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史稱武帝因董生言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自此儒學一家獨大。持此論者固已多矣。然余查檢舊史，征諸史實，自覺武帝因董生言復古更化為是，若謂自此儒學一家獨大，為政府之立國根本，則深不以為然。縱儒學于武帝后日顯，因其以“術”之面貌表征于內外，難脫儒表法里之譏。此論前賢多已揭示，而前賢持論之基石，多本于思想史而言，未能與武帝世政策之實際施行相結合。本篇則志矯此弊，以溫公《通鑒》為經，輔之以馬、班二史為緯，庶幾有一二可見教于當世方家，果此足矣！

　　【關鍵詞】漢武帝；儒表法里；儒生；酷吏

一、儒術因緣而興為世風之使然

　　武帝之雄才大略，于其初即位時即已表露無遺。檢《漢書·武帝本紀》云（《資治通鑒》此事載之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此日期之差異于下文有關，故在此補明，可以參注（11）：

　　建元元年，冬，十二月，詔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1]

　　建元元年，武帝年方十七，初即位，即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并可丞相之奏，罷治申、商、韓、蘇、張之言者，其意義之重大，無怪乎被后治史者稱為“武帝即位辟頭第一聲，其一朝措施，即已于此露其征兆，定其準的”。[2]于此當注意者，即衛綰所奏罷之治申、商、韓、蘇、張之言者，皆法家縱橫家者也。然世謂漢興之七十年，承秦之弊，行修養生息之治，國力大振。《史記·平準書》述漢武帝初年情形云：

　　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栗，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后絀恥辱焉。[3]

　　依上言，則后世史家盛稱之文景之治，亦實矣。[4]然導其盛者，則首推黃老無為之影響，其時君臣，率尚黃老，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云：

　　漢初，黃老之學極盛。君如文景，宮闈如竇太后，宗室如劉德，將相如曹參、陳平，名臣如張良、汲黯、鄭當時、直不疑、班嗣，處士如蓋公、鄭章、王生、黃子、楊王孫、安邱望之等皆宗之。東方朔戒子，以“柱下為工”，亦宗黃老。[5]

　　然考漢初黃老之實質，“仍然是嚴酷而毫不放松控制與鎮壓的‘法治’”。[6]若結合上述衛綰所奏罷之治申、商、韓、蘇、張之言者，則可知衛綰所奏罷者，其實則為黃老刑名也。（恐以包括黃老刑名為妥）此開武帝世新興勢力與黃老刑名斗爭之始也，然亦僅開大幕之一角也。其續者，則更烈更廣也。檢《資治通鑒》卷十七漢紀九略云：

　　（武帝建元元年）夏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以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玢為太尉。上雅向儒術，嬰、玢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為御史大夫，蘭陵望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如何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7]

　　同書同卷又云：

　　（建元二年）太皇竇太后好黃老也，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陰術得趙綰、王臧奸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丞相嬰，太尉玢免，申公亦以疾免歸。[8]

　　上引武帝建元元年、二年故事，足證武帝世新興勢力與黃老刑名斗爭之激烈也。據元年條，則上文所謂武帝世新興勢力為儒家者，無須多辯。在此新興儒者之激勵下，武帝后來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以及改正朔、易服色、興禮樂、行封禪等一系列復古更化，則不難理解，而儒術之獨尊，亦似乎不言自明。然若細讀二年條，則知新興儒者與黃老刑名者之沖突，危及于公卿相侯之榮辱性命，則若將此一沖突，局限于所治之思想史，殊難以服人也。據二年條所陳，趙綰請毋奏事東宮，東宮者，即漢長樂宮，太后居之，故當時為太皇竇太后所居，則趙綰所奏，與其歸其于儒家之言，不若歸其于政治家言耳。而其背后，則雄才大略之武帝向太皇竇太后之奪權也，此不難猜測。明乎此，則知于此沖突，儒者不過一工具而，其結果，則因為武帝羽翼未豐，嬰、玢下野，綰、臧自裁。若再從當事人角度觀之，縱使嬰、玢、綰、臧不脫儒者之志向，然于武帝而言，政治斗爭與好大喜功之程度，遠大于儒者之志也。然雖上位者動機之不純，反對者力量之強大，然儒學之復興，乃當時風氣使然，無可阻擋也。[9]雖然現在復興之儒學，已并非全為孔門之儒學，此點下文將詳論之，然與現時儒學相較，畢竟“黃、老、申、韓之說，皆起戰國晚世，本以治衰亂，非所以處升平……至于漢武，國力既充，如人之病起，舍藥劑而嗜膏粱，亦固其宜”。[10]因此，雖經竇后一時之打壓，然儒學之復興，亦不可免。后武帝順水推舟，將其歸為己用，順理成章也。然儒學復興為一事，武帝后來大政方針緣飾以儒學為一事，不可將二者視為一體，謂至此儒學一家獨大，為政府之立國根本。讀史者當自明之。

