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漢賦研究有十個基本課題，本文對它們的研究歷史和現代進展狀況逐一進行分析與評介，并提出個人觀點。近年的漢賦研究呈現出求深、求細、求新的特色，龔克昌師《全漢賦評注》、費振剛等《全漢賦校注》的出版也使新世紀的漢賦研究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但仍有大量艱巨的工作等待著我們去完成。

　　關鍵詞：漢賦研究；基本課題；評介；展望

　　漢賦研究始于漢代，迄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其間產生了許多值得稱道的研究成果，但人們對于漢賦的爭論卻一刻也沒有停止過，一直延續到今天。本文擬將古往今來的漢賦研究概括為十個方面的基本問題，介紹其研究歷史及現代進展情況，間出己意，以供進一步研究之參考。

一、賦（漢賦）的文體性質及范圍

　　所謂漢賦，當然是指產生于漢代的賦體文學作品。那么，究竟什么是賦？賦與其它文體有什么區別和聯系？這是治漢賦者首先遇到的問題，但也是非常棘手的問題。關于賦的文體性質，主要有以下四說：1、東漢班固《兩都賦序》曰：“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可見在班固之前，就有人把賦歸入詩類。簡宗梧先生《漢賦史論》仍認為賦“是詩的別枝”，“詩的延續”，“詩的擴大”，“散文化的詩”，“敘事描寫的詩”[1]。遲文浚等《歷代賦辭典》亦云賦“具有詩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性質”，是“詩的一種”，是“中國詩史上不容忽視的一章”[2]。2、《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曰：“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認為詩賦有別，詩可合樂歌唱，賦則不歌而誦。3、東漢劉熙《釋名·釋書契》云：“賦者，敷布其義謂之賦。”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詮賦》又云：“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認為賦是一種以鋪陳為主要特色的文體。4、清代以來的學者從文體學的角度對賦義作了較為準確的界說。清人王之績《鐵立文起》卷九云：“賦之為物，非詩非文，體格大異。”郭紹虞先生《漢賦之史的研究序》云：“賦之為體，非詩非文，亦詩亦文”，“無論從形式或性質方面視之，它總是文學中的兩棲類”[3]。今人王力、褚斌杰、高光復、曹道衡等先生均持此說，以為賦是一種“介于詩和散文之間”的新文體，是“我國古代所特有的一種文學現象”[4]。以上諸說皆有所據，而后兩說則已為學術界廣泛接受。

　　關于賦（漢賦）文體的范圍，主要涉及與辭、頌、七、難等文體的關系。漢人辭、賦不分，司馬遷、班固就稱屈原作品為賦，這種稱法一直延續到今天，如湯炳正先生著有《屈賦新探》（1984），姜亮夫先生著有《屈原賦今譯》（1987），等等。其實，西漢劉向就已經意識到辭與賦的不同，他編輯《楚辭》時并未收錄漢代的賦體文學作品。劉勰《文心雕龍》更將“詮賦”與“辨騷”并列，表現出明晰的文體觀念。今人費振剛先生《辭與賦》則指出了辭與賦的根本區別，即：楚辭（包括漢人的仿作）的抒情主人公都是屈原，或是為屈原鳴不平，借以抒發個人塊壘；而賦（漢賦）的主人公則是作者自己，盡管借鑒楚辭手法，但已擺脫了代屈原立言的模式[5]。

　　漢人還常將賦、頌相混，王褒《洞簫賦》又名《洞簫頌》。劉勰《文心雕龍·頌贊》云：“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有意將賦、頌區分。今人仍有爭議，或以為賦頌相通（駱玉明），或視為兩種文體（徐宗文）。其實頌是一種承繼《詩經》中的頌詩、專事頌美的文體，它在表現內容、藝術風格、產生時間與表演方式上都與賦不同[6]。

　　還有數種歷來有爭議的文體，是七、答難、連珠諸體。《文選》于“賦”外單列“七”體，前人已駁其瑣細；而《漢書·藝文志》所載“枚乘賦九篇”，恐怕就包括《七發》在內。清人劉熙載稱《七發》為賦，當為不誣。答難體始于東方朔的《答客難》，《文選》單列為一體，其實也屬賦類。原因在于它們與七體一樣，都以問答組織成篇，以鋪陳夸飾為主要特征，行文韻散結合，并寓有諷諫或批判之意，與賦沒有什么本質區別。至于連珠體，有文字游戲的成份，性質近于詩歌，故不應該納入賦域。而箴、銘、誄、吊文等應用文體，雖與賦有某種近似之處，一般也不視為賦體。

　　漢賦產生于兩漢時期，即從劉邦建立西漢（前206年）直至漢獻帝退位（220年）的426年之間。但在學術研究中，人們對漢獻帝建安時期的賦卻采用了不同的處理方式。有的學者歸入漢代，有的學者歸入三國。費振剛等先生輯校的《全漢賦》[7]，即包含了建安七子的作品；而龔克昌先生編注的《全漢賦評注》[8]，卻以禰衡《鸚鵡賦》收尾，沒有收王粲等人的賦作。這是兩種最具代表性的意見。也有學者采取兩存的方法，如北京大學中國古典文學教研室編寫的《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辭賦部分以王粲《登樓賦》收尾，而《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也選有此賦。當然，建安七子的文學作品既是漢代文學的終結，又是六朝文學的先聲，所以才產生了以上兩屬的情況。但從學術史上看，以之歸入魏代的做法占了上風。事實上，建安是漢末的一個年號，所謂“建安七子”的孔融、阮瑀、王粲、徐幹、陳琳、應瑒、劉楨皆死于公元217年之前，并未看到曹丕代漢的禪位大典。所以，七子、蔡琰皆屬漢人。此外，建安時期的賦體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風格、創作精神，以及四言、六言的句式，也更多地汲取了漢樂府及蔡邕、趙壹等人賦作的營養。因此，我們應該將建安時期的賦歸入東漢，就如將建安時期的《焦仲卿妻》也納入漢樂府一樣[9]。

二、漢賦的淵源及流變

　　關于漢賦淵源的討論，可歸納為一源說與多源說兩種。

　　一源說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1、漢賦源于《詩經》。班固《兩都賦序》云：“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此觀點幾乎貫穿了整個古代的漢賦研究史，影響甚廣，至今仍有人堅持[10]。2、源于楚辭。班固《離騷序》曰：“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后人王逸、劉勰、宋祁、孫梅、劉熙載等皆主此說。現當代學者譚正璧、丘瓊蓀、宋效永稱賦“全是從《楚辭》來的”[11]，“《楚辭》才是賦的真實的源泉”[12]。劉朝謙還說賦本來是南方的文學（即楚文學），到了漢武帝之世才發展成“全國性的文學”[13]。3、本于縱橫家言。清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曰：“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楚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劉師培《論文雜記》亦云：“欲考詩賦之流別者，盍溯源于縱橫家哉！”4、源于隱語（謎語）。今人朱光潛先生《詩論·詩與隱》說：“隱語為描寫詩的雛形，描寫詩以賦規模為最大，賦即源于隱。”徐北文《先秦文學史》承襲此說。劉斯翰還以為漢賦由楚民間隱語到民間賦再到宮廷賦演變而來[14]。5、出于俳詞。馮沅君先生首倡此說，以為“漢賦乃是優語的支流”[15]。曹明綱在此基礎上加以詳細論證，得出“賦在戰國末期由俳詞演變而成”的結論[16]。

