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古代詩歌教育史總論

　　在上面幾章中，本書概述了古代詩歌教育的歷史。需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是，本書將古代詩歌教育的的下限延續到了晚清時期。眾所周知，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之后的晚清階段往往被歷史學家劃入“近代史”，并成為“近代史”的主體部分。但本書并非純粹的歷史學著作，也無意改變中國歷史階段的劃分方法，只是無法將一個朝代的詩歌教育生硬地割裂開來；而且晚清時期的詩歌教育與清代前期、中期的詩歌教育并無很大不同，人為割裂一個朝代的詩歌教育似乎不太妥當。故一并加以概述，尚祈見諒。

　　下面，本書將從教材體系、基本方法和主要特點三個方面對古代詩歌教育作一綜述。

第一節　古代詩歌教育的教材體系

　　詩歌教育的目的就是利用詩歌來傳承生產經驗和社會經驗，傳授自然知識與倫理規范，同時完成識字寫字的任務，教會讀詩作詩的方法。古代詩歌教育的教材十分豐富，很難一一列出來。本書在前面簡述詩歌教育史時只能采取掛一漏萬、管中窺豹的方法提及其中的一部分。概括地說，古代詩歌教育的教材大致可分為以下五類：

　　一是儒家的經學類教材，是指以《詩經》為核心形成的注釋《詩經》的許多著作。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紀）至春秋中葉（公元前六世紀）約五百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詩經》中有一些產生于西周初期的詩歌，在當時就被用于教育貴族子弟。如果自孔子整理《詩經》和開私學授徒算起，《詩經》在自春秋末期之后的大約2400年里一直是古代詩歌教育的主要教材，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特別是西漢“獨尊儒術”以后，《詩經》就成為歷代官學最主要的詩歌教材。《詩經》先后被列為“五經”（西漢）、“九經”（唐代）、“十三經”（南宋），成為儒家的一部重要典籍，成為歷代文士必讀的詩歌教材。古代的學子往往要將《詩經》里的所有詩篇和有關注疏全部背誦下來。為了便于學子學習《詩經》，歷代學者闡釋《詩經》的著作數不勝數。在這些著作中，最有影響的當數東漢鄭玄的《毛詩箋》、唐代孔穎達等人奉詔所撰的《詩經正義》和南宋朱熹的《詩集傳》。

　　東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融通今文經和古文經，遍注儒家經典，以畢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遺產，是漢代講經注經的集大成者，號稱“鄭學”，使經學進入了一個統一時代。他對儒家經典的注釋，長期被封建統治者作為官方教材，收入“九經”、“十三經”注疏中，對于儒家文化乃至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鄭玄在注釋《詩經》時，不囿于門戶之見，雖以古文經《毛詩》作底本，但也往往采用今文經的齊、魯、韓三家學說。他首次提出《毛詩》作者有大、小毛公之別，首次指出《詩》之《大序》為子夏所撰，《小序》則為子夏、毛公合作，在經書注釋上獨創了“箋”的名稱。鄭玄《毛詩箋》、《毛詩譜》出現后，《詩經》的流傳發生了重要變化——古文經“毛詩”日漸興盛并為官方所承認，而今文經的“齊詩”、“魯詩”、“韓詩”就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詩經》教育進入了一個統一時代。現今流行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的傳本。

　　唐初著名的經學家和教育家孔穎達于貞觀年間奉詔主持編撰《五經正義》，于貞觀十六年（642年）完成。后又經校定增損，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頒行，欽定為全國統一教材。《五經正義》共180卷，其中《毛詩正義》40卷。《毛詩正義》是對“毛傳”和“鄭箋”的疏解，對魏晉南北朝以來眾說紛紜的注釋進行了鑒別裁定，因此又叫《毛詩注疏》，是注解《詩經》的最重要的著述之一，被清代學者阮元列入《十三經注疏》，影響至今。

　　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他的《詩集傳》是《詩經》詮釋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是元、明、清三代士人必讀的權威性讀本。在《詩集傳》中，他打破了盛行千余年的“詩序”的束縛，而就詩篇本身探索其本旨；文字音義則不拘泥于訓詁之學，雜采“毛傳”和“鄭箋”，間用齊、魯、韓三家學說，而以己意進行取舍。《詩集傳》釋義簡潔，明白易曉，逐篇述其主旨，逐章言其大意，常有新解。朱熹以后，注釋《詩經》者多以《詩集傳》為宗，元、明、清時期科舉取士也以《詩集傳》為準，對后世影響十分深遠。

　　以《詩經》為代表的四言詩和“詩教”傳統對中國詩歌創作和詩歌教育的影響極其深遠。毛澤東就曾寫作數首四言詩，如《奮斗》、《題〈中國婦女〉之出版》等。1937年4月，毛澤東撰寫的《祭黃帝陵》就采用了古樸典雅的四言詩形式。《詩經》里的一些詩篇在今天仍然是詩歌教育教材，如《關雎》、《蒹葭》、《伐檀》、《碩鼠》等曾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二是純粹的詩歌類讀本，是指根據某種需要編選的各類詩歌選集、全集、總集之類。

　　《詩經》原本就是一部詩歌總集，本名曰“詩”或“詩三百”，孔子加以整理后用以授徒，雖然作為禮樂教育的教材，但并未改變其本來面目。西漢時“詩”被儒家尊為“五經”之一，才被稱為“《詩經》”，此后其文學色彩越來越淡，而經書味道越來越濃。

　　自兩漢以后，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詩人，詩歌的選集或總集就越來越多，其中一些就成為文士學習作詩的范本而廣泛流傳。如《楚辭》、《昭明文選》、《玉臺新詠》、《花間集》、《江湖集》、《唐音》、《唐詩品匯》、《唐詩解》、《唐音統簽》、《名媛詩歸》、《明詩綜》、《詞綜》、《全唐詩》、《神韻集》、《唐賢三昧集》、《唐人萬首絕句選》、《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等。這些詩歌選集、全集、總集往往規模浩大，適應對象也非常廣泛。

　　南朝梁太子蕭統編選的《昭明文選》是秦漢以來收編詩文最豐富的文學總集，也是我國最早的詩文總集，被認為是古代文學教材的典范，也是詩歌教育的的典范教材。原書30卷，唐李善作注時分為60卷，其中有詩歌12卷，騷2卷。《文選》共收入周代至齊梁時期130多個知名作者和少數佚名作者的詩文作品共752篇，其中詩歌434篇。這部書在唐代受到高度重視，成為文人學子必讀之書，有所謂“文選學”之名。北宋時有“文選爛，秀才半”（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一說，足見此書的影響和價值。

　　《玉臺新詠》是徐陵奉梁簡文帝蕭綱之命編成的我國古代繼《詩經》、《楚辭》之后的又一部詩歌總集。《玉臺新詠》收五言詩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詩1卷，收錄南朝梁以前的詩篇769首。這本書在流傳過程中曾遭后世文人竄改，所收詩歌增加到870首。在封建道統思想的影響下，這部詩集曾屢遭詆毀，但仍然對我國古典詩歌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

　　《花間集》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文人詞總集，收錄了晚唐五代時期溫庭筠、韋莊等十八位詞人的五百首詞。《花間集》集中體現了詞律的規范化，確立了詞這種新的詩歌形式的文學地位，奠定了五代之后詞的進一步發展的基礎。“花間詞人”上承南朝宮體詩人，下啟宋代婉約派詞人，對古代詩歌創作有很大影響。

　　唐代詩歌的繁榮與詩歌教育的繁榮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都達到了歷史的最高點。唐代詩人創作的詩歌數以萬計，為唐代學子讀詩學詩提供了豐富的教材。《舊唐書·楊綰傳》記載，楊綰在給唐肅宗的奏疏中說：“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從這里可以看出當時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對學子讀書內容的影響，當時一些著名詩人的詩集已經成為士子學習的教材。中唐時期，蒙館塾師也往往指定某位詩人的作品作為教材。《唐詩紀事》卷三八載：“元微之《長慶集序》云：‘予嘗于平水市見村校諸童競習詩，招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余之為微之也。”可見，白居易、元稹的詩就被蒙館塾師選定為教材。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一詩里說：“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歌《琵琶篇》。”從中可以看出白居易詩作流傳非常廣泛。唐代中后期還出現了供學童諷誦的詩歌選本如《文場秀句》等。《文場秀句》本是中唐詩人王起為莊恪太子輯錄的詩歌選集。《舊五代史·馮道傳》有“中朝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為舉業”的記述，可見這本書曾被作為科舉應試的詩歌范本，供學子諷誦模仿。

