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本文為作者的君臣關系系列研究之三，之一的《“圣相”李沆》已刊于《文史》第52輯，之二的《“平世之良相”王旦》已刊于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研討會論文集》。包括本文在內，以上文章的日文版，均收錄于《宋代的皇帝權力與士大夫政治》(東京汲古書院2001年版)。另外，本文亦為2004年“澶淵之盟一千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又收錄于《澶淵之盟新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引言

　　俗語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就是說，改變一個人的性格，甚至比改朝換代還難。這種與生俱來，又被后天所塑造的性格，有時候，可以左右一個人一生的命運。寇準的一生，有過富貴榮華，權勢鼎盛，位極人臣，有過貶黜流放，落至谷底，匹夫弗如。跌宕坎坷，大起大落。這一切，絕大部分原因，是由其性格所致。作為士大夫，寇準留下的文字并不多。比較集中的，是《寇忠愍公詩集》三卷。[1]讀其詩，觀其行，我覺得他本是一個詩人，實在應當加入魏晉時代“竹林七賢”的行列，或者是應當與李白、杜甫為伍。不幸的是，他生活在科舉盛行的宋代，昔日那放浪山水，高隱林泉已漸成微音絕響。士大夫們奔競于仕途，讀書做官，成為讀書人的必由之路。寇準為潮流所裹攜，其身由己也好，不由己也好，總之是別無選擇。然而，其生也幸，遭逢的是一個政治全面開放的時代，士大夫勢力全面崛起的時代。由窮而達，這個時代，已使士大夫們不滿足于“獨善其身”式的“修身齊家”，而是把視野投向“兼濟天下”，欲舒展壓抑已久的“治國平天下”之志。而時代也給予了宋代士大夫得以縱橫馳騁的廣闊天地。欣逢其時，使寇準順利地登上了政治金字塔的頂端，在君臣之間，展開了一番詩人以外的作為。

　　寇準其人，盡管在仕途上幾起幾落，屢經波折，但在黨爭劇烈的宋代，卻非議不多。基本上是作為正面形象廁身于宋代士大夫之列，也廁身于當世與后世的史冊中。

　　寇準的政治活動，橫跨太宗、真宗兩朝。太宗作為亞開國皇帝，真宗作為第一個正常繼統的君主，分別代表著不同的時代。而寇準的政治地位與政治活動，在新舊交替時期，對皇帝權力的走向以及中央政治的定型，都有一定的影響。并且，寇準個人的屢貶屢起，終不見棄的政治生涯，也反映了饒有意味的君臣關系。慮及從這個角度切入，研究寇準的還不多，因此，本文在考察寇準的性格對其政治行為影響的同時，主要意在考察其政治行為在君臣關系規范方面的意義。

一

　　“十九中高第，弱冠司國章。”[2]太平興國五年(980)，寇準登進士第，是年十九歲。這個年齡在有宋一代進士中，可以說是鳳毛麟角。[3]盡管宋太宗取士，習慣于“臨軒顧問”，[4]但這時的寇準似乎并未引起太宗的特別重視。而《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四記載的“太宗幸魏也，公年十六，以父陷蕃，上書行在，辭色激昂，舉止無畏。上壯之，命有司記姓名。后二年，進士及第，浸以貴顯”[5]，似亦近乎不實之傳聞。寇準進士及第后，就被授官大理評事，派往遙遠的歸州巴東縣任知縣。在知縣任上，一干就是五年，才被調任大名府成安知縣。[6]在兩處知縣任內，寇準頗有治績。“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7]此后，“三遷殿中丞，調兵食于西夏。還，差通判鄆州。得召見，稱旨。遂給札試禁中，授右正言[8]，分直東觀。中謝日，賜緋袍銀魚。罷汶上之命，充三司度支推官，俄轉鹽鐵蠲司判官公事。會詔百官陳邊事，準極疏利病，天子器之。擢署尚書虞部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判吏部東銓。”[9]此時，才真正是太宗與寇準君臣際會的開始。

　　但在此之前，君臣之間似乎已有接觸。有一條較為隱密的史料，為各種史籍所不載，僅見于《長編》卷三三淳化三年（992）十一月丙辰條的注中。在這條注中，李燾引用北宋張商英撰寫的《寇準傳》云：“寇準通判鄆州，得旨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令中外不驚動。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準請示其事。太宗曰：東宮所為不法事，他日必有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亦自有兵甲，恐因而招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于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衛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器，俟還而示之，隔下左右，勿令入，而廢之，一黃門力爾。太宗以為然。”李燾有些懷疑這條史料的真實性，故僅錄于注中。但李燾的《長編》注文，還有另一種情況。即出于某種考慮，不便記入正文的史實，有時也以注的形式寫出。比如，堪稱千古之謎的“燭影斧聲”事件。李燾把這條他認為“誣謗特甚”的有關寇準的史料放在注中，大概是有自己的考慮的。而我則有幾分相信這條史料的真實性。因為比較符合太宗其人的性格特征。在太宗后期，立儲問題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后黨、閹黨及朝中各種勢力之間頗有明爭暗斗。原擬立為太子的太宗長子元佐就被太宗廢掉。而這條史料涉及的次子元僖，原來也是作為繼承人培養的，但到后來，也失寵于太宗，死時詔罷冊禮，其寵妾被太宗下令縊死，左右的人也被下獄。這些都是見于《長編》正文的史實，可與張商英所記相參證。同時，這條史料也與前引寇準神道碑“差通判鄆州，得召見，稱旨”的記載相印證。至于太宗為什么特地招來寇準，大概是太宗覺得有兵變之虞，還是找一個局外人商量為妥。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太宗無疑對寇準早已有所了解。以前，我總是百思不得其解太宗與寇準之間那超乎尋常的關系。屢屢委以重任，最后又密詢立儲之事。看來似乎都可以從這件事上找出淵源。

　　對“準極疏利病，天子器之”這件事，《長編》卷三十端拱二年（989）七月己卯條具體記載：

　　初，左正言、直史館下邗寇準承詔極言北邊利害。上器之，謂宰相曰：“朕欲擢用準，當授何官？”宰相請用為開封府推官。上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宰相請用為樞密直學士。上沈思良久，曰：“且使為此官可也。”

　　從這一記載可以看出，在君臣際會之始，太宗就對寇準極為賞識。當然，這種賞識，與寇準入仕后的政績也不是不無關系的。從這一記載還可以看出，在官員任用時，太宗雖然征求宰相的意見，但最終還是由他一錘定音。這也是太宗作為亞開國皇帝的強權政治的一個特征。

　　“赴義忘白刃，奮節凌秋霜”。[10]寇準性格耿直，頗有些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肝義膽。遇有不滿，則是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他自己的這種性格，自己也很清楚。用他自己寫下的詩來說，就是“孤立敢言逾素分”。[11]君主強權，臣子倔強，一起共政，沖突勢在不免。寇準“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12]犯顏直諫，在歷代史籍中屢屢可見，但到了動手拉住皇帝的衣服，強令皇帝坐下來聽其意見的程度，似乎還不多見。一向強權的太宗恐怕也是初次遇見這樣的臣子，怒不得惱不得。后來不管是想通了，還是故作虛懷納諫的姿態，“上嘉嘆曰：‘此真宰相也。’又語左右曰：‘朕得寇準，猶唐太宗之得魏鄭公(魏征)也。’”[13]這也是一心想成為唐太宗的宋太宗的無奈。

　　淳化二年（991），“歲大旱，天子以為憂，嘗輦過館中，泛以問。眾皆曰，水旱天數也，堯舜所毋奈何。準獨曰：‘朝廷刑罰偏頗，凡天旱為是發耳。’上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偏頗狀。準曰：‘愿召兩府至前，臣即言之。’有詔召兩府入。準乃言曰：‘某子甲作贓若干，少爾，罪乃至死。參政王沔，其弟淮盜所主財至千萬以上，顧得不死，毋罪，非偏如何？’上顧問沔。沔頓首謝。即皆罷去。”[14]最初，太宗之所以發怒，是因為寇準說“朝廷刑罰偏頗”而遭天譴。這樣說，無異于指責太宗為政不明。同樣是神道設教，借天威來壓君威是人臣的慣用手段。在這里，實際上寇準挑戰的對象是同太宗一體的執政集團成員。他所揭發的王沔，據記載，當時“趙普出守西洛，呂蒙正以寬簡自任，王沔怙恩招權，政事多決于沔”。[15]因此，寇準這樣做，不惟冒犯主威，而且還冒犯當政權貴。冒雙重風險，是需要有一定勇氣的。然而，政治有時往往就像是賭博，孤注一擲，背水一戰，死而后生。果然，對寇準的行為，“上大喜，以準為可用。遂驟進”。[16]這次“驟進”，《宋史》寇準本傳記為“即拜準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從此，寇準進入了宋王朝最高的執政決策中樞，他那跌宕起伏的生涯也從此開始。

　　寇準的性格，不僅與太宗時有捍格，與同僚也常有抵牾。與寇準同時出任執政，立班位于寇準之上的知樞密院事張遜，寇準就與他合不來。“遜素與準不協，數爭事上前”。結果，遭到了暗算。有一天，寇準與同為樞密副使的溫仲舒一起退朝騎馬回家，在途中被一狂人迎著馬首高呼萬歲。這在當時，尤其在敏感的太宗那里，是極犯忌諱的事。當時的街使判佐金吾王賓，過去曾經被張遜保舉過，所以，張遜抓住這件事，嗾使王賓上奏。當太宗問起這件事時，“準自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遜執賓奏斥準，辭意甚厲。因互發其私。上怒，故貶遜而罷準”。[17]涉及到皇位，太宗最為敏感，所以，罷免是勢在必行的。然而，即使是罷免，寇準與張遜也是有區別的。張遜被責授右領軍衛將軍，而寇準只是罷守本官，暫時被掛了起來。這期間，還讓寇準和其他高級官員一起各薦舉兩個人擔任京官。寇準自六月份罷守本官，到十月才予以差遣，以左諫議大夫出知青州。但太宗實在是特別賞識寇準。《長編》卷三四淳化四年（993）十月壬申條在記載寇準出知青州之后，接著記載：“上顧準厚，既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否？’對曰：‘準得善藩，當以為樂也。’累數日，輒復問。左右對如初。其后，有揣帝且復召用準者，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置酒縱飲，未知亦念陛下否？’上默然。”“上默然”，大概是一種寵愛而未得到回報的傷心。盡管如此，太宗也沒有改變對寇準的賞識，出守地方不到一年，寇準又被召回朝中，再次進入執政集團，擔任參知政事。對于寇準的再次起用，太宗特地向宰相呂蒙正作了說明：“寇準臨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盡心。朕嘗諭之以協心同德事。皆從長而行，則上下鮮不濟矣。”[18]

　　寇準性剛，不容人，大概為朝中人所皆知，因此，在執政集團內，無論是宰相，還是參政，似乎都讓他三分。在寇準出任參政的半年后，呂蒙正被罷相，參知政事呂端接任。呂端任相剛剛五六天，太宗就下詔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知印、押班。這是太祖當年為了削弱宰相趙普權力的做法。但這次卻純粹是為了參知政事寇準才重新實行的。這不光是太宗的意見，而是宰相呂端首先提議的。史載：“詔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磚先異位，宜合而為一。遇宰相、使相視事及議軍國大政，并得升都堂。先是，趙普獨相，太祖特置參知政事以佐之。其后普恩替，始均其任。既而復有厘革。呂端初與寇準同列，及先任宰相，慮準不平，乃上言，臣兄馀慶任參知政事日，悉與宰相同，愿復故事。上特從其議，亦以慰準意云。”[19]被太宗譽為“大事不胡涂”[20]的呂端，主動避開寇準鋒芒，而太宗亦樂為此事，這就使參知政事寇準的地位與權力得到極大的提高。參知政事“悉與宰相同”，作為一項祖宗法，亦被延續下去。《宋史》卷一六一《職官志》在“參知政事”條專門記載了這件事：“至道元年，詔宰相與參政輪班知印，同升政事堂。押敕齊銜，行則并馬，自寇準始，以后不易。”后來，王安石最初以參知政事的身分，能夠得以實行變法，自然與此有關。