二、儒生與儒表法里政策之構建

　　在此之前，建元元年冬十月[11]，又有董仲舒“天人三策”，此事對漢武世影響巨大，在此當詳論之。《資治通鑒》卷十七漢紀九略云（董仲舒對策，限于篇幅只摘取三策之大概）：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之治道，對者百余人，廣川董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利太學以立于國，設癢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法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至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夫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以上為第一策之基本內容）。臣聞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治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而恥犯其上……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夫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業，教化之本源……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以上為第二策之基本內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故圣人莫不以暗治明，以微致顯……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以……《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辟邪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以上為第三策之基本內容）”天子善其對。[12]

　　上所引文即史書所稱之董仲舒“天人三策”，觀其大概，對比武帝一朝之改正朔、易服色等諸多復古更化之內政，則謂董生此論為武帝一朝之“定國事詔”或“基本路線”，未嘗不可。結合其對策末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辟邪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之日后實際情況，則后世稱武帝因董生言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自此儒學一家獨大，為政府之立國根本，亦非空論。若如此，則余此論文有何立論之空間，所論之儒表法里，又有何立論依據？為解此疑問，在此需一一講明。

　　現還從董仲舒對策末講起，“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辟邪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為武帝日后“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之先聲，然其原因與目的，董仲舒于對策亦已詳明，“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據此不難發覺，禁錮思想學術為其動因也。后世一般史家片言武帝之獨尊儒術，而鮮有論及武帝私其目的者也。正因此，縱使自此儒學一家獨大，亦難脫儒表法里之譏也，僅作為政治之緣飾耳。若言武帝世儒學為政府之立國根本，似乎失之于史也。且檢《史記·秦始皇本紀第六》：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并爭，厚招游學。今天下以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首、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今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13]

　　上所引文為李斯奏請焚書之文，現將其與董生對策末段奏請表彰六經相較，一為焚書，一位尊經，然其實質，則思想學術之禁錮一也。曉乎此，若論秦政焚書為學術文化之大厄，[14]漢武帝尊經為儒學之大顯，則非誅心之論也。讀史者當自明矣。且李斯之“以吏為師”，比起漢武帝所重用之酷吏，小巫見大巫。[15]論及此，則武帝政策之儒表法里，初見端倪矣。董生所謂之“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夫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迎合人主之私欲，無須多論。現再就董仲舒所奏請“表彰六經”進行一番討論，事在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資治通鑒》卷十七漢紀九云：

　　（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16]

　　案：上文曾論及建元元年、二年武帝初即位時與竇太后所代表之黃老思想進行之一番沖突，以武帝之完敗而結束。然而大有為之武帝，經過三、四年之臥薪，羽翼漸豐，反觀將于一年后（建元六年五月）離世之竇太后，則雙方實力之彼消此長，無須多言。且黃老之衰、儒學之興，亦為風氣使然。憑借此天時地利人和，不難想象漢武帝之英氣風發，其置五經博士，即是一例也。今檢《漢書·儒林傳贊》：

　　武帝立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17]

　　此處亦足以討論之。何則《漢書·儒林傳贊》中言立五經博士，而只舉《書》、《禮》、《易》、《春秋》四者乎？錢穆因《漢書·百官表》解釋漢武帝之前之博士

　　為以古通今而設而武帝后之博士獨為經學而設者[18]，較之王應麟以“蓋《詩》已立于文帝時。今并《詩》為五也”[19]作解，更足以服人。且縱是“漢人之尊六藝，并不以為其儒書而尊，而漢人之尊儒，則以其守六經”，且“漢人之尊六藝，特為其古代之王官學”，“故其系六藝而罷百家，若專就朝廷設官之用意言，則亦未見其有所大勝于秦之泯《詩》、《書》而守《家言》也。后世乃專以漢武尊儒為說，又未為得當時之真相矣”。[20]若是言之，則漢武帝世最為后世儒者盛贊之置五經博士，亦非真儒學之復興，而僅僅是漢武帝文化高壓，用今日話來講，則為漢武帝文化之統戰也。而所立五經博士，亦即憑上位者政治之權威，為功名利祿而打壓異己者也，此開漢代今、古文之爭也。然就實質言，非純學術之爭，亦是利祿之爭也。[21]則漢武帝置五經博士為其政策儒表法里之顯證也。