　　《全唐詩》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詩歌總集。全書共900卷，收錄了唐五代時期2200多位詩人的詩歌48900多首。唐代是我國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全唐詩》的編選，極大地促進了我國古典詩歌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對于詩歌教育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古代一些詩人、學者還編著了許多詩話（詞話）類著作，歸納詩詞的一些寫作規律，也對作家作品進行分析點評，為文人學習作詩填詞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如《六一詩話》、《韻語陽秋》、《滄浪詩話》、《浩然齋詞話》、《樂府指迷》等。

　　三是蒙學詩歌讀物，是指專門為學童學習詩歌和進行文化倫理教育而編選的詩歌讀本。

　　古代一些學者非常重視蒙學階段的詩歌教育，曾編寫了許多供學童諷誦的詩歌讀本，如《詠史詩》、《神童詩》、《訓蒙詩》、《小學詩禮》、《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此外，還有一些較好的詩歌選集（如《文選》）和著名詩人（如白居易）的名篇也是蒙童學習詩歌的教材。其中，《神童詩》、《千家詩》、《唐詩三百首》是古代最著名的蒙學詩歌教育讀本。

　　《神童詩》相傳是北宋學者汪洙所作。《神童詩》是一部影響廣泛的啟蒙讀物。通行的《神童詩》選入48首五言絕句，淺白清新，格律嚴謹，音韻和諧，瑯瑯上口，情趣盎然，易于記誦。其中很多詩句已廣為流傳，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如流傳久遠的《四喜》詩：“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神童詩》是優秀的少兒詩歌讀物，也是教導少年兒童學作詩歌的示范教材。因受時代局限，這些詩多以高官厚祿引導學童一心讀書，曾遭人非議，但在宋元明清時期影響很大。

　　《千家詩》最初是南宋劉克莊編選的《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收錄律詩和絕句1270多首。后來分別出現了謝枋得編選的七言《千家詩》和王相選注的《新鐫五言千家詩》。后來有人將五言和七言這兩種《千家詩》編成合刊本，成為流傳最廣的詩歌教材。清代通行的《千家詩》包括七言絕句、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五言律詩共220余首，所選詩歌題材十分廣泛，風格淺近易懂，有許多膾炙人口的名篇，風靡各地，廣受歡迎。《千家詩》在清代與《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并稱為“三、百、千、千”，是蒙學中最普及的讀本。

　　《唐詩三百首》是清代乾隆年間蘅塘退士孫洙選編的一本膾炙人口的唐詩精選普及讀本。全書的編選以適合私塾教學為基本原則，以學童容易理解和記憶、適合兒童興趣為主要出發點，注重選取歷來為人們廣為傳誦的佳作，選入七十余位唐代詩人的詩歌300余首，涵蓋了古詩中五言詩和七言詩的各種詩體，名家名篇入選甚多。因此，《唐詩三百首》被塾師廣泛采用，而且深受學童和成人的歡迎。這本書僅以三百首的篇幅，就使人們得以欣賞到唐詩中的精華篇章，為初學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的確是一本質量上乘的精選詩歌讀本。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人們學習唐詩的首選讀本，風行海內外。

　　四是蒙學韻文讀物，是指為幫助學童識字或學習文化倫理常識而編寫的啟蒙韻文教材。

　　由于漢字特有的音節和聲韻特點，漢語韻文具有句式整齊、音韻和諧、易讀易誦、便于記憶的優點，因此，我國古代語文教育史上產生了許多韻文形式的教材。漢語韻文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詩歌，而詩歌與其它韻文形式并沒有很大區別；尤其是那些句式嚴整的韻文，即使稱之為詩歌也無妨。因此，在概述古代詩歌教育史時，也不能忽視這些韻文類讀本。采用韻文形式編寫蒙學教材，是中國古代詩歌教育的一種特殊方式。

　　古代蒙學韻文讀物的主要內容有識字、屬對、聲律、自然常識、歷史典故、百科知識、社會經驗和倫理道德規范等，大致可分為五種：韻文識字讀本、屬對用事讀本、韻文百科讀本、倫理道德讀本、韻文歷史課本等（這種分類并不夠嚴密，少數讀本還有交叉兼類現象），如《急就篇》、《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蒙求》、《十七史蒙求》、《訓蒙駢句》、《龍文鞭影》、《笠翁對韻》、《聲律啟蒙》、《名物蒙求》、《幼學瓊林》、《增廣賢文》、《鑒略妥注》等。這些知識都與作詩有密切聯系，其中的屬對、聲律、用典還是作詩的基本技能，因此，這些讀本都是古代詩歌教育的輔助教材。實際上，古代的韻語讀物明顯具有詩歌的形式和特點，其中一些與詩歌并無兩樣（如《鑒略妥注》）。如果用現代的眼光來看，即使將《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之類稱之為詩歌似乎也并無不妥，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韻語讀物也是古代詩歌教育的基本教材。

　　在西周時期，已出現韻文形式的識字讀本《史籀篇》，這是我國有文獻記載的第一部識字課本，可惜早已失傳。這本書采用四言詩的形式，四字一句，兩句一押韻，便于學童學習誦讀。這本書為后世編寫兒童識字課本提供了典范，對后世影響巨大。

　　我國歷來有大學者為兒童編寫蒙學識字韻文教材的好傳統。李斯撰《蒼頡篇》，司馬相如著《凡將篇》，史游著《急就篇》（又名《急就章》）、揚雄著《訓纂篇》、班固著《十三章》、蔡邕著《勸學篇》、周興嗣編《千字文》、王應麟編《三字經》等。此外，還有北宋無名氏的《百家姓》。其中，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影響最大，合稱“三、百、千”。

　　西漢史游的《急就篇》（又名《急就章》）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識字和常識課本。它以識字為主，同時介紹各類知識，是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廣泛流傳的蒙學識字教材，一直沿用了600多年。顧炎武說：“漢魏以后，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學漸微”。作為一種兒童讀物，其使用時間之長在世界教育史上實屬罕見。今存《急就篇》主體部分為七言韻語，或用三言、四言，共34章，計2144個字。《急就篇》在我國古代識字教材史上有承前啟后的作用，其編寫體例和內容對后世童蒙教材如《千字文》、《三字經》、《百家姓》等有很大影響。此書自成書后就廣泛流傳，并被傳播到中國周邊國家。

　　南朝梁代周興嗣編寫的《千字文》通篇四字一句，共250句，在極短的篇幅內容納了極其豐富的內容，涉及天文歷象、歲時變化、名貴物品、古代帝王、品德修養、建筑文化、歷史地理、士人農桑、生活起居等。其行文注重聲律對仗，講究用典文采，押韻和諧，抑揚頓挫，即使完全當作詩歌來讀也無妨。如開篇寫道：“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這本書一直沿用了1500多年，至今在民間仍有一定影響。

　　北宋初年問世的《百家姓》將約500個常用姓氏編成四字一句的韻文，基本上包括了當時的常用漢字，形式上很像一首四言詩。雖然其內容缺乏文理，但編排合理，句式整齊，讀來順口，易學好記，如“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諸衛，蔣沈韓楊”。《百家姓》與《千字文》相配合，成為我國古代蒙學的固定教材，影響深遠，至今仍在流傳。

　　南宋末年王應麟所作《三字經》繼承了歷史上蒙學教材編寫的傳統，集中了《急就篇》、《千字文》的優點，是一部集識字、自然常識、歷史知識、讀書方法和倫理教育于一身的綜合性蒙學教材，是古代童蒙讀物中的典范教材之一。其句子往往言淺意深，每三字一句，整齊排列，讀起來瑯瑯上口，非常易于兒童誦讀記憶。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茍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因此，《三字經》出現后就盛行于元、明、清三代，成為中國古代最有代表性的一種蒙學教材。七百多年來，《三字經》不但是蒙學基本教材，而且在社會上廣泛傳播，家喻戶曉，老幼皆知，對中國社會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1989年10月，《三字經》英譯本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向全世界發行。199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三字經》確定為兒童道德叢書之一。

