三十七年（ 1772）開編《四庫全書》時，汲扆本被采入宮廷。

　　鄭德懋作于道光年間的《汲古閣刻板存亡考》載“郭茂倩《古樂府》，板現存江寧。”[15]可證汲古閣本《樂府詩集》的書板在道光年間尚存。但嘉慶以來，重印翻版漸多，汲扆本已走向衰亡。刊于嘉慶二十二年（1817）的《花薰閣詩述》稱“琴川毛氏舊有刻本，百年以來，漸亦乖舛失次。”[16]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著錄有“《樂府解題》一百卷，宋郭茂倩撰。”[17]這種題名為“樂府解題”的《樂府詩集》應該就是我們在上海圖書館所見的那種扉頁題作“宋本勘定郭茂倩樂府解題汲古閣藏板”的汲扆本。孫氏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卒于嘉慶二十三年（1818），可見在嘉慶二十三年之前，已經出現了誤題作《樂府解題》的本子，在上文中我們已經指出這種本子斷板嚴重，字跡漫漶。大約在道光年間，還出現了坊間翻刻本。劉喜海（1793－1852）作于道光戊子（1838年）的跋元本《樂府詩集》云：“是書惟毛氏汲古閣盛行于世，尚為精善，近又經坊間翻刻，惡劣頗不耐讀，而欲求一毛氏元本殊不易之。”清同治十三年（1874）崇文書局重雕《樂府詩集》張蔭桓序亦稱“乾嘉而后，藏漸寡，或誤乎滄溟之割字為韻；或狃于景陵之某句似詩。”可見在嘉、道、同年間，由于書板損耗這一物質原因，汲古閣本《樂府詩集》已趨衰亡，從而引起《樂府詩集》的流傳再次陷入混亂。這也引發了同治十三年崇文書局的重刻汲扆本。這一時期汲古閣本《樂府詩集》雖已趨衰亡，但仍不失為書肆的通行本，極易購得，不為世珍。但大約到了光緒二、三十年，汲古閣所刻之書在流傳中均已稀有，初刻就更難覓得了。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七“明毛晉汲古閣刻書之三”云：“風氣二三十年而一變，古書亦二三十年而漸稀。曩余不喜毛氏汲古閣所刻書，光緒初元，京師湖南舊書攤頭插架皆是。余所收得《十三經》，一為白紙初印；一為毛泰紙印，全部為乾嘉間歙縣鄭文照、鄭德仁父子以各家所據宋元善本通校。《十七史》亦毛泰紙初印者。余若《津逮秘書》、《漢魏百三家》、郭茂倩《樂府詩集》、《陸放翁全集》、《唐人選唐詩八種》、《唐詩紀事》、《六十家詞》、《詞苑英華》、《詩詞雜俎》、《六十種曲》，均陸續得之，皆以為尋常之本。”“毛刻書余幸當年隨意獲之，又悔當年等夷視之，今雖備數而未得選購初印之本，是亦失之眉睫之事矣。”[18]

　　（二）陸貽典與毛扆校改《樂府詩集》

　　陸貽典（1617—？），字敕先，號覿庵，清常熟人。精校審，富收藏。《藏書紀事詩》稱其為“新城令君之才子，汲古季子之婦翁。東澗老人之高足，其友則大馮小馮。”[19]毛扆為陸氏之婿，二人常合作校書。如《楹書隅錄》載影宋精鈔本《西昆酬唱集》陸貽典跋云“此書出郡人錢功甫手鈔，余從毛倩斧季印錄者也。”[20]又《文祿堂訪書記》卷四載清順治十七年庚子（1660年）陸貽典于汲古閣同毛扆校訂《金荃集》。

　　陸貽典曾于1639年、1667年、1669年三次校勘《樂府詩集》（參陸氏之跋），陸校的特點是廣參諸校，即集中了明末清初常熟文人校勘《樂府詩集》的主要成果——馮校、趙校（趙均）、王毛校、錢校（錢孫保）、欽校（欽遠游）。陸貽典后兩次校勘《樂府詩集》，毛扆亦稍有參予。毛扆不僅幫助陸氏搜求校本，且直接加入到陸氏的校勘工作中。1667 年陸貽典從毛扆處借得趙校本：“頃從毛黼季借得亡友趙靈均馮校本，再勘，是正弘多，頗怪向時之粗略太甚也。”1669年陸貽典又請毛扆去借欽遠游的宋本：“郡人欽遠游，以廉價購得宋本。初未知其佳，自余倩毛子黼季物色嗟賞，遂秘不出。黼季鄭重求假，扃藏愈固。”諸本并列之后，毛扆與陸貽典一同開始校勘“余既與黼季校入趙本。”可見，毛扆是陸貽典校勘《樂府詩集》的一個見證人。1669年，陸貽典校畢《樂府詩集》，時年五十二歲，毛扆二十九歲，正當盛年。