　　太宗對寇準相當信任，幾乎到了言聽計從的程度。對諱莫如深的立太子這樣的大事，也同寇準商量，并聽從了他的建議。如前所述，在太宗后期，宮廷內外圍繞著立儲問題，斗爭相當激烈。在太宗耳邊吹風的，有后黨，有閹黨，還有朝廷中的各種政治勢力。最初既定的太子元佐被廢，繼之既定的太子元僖又不明不白地病死，無不與上述的斗爭有關。因此，在這種背景下，太宗能屢屢與寇準相商，可見太宗對寇準信任之深。《宋史》卷二八一《寇準傳》載：

　　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耶?”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圣慮既以為可，愿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改封壽王，于是立為皇太子。

　　寇準回答宋太宗的話，說得極為委婉，但宋太宗聽得出來，寇準實際上是贊同他的提案的，這就使宋太宗作出了從諸子之中選擇真宗的決定。而關于這一記載的另一種版本則是，宋真宗被立為皇太子是出于寇準的直接提名。“公在青州，太宗久不豫。驛召還，問后事。公曰：‘知子莫若父，臣愚，不知也。’固問之，公再拜曰：‘臣觀諸皇子，惟壽王得人心。’上大悅，遂定策，以壽王為皇太子。”[21]不管真宗被冊為皇太子是否出于寇準的直接提名，太宗與寇準商量立儲大事，并聽從了寇準的建議，當可為定讞。這一點，另有史料可為佐證。《長編》卷三六淳化五年（994）九月壬申條，在記載寇準除參知政事的乙亥條之前，載：“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用寇準之言也。”于此后，李燾注云：“準言見至道元年八月。”亦即寇準剛剛從青州被召還之際。寇準于后來的真宗有擁立之恩，定策之功，故于真宗之世，雖幾次遭貶，但從真宗個人感情上，始終對寇準眷顧頗深。至于最后沒能阻止寇準被流放煙瘴，則是反映了皇權在政治斗爭中的無能為力，與真宗個人無關。

　　在制度上，參知政事地位與權力被太宗大幅度提高之時，與寇準同為參知政事的還有張洎。此人是經寇準推薦成為參政的。史載：“初，寇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考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己。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出入于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因延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為準心伏。乃兄事之，極口薦洎于上。”在政界，信任往往可以成為強化權力的潤滑劑。由于有了太宗的信任，作為參知政事的寇準甚至可以插手參知政事的任命，援引同黨。因太宗原來對張洎印象不好，在任命張洎一事上有些猶豫。但架不住寇準“數薦洎不已”，志在必得，太宗也只好任命張洎為參知政事。張洎“既同執政，奉準愈謹，事一決于準，無所預”。[22]張洎與寇準的關系，大體上反映了互為黨援而形成的政治集團內部的主從關系。

　　當時的執政集團，按后來攻擊寇準的人說，宰相呂端和參知政事張洎、李昌齡都是寇準薦引的。因此，對寇準，“端心德之，洎曲奉準，昌齡畏懦，皆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胸臆，亂經制”。[23]前面引用的史料說到過“事一決于準”。特別是在人事方面，寇準尤為專權。在至道二年，行郊祀禮，內外官員依慣例加官進秩。寇準“遂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秩，所惡及不知者，即序進焉。”廣州左通判馮拯因為過去得罪過寇準，所以，這次進秩時，寇準就把他排在了右通判彭惟節的下面。但馮拯在奏章列銜時，依舊把自己排在彭惟節的上面。寇準就以中書札子把彭惟節提到上面，并“切責拯”。本來就窩一肚子火的馮拯，實在忍無可忍，說：“上日閱萬機，寧察見此細事？蓋寇準弄權爾!”因而向太宗上疏揭發寇準。馮拯的話實際上道出的大部分權臣弄權的基本特征，即借皇帝的名義弄權。這件事使太宗很惱火。他把宰相呂端叫來責問。呂端說：“除拜專恣，實準所為也。準性剛強自任，臣等忝備大臣，不欲忿爭，慮傷國體。”呂端所言，一方面是推諉責任，另一方面說的也是實情。的確，對于寇準，即使在執政集團內，眾人也都是退避三舍。

　　寇準剛愎自用，不肯輕易認錯。在馮拯這件事上，當太宗問起他時，他一口咬定是同呂端等人一起商量過的。這也許是事實。但以寇準那樣的性格，當他提出意見之后，誰又能提出異議呢？寇準倒是覺得受了冤枉，爭辯不已。太宗本想壓下此事，就說，這件事如果拿到朝廷中去爭辯是非，太傷你們大臣的體統了。但寇準則不依不饒，爭辯不休。氣得太宗說出了這樣的話：“雀鼠尚知人意，況人乎？”意思是說，我讓你下臺階，你卻不給我面子，你怎么就不會像小鳥依人那樣乖巧一點呢？寇準不僅不乖巧，而且又拿出當年扯著太宗衣服使之聽他的意見的勁頭，第二天又把一堆中書的檔案記錄抱到太宗面前，非要辯個是非曲直不可。結果，使太宗徹底生氣了，罷免了寇準的參知政事。[24]

　　作為政治家，應當說這次是寇準的錯。他破壞了一個原則，或者說打破了一種平衡。在傳統政治的構架內，宰輔專權是常見的現象，不足為奇。雖然會有非議，但一般并不會危及其政治生命。然而，前提是，宰執如果力不足以鉗制君主，那么就必須同君主保持良好的關系，取得君主對其的充分信任與支持。然后，方可能以皇帝的名義，拉大旗做虎皮，發號施令。而一旦破壞了這個原則，打破了這種平衡，宰輔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專權的基礎。這次寇準的失誤，應當說是他那非政治家的性格所導致。

　　前面說到寇準用中書札子升降馮拯和彭惟節。在傳統政治的權力運作中，中書札子的出現與強化，可以說是對皇權支配力的脫逸，實質上是對皇權的抗衡。因此，常常遭到來自君主，特別是來自試圖強化權力的君主的制止。這次馮拯上疏時，把寇準頒出的中書札子也一同交給了太宗，因而引起了太宗的注意。他說：“前代中書以堂貼指揮，乃是權臣假此名以威福天下也。”太宗的前代，即是太祖朝，所謂權臣當是指趙普。果然，太宗接下的話就指出了當年趙普專政時期的情形：“太祖朝趙普在中書，其堂貼勢力重于敕命。”就是說比以皇帝的名義頒發的敕命還有權威。這種事情后來被太祖所制止。因此，太宗質問道：“今何卻置札子？札子、堂貼，大同小異耳。”參知政事張洎回答說：“札子是中書行遣小事文字，亦如京百司有符牒關刺。札子廢之，則別無公式文字可指揮常事。”對此，太宗說：“自今但干近公事，須降敕處分，其合用札子，亦當取旨后行。”[25]這實際上是一場君臣之間關于宰輔權力范圍的討論。張洎不愧是寇準所援引，而且，如前引史料所云，“捷給善持論”。作為執政集團一員的參知政事張洎，既是為寇準回護，又是在回護他所置身的執政集團的權力。結果，以強權的太宗，也沒能廢除中書札子，而是作了妥協，保留中書札子，但在頒行時，須經其批準。這就無異于肯定了中書札子存在的合法性。這種一來，也只是太宗作為強權君主可以控制，到了后世，所謂“奏裁”，亦不過是走形式而已。

　　寇準被罷免參知政事不久，就被命出守地方，為鄧州知州。這是寇準與太宗君臣際會的最后。因為此后不到一年，太宗便去世了。寇準出知鄧州，是他進入政治中樞后的第二次跌落。在鄧州，他在《南陽夏日》一詩中寫道：“世間寵辱皆嘗遍，身外聲名豈足量。閑讀《南華》真味理，片心惟只許蒙莊。”[26]中國過去的士大夫，在政治得意之時，受儒家經世濟民思想的激勵，出世心重，但當遭受打擊政治失意之際，則往往心向老莊，神往林泉。在士大夫的這種兩面性中，前一面是主流，而后一面不過是一種不情愿的無奈。比如寇準，雖然此時“片心惟只許蒙莊”，但很令人懷疑這里面有多少真意。他不會甘于寂寞，正如他在另一首詩中所吟：“休學嚴夫子，荒涼老釣臺。”[27]的確，寇準是不甘心“荒涼老釣臺”的。他在詩中所說的“世間寵辱皆嘗遍”，實際上，到當時為止，剛剛三十六歲的寇準，寵則有之，辱尚未焉。只要他繼續在仕途上跋涉，在政壇上搏擊，那么，等待著他的寵辱，正未有窮期。這是寇準的性格所決定的。

　　寇準與太宗的君臣際會，是太宗在位的后期。我在讀史時，一直有這樣的感覺，中國傳統社會的歷朝創業的君主，幾乎無一不為以宰相為首的士大夫們所改造。把原本充滿野性的、甚至是文盲的武夫，改造為合格的內圣外王的標準帝王。改造的方式，除了讀經讀史，潛移默化，更主要的是上言進諫。較之溫和的讀書，進諫是一種帶有強制性的手段。這種改造盡管多數是得到君主本人的配合，但其間也充滿著不少不愉快的乃至激烈的沖突。最終，桀獒不馴也好，剛愎自用也好，都統統被納入了傳統的為君之道的規范之內。宋代的太祖、太宗都不例外。在太宗后期，事實上這種君主改造過程已經基本完成，但君主的行為依然處于群臣士大夫的監督規范之中。前述寇準的牽衣之諫，天譴之誡，可以說都屬于規范君主的行為。這種對創業君主的規范改造的行為，都對后世繼統的君主起到正面的示范作用。而君主自律意識的增強，無疑為逐漸強化的宰輔專政消除了阻礙。

二

　　至道三年（997）三月，太宗駕崩，真宗即位。繼創業君主之后，真宗是第一個正常繼統的皇帝。這意味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啟。

　　真宗被立為太子，寇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在太宗駕崩之際，寇準遠離朝廷，沒有參與當時激烈的即位之爭，亦即對真宗的即位，并沒有直接的定策之功。同時寇準也不是太宗為真宗選定的顧命大臣。這一切，決定了寇準還要被“晾”上幾年。

　　真宗即位后沒有立即起用寇準的原因，恐怕是在當時的宰相呂端。在太宗朝，呂端為相，寇準任參知政事，著實領教過寇準的專權獨斷。當時就處處對寇準退避三舍，而今既然不在朝中，對這個避之唯恐不及的棘手之人，又何必把他召來，自尋麻煩呢。而在呂端之后，前朝宰相張齊賢、呂蒙正和曾為真宗潛邸太子賓客的參知政事李沆相繼為相，一時還輪不到寇準。然而，寇準畢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量級人物，起用不過是遲早的事。實際上，不管真宗是感激寇準當年贊同他做皇太子，還是覺得他可擔重任，總之，一直有起用之心。我們來先看一下真宗即位后寇準的仕履：“真宗即位，遷尚書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陽，改同州。三年，朝京師，行次門鄉，又徙鳳翔府。帝幸大名，詔赴行在所，遷刑部，權知開封府。六年，遷兵部，為三司使。時合鹽鐵、度支、戶部為一使，真宗命準裁定，遂以六判官分掌之，繁簡始適中。”[28]從上述寇準的仕履可以看出，寇準實際上正一步一步重新接近權力中樞。

　　在傳統政治構架下的人事任免，官員用舍，往往不能簡單地說取決于皇帝，或者說取決于宰相。在很大程度上，實際還取決于各種政治勢力角逐的反映形式——輿論。就是說，對一個人輿論反映的好壞，并不是單純的毫無背景的，而是往往包含著某種利益集團的訴求。而皇帝也好，大臣也好，在進行人事任免時，則不可能置輿論反映于不顧。這也是寇準遲遲不被起用的一個因素吧。寇準難容人，也就勢必不易為人所容。不僅僅是在中央政治中樞如此，寇準在任地方官期間，也曾與同僚有沖突，被人告到朝廷。上述寇準的仕履中，寇準從知同州徙知鳳翔府，據史載，就是“為通判劉拯所訟故也”。[29]至于劉拯因何訟寇準，史籍中沒有詳細記載。根據《長編》中的一條李燾的注文，大約此事與當時朝中的宰相張齊賢有關。注文引國史《張詠傳》，說張齊賢“與寇準相傾”。[30]果真如此的話，從真宗即位第二年開始就擔任宰相的張齊賢也曾是寇準進入權力中心的阻礙之一。在政治上某種結局的形成，往往是由于各種因素所匯集的合力的作用，而并非僅僅由于某個單方面因素。

　　由于寇準是前朝執政，又于真宗最初有擁立之功，并且在真宗即位以后，歷任知開封府、權三司使等要職，卓有政績。所以，幾乎朝野都認為寇準肯定會擔任宰相。寇準在知開封府時，曾向王禹偁的兒子王嘉佑詢問外界對他知開封府所做所為的反映。兩個人的對話如下：

　　準知開封府，一日，問嘉佑曰：“外間議準云何?”