　　自唐代實行詩賦取士以后，吟詩作賦成為文人士子的必備能力，詩賦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文人功名的成敗；而格律詩尤其注重聲律對仗，講究用典，因而學習作詩、學會屬對用事也成為學校教育的一項基本內容。因此，在韻文識字讀本之外，自唐代以后還出現了許多幫助學童學習聲律對句、了解歷史典故的啟蒙韻文讀物，如《蒙求》、《十七史蒙求》、《訓蒙駢句》、《蒙養故事》（《龍文鞭影》）、《笠翁對韻》、《聲律啟蒙》等。

　　唐代李翰的《蒙求》是中唐到北宋最為通行的童蒙課本。《蒙求》大概是屬對用事讀本，凡596句，2384字，把592個典故編成一篇完整的四言詩。全書所講大多是歷史人物故事，四字一句，兩句一組，互為對偶，隔句押韻，如：“王戎簡要，裴楷清通；孔明臥龍，呂望非熊；楊震關西，丁寬易東；謝安高潔，王導公忠。”其中許多典故成為后來《三字經》、《龍文鞭影》等蒙學讀本的取材來源。在古代語文教育史上，《蒙求》是一部具有開創性的著作，后世大批蒙書都采用《蒙求》的編法和名稱，可見它的影響之大。

　　北宋王令的《十七史蒙求》仿照李翰《蒙求》的形式，采用四言韻語，上下兩句對偶，生動地介紹了許多歷史典故，富有教育意義。如：“宋璟第一，李廣無雙。燕許手筆，李杜文章。”“石苞當相，衛青封侯。誤點作蠅，落筆畫牛。”

　　明代司守謙的《訓蒙駢句》是為學童學習聲律屬對而編寫的一部教材，全文采用平水韻平聲的三十個韻部，按韻部次序編排，每韻三節，每節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對駢句組成，講究平仄，隔句押韻，對仗工整。如開頭第一節：“天轉北，日升東。東風淡淡，曉日濛濛。野橋霜正滑，江路雪初融。報國忠臣心秉赤，傷春美女臉消紅。孟柯成儒，早藉三遷慈母力；曾參得道，終由一貫圣人功。”這本書為學童學習作詩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在這本書的影響下，清代學者又編寫了類似讀物《笠翁對韻》、《聲律啟蒙》等。

　　明代蕭良有的《蒙養故事》也是仿效唐代李翰《蒙求》編撰而成的蒙學教材，后經明末清初時期的學者楊臣諍加以增訂，改名《龍文鞭影》。其內容主要來自史書中的人物典故，同時又從古代神話和筆記小說中廣泛收集故事，全書包括孟母斷機、毛遂自薦、荊軻刺秦、董永賣身、紅葉題詩等兩千多個典故，按照平水韻平聲的三十個韻部依次編排，四字一句，每句概括一個典故，對仗工整，易讀易記。如“重華大孝，武穆精忠。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商王禱雨，漢祖歌風。秀巡河北，策據江東。”這部書問世后，成為明清時期頗受歡迎的童蒙讀物之一。清朝末年，學者李暉吉、徐蘭畦又合撰了《龍文鞭影二集》。清末和民國時期通行的《龍文鞭影》一般都是將初集、二集合在一起出版。

　　清代李漁編著的《笠翁對韻》是一本專門用來學習聲韻格律的啟蒙讀物，是清代最流行的聲律類蒙書之一。全書共三十韻，每韻二則至四則不等，從一字對、二字對、三字對、五字對、七字對到十一字對；語言工巧藻麗，音韻流暢；內容博采精裁，編排合理，意境典雅優美，又富生活氣息，更易為初學之人掌握。如：“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山花對海樹，赤日對蒼穹。雷隱隱，霧蒙蒙。日下對天中。風高秋月白，雨霽晚霞紅。牛女二星河左右，參商兩曜斗西東。十月塞邊，颯颯寒霜驚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漁翁。”文中羅列了許多典故，既能夠幫助學子增長見聞，又可以在品德修養方面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清代車萬育編著的《聲律啟蒙》是一本專門幫助學童學習對偶技巧和聲韻格律的啟蒙讀物。全書按韻分編，內容豐富，形式上從單字對到雙字對、三字對、五字對、七字對到十一字對，聲韻和諧，瑯瑯上口，使兒童在誦讀中受到語音、詞匯、修辭等方面的訓練。如“云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蟲。三尺劍，六鈞弓，嶺北對江東。人間清暑殿，天上廣寒宮。兩岸曉煙楊柳綠，一園春雨杏花紅。兩鬢風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煙雨，溪邊晚釣之翁。”這本書也是清代最流行的聲律類蒙書之一。

　　此外，還有一些小型百科全書式的韻文讀物，如《名物蒙求》、《幼學求源》等。

　　南宋方逢辰的《名物蒙求》主要介紹各種名物知識，涉及天文、地理、花木、鳥獸、器物、耕作、親屬、家庭、倫理等方面的名稱和常識，采用四言韻語形式，全書凡2720字。如：“天尊地卑，乾坤定位。輕清為天，重濁為地。麗乎天者，日月星辰。潤以雨露，鼓以風霆。”這本書通俗易懂，是古代很受歡迎的一本啟蒙教材。

　　明末學者程登吉的《幼學求源》原名《幼學須知》,又名《成語考》、《故事尋源》，簡稱《幼學》。清朝嘉靖年間，學者鄒圣脈又作了一些增補并更名為《幼學瓊林》，也叫《幼學故事瓊林》，遍行天下。全書按內容編排為三十三類，廣泛涉及自然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幾乎囊括了當時人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知識與詞匯，是一部名副其實的蒙學百科全書。全文采用駢偶句式，有四言、五言、七言、八言、九言等，文字簡煉，對仗工整，易學易懂易記，對于學童增長見聞、學習對句和作詩幫助極大，因而是我國明清時期廣泛流傳的蒙學讀物，清代把它與《增廣賢文》并列，人稱“讀了增廣會說話，讀了幼學走天下”。

　　明清時期，一些學者還采用韻文形式編寫了專門用來傳授人生處世經驗、進行倫理道德教育的蒙學讀物，如《小兒語》、《續小兒語》、《好人歌》、《增廣賢文》等。

　　明代呂得勝、呂坤父子為了促使兒童誦習有教育意義的兒歌，先后編寫了《小兒語》和《續小兒語》，形式上采用四言、六言、雜言句式。如《小兒語》開頭部分：“一切言動，都要安詳。十差九錯，只為慌張。沉靜立身，從容說話。不要輕薄，惹人笑罵。”隔句押韻，句式整齊，易誦易記。呂坤還編寫了《好人歌》，內容通俗易懂，每句五字，隔句押韻。如：“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悌。好人知廉恥，好人守禮儀。好人不縱酒，好人不嫖妓。好人不賭錢，好人不尚氣。好人不仗富，好人不倚勢。好人不欠糧，好人不侵地。”

　　清代車萬育編錄的《增廣賢文》篇幅不長，通行本只有3800字左右；以韻文形式將格言排列在一起，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交錯而出，靈活多變，讀起來抑揚頓挫，朗朗上口，突破了傳統蒙學讀物往往以一種句式貫穿始終的基本格式。如：“知己知彼，將心比心”、“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易漲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復小人心”、“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貧居鬧市無人識，富在深山有遠親”、“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早逢春”。有些句子連在一起簡直就是詩歌，如：“一年之計在于春，一日之計在于寅，一家之計在于和，一身之計在于勤”、“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讀子孫愚，倉廩虛兮歲月乏，子孫愚兮禮義疏”、“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竹籬茅舍風光好，道院僧房總不如。命里有時終須有，命里無時莫強求”、“磨刀恨不利，刀利傷人指；求財恨不多，財多害自己”。這本書采錄廣泛，大致反映了古人的人生態度和處世原則，耐人尋味，值得借鑒。其語句接近口語，極少運用典故，易于為人們接受。因此，在民間深入人心，影響深遠，人們把它與《幼學瓊林》并列，稱“讀了增廣會說話，讀了幼學走天下”。書中許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傳誦不絕。

　　明代還出現了一部用五言韻文編寫的蒙學歷史課本《鑒略妥注》，作者是明代學者李廷機。《鑒略妥注》以五言詩的形式，按時間順序概述了上自遠古、下至元明的歷史進程，可以說是一部詩歌體通史。全書僅萬余字，行文言簡意賅，敘事條理分明，如《三皇紀》：“乾坤初開張，天地人三皇。天形如卵白，地形如卵黃。無行生萬物，六合運三光。天皇十二子，地皇十一郎。無為而自化，歲起攝提綱。人皇九兄弟，壽命最延長。各萬八千歲，一人興一邦。分長九州地，發育無邊疆。有巢氏以出，食果始為糧。構木為巢室，襲葉為衣裳。燧人氏以出，世事相迷茫。鉆木始取火，衣食無所妨。結繩記其事，年代難考詳。”每句五字，隔句押韻，很有歌行體的風格。這本書在明清時期頗受士人喜愛，與《三字經》、《幼學瓊林》、《增廣賢文》并列為蒙學基本讀物，又被稱之為《五字鑒》。