　　后來毛扆重訂《樂府詩集》是否受了陸貽典的啟發，應是極有可能的。陸氏對汲祖本、汲晉本的態度明顯是不滿意的。雖然他在清康熙六年（1667）第二次校《樂府詩集》的跋中聲稱“此書毛氏刻本，遠勝元本，惜乎世無有識之者。”但在康熙八年（1669）第三次校《樂府詩集》的跋中指出毛校（毛晉、王咸之校）、毛刻（汲晉本）有“引據他書，加以臆改”的特點：“惟毛氏刻本，亦出之牧翁宋刻，而與馮校往往不合。蓋馮校失之略，毛校頗詳，而末免引據他書，加以臆改，宜其相去徑庭也。”陸校的目的是求古本之真——“庶幾諸本俱列，以冀少存宋刻之面目也。”從這一目的出發，陸氏推崇的是馮校——“大要馮氏所校，即未能詳，而確有可據，今用為主。俱用從朱筆其余從青筆。”可以陸氏對于毛晉校刻的《樂府詩集》是寓褒貶于行動中的。毛扆在參予陸氏的校勘活動中，發現汲古閣刻本的不足，萌生重訂之心，應該是極有可能的。

　　陸氏校勘《樂府詩集》不僅僅是啟發毛扆重訂，而且在汲本、汲扆本的校改內容中，亦不難發現受陸校影響的痕跡。諸如陸氏指出毛刻誤的地方，一般都得到改正；再如王咸、毛晉校勘時并未參看馮校本，到了汲本、汲扆本，則多有從馮校而來處。這些在我們下文中所列有關汲本、汲扆本的校記中可以找到許多例證。

　　（三）汲扆本述評

　　汲扆本是在汲本的基礎上產生的，也就是說，毛扆認為汲本不夠令人滿意，所以才會有再一次的校訂。總體上來說，通過毛扆的這一次校訂，產生了汲古閣本《樂府詩集》中最完美的一本，它在內容上相當接近傅宋本。它訂正了絕大多數的汲本遺留的、汲晉本刊刻時產生的脫漏、訛誤臆改之處，它對汲祖本（元本、王毛校）由于“先天缺陷”（汲祖本的底本是一個后期重印的無補版的明修本，漫漶斷板較為嚴重；對校的絳云樓宋本是一個后期產生的、訛誤甚多的本子）所產生的訛誤進行了大膽的校改。當然，這種校改的主要依據是“他書”，因為毛扆沒有看到過傅宋本，他之所以能夠使汲扆本達到與傅宋本基本接近的程度，主要是依靠了他校。

　　1．汲扆本的改動

　　1）通過版本對校訂正汲晉本的脫漏、訛誤、臆改
　（按：下表的汲祖本同元本）

卷/頁	篇名	影傅本	汲祖本	汲晉本	汲本	汲扆本
47/684	青溪小姑曲	青溪小姑曲	青	清	清	青
58/851	采芝操解題	南山四皓	南	商	商	南
62/907	唐李端妾薄命	一從失恩意	意	義	義	意
72/1028	唐劉禹錫荊州樂	渚宮楊柳暗	渚	曙	曙	渚
86/1215	得體歌	體	體	體	體	體

　　2）改汲祖本

　　第一，以陸校、馮校訂補王校的脫誤

卷/頁	篇名	傅宋本	汲祖本		汲晉本	陸校 馮校	汲本	汲扆本	備注
			元本	王毛
46/674	讀曲歌	念日行不遇	行不		不行	勞馮行不	不行	行不	馮校
66/961	皎然 長安少年行	躞蹀花驄驕不勝	蹀躞		蹀躞	陸馮躞蹀	蹀躞	躞蹀	馮校
76/1070	沈約夜夜曲	雞鳴徒嘆息	歡	歡	歡	陸馮嘆	歡	嘆	馮校
85/1202	李白襄陽歌	一作一片古碑材	石	石	石	陸馮古	古	古	馮校
86/1209	魏收挾瑟歌	瑟	琴		同前即琴	陸馮瑟	琴	瑟	馮校