　　現再論董仲舒其人其學，并結合另一位儒者公孫弘一同論之。之所以將二人同論，是因為兩人同因儒學故，顯于漢武帝時，然一野一朝，頗像文景時之賈誼、晁錯，對當今后世有重要影響，故一同論之。檢《漢書·董仲舒傳》：

　　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藝；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22]

　　又《漢書·儒林傳》云：

　　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玢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23]

　　據此，則執董仲舒、公孫弘二人之顯跡，均因《春秋》之對策（上文已言，武帝對董仲舒之對策，欲以政治來禁錮學術文化，《春秋》亦其緣飾耳，則不難推斷公孫弘之治《春秋》，與董仲舒所治者，無甚大差別也。）且董仲舒、公孫弘二人之為人，亦有可非者，先論董仲舒，王充《論衡》[24]云：

　　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于律，無乖異者。然者《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于漢。

　　又馬端臨《文獻通考》[25]云：

　　董仲舒撰《春秋決事比》，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其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類耳。帝之驅下，以深刻為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公羊》、《谷梁》）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

　　再論及公孫弘，《漢書·汲黯傳》云：

　　黯學黃老言，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榮。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26]

　　又《史記·儒林傳》云：

　　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征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業，薛人公孫弘亦征，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27]

　　又《資治通鑒》卷十八漢紀十云：

　　弘每朝會，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于是上察其行深厚，辯論又余，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悅之，一歲中遷至左內史。[28]

　　據上文可言之，董仲舒、公孫弘皆可謂是阿諛取寵[29]，而年輕氣盛、好大喜功之漢武帝，則重用之矣。尤其公孫弘開漢室布衣拜相而后封侯始，而尤可注意者，則為董生緣飾《春秋》而決獄和公孫弘所能緣飾之“儒術”上。前者當在下文漢武帝世酷吏時言之，現就儒學演變成儒術這一進程進行討論。

　　公孫弘之阿諛取寵而緣飾以儒術，可謂儒學演變為儒術這一過程之終結，然考其開始與其過程，則可謂是儒學在當時世風之影響下，與諸子百家融合的過程，而開其端者，則即是荀子。按中國傳統講法，荀子為儒家之代表，然在其身上，“很明顯地可以看得出百家的影響”，[30]漢初大儒賈誼，則為此一過程之后繼。[31]至董仲舒、公孫弘，則為此一過程之終結。然推其實質，則“道、法、陰陽、儒家的合流”。[32]考董仲舒、公孫弘所治之《公羊春秋》，皆非孔子以來儒者之本意，其言多出黃、老，刑名，而仲舒之學，實主陰陽。[33]則此一轉變，儒學之變儒術，離孔子之學遠矣。而其見用于在上者之武帝、公孫弘，陰行千載尤行之秦法政，而緣飾以儒術，后世不可不查也。[34]此為漢武世政策儒表法里之力證也。

三、酷吏與儒表法里政策之實施

　　下面再談及武帝世之酷吏，較之董生、公孫弘諸人，酷吏們更足以表明武帝世法家之本質，考以《史記`酷吏列傳》共酷吏十人，除二人是景帝時，一人始于景帝終于武帝外，其余七人均為始終于武帝世之酷吏，如此酷吏高產之世，后世若謂之獨尊儒術，定會憤激孔子起于九泉之下。而其時酷吏治下之實情如何？《史記·酷吏列傳》云：

　　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仿溫舒服，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功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縟郡太守，殺二千石，為其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吏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余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雖……無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其治與宣相仿，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為左內吏，周為廷尉，其治大仿張湯而善侯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系待問而微見其冤狀……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親故相因，不減百余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余章……廷尉及中都官詔獄了、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余人。[35]

　　此等景象，應為亡秦之續，然之所以不踵亡秦之跡者，則有其緣飾儒術之功耳。據此亦漢武帝政策儒表法里之另一力證也。酷吏中，張湯位居公卿，較為突出，然其所持儒表法里之政策亦為最堅，《資治通鑒》卷十八漢紀十云：

　　（武帝元光五年）上以張湯為大中大夫，與趙禹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36]

　　案：張湯之定律令，用法益刻，一改文景之輕刑之舉也。[37]

　　又同書同卷同紀略云：

　　（武帝元朔三年）是歲中大夫張湯為廷尉。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向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古法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者，與監、史清平者；上由是悅之。湯于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汲黯數質責湯與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38]