　　上述兩類蒙學教材都是古代詩歌教育的基礎性讀本，直接或間接為學童學習作詩服務。有一些讀本至今仍在詩歌教育中發揮著作用，是古人留下的寶貴的文化遺產，既要注意珍惜和保存，也要充分研究和利用，尤其是要將古人編寫蒙學教材的經驗總結出來，繼承并發揚光大。周谷城先生在為岳麓書社出版的《傳統蒙學叢書》撰寫的序文中說：“產生和流傳于封建社會的蒙學書，同樣屬于封建文化的范圍，其局限性和落后性自不能免，但無論如何，它們絕不比廟堂之文、大雅之作更加局限和落后。有的蒙學書能夠長久流行，為社會長期接受，在傳授基本知識、進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記憶等形式方面，確實有其長處和優勢，是不能也不應一筆抹殺的。僅僅在這一點上，即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價值。”

　　五是民間歌謠，是指民間流傳的民歌、民謠、童謠、諺語、格言等。

　　遠古時期的歌謠是詩歌最初的源頭，當時的文藝活動具有歌、舞、樂互相結合的特點，其詩歌教育具有綜合性、全民化的特點。在漫長的古代社會里，曾經產生了數不清的民間歌謠，在古代社會生活中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它們都是民間詩歌教育的教材，而且對古代文人的詩歌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一部分歌謠被官府或學者收集、整理、加工之后，就登上大雅之堂，成為古代學校教育的詩歌讀本，如《詩經》里的部分詩篇、漢代的樂府詩等。其中一些詩篇在古代詩歌教育中還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如《陌上桑》、《孔雀東南飛》、《木蘭詩》、《敕勒歌》等。歷代農民起義軍也往往利用歌謠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因此，古代民間歌謠在詩歌教育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視。

第二節　古代詩歌教育的基本方法

　　古代詩歌教育的基本途徑大致有兩種：一是官學詩歌教育，是歷代統治者主導的以各級官學為主體的詩歌教育，《詩經》自西漢之后一直是歷代官學最主要的詩歌教材；二是民間詩歌教育，是廣泛存在于民間的以各類蒙學為主、以民間歌謠自發流傳為輔的詩歌教育。在統治階級的政治、文化、教育和官吏選拔制度影響下，官學詩歌教育往往主宰著民間詩歌教育的基本走向，為民間詩歌教育的發展限定一個大致的范圍；民間詩歌教育往往是官學詩歌教育的附庸，蒙學階段的各種詩歌教育教材都必須符合統治階級的要求，為維護統治秩序服務，但民間歌謠有時也會偏離主流方向，出現一些與社會正統思想觀念不一致的現象。

　　由于古代民間歌謠除少數篇章外，主要是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流布四方，往往具有很強的自發性，也并沒有什么特定的方法，因此，論及古代詩歌教育的主要方法，主要是指古代各類學校進行詩歌教育的方法，涉及官學詩歌教育和蒙學詩歌教育兩個方面。從古代詩歌教育的過程來看，簡而言之，其基本方法主要有三種：講授解疑、熟讀背誦、模仿練習等。

　　一、講授解疑。這是古代學校教育的基本教法，也是詩歌教育的主要方法。

　　在古代學校中，教師的講解是學生進一步學習理解的基礎，倫理道德規范的傳授正是通過這一過程得以實現。古代官學與私學的教學過程和方法大致相同：每學習一首詩歌，往往先由教師教讀，然后學生自己溫習熟讀；下一次上課時，教師先檢查溫習情況，然后再逐字逐句講解大意；之后就由學生自己熟讀領會，如有疑難，教師再作解答。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陽明曾在《教約》中規定了蒙學教學的具體方法：“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仿，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數，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瑕及于邪僻。教者如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明代戲劇家湯顯祖在《牡丹亭》第七出《閨塾》中生動形象地概述了陳最良為杜麗娘講解《關雎》的過程：

　　【繞池游】〔旦引貼捧書上〕……〔末〕昨日上的《毛詩》，可溫習？〔旦〕溫習了。則待講解。〔末〕你念來。〔旦念書介〕“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末〕聽講。“關關雎鳩”，雎鳩是個鳥，關關鳥聲也。〔貼〕怎樣聲兒？〔末作鳩聲〕……〔末〕此鳥性喜幽靜，在河之洲。……〔末〕胡說，這是興。〔貼〕興個甚的那？〔末〕興者起也。起那下頭窈窕淑女，是幽閑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來求他。……〔旦〕師父，依注解書，學生自會。但把《詩經》大意，敷演一番。

　　【掉角兒】〔末〕論《六經》，《詩經》最葩，閨門內許多風雅：有指證，姜嫄產哇；不嫉妒，后妃賢達。更有那詠雞鳴，傷燕羽，泣江皋，思漢廣，洗凈鉛華。有風有化，宜室宜家。〔旦〕這經文偌多？〔末〕《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沒多些，只“無邪”兩字，付與兒家。書講了。春香取文房四寶來模字。……

　　上面所引內容對家塾教學過程的概述雖然有濃重的游戲成分，但仍然真實地反映了明代私塾進行詩歌教育的大致過程和基本方法。清代學者龍啟瑞制定的蒙童課程表中就規定：“每天早起溫習讀書，背誦。上生書時，老師講解畢，命學生復述一遍，乃就位念一百遍……”從中可以看出清代蒙學的教學過程，這與《牡丹亭》中的描述是一致的。

　　古代一些儒學名師弟子眾多，往往數以百計，甚至多達千人。這些名師在教學中往往只親自面授少數高才生，其余學生則由這些高才生轉相授業。東漢學者鄭玄師從馬融的學習經歷就說明了這一點。當時著名經學大師馬融門徒上千，長年追隨在身邊的就有四百余人。《后漢書·鄭玄傳》載：“（玄）以山東無兄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余人，升堂進者五十余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于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在這種教學方式下，學生的自學就尤其重要。

　　二、熟讀背誦。這是古代士子學習的主要方法，在詩歌教育中有顯著作用。

　　誦讀是學習詩歌的基本方法，歷史非常悠久。據《周禮·春官·大司樂》記載，西周時期的“樂教”包括音樂、詩歌、舞蹈等內容，其中“樂語”包括“興、道、諷、誦、言、語”，“諷”與“誦”主要是詩歌教育，要求學生能背誦詩歌并能按照音樂節奏吟詠，而且能夠恰當應用。在“諷”與“誦”的過程中，也進行著社會經驗和倫理道德的傳授。

　　《漢書·藝文志》載：“《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我國古代的詩歌往往分為“歌”與“詩”，能合樂而唱也能誦的是“歌”，不能合樂唱而只能誦讀的是“詩”，可見能誦讀正是“詩”的特征之一。從《漢書·藝文志》的記載來看，大概在經歷秦朝焚書坑儒之后，《詩經》在西漢初期就已經不能歌唱而只能誦讀了，因而被儒家稱為《詩經》。《詩經》自西漢之后就成為歷代文士必讀的詩歌教材，古代的學子往往要將《詩經》里的所有詩篇和有關注疏全部背誦下來。

　　宋代有“童子科”考試，年齡限在15歲以下，主要內容即是背誦經書，應試者必須熟習經史。而要獲得神童稱號，則必須熟讀成誦。僅以“七經”來說，背誦總量至少為28.3萬余字，其中《毛詩》39224字。明清時期，蒙學階段就要求兒童先背誦《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之類，進而背誦《千家詩》；進而背《四書》、《五經》。

　　古代一些大學者特別重視總結讀書方法，尤其重視誦讀的作用。他們以身作則，身體力行，為后人樹立了榜樣。南宋思想家、教育家朱熹的讀書方法被其弟子歸納為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已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等六種，至今仍有很大影響。朱熹的讀書方法很好地體現了“教化”思想，通過循序漸進、熟讀精思，再經過虛心涵泳、切已體察，最終達到潛移默化的思想境界。他說：“大抵觀書，須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如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爾。”（《朱文公文集》卷七十或《朱子大全·讀書之要》）“凡讀書，須整頓幾案，令潔凈端正，將書冊齊整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卻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朱熹《童蒙須知》）