　　第二，據他書訂正絳宋、元本的訛誤

卷/頁	篇名	傅宋本	汲祖本		汲晉本	馮校	汲本	汲扆本
			元本	王毛
53/767	王粲魏俞兒舞歌	王粲	王粲	宋刻無	無	無	無	王粲
56/815	唐功成慶善樂舞辭	同漢沛宛	宛	高	高	高	高	宛
60/873	宛轉歌	低紅掩翠方無色	紅	絲	絲	絲	絲	紅
75/1060	筑城曲解題	又有筑城睢城曲	城		陽		城	陽
93/1304	李賀塞下曲	蕃甲鎖蛇鱗	駝		駝		駝	蛇

　　第三，對于汲祖本內部、即絳宋與元本的異文，或汲祖與他書之間的異文，斟酌高下，以意去取。取舍之時難免要引據他書。

卷/頁	篇名	傅宋本	汲祖本		汲晉本	馮校	汲本	汲扆本
			元本	王毛
47/688	西曲歌解題	故其方俗而謂之	而	皆	皆	皆	皆	而
50/733	殷英童采蓮曲	藕結牽作縷	結	結，疑作絲	絲		絲	絲一作結
61/893	李希仲薊門行	羽檄南渡河	度		度		度	渡
75/1060	筑城曲解題	北系遼水	系	擊	擊	擊	擊	系
80/1127	破陣樂	秋來四面風	風	月	月		月	來
87/1221	周宣帝歌	夜中連臂蹋踶而歌	半		半		半	中
93/1306	戎昱塞下曲	泱漭沙漠空	渀		渀		渀	漭

　　2．汲扆本的缺陷

　　可以說，汲扆本的產生，使得汲祖本、汲晉本的絕大多數的錯訛得到訂正，但仍難免有所掛漏；不僅如此，汲扆本在訂誤的同時自身亦產生了一些訛誤。

　　1）晉本的脫漏、訛誤和臆改

卷/頁	篇名	影傅本	元本	王毛校	汲晉本	陸校	汲本	汲扆本
目錄98		新樂府辭九	九		脫		脫	脫
目錄90		扶南曲五首	南		風		風	風
54/788	晉拂舞歌辭·獨漉篇	得風遙輕	遙		搖		搖	搖
59/856	王涯游春辭	寒谷冰隨暖氣銷	谷		骨		骨	骨
78/1099	庾信步虛詞之五	洞靈尊上德	靈		庭		庭	庭

　　2）底本之誤

卷/頁	篇名	影傅本	元本	王毛校	汲晉本	馮校	汲本	汲扆本
50/732	陳后主采蓮曲	且試入蘭房	芳		芳		芳	芳
65/944	陳后主前有一樽酒行	日落綺羅解	鮮		鮮		鮮	鮮
70/997	鮑照行路難之二	璇閨玉墀上椒閣	璿		璿	璇	璿	璿
72/1022	顧況古離別	顧況	顧況			無
75/1067	李白獨不見	春蕙忽秋草	忽	急	急	忽	急	急
81/1146	齊巳楊柳枝	凝重多含雨露深	重	碧	碧		碧	碧
86/1215	得體歌	看唱得體歌	聽		聽		聽	聽

　　沿襲底本之誤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據版本、其它校本（如陸校、馮校等）及他書可以訂正的，一種是不見傅宋本無法訂正的。在第一種情況下，毛扆應該校改卻未能校改，這屬于毛氏校勘的掛漏。如卷七十宋鮑照《行路難》之二，傅宋本作“ 璇閨玉墀上椒閣”，“璇”字符本作“璇”，陸貽典校曰“元本璇，宋璇。”勞權校曰“馮璇。”這表明絳宋亦應是“璇”，王咸漏校，汲古閣三本沿之。再如卷七五唐李白《獨不見》，傅宋本、元本皆作“春蕙忽秋草”，王咸校“忽”字作“急”字，馮校作“忽”，王校誤，汲古閣三本沿之。但在第二種情況下，毛扆是無法校改的。如卷六五陳后主《前有一樽酒行》，傅宋作“日落綺羅解 ”，元本誤為“鮮”，王咸、馮班均未出校，可見絳本亦誤，汲古閣三本皆沿元本之誤。如卷七二唐顧況《古離別》傅宋、元本有作者名，王校、馮校均刪卻，即絳宋無，汲古閣三本均遵絳宋，不署作者名。再如卷八一唐齊巳《楊柳枝》，傅宋本、元本作“凝重多含雨露深”，王咸出校“重”作“碧”，可能是來自絳宋，亦可能來自王咸的改動，汲古閣三本皆沿之。雖然這個“碧”字大約在意境上更勝，但早期的宋本作“重”，亦說得通，顯然不能輕易以晚改早或以他校改對校。毛扆之所以無法出校，是因為他確實沒有看到傅宋本。恰如傅增湘所言“若非親見宋本，又焉能懸斷其得失耶？”