　　嘉佑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

　　準曰：“于吾子意何如?”

　　嘉佑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為相。為相則譽望損矣。”

　　準曰：“何故？”

　　嘉佑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以太平責焉。丈人之于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嘉佑所以恐譽望之損也。”[31]

　　這段對話，很有意思。不僅反映了外界的輿論，而且還反映了寇準的朋友對寇準的認識。王嘉佑因為是寇準的后輩，所以話說得很婉轉。但意思已經明明白白地表達了出來，即以您性格，與皇帝搞不好關系，因此還是不做宰相為好。對自己的性格，寇準很清楚，所以在聽了王嘉佑的話后，稱贊他有“深識遠慮”。其實，這段對話，饒有深意的還在于揭示了一個并非秘密的秘密，即權臣專權，必須建立在與君主保持密切關系的基礎上。用王嘉佑的話說，就是“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只有這樣，君主才能達到對權臣“言聽計從”的程度。

　　景德元年(1004)，寇準入相。當時，前朝執政老的老，死的死，寇準以其年齡優勢，為朝中僅存。特別是當真宗深所倚信的宰相李沆在景德元年七月薨于任上之后，又適逢北方契丹大舉進攻，內無宰相，外有強敵，任用寇準為相，不管真宗是否愿意，也是別無選擇，勢在必行。盡管如此，鑒于寇準與太宗與臣僚曾發生的種種齟齬，真宗總是有些顧慮。《長編》卷五十六景德元年七月庚寅條載：“李沆死，中書無宰相，上意欲擢任三司使寇準，乃先置宿德以鎮之。庚寅，遷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畢士安為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士安入謝。上曰：未也，行且相卿。”真宗接著問畢士安：“誰可與卿同進者？”畢士安便順勢推薦了寇準：“準天資忠義，能斷大事，臣所不如。”這時，真宗把他遲遲不用寇準的顧慮合盤托出：“聞準剛，使氣奈何？”對此，畢士安向真宗做了解釋和說服工作。他說：“準忘身徇國，秉道嫉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北敵跳梁未服。若準者，正宜用也。”畢士安的解釋，可以說打消了真宗的一些顧慮，“不閱月，(畢士安)遂與準俱相”。

　　寇準成為宰相，登上了政治金字塔的頂峰。對他來講，可以說是既幸又不幸。幸者，寇準實現了中國士大夫的最高理想，在這個制高點上可以大展治國平天下的作為。不幸的是，寇準從本質上說，并不是一個政治家，更不適合做一個政治集團的領袖。在讀書做官幾乎是當時士大夫的必由之路的環境下，寇準做到足以保證他得以優游吟風詠月的經濟條件的官位即可，就像蘇軾那樣。因為在寇準身上有著許多作為政治家所不應有的缺陷。他性格耿直任性，剛愎自用，心胸狹窄，又爭強好勝，虛榮心強，并且還愛許愿，讓人領情。此外，又嗜酒如命。我常常有些思惑不解，寇準進士出身，精通儒家經典，為何在他身上見居然見不到一點儒家士大夫的溫文爾雅，敦柔忠厚。《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四《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援引的野史，記載了寇準入相后他的朋友張詠的反應：“張忠定守蜀，聞公大拜，曰：‘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對于二人的關系，野史接著記載道：“張、寇，布衣交也。公(寇準)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公在岐，忠定在蜀，還，不留。既別，顧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我認為張詠說寇準“不及學”以及“不學無術”，主要是指政治經驗與權術，而不見得是指一般知識與學問。

　　景德元年（1004）九月，與宋相持已久的契丹遼朝糾集十萬兵馬，號稱二十萬，大舉南下，遼軍繞過河北邊境諸城，懸師深入，“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32]這是真宗即位以來第一次遇到的來自外部的危機。這不僅僅是危及其皇位的危機，而且是危及了大宋王朝的江山社稷。寇準此時被任命為宰相，可以說是受命于危難之際。

　　契丹來勢兇猛，寇準與畢士安“合議請真宗幸澶淵”。[33]面對強敵，真宗對親征顯得猶猶豫豫。在寇準的強硬堅持下才下定決心。史載：“寇準已決親征之議，參知政事王欽若以寇深入，密言于上，請幸金陵。簽書樞密院事陳堯叟請幸成都。上復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旁。準心知欽若江南人，故請南幸，堯叟蜀人，故請西幸，乃佯為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天子神武，而將帥協和。若車駕親征，彼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眾。勞逸之勢成，我得勝算矣。奈何欲委棄宗社，遠之楚蜀耶？’”[34]寇準的這一席話，具有雙重威懾力量。既指向王欽若、陳堯叟，又指向真宗。結果是無論誰都不敢承擔“委棄宗社”的罪名，這才使親征成行。

　　野史對寇準強邀真宗親征一事記載得更富有戲劇性：“契丹犯澶淵，急書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大懼，以問公。曰：‘陛下欲了欲未了耶？’曰：‘國危如此，豈欲久耶？’曰：‘陛下欲了，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上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安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上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而大事去矣，請無還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35]其實，真宗親征并沒有如此倉促，九月議定之后，十一月才出征。這是此條史料的不實之處。但對真宗畏懦寡斷和對寇準舉重若輕的描述，則是相當傳神的。

　　真宗在親征澶淵的途中，又有了動搖，再次萌生了南逃的想法。《長編》卷五十八景德元年十一月甲戌條載：

　　先是，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逾月不至。寇益南侵。上駐蹕韋城，群臣復有以金陵之謀告上，且宜避其銳者。上意稍惑，乃召寇準問之。將入內，聞內人謂上曰：“群臣輩欲將官家何之乎？何不速還京師？”準入對，上曰：“南巡何如？”準曰：“群臣怯懦無知，不異于老婦人之言。今寇已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敵乘其勢，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上意未決。

　　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門屏間，謂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誠愿效死。”準復入對，瓊隨入，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遂申前議，詞氣慷慨。瓊仰奏曰：“寇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肯棄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愿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敵不難破。”準又言：“機會不可失，宜趨駕。”時王應昌帶御器械侍上側，上顧之，應昌曰：“陛下奉將天討，所向必克。若逗留不進，恐敵勢張。或且駐蹕河南，發詔督王超等進軍，寇當自退矣。上意遂決。

　　讀這段記載，總給我一種寇準聯合武將高瓊對企圖南逃的真宗實行兵諫的感覺。看吧，寇準慷慨激昂，再申前議，高瓊則威脅以士兵不從南逃。真宗面對的，與其說是遼軍的威脅，不如說是眼前可能發生的兵變。作為皇帝，二百多年前唐玄宗西逃途中被迫縊死楊貴妃才平息兵變的事情，真宗是不會不清楚的。當他把似乎是求援的目光投向手持武器的侍衛時，沒想到侍衛也站在寇準和高瓊一邊。在這種形勢之下，真宗不得不從諫，斷了南逃之念。從這件事也可以想像得出，為什么后來王欽若說的寇準把真宗當作孤注一擲的讒言一發即中，這實在是觸動了真宗內心深處最為屈辱窘迫的一幕。

　　真宗一行在寇準等人的催促下，勉勉強強地總算到達了澶州。澶州城以黃河為界，分為南北兩部分。真宗又不愿渡過黃河到北城去，因為直接與遼軍對陣，而且，一部分遼軍已迂回進入了河北，所以比較危險。史載：“天子北巡至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上疑，不欲渡河，駐南澶州。準勸上北渡，以固眾心，毋令虜得乘勝。上猶豫未決。”寇準向依然想南逃的真宗曉以利害，說：“今一旦棄去，(社稷)非復陛下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然而，兵臨城下，大概性命比皇位還要重要，因此，在寇準再次勸真宗北渡時，他還是猶豫不決。這時，寇準又動員了在真宗身邊的武將高瓊：“準謂瓊曰：‘事當奈何，太尉胡不一言？’瓊曰：‘相公謀之廟堂，瓊何敢與知？然相公所以謂上何？’準曰：‘今渡河，則河北不勞力而定，不渡則虜日益熾，人心不敢自固，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瓊呼曰：‘陛下聽寇準語，準所言是也！’”聽了高瓊的呼喊，本來已經打算回到內室的真宗，不得不回來，與寇準重新商量。這時，寇準就給高瓊使眼色，讓他帶侍衛的部隊先渡河。“準即眣瓊，以其兵先渡”，同時“又自牽馬奉上”。就這樣，真宗等于是被寇準、高瓊等人硬拉著過了黃河。[36]

　　皇帝親征，其象征意義遠遠大于軍事意義。這就是寇準之所以一再強迫真宗北進的原因。在真宗渡過黃河后，寇準又進一步讓真宗登上城樓，檢閱諸軍。寇準對真宗說：“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今若登城，必擒賊矣。”于是，“上因御澶之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氣百倍。”[37]

　　在整個親征過程中，真宗的一切行動都是在寇準的勉強下進行的，所以極為消極。“上盡以軍事委準”，他把所有的事都推給了寇準。寇準也就當仁不讓，“準因承制專決”。[38]實際上，在親征之前，邊事既開，就已經處于這種局面了。“上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大政，號令所從出。向者李沆或有所見，往往別具機宜，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參利害，勿以事干樞密院而有所隱也。’”[39]制度的變遷，往往是由變例到常例，而成定制。宰相參與軍事，此時一開先例，慶歷之后，便有了宰相兼樞密使之形態。而到了南宋，便成為不易之制。

　　寇準臨陣掌兵，“號令明肅，士卒喜悅。虜數千騎乘勝薄城下，有詔吏士迎擊之，斬獲太半。虜乃引退，不敢復逼。”真宗即使把全權交給了寇準，但能否取勝，心里沒有底，當與寇準不在一起時，常派人窺視寇準的狀況。史載：“會暮，上還宮，留準居城上。上使人視準何為，曰準方飲酒歌笑，上未嘗不釋然也。”[40]又載：“公在澶州，每夕與楊億飲博謳歌，諧謔喧呼，常達旦。或就寢，則鼾息如雷。上使人覘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41]寇準如此舉止，恐怕不僅僅是真的有類似曹操橫槊賦詩那樣的雅興，而是為了安定君心與安定軍心而故作瀟灑，可謂用心良苦。當時的人把寇準比作之東晉淝水之戰時臨陣博弈的謝安。[42]

　　“相持十馀日，其統軍達覽出督戰。時威虎軍頭張瓌守床子弩，弩撼機發，矢中達覽額。達覽死，乃密奉書請盟。”由于宋朝處于有利形勢，所以一開始寇準并不同意議和。遼使“來請益堅，上將許之”。[43]這時，寇準打算提出很苛刻的講和條件。即一是讓契丹稱臣，二是收回五代時期被契丹所占領的燕云十六州。這是連太宗想要完成都未完成的事業。但消極的真宗只想早點結束戰事，這時又有人“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來自內部的掣肘，使寇準不得不同意與遼朝講和。[44]