　　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繼承儒家“詩教”傳統，主張把教讀詩歌作為蒙學中進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他在《教約》中進一步規定了蒙學教讀詩歌的具體方法：“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為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余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于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于書院。……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凡習禮歌《詩》之數，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后世所傳的《王文成公訓蒙教約》也規定有同樣內容。

　　清代政治家、軍事家、詩人、學者曾國藩的治學經驗很豐富，也非常重視誦讀。他在寫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就曾特別強調誦讀詩文的方法和益處：“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曾國藩文集·書信二》）

　　古代的詩歌在很長時間里都是可以配樂歌唱的，流傳至今的一些名篇原本就是流行樂曲的歌詞。格律詩尤其講究韻律和諧、平仄相對、隔句押韻，具有音樂美、節奏美、音韻美，只有通過誦讀才能品味到詩歌藝術之美。而誦讀講究字正腔圓、感情充沛，需要融情于詩，用心感悟詩人的情思，把情感體驗用聲音傳達出來，從而實現詩歌藝術的再創造。清代流行著“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的說法，可見誦讀對于詩歌教育的重要作用。

　　蒙學階段教導兒童學詩、讀詩，是我國古代語文教育的一條寶貴經驗和優良傳統。在兒童識字以后，培養他們的讀書興趣十分重要。如果一開始就讓他們學習一些比較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傷他們的學習積極性。而在此時采用讀詩的方法就容易激發他們讀書的興趣。喜歡大聲諷誦是兒童的一個特點，而詩歌恰恰是最適宜誦讀的。由于詩歌音調和諧，注重押韻，本來就富有音樂性，誦讀時能產生很大的美感快感。學童在誦讀詩歌的過程中，盡管不一定能透徹理解詩歌的思想感情和藝術特色，卻也足以啟發他們想象，開拓他們的胸襟，培養他們良好的語感，促進他們求知的愿望，而這正是進一步學習作詩的基礎。

　　三、模仿練習。這是古代學子學習作詩的主要途徑和基本方法。

　　古代詩歌教育在傳授文化知識、社會經驗和倫理道德規范之外，還要傳授作詩的方法和技巧。隨著詩歌藝術的發展和各類詩歌體裁的不斷出現，隨著詩歌在社會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和影響的擴大，隨著歷代統治者對“詩教”的重視和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的形成，吟詩唱和已經成為古代文士日常生活中的一項基本內容，能否作詩已經成為衡量文人文化素養高低的一把標尺。看一看唐代之后的中國歷史，有哪一個秀才、舉人、進士、狀元不會作詩？因此，學習作詩往往是古代文人從學童階段就開始從事的一項基本任務。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文學迅速發展時期，學習詩文寫作已成為社會時尚。學童就開始學習詩賦寫作，他們或仿寫，或命題寫，或參加筆會，寫作訓練比較自由。南朝時期的學校教育尤其重視駢文和詩歌的寫作訓練，要求學生寫作詩文時要學會用典，講究雙聲、疊韻、四聲和修辭。一些詩人的作品成為人們模仿的對象。謝靈運的山水詩文辭幽美，冠絕一世，人們爭相傳誦。《宋書·謝靈運傳》載：“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吳均的五言詩質樸豪邁，被當時文壇稱為“吳均體”，成為學詩的榜樣。《梁書·吳均傳》載：“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學之，謂之吳均體。”

　　自隋唐實行科舉取士以后，吟詩作賦已經成為文人士子的必備能力。唐代的科舉考試中，進士要考時務策和詩賦。而詩、策、賦都有一定的格律要求。如策要用對偶；賦要限韻；詩要用五言排律，12句6韻，中間8句對仗，全詩要講平仄。這種嚴格的格律要求，要求應試的學子必須事先接受各種寫作技巧的訓練，特別是押韻、平仄、對仗、用典等方面的訓練。科舉及第后做官，也常常要寫這類詩文。由于科舉考試的需要，學習詩歌寫作是當時詩歌教育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內容。在學習寫詩過程中首先要進行聲律、對仗、集事等單項訓練。屬對在唐代很受重視，學習屬對同時具有學習語音、詞匯、語法、修辭和邏輯的作用，對作詩有很大的幫助。唐代學習詩歌寫作的方式有自由作詩、命題作詩和多人聯句等方式。自由作詩是最普遍的方式。命題作詩是在科舉考試中使用的方式，在一些私人聚會和官場聚會中也常常要作命題詩。這種命題作詩帶有評比性質，對詩歌寫作的普及也起到了很大影響。聯句是詩歌寫作中的一種特殊方式。在朋友聚會時往往用聯句形式來紀事、詠物、送行、贈人、寄人、懷人等，題材相當廣泛。聯句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而以五言為最多。聯句是多人合作寫詩，也有比試才情的意思，對于學習作詩有很大激勵作用。

　　兩宋以降，作詩填詞已成為文人的日常事務，而聲律對句則是創作詩詞的基礎技能。因此，學童入學后除學習識字和讀詩外，學習聲律對句也成為蒙學階段的一項經常性的內容。在宋代的蒙學中，屬對是基本的必修課程，屬對和韻律訓練是基本的語言文字訓練。學習作詩是蒙學的一項基本內容。蒙學中學習作詩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填詩，二是模仿。教學童寫詩，重點是教“填詩”，首先是背會三十類韻，接著是用匡紙表韻頭，以便填詩時查閱。而模仿則是實踐訓練的一種好辦法。朱熹說：“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九《論文》上）嚴羽在《滄浪詩話·詩法》中說：“學詩有三節：起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而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由此可見，宋代學校教育在幫助學子學習寫詩上已經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

　　蒙學階段教蒙童屬對是寫作詩歌的基礎，屬對要求平仄相對、詞性一致、結構相同、字數相等、修辭手法相同、邏輯關系相同，是一種集語音、詞匯、語法、修辭、邏輯于一體的綜合性基礎訓練。為了適應人們學習作詩填詞的需要，訓練學子掌握聲律對句技巧的韻文類讀本代代不絕。自唐代之后，出現了許多教授學童學習聲律對句的啟蒙讀物，如李翰的《蒙求》、王令的《十七史蒙求》、司守謙的《訓蒙駢句》、李漁的《笠翁對韻》、車萬育的《聲律啟蒙》等，都是為幫助學童學習聲律對句而編寫的啟蒙教材。

　　清代蒙學的寫作訓練較以前又有新的發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訓練程序和方法，一般程序是：屬對——作詩——作文。道光年間的學者王筠的《教童子法》對蒙學識字、寫字、讀書、屬對、作詩、作文等方面作了較系統的論述，對蒙學教育提出了一些獨到見解。為了充分發揮學生在作詩作文時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涵養學生寫作詩文的興趣，他提出了“以放為主”的原則，要求學生多寫多練，即初學做詩，先要放手，不要拘于四聲，為雙聲疊韻的規矩所束縛，此后再從放到收。“作詩文必須放，放之如野馬，踶跳咆嗥，不受羈絆。”“久之必自厭而收束矣。此時加以銜轡，必俯首樂從，……但涵養誘掖，待其自化，則文境必大進。”“以圈為主，等他知道文法”，把詩文寫精練。王筠還主張蒙童教育應循序漸進，即學生識二千字后才可讀書，待其“神智漸開”，再教以四聲、虛實、韻部、雙聲、迭韻等文字知識，然后在有了識字、閱讀、屬對的基礎后再開始學習詩文寫作。清代龍啟瑞曾制定過一份古代兒童課程表,“每天早起溫習讀書，背誦。上生書時，老師講解畢，命學生復述一遍，乃就位念一百遍；午后，寫字，溫書，背；晚上練習作對，燈下讀古詩，隔日學寫詩，逢三、八日作文，逢初一、十五作史記詩賦。”可見清代蒙學階段詩歌寫作訓練是比較頻繁的。