　　3）汲扆本自身的訛誤

卷/頁	篇名	影傅本	元本	王毛校	汲晉本	陸校	汲本	汲扆本
47/679	張若虛 春江花月夜	空里流霜不覺飛	流	江	江一作流	江	江一作流	流一作流
47/679	溫庭筠 春江花月夜	萬枝破鼻團香雪	香	花	花一作香	花	花一作香	香一作香
53/769	吳俞兒舞歌	四睨之人股佶栗	栗		桌		桌	粟
56/818	柘枝詞解題	抃轉有聲	抃	柸	柸一作抃	柸	柸一作抃	抃一作抃
80/1135	杜審言大酺樂	詔酺歡賞遍	歡	飲	飲一作歡	飲	飲一作歡	歡一作歡

　　上述所列那種“乙一作乙”的情況，其來歷是這樣的：假設汲晉本、汲本原是“甲一作乙”，毛扆重訂時斟酌再三后選定了“乙”，上版時就將“甲”改作“乙”，并在“乙”處補一個墨等，成為“乙一作▓”這樣一種形式。但有時因為上板時疏忽，刻工漏修，忘了補一個墨等上去，就成了“乙一作乙”的形式。

　　3．汲扆本評價

　　汲扆本是汲古閣本《樂府詩集》最后的一本，也是內容上最為完善的一本，它代表了汲古閣整理《樂府詩集》的最高水平。它的出現，是以明末清初常熟文人校勘《樂府詩集》活動為基礎的。尤其是陸貽典，他廣列諸校－－馮校、趙校、錢校、王毛校、欽校，為毛扆校書提供了可資參校的豐富的材料。汲古閣豐富的藏書，又為毛扆提供了他校的材料。在校本、他書齊備的條件下，汲扆本以求得事實之真為主要目的，從而克服了明修本和絳宋本帶來的先天缺陷，成為清代及近現代一個遠勝于元本的通行善本。

　　當然，汲扆本克服汲祖本的先天缺陷主要是通過他書校改，這就決定汲扆本亦具有不可避免的版本缺陷。因為他沒有見過傅宋本，無法全面反映傅宋本的面貌，也就是說，它無法全面反映一個版本的歷史之真。由此更可見傅宋本的可貴，因為它體現了古本之真與事實之真的統一，而絳宋本體現的則是古本之真與事實之真的背離。

五汲古閣整理《樂府詩集》評價

　　（一）汲古閣整理《樂府詩集》的特點

　　汲古閣整理刊刻《樂府詩集》，經過兩代人四次校改，最終誕生了校對精良、堪稱善本的汲扆本。從汲祖本到汲扆本，這期間經歷了一個較為曲折的校改過程。從汲祖本到汲晉本，錯訛不斷累加。首先是因為汲祖本使用了后期重印的明修本和后期產生的、訛誤甚多的絳宋本，造成底本上的先天缺陷；然后是汲晉本刊刻時又增添了不可勝數的脫漏、訛誤和臆改。汲本和汲扆本所做的努力就是校改汲祖本和汲晉本的錯訛。相比之下，改正汲晉本的錯誤相對比較容易，一般只需較為嚴格地遵照底本，但要改正汲祖本的錯誤，則非得據他書校改不可。