　　宋朝派曹利用為議和使者。遼朝最初提出條件，要求割讓河北。曹利用說，這個條件我不敢回去匯報，可以每年給錢帛二十萬。遼朝嫌少，第一次談判沒有成功。曹利用回來匯報之后，真宗因急于還朝，就交代了歲幣的底線：“百萬以下皆可許也。”但曹利用臨出使前，又被寇準召去，對他說：“雖有敕旨，汝往所許毋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史書上描寫，“利用股栗。再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45]這次議和，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澶淵之盟”。

　　以三十萬達成“澶淵之盟”后，在真宗那里又鬧了一場近乎笑話的虛驚。曹利用結盟回來后，真宗急于想知道結果。當時，真宗正在吃飯，不便見人，就讓內侍問曹利用。曹利用賣乖子說：“此機事，當面奏。”真宗再次派內侍問等在外面的曹利用，讓他簡單說個大概。曹利用不肯說，只是把三個指頭放在臉上做了個手勢。于是，內侍進到里邊告訴真宗說：“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真宗不禁失聲驚嘆：“太多！”但過了一會兒又說：“姑了事，亦可耳。”就是說，即使多也認了。由此也看出真宗急于擺脫不安境地的心理。后來得知是三十萬，才轉驚為喜。真宗把以三十萬成約看成是曹利用的功勞，從此加以重用。[46]豈不知如果沒有寇準的威嚇，曹利用大概是不可能堅持以三十萬成約的。

　　“澶淵之盟”是在寇準主持下與鄰國達成的第一個重大和平條約。對宋朝當時的對外關系以及后來一百多年和平局面的維持有著重要意義。眾所周知，在漢唐時代，中原王朝多以和親的方式，用血緣關系來維持與周邊其他民族政權的關系，以保持和平局面。大約從五代后晉向遼供歲幣開始，[47]改用以經濟關系來維系和平局面，而血緣和親的方式則漸漸消失。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變化。這種現象是不是可以說明，隨著商品經濟逐漸發達的時期的到來，單純靠血緣關系已不足以維系雙邊關系了，而經濟意識的增強，使人們越來越認同，似乎和平也可以用錢來買。這也是利益與和平的等價交換。

　　在現代人看來，“澶淵之盟”以宋納遼歲幣三十萬告成，于宋無異是一個不平等條約。但在當時似乎人們并不如是觀。因為這點錢對于大宋王朝來說，無異于九牛一毛，按后來的宰相王旦的計算，還不及開戰所用軍費的百分之一。[48]用些須錢幣換來百年和平，似乎并無不妥。而且，受各種情況制約，這種結果亦可以說是客觀形勢下的產物。在此之后，北宋末及南宋的幾次議和方式，無不受“澶淵之盟”模式的影響。這也可以算作一項“祖宗法”吧。對這些和議的是非功過，我們似應盡量擺脫現代意識，從事件的歷史淵源與彼時彼地的客觀形勢去評說。

　　“澶淵之盟”的成功，應當說是群臣同心同德的結果，特別是寇準與畢士安這兩個宰相密切合作的結果。在親征前，“士安與寇準條所以御備狀，又合議請真宗幸澶淵”。當下詔親征后，“而議者猶哄哄，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士安亟同準請對，力陳其不可，惟堅定前計。真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臺，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士安適臥疾，移書準曰：‘屢請舁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心所愿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見于行在”。[49]后來，畢士安又扶病追至澶淵。二相同心協力，也使寇準的份量增重了許多。對二相的戮力合作，后人給予相當高的評價。宋人呂中曾說：“一相獨任，則有專權之私。二相并命，則有立黨之患。然以趙中令權專任重，而能與新進之呂蒙正共事。以畢士安德尊望隆，而能與使氣之寇準共政。不惟無分朋植黨之風，抑且盡同寅和衷之義。”[50]元代的《宋史》編者也在卷二八一“論贊”中寫道：“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真宗，遂幸澶淵，終卻巨敵。……景德、咸平以來，天下乂安，二相協和之所致也。”

　　而真宗在“澶淵之盟”前后的表現，可以說相當消極，幾乎所有行動都是在寇準的督促甚至是強求下做出的。因此，對寇準的行為，后來就有了正反兩個角度的評論。曾主張真宗南逃的王欽若說：“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為孤注，與虜博耳。”[51]而仁宗時代的參知政事范仲淹則說：“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卻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52]就是說，寇準把真宗作為孤注一擲的行為，天下公論則認為是忠君保國。同時，在范仲淹看來，天下謂寇準大忠，正在于他“能左右天子”。這里的“左右”，與現代漢語的動詞“左右”語義相同。以能夠左右天子為大忠，這大概是從宋代士大夫開始才有的觀念。宋人還有類似的表達。南宋劉炎《邇言》卷七有“人臣以進諫為大忠”之語，可與之兩相映照。“進諫”已是對君主的行為進行的一種限制，而“左右”已超過“進諫”，可以說是對君主的行動的支配了。當然，同樣是作為宰相左右天子，如蔡京之于徽宗，秦檜之于高宗，史彌遠之于理宗，則無人認為是大忠。這里，評價的標準大概是左右天子的目的究竟是為公還是為私的不同吧。寇準為政的一生，可以說就是力圖并且實踐左右天子的一生。但他之所以獲得是正面評價，可能就與畢士安當年向真宗推薦寇準時所說的“忘身徇國”有關。南宋初年的宰相呂頤浩談到“澶淵之盟”時，也說寇準“不以家謀，專以國計”。[53]

　　寇準臨危受命，果然不負君望，更不負眾望。寫下了他從政歷史上最輝煌的一頁，也為大宋王朝開創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局面。正如宋人陳瑩中所說：“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為南北矣。”[54]

三

　　經過“澶淵之盟”，寇準的權力與威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頂峰。“契丹既和，朝廷無事，寇準頗矜其功，雖上亦以此待準極厚”。[55]因而，寇準得以毫無顧忌地大權獨覽，實行宰相專政。但這不過是一種表面現象。在君臣關系上，寇準與后來的宰相王旦不同，不是在尊重的前提下謀求支持，而是居高臨下咄咄逼人地左右君主。因而，彼此關系不是“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而是制與受制。不要說君臣之間，即使是普通的人際交往，長此以往，任何人都難以忍受，最終關系的破裂也就不可避免。這是寇準性格上的致命弱點。寇準以獨挽狂瀾的社稷再造之功，被朝野視為大英雄。在這種氛圍之下，投鼠忌器，真宗即使有不滿，也無可奈何，只能忍受，不好發作或有所動作。而寇準的政敵們，也不敢輕舉妄動，以恐招致輿論譴責的滅頂之災。然而，卻潛伏著危機，而且這種危機正隨著和平的到來，戰爭的遠去，以及寇準大權獨攬所蓄積的不滿，正一天一天地臨近。可怕的是，為成功沖昏頭腦而得意忘形的寇準，對即將到來的危機竟毫無知覺。

　　特別是在人事任免上，包括本來在制度規定上不應當由宰相插手的御史的任用，寇準都大權在握。史載：“準在中書，喜用寒峻，每御史闕，輒取敢言之士。”寇準以“進賢退不肖”為己任，而不愿遵守慣例，論資排輩。“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因卻而不視。”[56]或許是與此事類似的事，或許是同一件事，在野史中還記載：“章圣(真宗)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曰：‘今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檢例耶，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由此耳。’”[57]

　　但寇準在人事任免上有著當時流行的偏見，即排斥南方人。這是從太祖開始就有的偏見。據說太祖曾立下過不用南人為相的祖宗法。后來，真宗朝宰相王旦也曾以這個祖宗法來阻止南方人王欽若為相[58]。景德二年，后來成為仁宗朝名臣的晏殊，十四歲以神童召試，“宰相寇準以殊江左人，欲抑之”，[59]而在此之前，寇準對后來也成為仁宗朝名臣的青州人王曾，態度則截然不同。本來，按規定，“試文當屬學士舍人院”，但“宰相寇準雅知曾，特召試政事堂”。[60]大概寇準又拿出了任官不用例簿的架式，結果，將作監丞王曾被任命為著作郎、直史館。對南方人存有的偏見，也許寇準一生都沒有消除。他在后來任樞密使時，進士賜第，真宗本來已經準備讓江西人蕭貫居第一為狀元，但為寇準所反對。他反對的理由直接了當：“南方下國人，不宜冠多士。”對此，史家評論說：“準性自矜，尤惡南人輕巧。”[61]這大概也是寇準與出身于南方的王欽若一直不和的一個原因吧。《宋史》卷二八三《王欽若傳》載，王欽若因“素與準不協”，當寇準任相時，“累表愿解政事”，真宗“為罷資政殿學士以寵之”。但寇準為了貶抑王欽若，“定其班在翰林學士下”。寇準的做法與他當年在太宗朝貶抑馮拯完全一樣。結果，也被王欽若告到皇帝那里。也許是因為寇準正值權力鼎盛，又同樣深得真宗信任，對這件事，真宗沒有像太宗那樣追究寇準，只是給王欽若在“資政殿學士”的頭銜上加了個“大”字，提升了他的立朝班序，算是擺平了這件事。

　　這一時期，寇準正逢盛年，可以說是他一生最為得意的時期。他經常把兩制等高級官員邀到他的府邸聚飲，當喝到“酒酣氣盛”之時，常常把大門一鎖，強留下客人，通宵達旦地喝酒。[62]

　　“皎皎者易污，嶠嶠者易折”。寇準獨裁，又得真宗信任，一時權勢如日在中天，自然會引起來自各個方面的嫉恨與攻擊。這正如《宋史》卷二八一《畢士安傳》所云：“準為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前面說過，宰相專權的最穩固的基礎是君臣之間“相得皆如魚之有水”一樣的密切關系。如果要想打擊哪個宰相，最能擊中要害的，莫過于離間君臣關系了。景德二年，有一個叫申宗古的平頭百姓不知受了誰的唆使，誣告寇準勾結真宗的兄弟安王元杰謀反。真宗本來即位就充滿曲折，對這樣的事最為敏感。因此寇準大為不安，一時又無法辨白。這時，與寇準同時為相的畢士安挺身而出，“力辨其誣，下宗古吏，具得奸罔，斬之”，[63]這才使寇準安定下來。這件事發生在寇準深得真宗信任之時，所以還構不成對寇準的致命威脅，但很難說事件在真宗心里絲毫未存芥蒂。

　　寇準的政敵們一直尋找一切可能的機會來打擊寇準。《長編》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戊戌條載：

　　一日，會朝，準先退，上目送準。欽若因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為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欽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為澶淵之舉，是盟于城下也，其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

　　在澶淵親征之前，有人曾問過寇準的打算。寇準說得相當壯烈：“直有熱血相潑耳。”現在，這句話被政敵抓住把柄，說他“無愛君之心”。并且進一步說：“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這些話一句句都刺到真宗的心上，觸到了真宗所不愿想的隱痛。由王欽若這樣的有地位的人引經據典來挑撥離間，遠較申宗古那樣的平頭百姓有力得多。王欽若的一番話，可以說成功地離間了寇準與真宗之間的君臣關系。

　　一般說來，皇帝不能并且也不敢毫無正當理由隨心所欲地罷免宰相、執政大臣乃至普通官員。必須是在屢有臣僚彈奏進言或是輿論惡評之后，形成了某種罷免的氛圍與理由，皇帝才有可能行使其罷免權。皇帝行使罷免權，也有幾種情況，一種情況是，皇帝本身對要罷免的人不滿，乘有人進言而捎帶一泄私憤。這種罷免還或多或少帶有一點皇帝個人意志。另一種情況是，皇帝對要罷免的人并無惡感甚至是寵信的，但經不住別人的屢屢攻擊或輿論壓力，不得不罷。這種罷免并不代表皇帝本人的意志，甚至是違反了皇帝的意志。但無論哪一種情況，在皇帝的罷免命令的背后，都具有朝廷內政治勢力間角逐的印記。同樣，皇帝行使的任命權亦是如此。