　　曾國藩在寫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就曾特別強調寫作詩文的方法和要求：“至于作詩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三十后，則長進極難。作四書文，作試帖詩，作律賦，作古今體詩，作古文，作驕體文，數者不可不一一講求，一一試為之。少年不可怕丑，須有狂者進取之趣。過時不試為之，則后此彌不肯為矣。”“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余所選鈔五古九家，七古六家，聲調皆極鏗鏗，耐人百讀不厭。余所未鈔者，如左太沖、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鮑明遠、高達夫、王摩詰、陸放翁之七古，聲調亦清越異常。爾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為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瑯瑯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古人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又云‘鍛詩來就且長吟’，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蓋有字句之詩，人籟也；無字句之詩，天籟也。解此者，能使天籟人籟湊泊而成，則于詩之道思過半矣。”（《曾國藩文集·書信二》）

　　綜上所述，講授解疑、熟讀背誦、模仿練習這三種基本方法其實也概括了古代學校進行詩歌教育的大致過程，也是古代學子在求學期間接受詩歌教育的基本過程。

第三節　古代詩歌教育的主要特點

　　我國古代詩歌教育歷史悠久，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獨特的傳統。概括地講，其主要特點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重視思想道德教育，將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作為詩歌教育的首要目標。

　　在中國古代社會，詩歌教育被統治者上升到政治教化的高度，被看作是鞏固統治基礎的基本手段之一，歷朝歷代都十分重視詩歌教育。所謂“詩教”，其主要含義正是指統治者要通過詩歌教育的途徑來實現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達到鞏固統治秩序的目的。因此，以傳授倫理道德規范為基本內容是我國古代傳統詩歌教育的重要特征。

　　我國古代的詩歌教育歷來強調思想教育功能，“樂教”就以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為最終目的。根據《尚書·虞書·舜典》的記載，舜帝就明確了樂官夔的職責，明確了“樂教”的目標：“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如果這段話的記載可靠，從中可以看出，在原始社會末期，部落首領已經認識到詩歌音樂的教育功能，開始有意識地利用詩歌音樂對青少年進行全面培養。舜帝這段話后來被儒家作為“詩教”的經典言論。

　　據《周禮》記載，周朝的大司樂要向國子傳授“樂德”、“樂語”、“樂舞”。周朝教育貴族子弟的六種科目稱為“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其中，“禮”包含政治、道德、行為習慣等內容，“樂”包含音樂、舞蹈、詩歌等內容。當時的詩歌教育必須體現周王朝特定的政治倫理思想，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是后世儒家“溫柔敦厚”“詩教”的直接源頭。

　　春秋時期，孔子把教書和育人完美結合在一起，為后世樹立了典范。《論語·述而》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泰伯》載：“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孔子的“興、觀、群、怨”說是春秋時期文學方面的重要見解之一，全面概括了詩歌的社會作用和審美效果，是我國古代最早的系統的詩歌教育理論，奠定了古代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此后，歷朝歷代的詩歌教育都十分強調思想教育功能，重視“文以明道”（《荀子》）、“文以載道”（周敦頤《通書·文辭》），尤其重視知識教育與道德教育的完美結合。

　　古代各類詩歌教育讀本很重視思想教育與藝術形式的統一。傳統詩歌類教材不論是儒家典籍《詩經》，還是蒙學階段的韻文識字讀物、《神童詩》、《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編選者都非常注重倫理道德、思想修養方面的教育。《詩經》本來是一部詩歌總集，孔子整理后用以授徒，作為禮樂教育的教材，被罩上了濃郁的倫理道德色彩；西漢時被儒家尊為“五經”之一，才被稱為“《詩經》”，此后其文學色彩越來越淡，而經書味道越來越濃，成為道德教化的工具。漢代最流行的啟蒙識字課本《急就篇》中，就有“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陽和平”等歌功頌德內容。南朝梁代的《千字文》中，也有“女慕貞潔，男效才良。知過必改，得能莫忘。罔談彼短，靡恃己長”等品德修養內容。《三字經》中就有“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等倫理道德內容。《神童詩》中就有一些直接宣揚儒家倫理道德的詩歌，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莫道儒冠誤，詩書不負人。達而相天下，窮則善其身。”蒙學詩歌教材的編寫都有明確的倫理道德指向，《千家詩》、《唐詩三百首》也是這樣。南宋時期的《訓蒙詩》、《小學詩禮》等更是充滿了道德說教氣息。

　　明代蒙學階段對詩歌教育很重視，尤其注重通過詩歌進行倫理道德教育。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繼承儒家“詩教”傳統，主張把教讀詩歌作為蒙學中進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他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一文中指出：“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后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號呼嘯于泳歌，宣其幽抑結滯于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于禮義而不苦其難，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后世所傳的《王文成公訓蒙教約》的正文之后還附錄了詩歌20余首，如班固《詠史》、曹植《豫章行》、無名氏《木蘭詩》杜甫《哀王孫》、孟郊《游子吟》、朱熹《四時讀書樂》（4首）、陸游《感事示兒孫》、方孝孺《勉學詩》等，內容以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為主，與王守仁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一文中所提出的“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的主張是一致的。

　　著名學者、教育家呂坤在《社學要略》中指出：“鄉間社學，以廣教化。子弟讀書，務在明理。非必令農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他主張社學不應以參加科舉考試為目的，而應當注重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擴大教育范圍，實現讀書明理的目標。因此，他十分重視詩歌教育，尤其強調詩歌的教化功能。他對詩歌教育提出了明確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懶散之時，歌詩一章。擇古今極淺、極切、極痛快、極感發、極關系者集為一書，令之歌詠，與之講說，責之體認。古詩如《陟岵》、《蓼莪》、《凱風》（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漢》、《出東門》（以上男女），《雞鳴》、《雄雉》（以上夫婦），《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蘭》（童子），《葛藟》（民窮），《相鼠》（教禮），《伐檀》（訓義），《采苓》、《青蠅》（戒讒），《蟋蟀》、《瓠葉》（示儉），《采蘋》（重祀），《白駒》（悅賢）。至于漢魏以來，樂府古詩、近世教民俗語，凡切于綱常倫理、道義身心者，日講一章。其新聲艷語，但有習學者，訪知重責。訓蒙約后附集詩歌，即此意也。”

　　不僅如此，古代一些著名詩人也十分重視詩歌教育的作用，力圖通過詩歌來宣揚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實現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的目的，如韓愈、白居易、歐陽修、王安石等。白居易十分強調詩歌的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在《與元九書》中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在《讀張籍古樂府》一詩中，他通過贊頌詩人張籍來宣揚自己的觀點：“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學仙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女詩，可感悍婦仁；讀君勤齊詩，可勸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他完全從政治教化的角度來看待詩歌的作用，使詩歌成為附屬于政治和道德的工具，最終目標是要借助于詩歌教育來鞏固政治秩序、完善社會風尚。

　　二、《詩經》自成書之后就一直是傳統詩歌教育的最主要讀本。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紀）至春秋中葉（公元前六世紀）約五百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詩”，有目無辭，不計在內）。《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共十五《國風》，詩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頌》包括《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魯頌》四篇。

　　《詩經》最初稱《詩》，歷史上有孔子“刪詩”一說。《史記·孔子世家》載：“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衽席，故曰：‘《關睢》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由于《詩》經過孔子的整理，并被孔子作為宣揚“禮義”的教材，西漢時期就被儒者奉為經典，此后才稱《詩經》。

　　《詩經》中有一些產生于西周初期的詩歌，在當時就被用于教育貴族子弟。如果自孔子整理《詩經》和開私學授徒算起，《詩經》在自春秋末期之后的大約2400年里一直是古代詩歌教育的主要教材。特別是西漢“獨尊儒術”以后，《詩經》就成為歷代官學最主要的詩歌教材。《詩經》先后被列為“五經”（西漢）、“九經”（唐代）、“十三經”（南宋），成為儒家的一部重要典籍，成為歷代文士必讀的詩歌教材。古代的學子往往要將《詩經》里的所有詩篇和有關注疏全部背誦下來。為了便于學子學習《詩經》，歷代學者闡釋《詩經》的著作數不勝數。在這些著作中，最有影響的當數東漢鄭玄的《毛詩箋》、唐代孔穎達等人奉詔所撰的《詩經正義》和南宋朱熹的《詩集傳》。