　　汲祖本的先天的缺陷決定了校改《樂府詩集》的特點。汲古閣校勘《樂府詩集》，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是求古本之真與求事實之真的矛盾。如果要求得古本之真，那就意味著保留絳宋本、明修本大量的訛誤；如果要求得事實之真，就必須糾誤正訛，而要完作這一工作，就必須依據他書、以意去取。這是《樂府詩集》版本流傳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這一矛盾貫穿于汲古閣校改《樂府詩集》的過程中，使之常常徘徊于“古本”與“意取”之間，斟酌再三，諸如：

　　卷五一李白《上云樂》，傅宋、元本作“西海栽若木”；王咸校作“宋刻作四，誤”，陸貽典和勞權所引的馮校亦作“四”，可見絳宋作“四”；汲晉本從元本和王校作“西”，汲本從絳宋改作“四”，汲扆本又改回“西”。

　　卷七五《筑城曲》解題，傅宋、元本作“又有筑城睢城曲”，“城”字顯誤，應為“陽”字；汲晉本徑改作“陽”字，汲本從底本又改回“城”字，汲扆本再校作“陽”。

　　卷八一《楊柳枝》解題，傅宋本作“古題所謂折楊柳也”；“柳”字元本誤作“枝”；王咸未出校，陸貽典錄馮校為“柳”；汲晉本改祖本作“柳”，汲本從汲祖本作“枝”；汲扆本又改為“柳”。

　　一般來說，汲本重視版本校勘，很尊重汲祖本，它的動機可能是想保存絳宋的面貌，但要保存絳宋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著保存絳宋的訛誤。存在大量訛誤的版本一定不能成為通行中的善本，為了求得事實之真，又有了汲扆本的重訂。汲扆本重訂的特點是據他書他校改動底本。可見，汲古閣兩次校改《樂府詩集》，可以說是徘徊于古本之真與事實之真之間。改底本是校勘上最忌諱的事，對于精于校勘毛扆來說，他的一貫主張也是不妄改：“因知校書以闕疑為第一要義，不可妄加涂乙，吾子孫其善佩之哉。”[21]“大抵古人著書，各成一家言。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故爵里姓氏，互有不同；魯魚后先，焉知孰是？士生千百世而后，而讀古人流傳轉寫之書，茍非有善本可據，亦且依樣葫蘆，須在心領神會，不可擅加涂乙也。顧寡薄自用，致誤非淺，恃才妄作，貽害更深，惡似而非者，蓋以此也。”[22]毛扆的可貴之處正于他能將“不妄改”這一原則靈活地運用，不是一味迷信底本、迷信宋刻，在其《松陵集跋》中，它對宋刻的優劣作了一個分辨－－“夫書得宋刻可矣，尚有原板、補板之不同，因知先輩讀書，必訪求古本，良非無謂。”[23]誠如段玉裁所言：“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偽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是非之難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說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斷其立說之是非。二者不分，膠葛如治絲而棼，如筭之淆其法實，而瞀亂乃至不可理。”[24]毛扆正是在定底本之是非的基礎上斷立說之是非的。這樣看來，汲古閣校刻《樂府詩集》，正是做了一個的嘗試：在底本是一個背離事實之真的古本的情況下恢復事實之真。