　　多源說愈來愈被學術界接受。早在南朝梁代，檀道鸞《續晉陽秋》就說：“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世說新語·文學篇》劉孝標注引）從《詩經》、《楚辭》、先秦諸子三個方面來探討賦文學之淵源，極有啟發意義，但此說在當時及以后的千余年間幾無嗣響。清人章學誠《校讎廣義·漢志詩賦第十五》說：“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今人周學禹、馮杰、馬積高等先生均認為漢賦源于《詩經》、《楚辭》、縱橫家辭、諸子散文等幾個方面。彭仲鐸《漢賦探源》認為漢賦之淵源有二，一為南人之辭，一為北人之賦，至漢則合稱辭賦，而以賦為通稱[17]。萬光治先生《漢賦通論》則說四言賦源于荀卿，騷體賦源于楚辭，散體賦是“集南北文學之大成的綜合性文體。”龔克昌師認為漢賦源于《詩經》、楚辭、倡優、縱橫家四個方面[18]。可以看出，舊的一源論難免有偏頗之處，古代所謂詩源說恰是封建儒家詩學觀念的產物。漢賦不僅受到《詩經》、楚辭、戰國說辭、諸子散文等先秦文學的影響，還從民間隱語、倡優藝術那里吸取了營養。我們認為，賦與詩、詞、曲、小說一樣，最初都是民間文藝（賦出隱語說、賦出俳詞說都看到了這一點），被文人學習、模仿、提高，后來才成長為一種獨立的文體[19]。

　　對于漢賦的流變，古今說法比較一致。明人徐師曾稱漢賦為古賦，又說：“三國、兩晉以及六朝，再變而為俳，唐人又再變而為律，宋人又再變而為文。”（《文體明辨序說·賦》）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袁濟喜《中國古代文體叢書·賦》兩部著作都說賦有古賦、俳賦、律賦、文賦四個發展時期。鈴木虎雄《賦史大要》提出八股賦的概念[20]，其實八股賦仍可視為律賦的變體。今人馬積高先生在《賦史》中把漢賦分為詩體賦、騷體賦和文賦三種，前兩種變化較少，第三種在漢代以逞辭大賦的形式出現，至六朝而衍變為駢賦或俳賦，至唐而再變為律賦和新文賦，此后再沒有大的發展[21]。

三、漢賦的盛衰及其分期、分類

　　關于漢賦興盛的原因，古代學者多從文學自身的發展角度著眼，以為漢賦受到《詩經》、楚辭等先秦文學的影響。唯有清人劉熙載在《藝概·賦概》中說：“賦起于情事雜沓，詩不能馭，故為賦以鋪陳之。”開始從社會生活角度來加以考察。龔克昌師尤其強調這一點，認為“由于社會的安定，經濟的繁榮，國家的強盛，漢賦的創作才因時趨勢地迅速發展起來”，并且說漢賦“是時代的贊歌，是人們在嶄新的生活環境中產生的嶄新的思想感情的流露，是時代精神的大發揚。”[22]劉大杰從1939年開始撰寫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卷）從“文體本身的發展”、“經濟政治的關系”、“獻賦與考賦”，“學術思想的統治”等四個方面考察漢賦發達的原因[23]。曹虹認為漢代出現了文人集團，作家群體的互相切磋有利于賦文學的創作，而袁達則認為賦家“愉悅情性的審美意識”直接促成了漢賦的繁榮[24]。

　　漢賦（尤其是漢大賦）為何走向衰敗？這從古人對漢賦的批判中可以窺見個中原因。其一是“勸百諷一”，“沒其諷諭之義”，不符合儒家的文藝觀而屢遭責難；其二是堆砌辭藻，因襲模仿，令人不能卒讀，缺乏鮮活的生命力。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東漢帝國的國力衰竭，社會動亂，經濟蕭條，民不聊生，實在已無可頌揚之處，作家豪邁的激情與強烈的自信也因之而一落千丈，長于鋪陳、頌揚、再現大漢帝國聲威的散體大賦自然會被批判現實、直抒性靈的小賦取代[25]。

　　最早對漢賦進行分期研究的，恐怕也是今人劉大杰先生。他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卷中把漢賦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即：形成期（高祖至武帝初年）、全盛期（武、宣、元、成時代）、模擬期（西漢末至東漢中葉）和轉變期（東漢中葉以后），十分準確地概括出不同時期的特色[26]。葉幼明《辭賦通論》[27]、郭維森、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28]、曲德來《漢賦概述》[29]實際上采用了這種分法。不少學者把漢賦分為三個時期，即：騷體賦時期、漢大賦時期和抒情小賦時期，而這種以文體代替分期的做法有以偏概全之嫌，因為即使在所謂的漢大賦時期，仍有大量的詠物、抒情小賦出現。陳洪治《國學經典·賦》亦持三期說，但分別稱之為“漢初賦”、“漢中賦”、“漢末賦”，命名似較合理。[30]

　　漢賦的分類始于揚雄，他把西漢的賦作分為“詩人之賦”與“辭人之賦”兩種。班固《漢書·藝文志》則把漢賦分為四類：屈原賦之屬、陸賈賦之屬、孫卿賦之屬和雜賦，大抵以劉歆《七略》為據。其分類標準何在？章學誠、劉師培都做過猜測，但難成定論。至于《昭明文選》、《歷代賦匯》等作品總集，按表現題材或主題將賦（漢賦）分為十余類或數十類，未免過于瑣細。今人金秬香從章學誠說，把漢賦分為攄情類、騁辭類、記事析理類三種，標準模糊。馬積高把漢賦分為騷體賦、文賦和詩體賦三種，曹明綱分為詩體賦與文體賦兩種，是從體式上著眼的；而沛清《論漢代的辭賦》一文及阮忠《漢賦藝術論》一書皆分漢賦為諷頌賦、抒情賦、說理賦、詠物賦四種，王琳《六朝辭賦史》分漢賦為京殿苑獵賦、抒情言志賦、詠物賦三種，則屬于內容上的分類。袁濟喜《中國古代文體叢書·賦》又根據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原則，將古賦（即漢賦）劃分為騷體賦、散體大賦、小賦（包括抒情、詠物二體）、雜賦（包括設論體、七體）四種[31]。分類的角度和標準不一，得出的結論自然就會各不相同。

四、漢賦的思想文化價值

　　漢賦的諷諭問題是自古以來爭論最多，分歧最大的問題。漢賦存在著諷諭，這毫無疑問，關鍵在于漢賦能否起到諷諫的作用。這一問題的討論始于西漢。司馬遷、漢宣帝劉詢、班固等皆以為漢賦有諷諫作用，“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是“雅頌之亞”（班固《兩都賦序》）；而劉歆、揚雄等人則指責漢賦“勸而不止”（《漢書·揚雄傳》），“沒其風諭之義”（《漢書·藝文志》），起不到任何實際作用。這一問題爭論了兩千年，直到本世紀八十年代才出現轉機。學者們漸漸擺脫政治功利的文學觀念，不再把諷諭作為評價漢賦思想價值的唯一標尺，而更多地著眼于“賦作本身有血有肉的場面、形象的藝術描寫”[32]。龔克昌先生更是發千古之覆，對漢賦的諷諭作出了具有時代意義的探索。他先肯定漢賦有諷諭作用，“幾乎篇篇都在反對帝王的驕奢淫逸，”但同時又承認“漢賦的確已開始不注重諷諫，忽視諷諫”，“諷諫的味道越來越淡薄了”。對于漢賦諷諫弱化這種文化現象，龔克昌師沒有簡單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是將其放在漢代特定的社會背景下考察其產生的必然性；然后又將其置于文學發展的歷史流程中探討其文學史意義，從而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結論：漢賦諷諫的弱化不僅與賦家身份有關，而且“與其要求掙脫儒家經典的束縛，擺脫儒家經典的附庸地位有關”。漢賦著意錘詞煉句，鋪陳渲染，不按經典的要求進行創作，這說明漢賦“在尚未正式形成的文學藝術領域里率先舉起義旗，宣告獨立，從而為各種文學體裁的誕生發展掃清了道路，為文學藝術從儒經羈絆下解放出來，在意識形態里建立一門獨立的學科奠定了基礎”，也預告著“文學的自覺時代”的來臨[33]。