　　景德三年（1006）二月，寇準罷相。三月，被派知陜州。我在前面曾說過，任何結果，都不是某種力量單獨作用形成的，而是多方面的合力所致。導致寇準罷相的，不僅有來自王欽若以及申宗古等人的惡毒攻擊誣告，還有由于寇準的專權而導致同一執政集團內部對他產生的不滿。寇準“舉措多自任，同列忌之”。輿論往往是一個政治家政治生命的晴雨表。寇準罷相過了將近半年，真宗還說：“寇準之居相位，多致人言。”曾被寇準壓制的馮拯，在寇準罷相后成為參知政事。這時，他接上真宗的話說：“呂蒙正嘗云準輕脫好取聲譽，不可不察。”[64]馮拯落井下石，可謂出了口惡氣。

　　在景德二年申宗古誣告寇準時，尚有同時為相的長者畢士安為之辯護。當年十月，畢士安病故，寇準便失去了一道強有力的保護屏障。

　　此外，拋開各種不利的輿論因素，寇準的罷相，應當說還與“澶淵之盟”后，進入和平環境，朝廷的政策轉變有關。從前述寇準任官不用例簿，不循舊制看，他是一個不大守成規的人。這在非常時期并無不可，但在需要守成的時期，則有點麻煩。所以，無論是真宗也好，還是執政集團也罷，選中“遵法度，重改作”[65]的王旦為相，取代了寇準。這大概也是從尋求朝野安定的大局出發的吧。

　　寇準有政治家的作為，卻缺少政治家的心計。一如他那詩人本色，率心由性，得志之時忘形，失意之時放浪。當他從政治的峰顛跌落后，他的表現一方面是放浪形骸，一方面是謀圖東山再起。

　　寇準出知陜州后，基本上不理政事，終日宴游。這固然與他在政治上失意有關，但也與多年沿襲的舊習有關。《長編》卷六十五景德四年（1007）六月庚申條載：“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宴游。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為非也。”《長編》卷七十三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戊寅條，還記載有寇準在知天雄軍任上，與知雄州的李允則相互設宴，競比奢華之事。

　　寇準終日宴游，不過是借酒消愁，以掩飾或者說沖淡其在政治上的失意。他曾寫下過《醉題》一詩：“榴花滿甕撥寒醅，痛飲能令百恨開。大抵天真有高趣，騰騰須入醉鄉來。”[66]“痛飲能令百恨開”，包含了相當深的感慨，而這些感慨都需要酒精來排遣。只有到了“騰騰須入醉鄉來”的境地，似乎才能體會到政界以外的“天真高趣”。此時的寇準，情緒很低沉，頗有報國無門的感嘆。他在另一首詩中寫道：“閑心終不忘魚釣，淡水真宜習老莊。報國自知無世用，煙蓑何日臥清漳。”[67]老莊思想，可以說是為積極入世的中國讀書人在濟世不得的時候，預備的精神空間。自古以來，中國的政治家之所以很少有因政治絕望而自殺者，大概要歸功于老莊預備下的這個適足以自我調節的精神樂園。而中國讀書人又很少甘于終生歸隱，老死林泉。老莊設置的精神樂園，不過是他們在失意之時進行精神調節的暫時落腳之地。就寇準來說，他意識到：“自古名高眾毀歸，又應身退是知機。”盡管寇準有激流勇退的念頭，但對過去曾有的輝煌畢竟難以釋懷。所以，他接著前面的詩句寫道：“林風驚斷西窗夢，一夜愁聲憶翠微。”[68]此時的寇準有很多夢，而且多數是重返政治中樞之夢。這正如他在詩中所述：“魂夢不知關塞外，有時猶得到金鑾。”[69]

　　寇準一直存在著重返政治中樞之夢。實際上，對寇準這個重要人物，誰也未曾忘記過。在他罷相剛好一周年的時候，真宗特地把他召到京城談話。[70]寇準此時也許燃起一絲重新起用的希望之光，因此在京城逗留了十來天。最后看沒什么動靜，才怏怏而去，返回任所。也許真宗有心起用，但他一個人并不能完全左右政治，大概終因有人反對而作罷。

　　與在太宗朝被罷免時的情形一樣，在重返政治中樞的道路上，寇準又開始了相當漫長的跋涉。

　　在知陜州時，《宋史》本傳記載寇準“從封泰山”。實際上，這是寇準自己要求跟真宗一起去泰山封禪的。《長編》卷六十九大中祥符元年（1008）八月庚戌條載：“刑部尚書、知陜州寇準表請從祀，詔可。”在“澶淵之盟”后，真宗這個并非以打江山起家的君主，試圖向內外宣示其皇位受命于天的正統性，與王欽若出的得天瑞的餿主意一拍即合，大張旗鼓地搞起了降天書封禪的鬧劇。[71]寇準此時未在中央政府，基本上沒有參與。在態度上，寇準從一開始就不相信什么天書之類的鬼把戲。但盡管如此，他特地上表要求“從封泰山”。其目的不外是為了接近皇帝和權力中心，可見他是煞費苦心。果然，寇準的苦心得到了回報。“從封泰山”，遷官為戶部尚書。同年十二月，又改派至北方重鎮，后來宋朝的北京，任知天雄軍（今河北大名）兼駐泊都部署。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真宗祀汾陰時，寇準特地遣官去行在。這自然也是為了討好真宗。[72]

　　寇準知天雄軍，流傳有一件逸事：“契丹使嘗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73]由此亦可看出，寇準其人愛面子之一斑。寇準在天雄軍，還有一件事讓真宗抓住了話柄。《長編》卷七十三大中祥符三年（1010）正月丁丑條載：“知天雄軍寇準言：‘振武軍士援送契丹使過境，已各給裝錢。’上謂輔臣曰：‘寇準好收人情，以求虛譽，卿等今見之矣。’乃詔諭準不當擅有給賜。命備錢償官。”在寇準罷相時，真宗就說過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的話[74]，這次寇準弄巧成拙，再次印證了真宗的這種不良印象。此亦可見寇準胸少城府。

　　印象歸印象，重用還是要重用，特別是在需要的時候。大中祥符五年，“河北頗有盜賊，而奏報不實，又不即時擒捕”。鑒于此，“詔知天雄軍寇準都大提舉河北巡檢”。[75]在此之后，也許是寇準為了改變印象，在是年年末，向朝廷報告“獄空”，來說明他勤于吏事。在中國古代，除了征收賦稅，大概處理民事案件是地方官的最主要的工作了。而“獄空”，則說明治安良好，民無訟事，是最能體現地方官政績的事情。對此，真宗下詔嘉獎。[76]大約此時，寇準遷官為兵部尚書。[77]

　　也許是由于寇準在治安管理方面成績卓著，也有可能真宗了解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不致于當真宗不在京城期間，勾結其他親王奪其皇位。所以，在出幸亳州時，任命寇準為權東京留守。[78]寇準終于回到了天子腳下。時為大中祥符六年（1013）十二月，走到這一步，寇準花了將近七年時間。好在他有年齡優勢，還不致老態龍鐘。

　　寇準成為權東京留守是一個信號，或者說是一個標志，意味著寇準很快將被重新起用。果然，過了大約半年，寇準入朝，被任命為樞密使、同平章事。樞密使、同平章事，在宋代被稱為“樞相”，與宰相有著同等的地位，只不過分工主管軍事而已，比僅僅為樞密使在地位上要高出許多。寇準八年來談不上臥薪嘗膽，卻也是朝思暮想，總算又重返到政治決策中樞。這是他第三次進入執政集團。寇準這次重返中央政壇，與宰相王旦的推薦有著直接關系。寇準與王旦是同一年進士，并且兩人在彼此進入中央政界以前，就已經關系相當密切。[79]在宋代，除了產生過特別的恩怨，一般同年進士都會互相提攜，而自然形成一個榮辱與共的政治集團。

四

　　寇準再次進入執政集團時間很短，不到一年，就被罷免樞密使，出守外藩，又一次被迫離開了政治中樞。盡管政界的升降沉浮，從外部因素看，主要是各種政治派系互相角逐的結果。但從政治家自身來看，與其性格因素以及政治策略也很有關系。寇準凡事率性而行，不講究策略，到處樹敵，則是導致其在執政集團內站不住腳的主要因素。

　　在王旦的推薦下，寇準成為樞密使，入主西府，與宰相王旦對掌二府。兩個人本應像當年寇準與畢士安那樣，同心合力。但寇準似乎不大瞧得起這個晚于他為相的同年，同時，或許還有對這個接替他為相的王旦，過了七八年才把他拉入執政集團總感到有些不是滋味。因此，他不是以合作的態度與王旦共事，而是不時地找些麻煩。史載：“準為樞密使，中書有事關送樞密院，礙詔格，準即以聞。上謂(王)旦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則？’旦拜謝曰：‘此實臣等過也。’中書吏既坐罰，樞密院吏惶恐告準曰：‘中書、樞密院日有相干，舊例只令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謝罪。’”也許是一報還一報，不久，“樞密院有事送中書，亦礙詔格”。“吏得之，欣然呈之旦”，前些天因“礙詔格”而受罰的吏人大概覺得總算抓住把柄報復寇準了。但王旦卻沒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令卻送與樞密院”。直接把文書退給了樞密院，而沒有報告給真宗。當樞密院吏把這件事匯報給寇準時，寇準感到非常慚愧，第二天，見到王旦后，對王旦說：“王同年大度如此耶!”[80]

　　類似的事情還有一些。“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81]

　　王旦的行為雖然有時讓寇準感動不已，但他還是有機會就不放過攻擊王旦。我們無法推測寇準是否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史載：“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82]王旦或許是以其忠厚的本性，言出于衷，但他不攻擊寇準，處處回護寇準，是不是也有其難言之苦呢？是他向真宗力薦，寇準才得以重新起用的，因此他不能說寇準不好，來打自己嘴巴。不過，從王旦在病危之際曾向真宗推薦看，他確實是看重寇準大節的。

　　在朝廷中，寇準不僅與宰相王旦時有捍格，與其他大臣也屢有沖突。史載：“準惡三司使林特之奸邪，數與忿爭。特以河北歲輸絹闕，督之甚急。準頗右轉運使李士衡，而沮特。且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至闕供，請劾主吏以下。上勉從其請，而用赦釋之。蓋京師歲費絹百萬，而準所助才五萬而已。準又以三司放馳坊軍士不俟給裝錢為特過。”這個被人稱為“五鬼”之一的林特，此時正得寵于真宗。納絹一事，真宗給了寇準面子，“勉從其請”，但畢竟心里不甚愉快。這次寇準又揪住不放，就使真宗有些生氣了。他對宰相王旦說：“準年高，屢更事，朕意其必能改前非，今觀所為，似更甚于疇昔。”事至如此，加之寇準又屢與王旦齟齬，因此王旦也就借坡下驢，順勢說了一些不利于寇準的話。他說：“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為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我想王旦的一番話，是使真宗下決心罷免寇準的關鍵，反之，如果王旦如當年畢士安那樣回護寇準，真宗是斷然不敢輕易罷免寇準的。

　　當寇準得知將要被罷免樞密使時，托人求王旦，希望能成為地位較高的使相。對于寇準的這種請求，王旦感到很吃驚，說使相怎么可以自己要求呢，并表示他不私下接受別人的請托。王旦的這種態度使寇準又羞又惱，“深恨之”。但當真宗問起王旦，寇準罷樞密使后應當給他個什么官時，王旦卻說：“準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與使相，令處方面，其風采亦足為朝廷之光也。”在寇準為使相的任命頒出后，“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始愧嘆，出語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83]

　　寇準心胸狹隘，又過于偏執。因此，無論是君子還是小人，都不大喜歡他，就連真宗也不愿碰這個燙手山芋。不過，作為正人君子，寇準還是得到當時一致公認的。這也許正是王旦看重寇準的原因吧。