　　（二）汲古閣整理《樂府詩集》與汲古閣的刻書事業

　　據陶湘統計，汲古閣刻書約有六百種有零。[25]其中以刊刻十三經、十七史用力最勤，亦最為著稱。《樂府詩集》這部書在汲古閣刻書中的地位，必不及十三經十七史，但亦不是末流，應是處于一種中間地位。這一方面表現在毛晉對《樂府詩集》這部書評價頗高，另一方面表現在刊印過程中由草率轉為精細。第一，毛晉的評價。毛晉跋從樂部諸書的分類說起的：“樂蓋六藝之一也，樂部諸書，孟堅著諸經籍之首，貴與列諸經解之后，陳氏直廁諸子錄雜藝之間，愈趨而愈微眇。”這說明毛晉傾向于將《樂府詩集》定位為樂書。《樂府詩集》的特殊性在于它兼具樂書與詩總集的雙重特性，所以從宋代開始，它就既被著錄在經部樂類又被著錄在集部總集類。這兩種不同的著錄代表著不同的評價，在正統的眼光中，經部樂類的地位要遠比集部總集類高。毛晉不僅將之視作經部樂類之書，且將之拔高至與經部詩類同等的地位上，如毛跋所言“太原郭茂倩集樂府詩一百卷，采陶唐迄李唐歌謠辭曲，略無遺軼，可謂抗行周雅、長揖楚詞，當與三百篇并垂不朽。”在此我們不對毛晉這種評價作是非判斷，我們關注的是毛晉的這種評價對刻書的影響。錢謙益《隱湖毛君墓志銘》稱毛晉的刻書標準是以經史為源本：“故于經史全書，勘讎流布，務使學者窮其源流，審其津涉。其它訪佚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補其正學。”毛晉將之作為經部書來刊刻，汲古閣刻書又以經史為重，這都說明毛晉對于刊刻《樂府詩集》是頗為重視的。第二，刊刻過程是一個由草率到精細的過程。毛晉校刻《樂府詩集》在 1639年，適逢明清易代之際，政局突變，汲古閣出版事業頗受影響。王咸在校書過程中受到時局動蕩的影響，如卷三十三題識“己卯四月廿六日閱完此本。憶早春，客有自西北來者，言流寇縱橫，然所過或有全者，獨官軍一到，雖雞犬亦無 □類矣，聞之蹙于傷心。茲讀戎昱《苦哉行》，“前年狂胡來，懼死翻生全。今秋官軍至，豈意遭戈鋋。”乃知振古如斯也，可勝嘆哉！與公。”卷五十九又題“己卯七月十四閱竟。聞良招危焉，心曲盡亂，疑有漏處。”不僅如此，初版的整個校刻出版過程都比較倉促。上文我們據陸貽典跋文得知此書在1639年年底就已流布于世，故而推得它是邊校邊刻的，此點還可以在王咸的手識中找到印證：

　　卷五十九“己卯七月十四閱竟。”

　　卷六十三“己卯七月十三日看完。”

　　卷六十七“己卯九月五日坐寶月堂較完。”

　　卷七十二“己卯八月二十五日坐池上閱竟。”

　　校勘時間與卷數先后不一，這說明王咸校勘不是全部依卷而校的，七月十三日先校六十三卷，七月十四日再校五十九卷，八月二十五日先校七十二卷，到了九月五日再翻回來校六十七卷；這只能是因為在刻書的過程中邊刻邊校，所以才不能循序校閱。全部校刻時間僅有十個月，而且絕大部分的校勘任務由王咸一人完成，非常緊迫，怪不得王咸感嘆“付刻催迫”。[26]這樣倉促校刻的結果是產生了一個人為錯誤極多的本子，汲古閣的初印本是不佳的，這可能也是引發后來重訂《樂府詩集》的一個原因。經過兩次校改，由粗率轉為精細，最后產生了校勘精審的善本。綜上可知，毛晉將《樂府詩集》視為經部之書，較為重視，但由于刻版倉促等客觀原因，初印本不佳；后來經過兩次校改成為一個善本。因此，在汲古閣所刻之書中，《樂府詩集》應該算得上一部較為重要的書。

　　汲古閣刊刻《樂府詩集》，其間經過兩次校改，這在汲古閣所刻其它書籍中亦存在同樣現象。形成這種剜改現象的個中原因比較復雜，汲古閣的刻書事業在毛氏家族內部傳承了三代百年之久；而書板卻至少流傳了二百多年。這二百年間造成了錯綜復雜的剜改現象，有的是毛氏家族內部的剜改，有的是書板流出后其它人所做的剜改，甚至是一書而兼俱兩種剜改，以下對這三種情況分而述之。

　　第一，毛氏家族內部的剜改。陸貽典是毛氏父子二代刻書的見證人之一，陸校本《陸游南唐書》云“汲古閣初刻陸氏《南唐書》，舛誤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27]可見汲古閣本《陸游南唐書》據陸氏所見是剜改過一次的。這種情況與《樂府詩集》的重訂類似。

　　第二，書板流出汲古閣后為他家剜改。諸如《十三經》、《十七史》、《文選李善注》都在書板流出后經他人剜補翻刻。陶湘《明毛氏汲古閣刻書目錄序》：“《十三經》、《十七史》、《文選李善注》、《六十種曲》，刷印既繁，模糊自易。順治初年，子晉修補損缺，已至變易田產。康熙間，板已四散。經、史兩部歸蘇州席氏掃葉山房，始而剜補，繼則重雕。亥豕魯魚，觸目皆是，讀者病之。竊維毛氏雕工精審，無書不校，既校必跋。紙張潔煉，裝式宏雅，如唐宋人詩詞及叢書雜俎等刊，均可證明其良善，豈有煌煌經史，反如斯之惡劣耶？于是刻意搜求，得《十三經注疏》原板初印，《十七史》為開花印紙，內府有之。經史之錢謙益序，均未抽毀。《文選》字口如新，與通行汲古本迥判霄壤，而毛刻之含冤蒙垢，遂昭然大白。”[28]