　　漢賦中有大量頌揚漢代帝王、夸飾大漢帝國國威的文字。對此，封建時代的學者大都加以肯定（如班固）。但五四以后，尤其是文革期間，不斷有研究者指責漢賦“歌功頌德”、脫離人民群眾，是地道的“廟堂文學”，是“形式主義，反現實主義的典型”。直到八十年代仍有學者批評漢賦“只成為歌功頌德的作品，供宮廷貴族為娛心之資”[34]龔克昌師則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著眼，指出西漢“真正一改中國歷史上數千年的積弱，舊貌換新顏，掀開了中國歷史嶄新的一頁。”漢賦貌似歌頌帝王，其實是在頌揚大漢帝國的統一、強大、文明和昌盛。漢賦盡情歌頌祖國的山川城邑、物產服飾、狩獵歌舞、鳥獸草木，實際上是在歌頌歷史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昂揚向上的時代精神的體現，因而是進步的，是符合社會歷史的要求的[35]。康金聲、何新文先生也持類似觀點，并且認為漢賦不再像《詩經》、楚辭那樣歌頌祖先神或自然神，而是“把帝王作為謳歌的主體”，這反映了“人”的地位的提高，正“體現了一種歷史的進步”[36]。

　　對于漢賦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統治者驕奢淫逸的一面，古代學者論之甚少。今人王纘叔、鄭在瀛等說漢賦“充耳不聞”人民疾苦，是缺乏現實基礎的形式主義文學，顯然不切實際。其實，不僅像賈誼《旱云賦》、揚雄《解嘲》、趙壹《刺世嫉邪賦》等小賦同情人民、抨擊時弊，即使是漢大賦，像《七發》、《天子游獵賦》、《兩都賦》等也有不少揭露統治者的筆墨。龔克昌師《論漢賦》就明確指出：“漢大賦的確第一次集中地把作品主題放在反對天子帝王的驕奢淫逸上。”康金聲、章滄授、馬寧申、顧紹炯等也贊同此說，認為漢賦對封建社會進行了強烈的“揭露和批判”，并非一味地歌功頌德。

　　此外，漢賦還有反映文人失意、歌唱壯麗河山、記錄燦爛文化、描寫愛情婚姻等多方面的內容，其反映社會生活是極為廣闊的。梁代的劉勰、蕭統就對此有所認識，但只有現當代學者才開始進行深入研究。朱一清《論漢賦的思想內容》、葉幼明《漢賦瑣談》等文章論述了漢賦內容的豐富多彩，而李生龍《論兩漢的賢人失志之賦》、于浴賢《論漢代的戀情賦》、章滄授《論漢代的詠物賦》等則分別對不同內容的漢賦作品作專題研究，使這項探討趨于深入、細致，同時也糾正了所謂漢賦“反映社會生活面狹窄”、“一味歌功頌德”的偏見。

五、漢賦的藝術成就

　　對于漢賦的藝術特色，早在漢初就有人作過研究。司馬遷以歷史家兼文學家的敏銳目光說相如賦“虛辭濫說”（《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靡麗多夸”（《史記·太史公自序》），實際上已經概括出漢賦鋪陳夸張、想象豐富以及辭藻絢爛、語言華麗兩大方面的基本特色。此后的揚雄、班固、王充等人都認識到這一點，但因“麗靡之辭”妨礙了漢賦的諷諫功能，所以對其加以批判。首先對此作出肯定性評價的是曹丕的《典論·論文》，他說“詩賦欲麗”，是一種嶄新的文學觀念，但此后的左思、摯虞、劉勰等均對漢賦的夸張虛構有所不滿。現當代學者則從文學發展的角度，深入研究并基本上肯定了漢賦的藝術貢獻。如龔克昌師認為漢賦的夸張想象與語言華麗正說明漢賦在努力發展自身的藝術特點，是文學走向自覺的標志。朱一清、章滄授、康金聲等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加以細致研究，指出漢賦的比喻有四種，其浪漫藝術有五大特征等，都頗有見地。馮俊杰、何新文、陳洪波則從美學的角度，指出了漢賦“以大為美”“以奇為美”的藝術特征。萬光治先生運用繪畫理論研究漢賦，認為漢賦集靜態的美、動態的美、夸張的美、繁富的美于一身，使圖案化傾向成為最主要的藝術特征。與此相聯系，漢賦的文學形象也走向了類型化[37]。其說頗受學術界關注。而劉斯翰《漢賦：唯美文學之潮》、章滄授先生《漢賦美學》、阮忠先生《漢賦藝術論》三部專著，是當代研究漢賦藝術美的重要成果，使這項研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漢賦還為我國古代文學語言作出了積極貢獻。龔克昌師《論漢賦》指出：“漢賦的作家很注意遣詞造句”，所以漢賦詞匯豐富、造語多變。康金聲則認為漢賦促進了文學語言的華麗典雅，發展了文學語言的修辭技藝，奠定了美文學和近體詩的語言基礎[38]。章滄授總結出漢賦的14種主要修辭方式：夸張、比喻、擬人、排比、對偶、襯托、設彩、假設、對比、層遞、借代、用典、疊字、示現等。[39]馬積高認為漢賦創制了大量的雙聲疊韻詞和復合詞，較早注意錘煉文學語言，并從民間口語中吸收有益營養，豐富了文學語言的寶庫（見《賦史·導言》）。

　　漢賦開拓了不少文學題材。蕭統在《文選》中把賦分為15類，漢賦占其中的10類（京都、郊祀、畋獵、紀行、游覽、宮殿、鳥獸、志、哀傷、音樂）。清代陳元龍編《歷代賦匯》，把先秦至清代的賦分為38類，漢賦就占其中的29類。可見古代辭賦所出現的文學題材和主題，在漢代就已基本齊備。馬積高《賦史·導言》認為，古代文學中的懷古、游覽、山水、紀行、都邑、宮殿、田園、宮怨等文學題材都始于漢賦。沈伯俊、曹明綱、康金聲、張子敬、萬光治、裴晉南、王琳等都討論過這一問題，章滄授《論漢賦與山水文學》還認為山水文學形成于漢賦，并系統論述了漢賦中山水文學形成的原因及其對后代的影響[40]。

　　對于漢賦語言堆垛，有同類書，夸飾過甚，模擬因襲等等缺陷，古代學者多有批判。如晉人左思在《三都賦序》中就說漢賦“于辭則易為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征”；劉勰《文心雕龍·練字》引陳思（曹植）語，謂揚、馬之作“趣旨幽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宋人洪邁《容齋隨筆》批評漢代模擬之作“規仿太切，了無新意”，“屋下架屋，章摹句寫”，都切中要害。今人并不諱言漢賦的不足，但作系統分析的較少。