　　寇準罷樞密使后，不久被派知河南府（今河南洛陽）兼西京留守，而后又先后徙判永興軍（今陜西西安）。在此期間，任相長達十二年的王旦病逝。在各種宋代史書中，都記載有王旦病重時向真宗推薦寇準之事。一般都認為，時間當在王旦臨去世時，而李燾則認為是在寇準出任樞密使之前。然而，拋開時間的問題，王旦在病重時向真宗推薦寇準則當屬毫無疑義的事實。這件事的大致過程如下：王旦晚年病重，真宗讓人把王旦抬進宮中，問以后事：“卿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王旦開始并不直接回答真宗的提問，僅說：“知臣莫若君。”真宗沒辦法，只好一一列舉人名問，王旦都不表態。最后，真宗堅持讓王旦推薦：“試以卿意言之。”王旦這才說：“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但真宗對寇準的性格不滿意，說：“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這時，王旦固執地堅持：“他人，臣不知也。”[84]結果，不管是為相，還是為樞密使，總之是真宗接受了王旦的提名。

　　天禧元年（1017），王旦薨于相位。寇準與王旦之間的恩恩怨怨，都隨王旦的去世而煙消云散。寇準以使相出掌外藩，地位已高于一般的執政。因此，其能否再度成為宰相，已不需要誰來特別推薦了，而是要取決于朝廷中政治角逐及其平衡的結果。而處于政治失意之中的寇準，雖然吟詩作文，聲稱習老莊隱林泉，但實際上一刻也沒忘重返朝廷，再執政柄。他在判永興軍期間，正如自己在詩中所吟：“終年深隱養天機”，[85]一直在等待機會。

　　寇準在永興軍等待了整整四年，到天禧三年，終于機會來臨了。這是一個人造的機會。永興軍內有個叫朱能的巡檢，勾結內侍周懷政偽造了天書。寇準為了迎合熱中此道的真宗，上奏云天書降于乾佑山中。

　　關于這次天書出籠的經緯，《長編》卷九十三天禧三年三月乙酉條有明確記載：

　　入內副都知周懷政日侍內廷，權任尤盛，附會者頗眾，往往言事獲從。……性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家廝養，性兇狡，遂賂其親信得見，因與親事卒姚斌等妄談神怪事以誘之。懷政大惑，援引能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于終南山修道觀與殿直劉益輩造符命，托神靈言國家休咎，或臧否大臣。時寇準鎮永興，能為巡檢，賴準舊望，欲實其事。準性剛強好勝，喜其附己，故多依違之。是月，準奏天書降乾佑山中。

　　寇準上奏天書始末，史籍頗有聚訟。《宋史·寇準傳》載：“天禧元年，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頒，命準上之。’準從，上其書。”以前，我研究王旦時，對這條史料頗為懷疑。因為以王旦之為人及其處事作風，似不至如此行事。后來讀到李燾對此事的辨誤，其惑始解。其云：“劉攽作《寇準傳》云，朱能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寇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乃使周懷政諭準。準始不肯。而準婿王曙居中與懷政善，曙固要準，準乃從之。按，王旦死于天禧元年正月，而準上天書乃三年三月。攽誤甚矣。或欽若實為此，非旦也。”[86]由此可知，《宋史·寇準傳》源自劉攽所撰，其時已將時間弄錯，故將說真宗之事誤植于王旦頭上。據李燾推測，其人可能是王欽若。這種推測不無道理。王欽若在大中祥符之際，為天書的始作俑者。此人又與寇準不和，知寇準素不信天書之類的把戲，故意讓寇準奏上，以此來羞辱寇準，讓寇準難堪。

　　而對于寇準來說，則有自己的打算。他沒有拒絕奏天書，或許如劉攽所記，有其婿王曙說項的因素。但從根本上說，他也不想拒絕此事，而是打算以此事為媒介，重新獲寵于真宗，與真宗達成新的統一戰線，從而再次成為宰相，入主中書。我這樣說并不是沒有根據的推測，而是有類似的事可以舉為旁證的。早在天禧元年，判永興軍寇準就上言說：“部內民稼，蝗傷之后，莖葉再茂，蝗多抱草死。”[87]或許有個別一兩處這樣的現象，但總的來說是不經之談。寇準之所以上奏匯報，不外是想取悅于喜好怪力亂神的真宗。不料真宗只關心能有助于說明其正統地位的怪力亂神，對蝗蟲是否抱草死并不感興趣。因而，寇準的上奏也就沒了下文。但此事畢竟反映了寇準的某種用心。而這次又冒出一份天書來，寇準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了。我想，即使沒有王欽若的小動作，沒有周圍人的勸說，寇準也會主動上奏的，而不會理會是否真偽。

　　不過，“趨時事已非”，[88]天禧已非大中祥符，早年間鬧哄哄的降天書，封泰山，祀汾陰，搞得勞民傷財，人心已倦。所以，這次天書一降，“中外咸識其詐，上獨不疑”。[89]但由于寇準以其使相的地位奏上天書，與真宗站到了同一立場，等于在重新入相的政治角逐中爭取到一個舉足重輕的籌碼。加之此時的宰相王欽若由于頗致人言，因而真宗也變得不大信任他了。“欽若恩遇浸衰”。[90]當此之時，寇準一上天書，果然奏效。十來天后，即被召赴闕。[91]這次寇準進京，可不是像他罷相一年后真宗把他召來聊天解悶然后又打發回去那樣，而是將要委以重任。果然，到了六月份，前腳讓宰相王欽若走人，后腳任命寇準為相，前后相隔不到四天。

五

　　天禧三年（1019），寇準取代王欽若成為宰相，這是他三起三落之后的再度出山。或許他暗自得意略施上天書之小技而智取相位，殊不知等待著他的將是更大的跌落，更大的悲劇。這次的跌落將使他一落千丈，直至人生的谷底，凄凄慘慘，遠流他鄉，成為孤魂野鬼，大起大落的一生，以悲劇落下帷幕。這一切，均為寇準所始料不及。

　　寇準此次入相，已屆真宗末期，中央政治的安定程度已遠非他以往出入中樞時可比，幾近于混亂狀態。帝政、后黨以及執政集團內外，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形勢異常復雜。此時攪進去，猶如林沖誤入白虎堂，悲劇便已注定。因為局勢遠遠不是政治家智商較低的寇準所能周旋應付得了的。其實，在這次寇準應召進京之前，已有謀士幫他進行了分析，作了勸告。史載：“寇準自永興來朝，準將發，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入見即發乾佑天書詐妄之事，尚可全生平正直之名，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為宰相。’準不懌，揖而起。君子謂準之卒及于禍，蓋自取之也。”[92]這里，謀士為寇準設計了三種方案，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應召途中稱病不進京，要求做地方官，避開朝廷的是是非非。中策是赴朝后主動承認奏上的天書是假的，做個系鈴解鈴人，從道義上保全晚節。下策乃是入朝為相。結果，一心想要東山再起的寇準根本聽不進謀士的意見。所以，人們認為寇準后來的悲劇是禍由自取。

　　政治家的能力與智商固有高低，其實對于政治家的前途來說這并不至關緊要。因為在政治家的周圍總有許多謀士幕僚，只要不剛愎自用，善于傾聽他們的意見，總可以彌補政治家本身在智力與能力上的不足，甚至可以挽回一些行為上的失誤。前面說過，寇準的性格并不適合做政治家，尤其不適合做政治領袖。早在“澶淵之盟”以前，寇準的謀士就認為他不宜為相。不過那時是從寇準處理不好君臣關系的角度說的。這次謀士勸阻其入相，則完全是從回避朝廷矛盾，保全晚節而言。上次寇準未納忠言，尚能稱贊謀士有“深識遠慮”。這次寇準不受忠告，居然怒氣沖沖。其剛愎自用的程度，正應了以前真宗在罷寇準樞密使時所說：“今觀所為，似更甚于疇昔。”

　　不能說寇準是官迷心竅，利令智昏，應當說長期的政治生涯已將其人性扭曲變形，而本人則毫無意識。或許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人發明了工具，到后來工具卻改變了人，即所謂人性的異化。在寇準的思維中，直到生命的終點，只有這一條路可走，此外別無選擇。當然，寇準的再度出山，也不盡是出于個人得失之考量，從積極的角度看，似乎可以說還有一種試圖挽回王旦死后朝廷頹勢的責任感在內。這種責任感驅使著他不顧個人安危，再奪相印。

　　與寇準拜相的同一天，丁謂亦再次進入中書成為參知政事。本來，對寇準來說，在朝廷最大的政敵應當是王欽若。當年他曾以孤注之說向真宗進讒，將寇準扳倒。后來兩人勢同水火，在朝廷你來我走，互相回避。以前，寇準罷樞密使，王欽若接任，本當一同拜謝真宗。但王欽若則提出各自分別拜謝，以避免見到寇準。[93]這次在寇準拜相之前，王欽若已被打發走，遠離朝廷，對寇準已構不成威脅。然而命運似乎偏偏與寇準作對，又給這個本來就不善處理人際關系的蹩腳政治家樹立了新的對立面。當然，這也不能全然抱怨天道不公，路畢竟是寇準自己走的。

　　寇準作為政治家，卻素無知人之明，觀察人僅停留于直觀表面，而自己對人的喜怒好惡，則每每形于顏色。丁謂其人，的確有才干。少時曾以文謁著名文人王禹偁，“禹偁大驚重之，以為自唐韓愈柳宗元后，二百年始有此作”。[94]入仕后曾出任三司使，作《景德會計錄》，亦頗見理財之績。也許是看重丁謂的才干，寇準當年與丁謂關系很好。在他的同年李沆為相時曾屢次向李沆推薦丁謂，而不為李沆所重用。《宋史》卷二八二《李沆傳》載：“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于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后悔，當思吾言也。’準后為謂所傾，始伏沆言。”古來向有相人之術，尤盛于魏晉之間。即由人的骨相、面相即可推知其人品及命運。這也許并非全然屬無稽之談，沒有道理。正史野乘的記載，似乎也并不盡是載筆者的渲染夸張。對某個人，往往在沒有充分觀察某人的言行之前，有人就推知其人品以及將來的作為與命運，而經后來所證實，居然每每若合符契。沒有記載證明李沆精曉此術，但《宋史》卻的確記載“錢若水有人倫鑒”，[95]一見王旦，就驚其有宰相器。后來，王旦果然在真宗朝為相達十二年之久。可見無論魏晉，于宋亦流行此術。李沆與寇準一席話，看似輕松，實際上說得相當沉重。而當寇準與丁謂共政之時，丁謂已被公論冠以“五鬼”之一的惡名。此亦可見李沆當年之明察。而寇準后來為丁謂所迫害，更令人驚服李沆之先見。

　　寇準當年欣賞丁謂，與之關系不錯，本可以在同一個執政集團中和衷共事。不過，寇準卻是個眼里容不得沙子的耿直之輩。以丁謂之言行處事，很快為寇準所看不慣。而以寇準的性格又不可能掩飾其不滿。丁謂倒是在共事之初對寇準恭敬有加，但這樣做有時反而更增加了寇準的鄙視。史載：“謂在中書事準甚謹。嘗會食，羹污準須。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須耶？’謂甚愧之。由是，傾誣始萌矣。”[96]同樣記載此事的《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四《丞相萊國寇忠愍公》說寇準“恃正直而不虞佞巧”。寇準如此羞辱丁謂，確實會在丁謂的心里埋下仇恨的種子。可以想像，在寇準與丁謂在中書共事期間，類似的事情肯定不止這一件。仇恨由積累到爆發有一個過程。經過了一定過程，遇有適以爆發的機會，就會爆發，這是勢所必然。

　　丁謂報復寇準的機會是伴隨著一場宮廷政變來臨的。就在寇準入相的天禧三年，真宗患上中風，不僅說話不利落，而且神智也有些恍惚。因此，在真宗不能處理日常政務的情況下，“政事多中宮所決”，[97]即政務在經過皇帝這道必要的程序時，多由真宗劉皇后代為處理。這就使頗喜歡干預政事的劉皇后權力驟然增大，而且也給朝廷的政治派系的角逐與重新組合提供了新的機會與可能。