　　在古代詩歌教育中，以《詩經》為主要教材，以孔子的教育實踐及“興、觀、群、怨”說為基礎，至兩漢時期形成了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溫柔敦厚”最早見于《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教者也。”唐代孔穎達《禮記正義》解釋說：“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性情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此一經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于愚，則是在上深達于《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詩經》歷來被儒家作為倫理道德教育的經典教材，如愛情詩《關雎》就被看作闡述夫婦大義的作品。《論語·八佾》載：“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毛詩序》說：“《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由此可見，《詩經》在漢代之后已徒具文學形式，卻只是儒家宣揚倫理道德以教化萬民、維護統治秩序的工具。“溫柔敦厚”這一詩教傳統特別強調詩歌與政治教化的關系，要求詩人以委婉之詞寄寓諷諫之意，在中國古代詩歌教育和古典詩歌創作方面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三、古代詩歌教育與音樂藝術教育始終保持著密切聯系。

　　從遠古時代起，中國古代的詩歌向來就與音樂關系密切，而古代詩歌教育也與音樂藝術教育始終保持著密切聯系。從文學藝術的起源來看，詩歌與音樂密切相伴產生于原始的生產勞動，并在發展過程中一直與音樂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并一直延續至今。因而古代的“樂教”也往往包括詩歌教育。據《周禮》記載，西周時期的“樂教”包括音樂、詩歌、舞蹈等內容，當時的詩歌教育主要是結合禮樂教育進行的。歷代宮廷樂舞往往融詩歌、舞蹈、音樂于一體，就是典型的例子。追本溯源，詩、詞、曲就其本來面目而言都是歌辭，其出現、形成、發展和成熟都與音樂密切相關。《詩經》里的所有詩篇就其原來的性質而言，都是歌曲的歌詞。《風》、《雅》、《頌》就是依據音樂的不同而劃分的。《墨子·公孟》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史記·孔子世家》又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這些記述說明孔子時代的詩歌教育與音樂舞蹈的關系十分密切。漢代的樂府詩原本也是樂歌，《漢書·藝文志》載：“《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唐宋時期的詞、元代的散曲，原本都是配樂演唱的。因此，古代的詩歌教育往往還伴隨著音樂藝術教育。

　　古代的詩歌在很長時間里都是可以配樂歌唱的，流傳至今的一些名篇原本就是流行樂曲的歌詞。由于詩歌教育往往與音樂藝術教育相伴，古代許多著名詩人往往有多方面的藝術修養，往往有“琴棋書畫，無一不精”之說。如司馬相如、王維、溫庭筠、李煜、柳永、周邦彥、姜夔、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楊慎、徐渭、吳偉業、尤侗、洪昇、孔尚任等，著名女詩人卓文君、蔡琰、李清照、朱淑真、管道昇、黃峨等也都精通音律，有過之而無不及；至于蘇小小、薛濤、嚴蕊、柳如是、李香君等女詩人，精通音律更是其看家本領。

　　四、蒙學階段非常重視對兒童進行詩歌教育，而且成效顯著。

　　教兒童讀詩，這是我國古代語文教育的寶貴經驗。兒童識字后，培養他們的讀書興趣是很重要的。如果一開頭就給他們讀一些比較平板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傷他們的學習興趣。因此，古人在此時往往采用教兒童讀詩的方法，是很有見地的。唐宋以后，古代蒙學在兒童識字讀書的過程中，除韻文讀本外，常常教讀一些優美而淺近的詩歌，并逐漸成為蒙學中一項固定的教學內容。這種辦法一直實行到民國初年。

　　古代一些學者非常重視蒙學階段的詩歌教育，曾編寫了許多供學童諷誦的詩歌讀本，如《詠史詩》、《神童詩》、《訓蒙詩》、《小學詩禮》、《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其中，《神童詩》、《千家詩》、《唐詩三百首》是古代最著名的蒙學詩歌教育讀本。此外，還有一些較好的詩歌選集（如《文選》）和著名詩人（如白居易）的名篇也是蒙童學習詩歌的教材。

　　古代一些大學者、教育家很重視蒙學階段的詩歌教育，如程顥、朱熹、王守仁等。

　　程顥是理學家，也是詩人。他對蒙學詩歌教育很重視，并有獨到見解。他說：“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入《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師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朱熹、呂祖謙編《近思錄》321頁，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朱熹不僅是著名理學家，還是著名詩人。他繼承儒家詩教傳統，非常重視詩歌教育，把詩歌作為傳授理學思想的工具。他的《詩集傳》是詮釋《詩經》的名著，是元、明、清三代讀書人必讀的權威性讀本。他尤其重視蒙學階段的詩歌教育，親自寫作100首七言詩結集為蒙學教材《訓蒙詩》，其內容完全著眼于向兒童進行封建倫理道德教育。其弟子陳淳仿照《訓蒙詩》編著了《小學詩禮》，將《禮記》中的《曲禮》、《內則》、《少儀》的主要內容編寫為43首五言詩，分為事親、事長、男女、雜儀四部分，向兒童傳授儒家倫理道德規范。陳淳還用三言韻語寫成《啟蒙初誦》一書，目的也是讓兒童接受儒家倫理教育。

　　明代蒙學階段對詩歌教育很重視，尤其注重通過詩歌進行倫理道德教育。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繼承儒家“詩教”傳統，主張把教讀詩歌作為蒙學中進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而且要適應兒童的身心發展特點。他強調一定要注意激發兒童的學習興趣，順應兒童的性情，保護兒童的學習積極性，以誘導啟發來代替“督”、“責”等傳統手段，避免產生逆反心理。他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一文中指出：“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后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號呼嘯于泳歌，宣其幽抑結滯于音節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于禮義而不苦其難，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王文成公全書》卷二）這段論述也正好說明了古代“詩教”的特點。“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這恰恰就是所謂“教化”的基本方法，也是“教化”要達到的境界。

　　王守仁在《教約》中還進一步規定了蒙學教讀詩歌的具體方法：“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為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余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于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于書院。……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仿，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數，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后世所傳的《王文成公訓蒙教約》的正文之后還附錄了詩歌20余首，如班固《詠史》、曹植《豫章行》、無名氏《木蘭詩》杜甫《哀王孫》、孟郊《游子吟》、朱熹《四時讀書樂》（4首）、陸游《感事示兒孫》、方孝孺《勉學詩》等，內容以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為主，與王守仁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一文中所提出的“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的主張是一致的。

　　明代沿襲并改易了元代的社學制度，在各地鄉間建立社學，專門教育十五歲以下的兒童。著名學者、教育家呂坤（1534一1616）主張社學不應以參加科舉考試為目的，而應當注重政治教化，擴大教育范圍，實現讀書明理的目標。因此，他十分重視對兒童進行詩歌教育，尤其強調詩歌的教化功能，對詩歌教育提出了明確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懶散之時，歌詩一章。擇古今極淺、極切、極痛快、極感發、極關系者集為一書，令之歌詠，與之講說，責之體認。古詩如《陟岵》、《蓼莪》、《凱風》（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漢》、《出東門》（以上男女），《雞鳴》、《雄雉》（以上夫婦），《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蘭》（童子），《葛藟》（民窮），《相鼠》（教禮），《伐檀》（訓義），《采苓》、《青蠅》（戒讒），《蟋蟀》、《瓠葉》（示儉），《采蘋》（重祀），《白駒》（悅賢）。至于漢魏以來，樂府古詩、近世教民俗語，凡切于綱常倫理、道義身心者，日講一章。其新聲艷語，但有習學者，訪知重責。訓蒙約后附集詩歌，即此意也。”

　　張志公先生對我國傳統教育有深入研究。他對古代詩歌教育傳統是這樣論述的：“愛聽故事，是兒童的特點；愛大聲誦讀，也是兒童的一個特點。詩的語言，音調和諧、押韻，念起來給人以極大的快感。淺近的好詩，盡管兒童不一定都懂得很透，也很足于啟發想象，開拓胸襟。多念一些好詩，孩子們逐漸會感覺到語言的美，感覺到書有念頭，有學頭，從而培養起他們愛好語言的情感，促進了他們求知的欲望，增強了他們思考、想象的能力”（《張志公文集》之四《傳統語文教育研究》116-117頁）。概言之，古代蒙學階段對兒童進行詩歌教育，十分符合兒童的天性，因此，兒童很樂于接受，也易于起到教育作用。