　　據此則可知張湯實為刀筆吏也，然觀其與公卿之交，緣飾董仲舒、公孫弘之儒術，陰行奸詐殘酷之法，較之公孫弘阿諛之術，亦不下也。而公孫弘、張湯之結合，前者為大儒，供以緣飾而尸位素餐；后者刀筆吏，陰以法術阿諛人主之歡，其兩者結合實為漢武帝政策儒表法里之最佳表象也。行文至此，若再高談漢武帝時儒術獨尊，則其自欺欺人，不免為當世及后世有識之人笑矣。

　　漢武帝時其它一些復古更化政策，如改正朔、易服色、興禮樂、行封禪等，其起源皆可推及董仲舒對策，然其實質均為于民無利、帝王個人之好大喜功之舉。其雖根源于董仲舒對策，然距董仲舒之初意，亦遠也。對策之空文，只是其緣飾耳。至于漢武帝一世諸多經濟政策如鹽鐵官賣、算緡、均輸、鑄幣、增口賦、鬻爵等，縱使一二政策于客觀上些許有利于民，然其實質，仍為在上者所以滿足其好大喜功之欲望耳，徒擾民也。錢穆將漢武帝一朝財政，視為漢室中衰之原因，確有創見。[39]

結論

　　文行至此可作結語。本文所論，為漢武帝一朝政策之儒表法里，然歸其原因，實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之使然。所謂天時者，蓋盛世之黃老無為不足用，儒術之應運而生也；所謂地利，蓋漢武帝世功臣、外戚、諸侯均已掃平，國內無大患也；所謂人和，蓋大有為之君臣，協大有為之人民，共同奮發也。其結果，于內仍承秦之政，僅加以儒術飾以太平；然于外則馳馬塞北，封狼居胥，奠我華夏民族兩千年之神威也。論及此，則儒表法里，亦不宜厚非也。

　　檢《漢書·元帝紀》云：

　　帝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大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40]

　　宣帝所謂之漢家自有之制度，不知可否斷定為儒表法里，還望就教于當世之賢達。

致謝

　　筆者論史，當盛謝者有二先生。先者錢穆先生，雖已作古然不妨與之神交，拜讀其書折服其論，后學追友圣賢之心，還期九泉之下錢師之認可。再者鄧師子美，道德文章言傳身教，晚生受益匪淺，提攜之恩更非只言片語可表感激者于萬一。已受錢公再傳東林之浩然，期聞鄧師重演國專之幽香，無奈之旁客有如晚生者，于此一并感謝。

注釋：

[1]《漢書·武帝本紀》

[2]《秦漢史》，錢穆著，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88頁。

[3]《史記·平準書》

[4]后世史家對文景之治鮮有非議者，然應劭《風俗通義》言：成帝嘗問劉向以世俗傳道文帝之事，而向皆以為不然……向曰“文帝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以亦通人難及，似出于孝宣皇帝，如其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機，天資治理之材，恐不及孝宣皇帝。”(語載《秦漢史》呂思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72-73頁)，然余以為劉向之言，更多為阿諛之言，中興之宣帝世，較文景之治，則遠遜矣，史籍昭明，勿需多論。

[5]王鳴盛《十七史商榷》

[6]《漢代思想史》金春峰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50頁。在書中，金氏進一步認為，漢初黃老思想，主張清靜無為，對秦代的嚴刑酷律來說，似乎確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但是，它的實質仍然是嚴酷而毫不放松控制與鎮壓的“法治”，它糾正與改變的是秦代對法治的濫用，而其法治的精神與立場，則沒有改變。（同上）錢穆先生也同樣認為，漢初之規模法度，雖全襲秦制，而政令施行之疏密緩急，則適若處于相反之兩極焉。語見《秦漢史》，錢穆著，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54頁。

[7]《資治通鑒》卷十七漢紀九

[8]同上

[9]關于漢武帝世儒學之興為風氣之使然，此點，錢穆與呂思勉兩先生雖然于具體細節上有分歧，然都在大體上肯定此點。錢穆認為除風氣之外，漢武帝太子時師傅王臧對漢武帝很強的言傳身教，不容忽視，見錢穆著《秦漢史》第100-101頁。而呂思勉則認為非一兩人功使然。見呂著《秦漢史》第88-89頁。要之儒學之興為風氣使然，此點，二者均無異議。