　　寇準不是看不出劉皇后權力增大的政治形勢，但寇準似乎有些瞧不起這個出身寒微的女人。當年，真宗準備立劉氏為皇后時，寇準就提出過反對意見。史載：“真宗將立劉氏，萊公(寇準)及王旦、向敏中皆諫，以為出于側微不可。”[98]這件事肯定已使成為皇后的劉氏懷恨在心。偏偏就在劉氏權勢日增之時，寇準又做了件蠢事。“劉氏宗人橫于蜀，奪民鹽井。上以皇后故，欲赦其罪”。這時寇準則堅持要求法辦。結果，“重失皇后意”，[99]深深地得罪了劉氏。本來就有齟齬，現在又如雪上加霜。新仇舊恨，徹底把劉氏推到了寇準敵對勢力的一方。說寇準做蠢事，是從政治斗爭的角度而言，從道德上說，寇準在這件事上并沒有錯。但政治斗爭并不以道德人格論是非，而是以成敗論英雄。這就是政治斗爭的殘酷無情處。

　　當時朝廷的政治形勢，盡管劉氏權勢增大，但畢竟處于宮內，在發號施令上，則不如宰相有力。因為從業已形成的政治傳統上，宰相主政，皇帝則基本上是實施名義上的裁決權來支持宰相主政。在皇帝與宰相之間，很少有尖銳對立。因此，當時中書內寇準與向敏中兩個宰相，在權力上足以敵過劉氏，至少可相抗衡。但暫時的平衡很被打破了。首相向敏中于天禧四年（1020）三月薨于相位。[100]向敏中當是寇準重要的同盟，寇準的再入相，因為并不是真宗一個人能完全做主的事，至少是得到過宰相向敏中的首肯，甚至是推薦。而向敏中的去世，則使政治天平開始傾向于寇準敵對勢力一方。從寇準入相到罷相整整一年期間，朝廷執政大臣狀況如下表（據《宋史·宰輔表》制作）：

人名	中書	樞密院	就任時期	備注
向敏中	首　相	?	大中祥符五年～	天禧四年三月卒
寇　準	宰　相	?	天禧三年六月～	天禧四年六月罷
曹利用	?	樞密使	天禧二年六月～	天禧三年十二月前知樞密院事
李　迪	參知政事	?	天禧元年九月～	?
丁　謂	參知政事	?	天禧三年六月～	天禧三年十二月后為樞密使
任中正	?	同知樞密院事	天禧元年九月～	天禧三年十二月后為樞密副使
周　起	?	同知樞密院事	天禧元年九月～	天禧三年十二月后為樞密副使
曹　瑋	?	簽書樞密院事	天禧四年正月～	?

　　對上表中的執政大臣，我們姑且以對寇準的態度為標準，略作分析。

　　向敏中，如上所述，當屬擁寇派。

　　曹利用，早在“澶淵之盟”時，寇準就與其有過從。不過，對曹利用來說，那是并不愉快的過從。“澶淵之盟”時，曹利用作為和談使者出使契丹軍中，當時為宰相的寇準曾威脅曹利用，說如果應允歲幣數超過三十萬就殺了他，嚇得“利用股栗”。就是這個曹利用，十年后寇準再入朝廷任樞密使時，居然也被任命為樞密副使，與寇準共事。不過，寇準一直瞧不起這一介武夫。史載：“準為樞密使，曹利用副之。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輒曰：‘君一夫爾，豈解此國家大體耶？’利用由是銜之。”[101]所以說，曹利用對寇準積怨頗深，是寇準反對派的主將。

　　李迪，《宋宰輔編年錄》卷三說：“李迪與準同在中書，事之甚謹。”而且，在當初真宗立劉氏為皇后時，同寇準一樣是個反對派。史載：“初，上將立章獻后，迪屢上疏諫，以章獻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獻深銜之。”[102]由于這個因素，李迪當可以列入寇準陣營。

　　丁謂，自不待言，是寇準反對派的主帥。

　　任中正，“素與丁謂善，謂且貶，左右莫敢言，中正獨救謂，降太子賓客、知鄆州”。[103]由于有這一層關系，任中正當屬于寇準反對派。

　　周起，與寇準過從甚密。“起素善寇準。準且貶，起亦罷為戶部郎中、知青州”。周起“嘗與寇準過同列曹瑋家飲酒，既而客多引去，獨起與寇準盡醉，夜漏上乃歸”。[104]因此，周起當為擁寇派。

　　曹瑋，明確被丁謂指為寇準黨。“宰相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己，指為準黨”。[105]

　　歸納上述分析，寇準陣營：向敏中、李迪、周起、曹瑋；丁謂陣營：曹利用、任中正。此外，代掌王言的翰林學士楊億與錢惟演，分別屬于寇準陣營和丁謂陣營。

　　從表面的力量對比看，似乎兩個陣營彼此彼此，難分軒輊。但寇準陣營在向敏中死后則勢力大失。最主要的是失去了與皇權的平衡，這就給了反寇派以可乘之機。而朝廷中一些見風使舵之人，也紛紛投靠向丁謂陣營。史載：“翰林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離之，與講姻好。而惟演女弟實為馬軍都虞候劉美。時上不豫，艱于語言，政事多中宮所決。謂等交通詭秘，其黨日固。”[106]這就是當時的政治形勢。

　　在相權與皇權的平衡上，向敏中死后，由于真宗病重，劉氏勢力日增，明顯失衡。由于缺少制衡劉氏的力量，又由于寇準陣營往日與劉氏的糾葛，使劉氏自然傾向了丁謂一方。因此，寇準陣營決計建立新的皇權與相權的聯盟，以期達到新的平衡。

　　寇準行動的第一步是利用真宗尚能起到的作用。他找機會與真宗單獨談話，來說服真宗請年幼的皇太子監國，或是讓位于皇太子，以便他們利用皇太子的名義來制衡劉氏及反對派，挾天子以令諸侯。史載：“準嘗請間曰：‘皇太子人望所屬，愿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以固萬世基本。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愿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上然之。”[107]雖然此時的真宗，神智時而清醒，時而胡涂，但人對決定自己一生命運的大事是會永遠銘記的。直至生命的末期，真宗也自然會記得當年寇準向太宗推薦他繼承皇位之事。這是他對寇準信任的源泉，也是他雖不滿意寇準的性格，但又終不見棄的根本原因。盡管身患重病，但真宗也不滿劉氏干預朝政。“天禧末，真宗寢疾，章獻太后漸預朝政，上意不能平”。[108]有鑒于此，并且在與真宗談話后，“上然之”，就等于拿到了尚方寶劍，寇準集團的計劃是，“廢章獻，立仁宗，尊真廟為太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如果事情成功，不僅會打敗敵手，平彌朝廷政爭，而且寇準也會因此而成為擁立兩朝君主的元勛。這對他權力的穩固具有重要意義。為此，寇準聯絡了不少人，“引李迪、楊億、曹瑋、盛度、李遵勖等協力”。在“處畫已定”之后，“凡誥命盡使(楊)億為之”。[109]“億畏事泄，夜屏左右為之辭，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110]

　　盡管事情進行得如此隱密，最終政變還是功虧一匱。問題就出在寇準身上。他在飲酒忘情之際，不慎失言，泄漏了機密，被丁謂的黨羽聽到，立即跑去報告丁謂。丁謂則慌慌忙忙半夜坐牛車趕到其黨羽曹利用家商量對策。“且將舉事，會公(寇準)因醉漏言，有人馳報謂。謂夜乘犢車往利用家謀之”。第二天，“利用入，盡以萊公所謀白太后。遂矯詔罷公政事”。[111]《長編》卷九十五天禧四年（1020）六月丙申條記寇準事敗罷政之事頗詳：

　　謂等益懼，力譖準，請罷準政事。上不記與準初有成言，諾其請。會日暮，召知制誥晏殊入禁中，示以除目。殊曰：“臣掌外制，此非臣職也。”乃召惟演。須臾，惟演至，極論準專恣，請深責。上曰：“當與何官？”惟演請用王欽若例，授準太子太保。上曰：“與太子太傅。”又曰：“更與加優禮。”惟演請封國公，出袖中具員冊以進上，于小國中指萊字。惟演曰：“如此，則中書但有李迪，恐須別命相。”上曰：“姑除之。”殊既誤召，因言恐泄機事，臣不敢復出。遂宿于學士院。及宣制，則非殊疇昔所見除目。

　　由這段記載可知，寇準罷相，是丁謂集團反擊的結果。代王言的錢惟演所起的作用尤為重要。據宣制與晏殊最初所見除目不同這一點來看，錢惟演在其中又搞了名堂。同時他還試圖說服真宗，乘機將丁謂推上相位。可見，筆桿子的作用亦不可小視。

　　丁謂、錢惟演等人對寇準進行了激烈攻擊，攻擊的陣營中恐怕還包括劉皇后在內。在這種形勢下，不管真宗是否與寇準有成諾在先，也無力扭轉局勢向有利寇準的方向發展。他所能做的，只能是盡可能地維護寇準的一部分利益。比如，錢惟演請求授寇準“太子太保”，真宗則提議授以“太子太傅”，并要求“更與加優禮”。寇準被罷相后，也沒有立即讓他離開朝廷，僅是以太子太傅歸班而已。由此均處處可見真宗對寇準的回護之意。真宗的態度以及寇準尚在朝廷的現實，都令丁謂集團不安。他們擔心寇準會卷土重來。因此，加強了對寇準的攻勢。“翰林學士錢惟演又力排寇準，曰：‘準自罷相，轉更交結中外，求再相，兼亦聞有人許以再用，不如早令出外。準朋黨盛，王曙又其女婿，作東宮賓客，誰不畏懼？今朝廷人三分，二分皆附準矣。’”在錢惟演等人的壓力下，真宗只得“以李迪為宰相，馮拯為樞密使”。但“迪既為宰相，準為太子太傅、萊國公如故”。后來，真宗在受到更大的壓力的情況下，盡管對丁謂一黨的主要人物，“擢丁謂首相，加曹利用同平章事，然所以待寇準者猶如故”。

　　面對丁謂一黨的攻擊，寇準盡管處于不利地位，但也并不是束手就擒，毫無反抗。從上述錢惟演對寇準的攻擊中，亦可略見寇準四處活動之一斑。此外，史載：“謂等謀益深，準亦對上言謂及利用等交通蹤跡，又言臣若有罪，當與李迪同坐，不應獨被斥。上即召迪至前質之。二人辯論已久，上意不樂。迪再三目準令退。及俱退，上復召迪入對。作色曰：寇準遠貶，卿與丁謂、曹利用并出外。”看來，寇準困獸猶斗，目的就是要玉石俱焚，大家一起離開朝廷。真宗在召見李迪之后，“更詔謂入對。謂即除準節鉞，令出外，上不許”。由上可以看出，丁謂等人一系列行動的目的，就是想把寇準逐出朝廷，但真宗就是不為所動，丁謂一伙也就遲遲達不到目的。在朝廷中，寇準的存在，對他們就是最大的威脅。

　　現在，無法弄清的是，導致寇準徹底被遠貶的原因，究竟是出自寇準集團自己的行動，還是出自丁謂等人的陷害。即在真宗召見李、丁二人后的第三天，“楊崇勛等遂告變，入內副都知周懷政謀殺謂等復相準，事覺伏誅”。但即便如此，寇準在又過了三天才被貶出朝廷，降授太常卿、知相州（今河南安陽）。