六、漢賦作家作品研究

　　古人對于漢賦作家作品的研究，往往是點評式的，三言兩語，簡明扼要，如散金碎玉，雖然珍貴，但缺乏完整性和系統性。如司馬遷、揚雄在評相如賦時，用一個“麗”字來總括其基本特色，為后人研究漢賦定下了基調。《史記》、《漢書》、《后漢書》、《西京雜記》等書較早也較完整地記錄了漢賦作家的生平事跡，保存了不少賦作，偶作簡要評述，是研究漢賦的最早資料。梁劉勰《文心雕龍》、元祝堯《古賦辨體》、明王世貞《藝苑卮言》、清劉熙載《藝概·賦概》等書均有較多筆墨評論漢賦。直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文學史家才開始全面研究漢代賦家賦作，比如金秬香《漢代詞賦之發達》一書把80篇漢代辭賦合成三大類，逐篇進行評介[41]；陶秋英《漢賦之史的研究》則以時代為序，討論了賈誼、枚乘、司馬相如等幾位漢賦大家，每個作家分事略、作品列目、作品示例和作品略論四個部分[42]。雖然二書極為簡單，但其框架結構與研究方法都屬于新世紀的范疇。至八、九十年代，馬積高《賦史》（討論漢賦作家30多位），高光復《漢魏六朝四十家賦論》（討論16位），曹道衡《漢魏六朝辭賦》（討論14位），郭維森、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討論十余位）相繼出版，這項研究一時呈興盛之勢。但迄今為止，研究漢賦作家作品最為全面、系統的專著，仍是龔克昌師的《漢賦研究》。本書對漢賦主要作家賈誼、枚乘、莊忌、劉安、司馬相如、孔臧、劉徹、東方朔、揚雄、班固、張衡、趙壹、蔡邕等13位賦家分別進行研究，分開看是一篇篇深入研究單個作家的論文，聯系起來則構成一部系統的漢賦發展史。書中包括作家生平事跡及作品真偽的考辨、作家思想性格分析，作品的基本內容、思想價值、藝術特色以及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等等，解決了不少漢賦研究中懸而未決的難題[43]。簡宗梧先生的博士論文《司馬相如揚雄及其賦之研究》對馬、揚之賦逐篇進行細致分析，征引富贍，考證精審，但大陸學者很難見到[44]；美國著名漢學家康達維教授撰有《揚雄賦研究》一書，這是國內外第一部專門研究揚雄賦的專著，可惜至今尚無漢譯本問世[45]。

　　現當代尤其是近二十余年間，學術界不僅出版了不少漢賦研究專著，還發表了不少討論漢代賦家賦作的專文，概括一下，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一）作家生平事跡考辨

　　討論較多的是司馬相如的游梁年代與生平。劉開揚在《司馬相如及其作品》中考證游梁在景帝前元二年，并上推其生年為漢文帝三年[46]；束景南撰文反對，認為相如于景帝七年下半年入梁，生于文帝九年[47]，這一問題迄今尚無定論。考司馬相如生平事跡最詳盡者是龔克昌、蘇瑞隆《司馬相如》[48]和尚永亮、王承丹《司馬相如傳》[49]。前書分七個專題考證相如的一生行事，交代作賦原委，最后肯定其“漢賦奠基者”的地位，并附有《司馬相如生平大事年表》。龔先生認為相如約生于漢文帝前元八年（前172），卒于元狩五年（前118），享年約五十五歲。《史記》《漢書》司馬相如本傳皆稱相如為蜀郡成都人，近有房銳、鄧郁章《關于司馬相如故里問題的再探討》一文，認為“司馬相如的故里當在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縣，成都為相如的最后落籍之地。”[50]持論新穎，觀點也較為穩妥。

　　賈誼是辭賦家兼政治家，揚雄、班固、張衡也分別兼有哲學家、歷史家及科學家的身份，所以對他們的事跡，人們較為熟知。而對于枚乘，歷來討論者甚少。趙逵夫《〈七發〉與枚乘生平新探》以為，《七發》中的“楚太子”、“吳客”均為實寫，并由此出發，考索其生平事跡，推出其生年大致在秦始皇末年或秦二世時（前210年左右），卒于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51]。

　　（二）作品真偽及分合的考辨

　　最突出的是關于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的討論。前人一慣把《天子游獵賦》與《子虛》《上林》賦等同起來。龔克昌師《“天子游獵賦”辨》[52]力辟舊說，以為司馬相如的代表作是《天子游獵賦》，后來被《文選》誤分為《子虛》、《上林》兩篇，一直沿襲至今。《史記》所提及的《子虛賦》及《西京雜記》所提及的《上林賦》是另外兩篇，今已失傳。龔先生從《史記》的記載、文學創作的規律、賦本身的內容及寫作時代背景四個方面論證了上述觀點，證據充分，令人信服。盡管徐宗文、黃曉令、諶東飆等仍有不同看法，但很難推翻龔說。最近劉躍進先生也說：“《文選》根據司馬相如游梁時曾作《子虛賦》，入京后再賦上林，故將此賦一分為二，誤讀史傳。事實上，游梁時所賦《子虛》乃本篇之初稿。在此基礎上，乃成一完整的作品，中間不應該分開。”[53]所論較為通達。至于司馬相如《長門賦》，前人多疑為偽托。今人費振剛先生《〈長門賦〉出現的意義》（《光明日報》1982年11月2日）、趙堅先生《長門宮和〈長門賦〉》（《上海師大學報》1985年第3期）均以為其著作權應歸屬相如。簡宗梧先生《漢賦史論》還將有爭議的《美人》、《長門》與沒有爭議的《子虛》、《上林》、《封禪文》等相如作品，在用韻上加以比較，參之王褒、揚雄等西漢蜀郡人的用韻情況作為旁證，斷定《美人賦》與《長門賦》都應是西漢前期蜀地作家的作品，當然也非司馬相如莫屬了[54]。

　　（三）作品的思想內容及文化內涵

　　自司馬遷以來，歷代學者對賈誼《吊屈原賦》、《鵩鳥賦》、枚乘《七發》、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長門賦》、揚雄《甘泉賦》、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等著名賦家賦作的主旨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例如對于枚乘《七發》的主旨，歷來有以下幾說：1.“戒膏粱之子”不要縱欲自戕（《文心雕龍·雜文》）；2.警告梁孝王不要謀反漢朝（《文選》李善注）；3.諫止吳王謀反（清梁章鉅《文選旁證》引朱綬說）。今人有不同看法：1.王國榮以為《七發》宣揚“要言妙道”，“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55]。2.徐宗文先生稱《七發》的宗旨在于宣傳黃老思想[56]。3.龔克昌師《散賦作家枚乘》指出：《七發》的思想非常豐富，“既是對楚太子疾病的診治”，“也是對諸侯王精神上、思想上、政治上疾病的治療”，同時也可視為對吳王叛逆，梁王謀國的含蓄忠告[57]。

　　近年討論最熱烈的就是無名氏的《神烏傅（賦）》。該賦于1993年3月出土于江蘇省東海縣尹灣漢墓，因字跡汗漫而釋讀繁難。滕昭宗《尹灣漢墓簡牘釋文選》（《文物》1996年第8期）以為該賦講筑巢的雄烏因與盜烏（當為鳥）搏斗而受傷，雌烏以為不能同日而死遂離雄烏而去。裘錫圭《神烏賦初探》、萬光治《尹灣漢簡神烏賦研究》則一反其說，以為因與盜鳥搏斗而受傷瀕死者為雌烏，她拒絕了雄烏同死的要求，囑其另索賢婦，自己投地而死。萬先生以為該賦敘述了一個“恃強凌弱的悲劇”，贊美了“夫妻生死與共的感情”，同時也隱含著作者對政治敗壞與道德淪喪的無奈，流露出“無所適從的悲哀”[58]。裘、萬之說甚確，已被學術界廣泛接受。近年的《神烏賦》研究有兩個趨勢：1.繼裘錫圭《〈神烏賦〉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虞萬里《尹灣漢簡〈神烏賦〉箋釋》（《學術集林》第十二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版）之后，學者們對某些語詞又進行深入研討，提出新見，如劉樂賢《尹灣漢簡〈神烏賦〉“勒靳”試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3年第5期）、王繼如《〈神烏賦〉“隨起擊耳”試釋》（《古漢語研究》2004年第3期）等；2.將該賦置于漢代社會背景中或文學史發展鏈條中，分析其文化內涵和文學史地位，如譚家健《〈神烏賦〉源流漫論》（《中國文學研究》1998年第2期）、王志平《〈神烏傅〉與兩漢經學》（《尹灣漢墓簡牘綜論》，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宗明華《論賦之俗與俗賦——兼論尹灣漢簡〈神烏賦〉在文體上的承傳與性質》（煙臺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蹤凡《兩漢故事賦的表現題材與文學成就》（社會科學輯刊2005年第1期）等。