[10]《國學概論》，錢穆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87-88頁。

[11]董生對策，《漢書·武帝紀》載于元光元年五日。司馬溫公著《資治通鑒》，載此事于武帝建元元年，其所著之《通鑒考異》詳論其所以然，但并不為后世史家所公認。呂著《秦漢史》則是《漢書》而非《通鑒》，語見呂著《秦漢史》第88頁。然錢穆則另提及四論據是《通鑒》而非《漢書》，錢穆著《秦漢史》，第88-89頁，此一時間問題，因關系漢武帝世作用者巨大，從一般思想史邏輯來講，筆者認為《資治通鑒》較《漢書·武帝紀》更為可信，固在此說明所用《通鑒》之依據。

[12]《資治通鑒》卷十七漢紀九

[13]《史記·秦始皇本紀第六》

[14]典籍損失，幾無一代無之，隋牛弘著《五厄論》以推究之，語見《隋書·牛弘傳》。秦皇焚書，即典籍所遭之第一厄。典籍之遭厄，學術文化亦隨之，故謂秦火為學術文化一厄，可也。

[15]李斯之“以吏為師”，蓋古者政教合一，學術出于官司耳。清章學誠于《文史通義》之中極稱其法，以謂合乎三代舊典，被錢穆譏之以“得其事而未得其理者也”。語見《國學概論》第67頁，余引以“以吏為師”，不全是以吏為師道之意，更有以吏治天下之意也。在此加以說明，以佐儒表法里之證。然清王夫之以“項梁有櫟陽逮，蘄獄掾曹咎書抵司馬欣而事得免”（語見王夫之《通鑒論·卷一·二世·六》），懷疑秦之法治，然王氏不知秦時為法治之初創，有些許例外不足為奇。到明清之時“與胥吏共治天下”，可謂法治之定型也，然仍有徇情枉法之吏大量存在。然則法治思想則一以貫之，毛澤東所謂“千載猶行秦法政”，非謬也。然王氏之“法愈密，吏權愈重”（同上王書），證之以漢之酷吏，則足以佐余之儒表法里之證。

[16]《資治通鑒》卷十七漢紀九

[17]《漢書·儒林傳贊》

[18]同注釋2第92頁。

[19]王應麟《國學紀聞》，轉引《國學概論》第103頁。

[20]同注釋2第94-96頁。

[21]在此言漢代學者利祿之爭，只是一大概耳。其中之優秀分子，固不乏矣。至后漢而學者之清流，亦足以轉一時之風氣，影響實際之政治，并延續自今，則漢代之博士與博士弟子，亦非可全盤否定也。

[22]《漢書·董仲舒傳》

[23]《漢書·儒林傳》

[24]王充《論衡》，轉引自錢穆《國學概論》第90-91頁

[25]馬端臨《文獻通考》，轉引自錢穆《國學概論》第90-91頁

[26]《漢書·汲黯傳》

[27]《史記·儒林傳》

[28]《資治通鑒》卷十八漢紀十

[29]汲黯責公孫弘布被為詐（見《漢書·汲黯傳》）。王夫之言黯不責其大而責其小（語見《讀通鑒論·卷三·武帝·一二》。王氏所指“小”者，當為其“布被為詐”；王氏之所謂“大”者，推之當為阿諛取寵也。據此則知王氏之一針見血也。

[30]《十批判書》郭沫若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85頁。

[31]《漢代思想史》金春峰著，第100頁。

[32]《中國思想史論（上）》，李澤厚著，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頁。

[33]同注釋10第92-94頁。

[34]董生、公孫二人，若論學術，后不如前；若論為官，則前不如后也。而正因為董生之學術較公孫為勝，其為儒更醇，因此雖對策第一，仍難重用于漢武帝；較董生，公孫之儒學精義遠遜矣，而其“司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得以布衣拜相封侯，位及終身也。然亦不可謂董生、公孫二人之儒術無一可取之處，徐復觀認為“（董仲舒）所代表的儒家思想，為政治提供了道德的最高依據，而在觀念上也已突破了專制政治……，以致能緩和專制政治而不能解決專制政治”。（語見《中國思想史論集》，徐復觀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頁。

[35]《史記·酷吏列傳》

[36]《資治通鑒》卷十八漢紀十

[37]文帝世廢肉刑，因緹縈請代父受刑而致（語見《通鑒》卷十五漢紀七，文帝前元十三年，然其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故有景帝世再減刑之事（語見《通鑒》卷十五漢紀七，景帝前元年條〉，其間雖有反復，然要之減刑之宗旨與趨勢不變。然漢武帝元光五年張湯改刑律之舉，則一轉文景之輕刑之政策也。

[38]《資治通鑒》卷十八漢紀十

[39]同注釋2第163-198頁。

[40]《漢書·元帝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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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Nicholas Emilioa,“The Principle of Propertionality in European law: a Comparative Study”. Lond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

（作者單位：江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