　　第三，更有甚者，是一部書在流傳的過程中兼具汲古閣內部剜改流出后被他人剜改，這是最為復雜的一種情況。嘉慶二年，段玉裁作《汲古閣說文訂》，其序稱其得一毛扆親署的第五次校改本“而據次立剜改，又識見駑下，凡小徐佳處，少所采掇，而不必從者，乃多從之。學者得之，以為拱璧，豈知其繆盩多端哉。”[29]今人潘天禎作《毛扆四次以前校改〈說文〉說質疑》、《毛扆第五次校改〈說文〉說的考察》[30]、《汲古閣〈說文解字〉的刊印源流》[31]三文，辨析段說之謬且將汲古閣刊印《說文解字》的源流本末考得甚為清楚。潘氏認為：汲古閣本《說文》經毛晉、毛扆父子二代刻成，在汲古閣內部即有校樣本、初印甲本、初印乙本、初印本之分；毛扆卒后，書版售與揚州祁門馬氏，稍后在揚州出現剜改本；乾隆三十八年又出現了朱筠重刻本；光緒七年淮南書局在初印甲本上偽加毛扆書衣題識，號稱翻刻汲古閣第四次校本。段氏誤在將他人的剜改之誤加之毛扆。

　　可見，汲古閣的刊刻極為復雜，剜改現象的存在為汲古閣刻書的評價帶來了困難。我們不能拿到一個汲古閣本就隨便定其優劣，必須辨其源流始末。前人對汲古閣刻書多有評價，毀譽不一。康熙年間的陸貽典作為汲古閣刻書的見證人，時常指出某刻多誤、某刻佳，大抵不錯。乾嘉年間孫從添、黃丕烈、陳鳣、段玉裁，紛紛指責汲古閣刻書功不掩過，貽誤后人。孫從添（1692－1767）《藏書紀要》云：“惟毛氏汲古閣《十三經》、《十七史》，校對草率，錯誤甚多 ,不足貴也。”又云“汲古閣毛氏所刻甚繁，好者亦僅數種。”[32]陳鳣（1753－1871）于嘉慶十年為黃丕烈（1763—1825）所藏《元大德本后漢書》作跋：“蕘圃嘗曰，汲古閣刻書富矣，每見所藏底本極精，曾不一校，反多臆改，殊為恨事。”[33]近現代的葉德輝和陶湘對汲古閣刻書有較為全面的研究，以葉氏識見之廣，尚羅列孫從添、陳鳣、黃丕烈、段玉裁等人之說，將之視為汲古閣刻書之瑕玷，“然其刻書不據所藏宋元舊本，校勘亦不甚精，數百年來，傳本雖多，不免貽佞宋者之口實。”“昔人謂明人刻書而書亡，吾于毛氏不能不為賢者之責備矣。”[34]當然，為毛氏辨冤、恢復名譽者亦不乏其人，上文所列的陶湘為汲古閣本《十三經》、《十七史》、《文選》洗冤，當代的潘天禎理清了汲古閣《說文解字》刊刻源流，駁斥了段玉裁之說。上述孫從添、黃丕烈、顧廣圻、陳鳣、段玉裁對汲古閣刻書之毀，未必公允，究其原因，客觀上由乾嘉年間汲古閣本的流傳狀況所決定的。乾嘉年間，正出現汲古閣初印本逐漸消亡，剜改、翻刻、重刻本流行于世，諸家不知源流，誤末為本，不能廣收異本，分辨汲古閣刻書之誤亦或后人剜改之誤，故而有失公允。而陸貽典、陶湘、潘天禎等人能夠得出客觀公允的結論，正是因為對汲古閣刻書及書籍流傳的始末較為熟悉。要公正評價汲古閣所刻之某書，最好的辦法是通過具體的比勘來解決問題。恰如潘天禎所言“不細讀原書，單看著錄，輕談版本鑒定和研究尚有不小距離，此可供古籍整理工作借鑒者也。”[35]