　　也有學者通過比較研究來體察相似賦作的同中之異。如周健先生《〈兩都〉與〈二京〉》認為：在寫作動機上，班賦旨在歌頌，張賦意在諷諫；在思想內容上，班賦鼓吹儒家禮法和讖緯神學，張賦則抨擊時政，希望統治者勵精圖治[59]。

　　（四）作品的藝術成就及影響

　　對于賈誼賦的藝術形式與寫作技巧，有人認為“基本上均未越出《楚辭》的藩蘺”，所用比喻也“不免失之淺露”（曹道衡先生），但賈賦確實“已注意對客觀事物作比較細致、生動、形象的描繪”（龔克昌師），句法散文化，鋪陳名物，多用四言，因而幾乎所有研究者都認為它們顯示出辭賦正由楚辭向漢大賦過渡的一些跡象。枚乘《七發》較之賈賦有很大發展，沛清以為賦至枚乘而體裁“大見轉變”，《七發》“曲折敷陳，辭極靡麗，實為司馬相如的先聲”[60]。陶秋英認為枚乘“以雄健歡愉變革了騷賦的悲怨”，是“第一個在賦里盡量寫事寫物的人”，“第一個追蹤荀卿用主客問答的人”，是“確立七體的人”，對司馬相如、對漢代賦體的影響非常巨大[61]。龔克昌師從“韻散結合”、“篇幅漸長”、“虛構夸張的筆墨”、“精細的敘事和描繪”四個方面論證《七發》是具有“由騷賦向大賦發展的過渡性質”（《漢賦研究》）。更有學者認為《七發》“首開漢大賦的格局”，“象征著辭賦結束了肇始期而進入了鼎盛時代”[62]。

　　自漢代起，人們就對司馬相如賦評價較高，但或云屈原為辭賦之祖，或曰賈誼為辭賦之冠，這是因為古人將辭賦二體相混所致。宋人林艾軒曾指出“相如，賦之圣者”[63]，但缺乏具體論證。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二進一步稱譽《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意極高，所以不可及也。”又說“屈氏之騷，騷之圣也；長卿之賦，賦之圣也”，把司馬相如抬到了賦圣的崇高地位。今人陶秋英《漢賦之史的研究》認為，司馬相如是一個“承前啟后的大家”，“使漢賦完成，而在賦史上成為光榮的一頁，成為光榮的一人”。姜書閣《漢賦通義》也認為司馬相如是“第一個創立并完成大賦體制的人物”。龔克昌師《漢賦研究》則說司馬相如是“漢賦的奠基者”，他“在賦史上最大的功績是完成了漢賦這種文學體裁”，其夸張、虛構的浪漫主義傾向與對客觀事物精細、生動的描寫對后世有很大影響。還有學者認為司馬相如在中國審美意識發展史上起了明顯推動作用[64]，在拓寬辭賦題材、豐富創作手法、奠定創作理論等諸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貢獻[65]。

　　揚雄賦首開模擬之風，因而歷來受人非議。王以憲卻認為揚賦“既能形似，又能神合，兼有創新和變革”[66]。龔克昌師也認為揚賦在描繪事物細致傳神、表現手法委婉含蓄、篇幅短小精悍、題材多種多樣等方面“有其獨特與創新之處”（《揚雄賦論》，見《漢賦研究》）。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都是漢賦中的長篇巨制，后者長達7700多字，被稱為“長篇之極軌”。陶秋英認為，《兩都》“體最綿密，態最堂麗”，是“揚馬的調和”，又說張賦與班賦“無太差殊”，只是班氏在修辭上“更煮煉琢磨”，還指出張衡《歸田賦》是“短賦初創的第一篇”，后世的抒情賦、小品文、小品四六文、閑情游記文莫不以它“為萬世不祧的大宗”[67]。馬積高先生《賦史》則認為，張衡《歸田》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篇比較成熟的駢賦”，是“現存東漢第一篇完整的抒情小賦”，對以后賦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68]。多數學者認為，張衡既是漢大賦的殿軍，又是抒情小賦的先鋒，其《歸田賦》的出現，標志著大賦時代的結束和辭賦抒情化及小品化時代的到來。

　　隨著漢賦研究的深入，不少學者開始注意那些長期被學術界忽略的賦家與賦作，如趙逵夫、韓暉、蹤凡、龍文玲等對枚乘《梁王菟園賦》、孔臧諸賦、劉勝《文木賦》、漢武帝《李夫人賦》的作者、文本內容及文學史意義的探討，令人耳目一新。[69]而伏俊璉《〈漢書·藝文志〉雜賦臆說》[70]等論文，則對于亡佚漢賦進行了細致考索，頗有利于我們認識漢賦興盛的原始狀況。

七、漢賦的價值及文學史地位

　　古人對于漢賦的評價頗不一致。漢代揚雄斥之為“雕蟲小技”，唐人柳冕批評漢賦“置其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與此相反，漢班固贊漢賦是“雅頌之亞”，“炳焉與三代同風”，清人焦循、近人王國維更把它奉為一代之文學。現當代仍有不同看法。有人說漢賦歌功頌德，是宮廷娛樂之資，是反現實主義文學，是“我國文學發展長河中的一段不光彩的歷史”（《文藝研究。1981年第2期），“并沒有什么值得稱贊的光輝成就，不應該占多么重要的地位”[71]。但更多的學者從漢賦的文本內容出發，對漢賦進行了重新評價和認同。龔克昌師率先撰文，認為漢賦是一種富有創造性的文學，她反映了大漢帝國的聲威與氣象，是時代精神的象征；她努力擺脫經學束縛，頑強地顯示出文學藝術的特征；漢代提出了系統的辭賦理論，使文藝創作改變了自發被動的局面而進入自覺的有意識的嶄新階段。因此，漢賦是“文學自覺時代的起點”[72]。這一觀點立即在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先后有郭芳《文學從這里走向自覺》（《社會科學輯刊》1988年第3期）、侯慧章《試論漢賦的自覺意識》（《中國文學研究》1988年第3期）康金聲《論漢賦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山西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侯麗杰《文學自覺的第一聲號角》（《沈陽教育學院學報》1994年第1期）、楊波《西漢大賦與〈史記〉》（《吉林師范學院學報》1996年第7期）、胡華鋼、金明生《司馬相如——文的自覺追求者》（《浙江師范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等紛紛響應此說，著名學者張少康、詹福瑞、李炳海、趙敏俐等先生也參與了這場討論[73]，從而使漢賦的歷史地位與文學價值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