　　寇準被貶出朝廷后，丁謂便開始著手清除朝中寇準一黨。“朝士與寇準親厚者，丁謂必斥之”。周起、曹瑋相繼被罷執政。同時，“謂等不欲準居內郡，白上欲遠徙之”。于是，“上命知小州。謂退而署紙尾曰：奉圣旨除遠小處知州。”對于丁謂公然篡改圣旨，當時朝廷中地位最高的寇準一黨的代表人物李迪抗議說：“向者圣旨無遠字。”丁謂則氣勢兇兇地說：“君面奉德音，欲擅改圣旨以庇準耶？”史載“二人忿斗，蓋自此始”。而后寇準又相繼由知相州徙知安州（今湖北安陸），又貶道州（今湖南道縣）司馬。在真宗去世后，又被貶為雷州（今廣東海康）司戶。最終死于被稱為天涯海角的煙瘴之地。

　　從寇、丁兩黨的激烈角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傳統政治的派閥性的一面。這是中國傳統政治的最主要特征之一。過去，我也屢屢言及皇權與相權之爭[112]。其實，這種權力之爭，遠不如黨爭之酷烈。而且，即便是皇權與相權之爭，隱伏著的依然是黨爭，是黨爭的曲折的表現形式。在黨爭中，皇帝并不能超然物外，也不能主導黨爭，而只能為黨爭所左右，成為某一派閥的利用工具。正如寇準權盛時可以左右真宗一樣，丁謂權盛時，同樣也可以左右真宗。史載：“自準罷相，繼以三絀，皆非上本意。歲余，上忽問左右：‘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對。”[113]在黨爭中，可以說許多事“皆非上本意”，皇帝處于被動地位。盡管如此，皇帝卻是黨爭中一個舉足重輕的砝碼。誰與皇帝結成同盟，誰掌握了皇帝，誰就在黨爭中獲得了主動，增大了取勝的機率。寇準幾起幾落，在黨爭中取勝或失敗，無一不是與皇權的結盟或脫節有關。寇準最后這次慘敗，則是在真宗病重的特殊情況下，由于歷史上的糾葛，無法與皇權的實際代理人劉皇后結成同盟有相當大的關系。這決定了他無法獲得擊敗對手的“尚方寶劍”，而對方則用這把“尚方寶劍”，將其輕而易舉地擊敗。

結語

　　在司馬遷的《史記》之后的正史中，便很難再見到有血有肉的生動的人物形象了。歷朝史家筆下的歷史人物，或是善的天使，或是惡的魔鬼。總之，大多成了載筆者的某種道德說教的過去時的現身說法。即便是收入一些不善不惡之輩，亦不過是干巴巴的生平大事記，毫無一絲生氣，活像出土的“木乃依”，很少能見到鮮明的個性。我想，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固然可以從史學史的角度，去探討史家的筆法。但似乎也不能把原因完全歸咎于歷代的史家。這里似乎還有一個社會因素。自漢以后，儒家說教倫理定于一尊。正面教育也好，潛移默化也好，都把全社會的人向溫文爾雅的方向引導，從而形成了一定的社會規范。人們只能在規范內，行不逾矩。如果哪個人個性過強，則很難為社會所容。而在傳統的派閥性政治的環境下，無論是皇帝也罷，大臣也罷，都不容有太強的個性。寇準是在傳統社會中生出的例外。他個性鮮明，無論是長處還是短處都同樣突出。事物的辯證法常常如此，眾人皆醉我獨醒，變例有時較之常例反倒能在一時成就大事。比如，“澶淵之盟”，如果放到循規蹈矩的王旦身上，則肯定成就不了寇準那一番事業。不僅是王旦不可能有寇準那樣的作為，就是比王旦有魄力的大臣，也難以像寇準那樣揮灑自如地“左右天子”。所以，張詠曾如此評價寇準說：“使公治蜀，未必如詠。至澶淵一擲，詠亦不敢也。”[114]寇準與真宗之間，得君與失君，皆主要由其個性所致。從根本上說，有太強的個性是不可能在派系叢生的政治角斗場上站住腳的。寇準在特定的時期內可以屢屢得志于一時，但一生卻吃盡了苦頭，付出了相當沉重的代價。

　　然而，拋開寇準個人的遭遇，從客觀上說，在真宗作為第一代正常繼統的皇帝君臨的時代，寇準以其強烈的個性，我行我素的作風，有力地左右了君主的行為，為后世的君臣關系作了規范。使得后來的宰相大臣，溫文爾雅也罷，專橫強權也罷，都有成規可循，不必從頭做起。這似乎也可以說是寇準的個性所帶來的客觀意義吧。而寇準之所以能以正面形象廁身于宋代士大夫之列、廁身于當世與后世的史冊中，也正是由其性格所致。前面提到的張詠，與寇準是同一年的進士，他在比較了他的各位同年的作為之后，說：“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115]這當是因個性而在政界吃盡苦頭的寇準，足以感到寬慰的評價吧。

注釋：

[1]《寇忠愍公詩集》，常見版本有《四部叢刊》三編本。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2冊卷89～91收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2]《寇忠愍公詩集》卷上《述懷》。

[3]參見現存兩種宋代進士登科錄《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寶祐四年登科錄》。

[4]《宋史》卷二八一《寇準傳》，中華書局1977年點校本。

[5]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四之二《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四部叢刊本。

[6]此據《東都事略》卷四一《寇準傳》載“五年不得代”，然《名臣碑傳琬琰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上集卷二載《寇忠愍公準旌忠之碑》則記作“三年”，疑誤。

[7]《長編》卷三○，端拱二年七月己卯。

[8]《長編》卷三○，端拱二年七月己卯記作“左正言”。

[9]《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卷二載《寇忠愍公準旌忠之碑》。

[10]《寇忠愍公詩集》卷上《述懷》。

[11]《寇忠愍公詩集》卷中《書懷寄唐工部》。

[12]《宋史》卷二八一《寇準傳》。

[13]《長編》卷三八，至道元年八月壬辰。

[14]《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四之二《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15]《長編》卷三二，淳化二年四月辛巳。

[16]《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四之二《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17]《長編》卷三四，淳化四年六月壬申。

[18]《長編》卷三六，淳化五年九月乙亥。

[19]《長編》卷三七，至道元年四月戊子。

[20]《宋史》卷二八一《呂端傳》。

[21]《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四之二《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22]以上引文均見《長編》卷三七，至道元年四月癸未。

[23]《長編》卷四○，至道二年七月丙寅。

[24]以上引文均見《長編》卷四○，至道二年七月丙寅。

[25]《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之七一，中華書局影印本。

[26]《寇忠愍公詩集》卷中。

[27]《寇忠愍公詩集》卷上《秋夜獨書勉詩友》。

[28]《宋史》卷二八一《寇準傳》。

[29]《長編》卷四七，咸平三年五月丁亥。

[30]注文見《長編》卷四七，咸平三年十一月甲午。

[31]《長編》卷五五，咸平六年十一月己亥。

[32]《宋史》卷二八一《寇準傳》。

[33]《宋史》卷二八一《畢士安傳》。

[34]《長編》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乙亥。

[35]《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四之二《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36]《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四之二《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37]《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四之二《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38]《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四之二《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39]《長編》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丁酉。

[40]《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四之二《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41]《涑水記聞》卷六。

[42]《長編》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戊戌。謝安事跡見《晉書》卷七九《謝安傳》。

[43]以上均見《宋史》卷二八一《寇準傳》。

[44]《宋史》卷二八一《寇準傳》。

[45]《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四之二《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46]《長編》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丁亥。

[47]《舊五代史·晉書》卷七八《高祖本紀》內《舊五代史考異》：“(會同二年)八月己丑，晉遣使貢歲幣，奏輸戌、亥二歲金幣于燕京。”

[48]《長編》卷七○，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癸未。

[49]《宋史》卷二八一《畢士安傳》。

[50]《長編》卷四七，咸平三年十一月辛卯注。

[51]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六，1989年中華書局點校本。

[52]《范文正公集》卷五《楊文公寫真贊》。

[53]《宋會要輯稿·帝系》九之二七。

[54]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七，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

[55]《長編》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戊戌。

[56]《涑水記聞》卷六。

[57]《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四之二《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58]《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四之二《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59]《長編》卷六○，景德二年五月己未。

[60]《長編》卷五九，景德二年三月己巳。

[61]《長編》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三月戊戌。

[62]《長編》卷七六，大中祥符四年十月戊辰。

[63]《宋史》卷二八一《畢士安傳》。

[64]《長編》卷六四，景德三年十一月己未。

[65]《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三。

[66]《寇忠愍公詩集》卷中。

[67]《寇忠愍公詩集》卷中《夏夜閑書》。

[68]《寇忠愍公詩集》卷中《秋》。

[69]《寇忠愍公詩集》卷中《初到長安書懷》。

[70]《長編》卷六五，景德四年二月載：“戊寅，刑部尚書、知陜州寇準來朝，召之也。留浹旬，還任。”

[71]降天書封禪的起因，參見《長編》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條記載。

[72]事見《宋會要輯稿·儀制》七之一。

[73]《長編》卷七○，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辛亥。

[74]《長編》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戊戌。

[75]《長編》卷七八，大中祥符五年九月癸酉。

[76]《長編》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己卯。

[77]寇準何時遷兵部尚書，《長編》未載。《宋史》卷二八一《寇準傳》載：“祀汾陰，命提舉貝、德、博、洛、濱巡檢捉賊公事，遷兵部尚書。”

[78]《長編》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丙寅。

[79]《宋史》卷二八一《畢士安傳》載：“(畢士安)凡交游無黨援，唯王佑、呂端見引重，王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由于畢士安的關系，恐怕寇、王二人很早即是友人。

[80]《長編》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戌。

[81]趙善璙《自警編》卷一。

[82]《宋史》卷二八二《王旦傳》。

[83]以上引文均見《長編》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戌。

[84]《五朝名臣言行錄》卷二之四《丞相王文正公（旦）》。

[85]《寇忠愍公詩集》卷中《和趙瀆監丞贈隱士》。

[86]《長編》卷九三，天禧三年三月乙酉李燾注。

[87]《長編》卷九○，天禧元年七月庚戌。

[88]《寇忠愍公詩集》卷中《和趙瀆監丞贈隱士》。

[89]《長編》卷九三，天禧三年三月乙酉。

[90]《長編》卷九三，天禧三年六月甲午。

[91]據《長編》卷九三，天禧三年記載，寇準三月末上天書，四月丁酉(十日)即被召進京。

[92]《長編》卷九三，天禧三年五月甲申。

[93]事見《宋會要輯稿·禮》五九之四。

[94]《宋史》卷二八三《丁謂傳》。

[95]《宋史》卷二八二《王旦傳》。

[96]《長編》卷九三，天禧三年六月戊戌。

[97]《長編》卷九五，天禧四年六月丙申。

[98]《涑水記聞》卷七。

[99]《長編》卷九五，天禧四年六月丙申。

[100]事見《宋史》卷二一○《宰輔表》。

[101]《長編》卷九五，天禧四年六月丙申。

[102]《宋史》卷三一○《李迪傳》。

[103]《宋史》卷二八八《任中正傳》。

[104]引文均見《宋史》卷二八八《周起傳》。

[105]《宋史》卷二五八《曹瑋傳》。

[106]《長編》卷九五，天禧四年六月丙申。按，劉美為章獻皇后之兄。傳見《宋史》卷四六三。

[107]《長編》卷九五，天禧四年六月丙申。

[108]《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四之二《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109]《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四之二《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110]《長編》卷九五，天禧四年六月丙申條。

[111]《宋朝事實類苑》卷一一《寇萊公》。

[112]參見拙文《論宋代相權》(《歷史研究》1985年第2期)、《論宋代皇權》(《歷史研究》1989年第1期)、以及以下日文雜志所載《皇帝權力再論——兼答富田孔明》(《東洋文化研究》1999年創刊號)、《皇帝權力再論(之二)——思想史的視角》(《東洋文化研究》2001年第3號)。《“祖宗不足法”——論王安石新法》(《中國》2002年第12期)、《徽宗與蔡京——纏繞的權力》(《亞洲游學》2004年第64期)。

[113]以上引述均據《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三。

[114]《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四之二《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115]《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四之二《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作者單位：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