注釋：

[1]近人龐鴻文《常昭合志稿》卷三二《毛鳳苞傳》云：“藏書數萬卷，延名士校勘。”清光緒三十年（1904）刊。

[2]參葉昌熾撰《藏書紀事詩》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頁；郭味蕖《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人民美術出版社1958年版第181、274頁；謝巍《中國畫學家著作考錄》，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頁。

[3]“毛姓秘翫”為毛晉之子毛表之藏印。表字奏叔，號正庵。毛晉第四子。參《藏書紀事詩》卷三，第310頁；葉德輝《書林余話》卷下，中華書局1957年版《書林清話》，第270－272頁；潘天禎《汲古閣主人毛晉諸子生卒年試考》，《江蘇圖書館學報》 2000年第6期，第49－51頁。

[4]陸貽典跋，見上海圖書館藏陸校本。

[5]上二例俱見葉德輝撰《書林清話》卷七，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156頁。

[6]莫伯驥《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自序，民國二十年（1931）東莞莫氏鉛印本。

[7]李致忠《宋代刻書述略》，載《文史》第十四輯，第145－173頁。

[8]龐樹森《重修常昭合志》，民國三十七年（1948）常熟縣志編纂委員會鉛印本。

[9]參毛綏萬《元英先生詩集》跋，轉引自潘天禎《汲古閣主人毛晉諸子生卒年試考》。毛綏萬為毛晉孫，毛表長子。

[10]朱超然《汲古閣毛氏家譜序》，轉引自潘天禎《汲古閣主人毛晉諸子生卒年試考》。

[11]毛扆跋《忠義集》，參潘天禎《汲古閣主人毛晉諸子生卒年試考》。

[12]字寅昉，號吟舫，一號敬齋，浙江海寧人。蔣氏先人藏書甚富，多有善本。著有《衍豐草堂藏書目》。參《中國藏書家考略》，第304頁；《文獻家通考》卷十七，第964頁。

[13]字春本，一字子壽，號樗寮生，上海婁縣人。師事姚鼐，于書無不窺，好鈔書。其藏書處為通藝閣、晚學齋。參《文獻家通考》卷十二，第662頁。

[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范希曾補正本，第311頁。

[15]《小石山房叢書》，清同治十三年（1874）補刻本。

[16]清雪北山樵《花薰閣詩述》，嘉慶二十二年刊本。

[17]叢書集成初編本。

[18]第161頁。

[19]參《藏書紀事詩》卷三，第329頁。

[20]轉引自《藏書紀事詩》卷三，第329頁。

[21]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五載毛扆校印《中吳紀聞跋》，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冊第425頁。

[22]毛扆校《洛陽伽藍記跋》，轉引自潘天禎《毛扆四次以前校改〈說文〉說質疑》，載《圖書館學通訊》，1986年第3期，第87頁。

[23]《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八錄毛扆《松陵集跋》，第五冊第1505頁。

[24]《經韻樓集》卷十二，《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道光元年七葉衍祥堂刻本。

[25]陶湘《明毛氏汲古閣刻書目錄序》：“明常熟毛晉，字子晉，校刻書籍，起萬歷之季，迄順治之初，垂四十年，刻成六百種有零。……予積卅余載之力，得五百四十種零。按之顧刻目目錄，已得十之九。”陶氏《書目叢刊》本，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第19頁。

[26]卷九十二王咸識語：“閱竟前一卷，日將下舂，因付刻催迫，乃復披閱，不謂遂能終之。初九日識。”

[27]顧廣圻《思適齋書跋》卷二，見《顧廣圻書目題跋》，中華書局1993年版《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第620頁。

[28]陶氏《書目叢刊》本，第19頁。

[29]段玉裁《說文跋》，光緒七年（1881）淮南書局刻本《說文解字》。

[30]載《圖書館學通訊》，1985年第2期，第60－67頁。

[31]載《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年第2期，第51－61頁。

[32]孫從忝《藏書紀要》“購求”，嘉慶辛未（1811）黃丕烈芷修書屋版。

[33]《蕘圃藏書題識》卷二，載黃丕烈《黃丕烈書目題跋》，中華書局1993年版《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第24頁。

[34]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七“明毛晉汲古閣刻書之一”，第156頁。

[35]《汲古閣本〈說文解字〉的刊印源流》，第54頁。

原載蔣寅、張伯偉主編《中國詩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6月第九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