　　陶秋英《漢賦之史的研究》云：漢賦的發展與完成“是騷賦的一大進展，是散文韻文調和的成功，是南北文學接觸后的新果，是文學體裁確定的時期，是魏晉六朝以后賦的根荄”，“漢賦是自騷賦至滋生各文體的關鍵”[74]。八九十年代的學者則從概括的判斷走向細致的分析，如韋鳳娟、張惠岳、張子敬、徐扶明等分別撰文探討漢賦對建安文學、對山水文學、對古典戲曲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胡士瑩先生早就指出：唐代傳奇小說委曲婉麗的風格，宋代話本小說和元明以來章回小說中人物的服飾、體態、行為或環境的描寫，乃至像清代彈詞那樣的長篇敘事詩，都是從賦里汲取養料的[75]。鄒樹德從鋪陳手法、描寫技巧、高度的夸張和豐富的想象三個方面來分析漢賦對曹植的影響[76]。馬亞平《張衡抒情小賦對陶淵明辭賦的影響》則通過作品的比較、分析，認為張氏《歸田賦》、《定情賦》與晉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和《閑情賦》從內容題材到藝術形式上都有直接傳承關系[77]。而曲德來《漢賦綜論》一書，則從漢賦的結構形式和表現方法兩大方面，全面細致地闡述了漢賦對后世的多方面的影響[78]。

八、漢賦的結集、注釋、評點與鑒賞

　　據文獻記載，最早大規模整理、編輯漢賦的是劉向、劉歆父子。從《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可以看出，劉氏父子將楚辭與西漢辭賦編輯在一起并分為四類：屈原賦之屬20家，361篇；陸賈賦之屬21家，275篇（原書作274篇，誤），孫卿賦之屬25家，136篇；雜賦12家，233篇：共78家，1005篇。除去戰國及秦時辭賦近百篇，實際上著錄漢賦900余篇。可惜這些賦作大多已經散佚，現在完整的漢賦大都是借梁蕭統所編的《文選》得以保存下來。《文選》“賦”類收漢賦23篇，“七”、“檄”、“吊文”類各收1篇，“設論”類收3篇，凡29篇。晉葛洪《西京雜記》、唐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佚名《古文苑》、宋李昉《太平御覽》等典籍也保存了一些漢賦。在整個古代，輯錄漢賦最為完備的是清陳元龍的《歷代賦匯》和嚴可均的《全漢文》、《全后漢文》。前者共輯得漢人賦作（包括殘篇）190篇，分別填入32類之中；后者更多達75家，258篇，而且體例明確，校勘精審，極有參考價值。1993年4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先生輯校的《全漢賦》，這是自古以來第一部漢賦文學總集，受到學術界的普遍歡迎。據1997年重印本統計，該書共收錄漢賦89家，307篇（包括存目與殘篇）。盡管有學者對其選賦標準及校勘失誤有些微詞，但即使有這些缺點，也掩蓋不了該書的開創之功。此外，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等也輯錄了一些嚴可均失收的漢賦作品。[79]

　　最早的漢賦注釋是東漢班昭《幽通賦注》。此后的賦注不少，但均已失傳，只有零言片語保存在《史記》三家注、《漢書》顏師古注和《文選》李善注中。李善《文選注》是古代漢賦注釋的最珍貴資料，他在校勘、考證、訓釋、品賞等各方面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近人高步瀛撰《文選李注義疏》，匯集前人成果而頗多創見。解放后較早注漢賦者，是余冠英、肖平《七發》（中華書局1959）和瞿蛻園《漢魏六朝賦選》（中華書局1959）。經過二十年的沉寂之后，八、九十年代出版了裴晉南等《漢魏六朝賦選注》、李暉等《歷代賦評釋》、黃瑞云《歷代抒情小賦選》等選注本，陳宏天等《昭明文選譯注》（一、二）（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1988）、畢萬忱等《中國歷代賦選》（先秦兩漢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張啟成等《文選今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等譯注本，為漢賦的讀者與研究者提供了較大方便。另有王洲明、徐超《賈誼集校注》、金國永《司馬相如集校注》、朱一清、韋以昭《司馬相如集校注》、王洪林《王褒集考異》、張震澤《揚雄集校注》、《張衡詩文集校注》等已出版，將幾位漢賦大家的賦作全部注及，可資參考。漢賦選注本有賀新輝《漢賦精萃》（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龔克昌師《漢賦新選》（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章滄授、芮寧生《中國傳統文化精粹·漢賦》（珠海出版社2004）等。而龔克昌師《全漢賦評注》（2003）是有史以來注釋、評析漢賦最全、最精的一個本子。該書共101萬字，是作者研究漢賦30余年的心血的結晶，不僅將前人未曾注及或不屑一顧的小賦、殘賦、殘句全部納入注釋的范圍，而且還常常洞幽發微，獨抒己見，實際上是一部具有很強的資料性、學術性和開創性的著作[80]。最近，費振剛先生又出版了新著《全漢賦校注》（2005），該書多達169萬字，所錄漢賦已經增至319篇，每篇作品有作者簡介、校勘、注釋、歷代賦評等內容，資料豐富，觀點穩妥，可與龔著互補相參[81]。此外，在漢賦語言研究方面，費振剛等《漢賦辭典》、郭瓏《〈文選·賦〉聯綿詞研究》二書以及唐子恒的博士論文《漢大賦多音詞研究》都作出了突出成績。[82]

　　古人對漢賦頗多品賞，元祝堯《古賦辨體》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仍嫌簡單零碎。明人孫鑛、瞿式耜、郭正域、鄒思明，清人洪若皋、何焯、于光華、張皋文、方望溪、劉海峰、姚鼐、梅伯言、張廉卿、吳啟昌等對《文選》、《古文辭類纂》中的漢賦作品進行的圈點與評論，觀點精湛，語言凝練，有極高的參考價值，目前尚缺乏系統研究。上世紀八十年代掀起賞析熱，漢賦也理所當然地被納入其中，有殷海國《抒情小賦賞析》、方伯榮《歷代名賦賞析》、劉樹德《漢魏六朝小賦賞析》、霍旭東主編《歷代辭賦鑒賞辭典》等相繼問世。仇仲謙《漢賦賞析》（廣西教育出版社1989）是一本專門賞析漢賦的著作，該書語言通俗，淺顯易懂，適合一般文學愛好者閱讀。章滄授、芮寧生《中國傳統文化精粹·漢賦》的“評點”部分，分析細膩，引人入勝，頗有精彩之筆[83]；而龔克昌師《全漢賦評注》的“辨析”部分，則探賾索隱、考論精詳，學術價值甚高。

九、跨學科、跨文化研究

　　世紀之交，漢賦的跨文化、跨學科研究的態勢日益凸顯。比如劉元亮《漢樂器賦顯示的漢代器樂文化》（《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6年第6期）從樂器賦中關于樂器材料的選用和制作要求、樂器演奏中兼備和協調的審美觀、樂器的社會效用等三個方面進行研究，發現漢代器樂文化植根于儒學思想文化的沃土之中。余江《七發——音樂賦的濫觴》（《青海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費秉勛《寫舞的漢代辭賦》（《古典文學知識》2002年第1期）、龔克昌師《論兩漢辭賦與書法》（《文史哲》2002年第5期）分別討論漢賦與音樂、舞蹈、書法藝術的關系，很有見地。他如李倩《楚辭、漢賦中所見之巫風》（《東南文化》1993年第3期）、馮良方《漢賦的宇宙意識》（《云南教育學院學報》1995年第1期）、沈有珠《從漢賦看漢人的人體審美意識》（《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6年漢語言文學專輯）等也從不同角度挖掘漢賦的文化內涵。而李炳海《朝政與民俗事象的消長——古代京都賦文化指向蠡測》（《社會科學戰線》2000年第4期）、章滄授《漢賦與民俗文化》（《社會科學戰線》2000年第4期）二文，則是研究漢賦與民俗文化之關系的力作。至于黃麗峰《漢賦中的河南軌跡》（《周口師專學報》2000年第1期）、邢東升《由張衡〈南都賦〉所見之東漢南陽風貌》（《古典文學知識》2004年第2期）、萬光治《蜀中漢賦三大家》（巴蜀書社2004年版）、王啟濤《司馬相如賦與四川方言》（《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與李凱《司馬相如與巴蜀文學范式》（《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等則對漢賦與地域文化之關系進行了探討。許結《賦體文學的文化闡釋》、曹勝高《漢賦與漢代制度》、蔡輝龍《兩漢名家畋獵賦研究》諸書深入挖掘了漢賦與漢代政治、學術、宗教、外交，尤其是都城制度、校獵制度、禮儀制度之關系，文史互證，見解頗新。[84]

　　對于漢賦與其他學術思想或學科門類之間關系的研究，近年來也有較大突破。比如畢庶春《論“侈麗閎衍”——試論大賦與鄒衍及稷下學派》（《文學遺產》1993年第2期）、王宗昱《評漢人辭賦中的神仙思想》（《天津社會科學》1995年第6期）、鄭明璋《論漢代道家的政治觀在漢賦中的表現》（《聊城師范學院學報》1999年第5期）、魏以遠《從漢賦看兩漢的道家思想》（《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孫晶《陰陽五行說與與漢代騷體賦的空間結構》（《齊魯學刊》2004年第3期）等討論漢賦與道家、陰陽家的關系；劉周堂《漢大賦與儒學》（《江西社會科學》1997年第3期）、蘇瑞隆《儒家思想與漢代辭賦》（《文史哲》2000年第5期）、劉培《經學的演進與漢大賦的嬗變》（《南開學報》2001年第1期）、張濤《漢賦與易學》（《周易研究》2001年第3期）、許結《漢賦與禮學》（《阜陽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王渙然《讖緯的流行及其對漢賦的影響》（《內蒙古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等文深入研究了漢賦與儒家思想以及漢代經學、易學、禮學、讖緯學說之間的關系，并且還出現了胡學常《文學話語與權利話語：漢賦與兩漢政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馮良方《漢賦與經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等頗有分量的專著。這些論著視野開闊，論述精到，標志著漢賦研究正向縱深處拓展。挖掘漢賦升降與士人身份遭際、性格心理之關系，是漢賦研究的又一趨勢。唐子奕《試論兩漢士人的社會性格與詩賦之關系》（《甘肅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詹福瑞《漢大賦的內在矛盾與文士的尷尬》（《文藝研究》2001年第6期）、劉向斌《西漢賦家的個體生命焦慮》（《延邊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等論文，于迎春《漢代文人與文學觀念的演進》（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張峰屹《西漢文學思想史》（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藍旭《東漢士風與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王渙然《漢代士風與賦風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等專著都從不同的角度討論過這一問題。

十、漢賦理論與漢賦研究史的探討

　　清人劉熙載的《藝概·賦概》曾對漢賦理論有所涉及，但很粗略。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李戲漁發表了《詩賦之“跡”“心”說》一文，專門討論司馬相如的漢賦創作論[85]。而對于漢賦理論的深入探討，則是從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的，最突出的成果有龔克昌師《劉勰論漢賦》（《文史哲》1983年第1期）、《評漢代的兩種辭賦觀》（《文史哲》1993年第5期）、孫亭玉《論班固的辭賦觀》（《中國文學研究》1988年第4期）、何新文《劉熙載漢賦理論述略》（《中國文學研究》1988年第3期）、許結《揚、馬文學思想異同論》（《南京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周勛初《司馬相如賦論質疑》（《文史哲》1990年第5期）等。21世紀的前5年，學術界又發表了馬予靜《班馬的辭賦觀與漢代賦學思想的演進》（《河南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汪小洋《漢賦作品的整理與保存》（《文教資料》2000年第4期）、冷衛國《“文章西漢兩司馬”的賦學批評》（《文藝理論研究》2005年第2期）等7篇論文。顯然，這些論文的關注焦點主要停留在漢代司馬相如、揚雄、班固以及梁代劉勰的漢賦觀上。阮忠的《漢賦藝術論》對于漢代賦論有較為系統也較為詳細的論析[86]，而李天道《司馬相如賦的美學思想與地域文化心態》一書，則以28萬字的篇幅對司馬相如的美學思想進行現代闡釋，認為司馬相如的“賦跡”、“賦心”說以及“合綦組”、“列錦繡”的創作理論，“對后來的文藝家、文藝美學家都有極為重要的影響”[87]。近來蹤凡發表了《漢賦研究史述略》（《社會科學輯刊》2002年第1期）、《劉向父子的漢賦研究》（《文獻》2002年第1期）、《<歷代賦匯>的漢賦編錄與分類》（《天津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等系列論文，并出版了學術專著《漢賦研究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對中國古代的漢賦研究史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觀照。

　　隨著漢賦研究的不斷深入，對歷代漢賦研究資料的匯集和整理工作勢在必行。已經有學者注意到這一點，但成績十分有限。例如徐志嘯《歷代賦論輯要》（復旦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高光復《歷代賦論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陳良運、王以憲等《中國歷代賦學曲學論著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等書在選輯賦學資料時，也選入了不少漢賦研究資料。而李孝中《司馬相如集校注》（巴蜀書社2000年版）、張連科《司馬相如集編年箋注》（遼海出版社2003年版）二書，分別輯錄了一些研究司馬相如的資料，可資參考。蹤凡輯有《漢賦研究資料匯編》，可是尚未出版。至于漢賦研究資料的注釋工作，則基本沒有展開。

　　以上對漢賦研究的基本問題、研究歷史及其現代進展作了一番大致的清理工作，旨在為以后的漢賦研究提供一點借鑒與參考。不難看出，近年的漢賦研究體現出求深、求細、求新的特色，但仍有不少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首先，漢賦作為漢代的“一代之文學”，本身即具有十分深廣的文化內涵和不可忽視的文學史意義，理應得到學術界的普遍關注與深入研究。但是，同楚辭、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相比，漢賦研究卻已經嚴重滯后了。盡管上世紀80年代以來涌現出數十種相關的學術著作，但漢賦研究仍然處于邊緣化狀態，漢賦研究在整個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地位尚有待提高。目前既沒有建立專門的學術研究會（依附于全國賦學會而存在，每次開會僅有十余篇漢賦論文發表），也沒有專門的學術刊物（南京大學正在創辦《中國賦學》，漢賦刊物尚無），更沒有形成具有影響力的漢賦學術流派。這種面貌亟需改變。其次，在漢賦研究中，學術界對漢賦的淵源、性質及其范圍的認識還不統一，雖然費振剛等《全漢賦》、龔克昌師《全漢賦評注》采用了大致相同的選賦標準，僅把以“賦”名篇者和七體、答難體入賦，但學者們仍有不同看法，如萬光治、程章燦等人即把頌、連珠諸體也視為賦體；《西京雜記》與《古文苑》所載漢賦作品的真偽考辨，似乎還可從聲韻、詞法、句法等角度做些更細致、更有說服力的研究；漢賦作品以及漢賦研究資料的鉤稽、校勘、注釋、考證等文獻基礎工作雖已開始，但還需要大力加強；作為一種語言載體，它所負載的豐富文化內涵還有待于從社會學、民俗學、語言學、心靈史、文化史等角度進行深入的挖掘；漢賦的藝術手法對后代文學的多方面的影響還需進一步清理；等等。再次，西方文藝理論和研究方法已經應用于漢賦研究，但尚流于牽強表面；個案分析與總體評價、微觀探討與宏觀研究還需進一步結合；重復粗糙、人云亦云的論文不時見諸刊物（這種現象也存在于其他學術領域，需要引起廣泛重視）……事實上，龔克昌師《全漢賦評注》（2003）、費振剛等《全漢賦校注》（2005）兩部大著的出版，已為漢賦研究奠立了十分堅實的文獻基礎，也使新世紀的漢賦研究呈現出相當強勁的發展勢頭，但依然有大量艱巨的工作等待著學界同仁的不懈努力。

注釋：

[1]簡宗梧《漢賦史論》，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3年版，第120～143頁。

[2]遲文浚、許志剛、宋緒連《歷代賦辭典》，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6頁。

[3]見陶秋英《漢賦之史的研究》，上海中華書局1939年版，第1頁。

[4]見曹道衡《漢魏六朝辭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

[5]見《文史知識》1984年第12期。

[6]詳參葉幼明《辭賦通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4頁。

[7]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全漢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1997年重印。

[8]龔克昌師《全漢賦評注》（全三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9]參曲德來《漢賦綜論》，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52頁。

[10]見徐宗文《試論古詩之流——賦》，《安徽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

[11]譚正璧《賦論》，載《文學概論講話》，光明書局1934年版。

[12]丘瓊蓀《詩賦詞曲概論》，中國書店1985年版，137～143頁。

[13]劉朝謙《賦文本的藝術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6～54頁。

[14]劉斯翰《賦的溯源》，《華南師大學報》1988年第1期。

[15]馮沅君《漢賦與古優》，《中原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43年9月。

[16]曹明綱《賦學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頁。

[17]《國聞月刊》22期，1943年7月。

[18]龔克昌師《漢賦探源》，見《漢賦研究》，山東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19]參褚斌杰《論賦體的起源》，《文學遺產》增刊第十四輯，1982年；蔣先偉《論賦起源于民間說話藝術》，《中國典籍與文化》2001年第2期。

[20]正中書局1942年版。

[21]馬積高《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2]龔克昌師《論漢賦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文史哲》1987年第2期。

[23]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新版，107～116頁。

[24]曹虹《文人集團與賦體創作》，《文史哲》1990年第2期。

[25]參見康金聲《漢賦的盛衰演變》，《山西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26]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新版，第118～132頁。

[27]參見葉幼明《辭賦通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8]參見郭維森、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9]曲德來《漢賦概述》，載趙敏俐、譚家健《中國古代文學通論·先秦兩漢卷》，遼寧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0]陳洪治《國學經典·賦》，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8頁。

[31]袁濟喜《中國古代文體叢書·賦》，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頁。

[32]畢萬忱《漢賦“諷諭”辨》，《光明日報》1983年7月12日。

[33]參見龔克昌師《漢賦研究》之《總論》、《論漢賦》、《論漢賦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34]參見姜書閣《漢賦通義》，齊魯書社1989年版。

[35]參見龔克昌師《漢賦研究》中《關于漢賦之我見》、《漢賦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二文。

[36]康金聲《漢賦“歌功頌德”新議》，載《漢賦縱橫》，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7]萬光治《漢賦通論》，巴蜀書社1989年版。

[38]見《漢賦縱橫》之《論漢賦的語言成就》。

[39]章滄授《漢賦的藝術成就》，《中國文學研究》1988年第3期。

[40]章滄授《論漢賦與山水文學》，《安慶師范學院學報》1987年第3期。

[41]金秬香《漢代詞賦之發達》，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

[42]陶秋英《漢賦之史的研究》上海中華書局1939年版。

[43]龔克昌師《漢賦研究》，山東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1990年修訂再版。

[44]簡宗梧《司馬相如揚雄及其賦之研究》，臺灣政治大學博士論文，1975年自印本。

[45]〔美〕康達維《漢代辭賦：揚雄賦研究》，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1976年版。

[46]《江海學刊》1962年第4期。

[47]束景南《關于司馬相如游梁年代與生平》，《文學遺產》1984年第3期。

[48]龔克昌、蘇瑞隆《司馬相如》，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49]尚永亮、王承丹《司馬相如傳》，東方出版社2001年版。

[50]《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51]《西北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

[52]《文學遺產》1983年第3期。

[53]劉躍進《秦漢文學編年史》，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134頁。

[54]簡宗梧《漢賦史論》，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3年版，第41－62頁。

[55]《〈七發〉的啟示》，《解放日報》1981年5月10日。

[56]《七發三問》，《徐州師范學院學報》1986年第3期。

[57]見《文史哲》1984第1期。

[58]萬光治《尹灣漢簡神烏賦研究》，《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

[59]《湘潭大學學報》1983年第1期。

[60]沛清《論漢代的辭賦》，《國聞周報》11卷8期，1934年2月。

[61]陶秋英《漢賦之史的研究》，上海中華書局1939年版，第129～130頁。

[62]郭維森、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63]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3300頁。

[64]黃廣華、劉振東《從審美角度看司馬相如的賦》，《文史哲》1987年第3期。

[65]曹明綱《司馬相如對辭賦創作的貢獻》，《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第3期。

[66]王以憲《試論揚雄在漢大賦上對司馬相如的沿革與發展》，《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5期。

[67]陶秋英《漢賦之史的研究》，上海中華書局1939年版，第164～166頁。

[68]馬積高《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頁。

[69]參見趙逵夫《關于枚乘<梁王菟園賦>的校理、作者諸問題》（《文獻》2005年第1期）、韓暉《漢賦的先驅孔臧及其賦考說》（《文史哲》1998年第1期）、蹤凡《劉勝及其<文木賦>》（《漳州師范學院學報》1999年第3期）、龍文玲《論漢武帝<李夫人賦>及其文學史意義》（《學術論壇》2006年第5期）。

[70]《文學遺產》2002年第6期。

[71]姜書閣《漢賦通義》，齊魯書社1988年版，第6頁。

[72]龔克昌《論漢賦》、《漢賦——文學自覺時代的起點》,載《文史哲》1981年第1期，1988年第5期。

[73]詳參張少康《論文學的獨立和自覺非自魏晉始》，《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詹福瑞《從漢代人對屈原的批評看漢代文學的自覺》，《文藝理論研究》2000年第5期；李炳海《黃鐘大呂之音——古代辭賦的文本闡釋》第16頁，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趙敏俐《魏晉文學自覺說反思》，《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74]陶秋英《漢賦之史的研究》，上海中華書局1939年版，第180頁。

[75]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0頁。

[76]鄒樹德《漢賦對曹植詩歌創作的影響》，《求索》1995年第3期。

[77]《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8年漢語言文學研究專輯。

[78]曲德來《漢賦綜論》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287頁。

[79]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80]龔克昌師《全漢賦評注》（全三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81]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全二冊），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82]費振剛、仇仲謙《漢賦辭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郭瓏《<文選·賦>聯綿詞研究》，巴蜀書社2006年版；唐子恒《漢大賦多音詞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2年印刷。

[83]章滄授、芮寧生《中國傳統文化精粹·漢賦》，珠海出版社2004年版。

[84]許結《賦體文學的文化闡釋》，中華書局2005年版；曹勝高《漢賦與漢代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蔡輝龍《兩漢名家畋獵賦研究》，臺北天工書局2001年版。

[85]李戲漁《詩賦之“跡”“心”說》，《國民雜志》第4卷第5期，1944年5月。

[86]阮忠《漢賦藝術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87]李天道《司馬相如賦的美學思想與地域文化心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原分上、下篇，分別刊于《洛陽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第22－26頁；《洛陽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第43－49頁。此處略有改動。）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　北京　10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