　　五、古代詩歌教育重視詩歌的誦讀和寫作訓練，將讀詩和寫詩結合起來進行。

　　誦讀是學習詩歌的基本方法，它與詩歌教育相伴而生，因而其歷史非常悠久。古代詩歌教育十分重視誦讀訓練。據《周禮·春官·大司樂》記載，西周時期的“樂教”包括音樂、詩歌、舞蹈等內容，其中“樂語”包括“興、道、諷、誦、言、語”，“諷”與“誦”要求學生能背誦詩歌并能按照音樂節奏吟詠。《漢書·藝文志》載：“《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我國古代的詩歌往往分為“歌”與“詩”，能合樂而唱也能誦的是“歌”，不能合樂唱而只能誦讀的是“詩”，可見能誦讀正是“詩”的特征之一。《詩經》就是因為被人們“諷誦”，因此能“遭秦而全”。《詩經》自西漢之后就成為歷代文士必讀的詩歌教材，古代的學子往往要將《詩經》里的所有詩篇和有關注疏全部背誦下來。明清時期，蒙學階段就要求兒童先背誦《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之類，進而背誦《千家詩》；進而背《四書》、《五經》。

　　古代一些大學者尤其重視誦讀的作用。南宋思想家、教育家朱熹的讀書方法被其弟子歸納為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已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等六種，至今仍有很大影響。他主張：“大抵觀書，須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如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爾。”“凡讀書……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南宋·張洪《朱子讀書法》）明代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在《教約》中規定了蒙學教讀詩歌的具體方法：“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凡習禮歌《詩》之數，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后世所傳的《王文成公訓蒙教約》也規定有同樣內容。清代政治家、學者曾國藩非常重視誦讀，他在寫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就曾特別強調誦讀詩文的方法和益處：“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曾國藩文集·書信二》）

　　古代的詩歌在很長時間里都是可以配樂歌唱的，富有音樂性，非常適合誦讀。格律詩講究韻律和諧、平仄相對、隔句押韻，具有音樂美、節奏美、音韻美，只有通過誦讀才能品味出詩歌藝術之美。古代學者非常重視蒙學詩歌教育，曾編寫了許多供學童諷誦的詩歌讀本，其中，《神童詩》、《千家詩》、《唐詩三百首》是古代最著名的蒙學詩歌教育讀本。在學習詩歌方面，古人尤其強調熟讀成誦，“書讀百遍，其義自見”是古人十分推崇的讀書方法。此外，誦讀詩歌有利于培養良好的語感和韻律感，對于作詩幫助很大。

　　古代詩歌教育也同樣重視寫作訓練，傳授作詩的方法和技巧也是詩歌教育的任務之一，模仿練習是古代學子學習作詩的主要途徑和基本方法。隨著詩歌藝術的發展和各類詩歌體裁的不斷出現，隨著詩歌在社會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和影響的擴大，隨著歷代統治者對“詩教”的重視和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的形成，吟詩作賦已經成為文人士子的必備能力，能否作詩已經成為衡量文人文化素養高低的一把標尺。因此，學習作詩往往是古代文人從學童階段就開始從事的一項基本任務。魏晉南北朝時期，學習詩文寫作已成為社會時尚。學童就開始學習詩賦寫作，他們或仿寫，或命題寫，或參加筆會，寫作訓練比較自由。南朝時期的學校教育尤其重視駢文和詩歌的寫作訓練，要求學生寫作詩文時要學會用典，講究雙聲、疊韻、四聲和修辭。謝靈運、吳均等詩人的作品成為當時文人士子模仿的對象。

　　自隋唐實行科舉取士以后，吟詩作賦已經成為文人士子的基本功。唐代實行詩賦取士后，學會作詩、寫出好詩成為文人獲得科舉功名的臺階，因此，學習寫詩是學子的首要任務。在學習寫詩過程中首先要進行聲律、對仗、集事等單項訓練。屬對在唐代很受重視，對作詩有很大的幫助。唐代學習詩歌寫作的方式有自由作詩、命題作詩和多人聯句等方式。自由作詩是最普遍的方式。命題作詩是在科舉考試中使用的方式，在一些私人聚會和官場聚會中也常常要作命題詩。聯句是詩歌寫作中的一種特殊方式。在朋友聚會時往往用聯句形式來紀事、詠物、送行、贈人、寄人、懷人等，題材相當廣泛，對于學習作詩有很大激勵作用。

　　兩宋以降，作詩填詞已成為文人的日常事務，而聲律對句則是創作詩詞的基礎技能。在宋代的蒙學中，屬對是基本的必修課程，屬對和韻律訓練是基本的語言文字訓練。學習作詩是蒙學的一項基本內容。蒙學中學習作詩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填詩，二是模仿。朱熹說：“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九《論文》上）嚴羽在《滄浪詩話·詩法》中說：“學詩有三節：起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而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由此可見，宋代文人在學習寫詩上已經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

　　清代蒙學的寫作訓練較以前又有新的發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訓練程序和方法，一般程序是：屬對——作詩——作文。學者王筠的《教童子法》對蒙學識字、寫字、讀書、屬對、作詩、作文等方面作了較系統的論述，為了充分發揮學生在作詩作文時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他提出了“以放為主”的原則，要求學生多寫多練。王筠還主張蒙童教育應循序漸進，即學生在有了識字、閱讀、屬對的基礎后，再開始學習詩文寫作。清代龍啟瑞曾制定過一份古代兒童課程表,“每天……晚上練習作對，燈下讀古詩，隔日學寫詩，逢三、八日作文，逢初一、十五作史記詩賦。”可見清代蒙學階段詩歌寫作訓練是比較頻繁的。

　　蒙學階段教蒙童屬對是寫作詩歌的基礎，屬對是一種集語音、詞匯、語法、修辭、邏輯于一體的綜合性基礎訓練。為了適應人們學習作詩填詞的需要，訓練學子掌握聲律對句技巧的韻文類讀本代代不絕。自唐代之后，出現了許多教授學童學習聲律對句的啟蒙讀物，如李翰的《蒙求》、王令的《十七史蒙求》、司守謙的《訓蒙駢句》、李漁的《笠翁對韻》、車萬育的《聲律啟蒙》等，都是為幫助學童學習聲律對句而編寫的啟蒙教材。

　　古代文人學詩、作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往往是一輩子都要不斷進行的工作，任何人都不能希冀“畢其功于一役”。因此，即使在接受教育階段，古人學詩、作詩的過程也往往是在學習中不斷寫、在作詩中繼續學，學詩、作詩往往是交叉進行的，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的狀態。古代詩歌教育將讀詩與寫詩相結合，使得文人從幼年起就一邊學習讀詩、一邊開始學習寫詩。唐代大詩人杜甫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一詩中強調：“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清代也流行著“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的說法，可見讀詩與寫詩的關系多么密切！曾國藩在寫給曾紀澤的信中特意強調讀詩與寫詩的關系：“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爾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為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瑯瑯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曾國藩文集·書信二》）

　　由此可見，在古代詩歌教育中，熟讀成誦是學詩的基本功，讀寫結合是學習詩歌的有效途徑。中國古代有許多神童詩人，他們之所以在兒童期就能成名，是因為他們自幼就接受了系統有效的詩歌教育，尤其是詩歌讀寫方面的訓練。從魏晉南北朝到清代末年，中國詩歌史上曾經涌現出許多早慧的詩人，有男有女，他們往往在十歲左右就以詩文聞名于世。如東晉的謝道韞、南朝的范云、任昉、徐勉、王僧孺、張率、劉孝綽、王筠、徐悱、梁簡文帝蕭綱，唐代的徐惠、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張九齡、王維、劉晏、李泌、白居易、元稹、李紳、李冶、薛濤、李賀，五代的徐鉉，宋代的王禹偁、晏殊、黃庭堅、楊億、汪洙、李清照，遼圣宗耶律隆緒，金代虞仲文、王庭筠，元代劉因，明代楊慎、黃峨、夏完淳，清代王士禎、趙翼、惲珠等。這些詩人天資聰穎，而且很早就開始接受良好的詩歌教育，從他們的事跡中，更容易看到詩歌教育的顯著成效。其中一些人的身上還被種種傳說籠罩上了一層神秘的外衣（如李泌），其實，在神秘的光環背后往往是勤奮的學習和艱苦的努力，只是這些勤奮與努力不為外人所知而已。神童詩人的成名，恰恰說明了詩歌教育的重要作用。

　　六、蒙學非常重視韻文教育并取得巨大成效，形成了從學習識字到學習作詩的系列教材。

　　在蒙學階段重視實行韻文教育是古代語文教育的一條重要經驗。由于漢字特有的音節和聲韻特點，漢語韻文具有句式整齊、音韻和諧、易讀易誦、便于記憶的優點，而兒童具有愛聽故事、愛大聲誦讀的一個特點，因此，古代的低幼教育基本上都是韻文教學，從三言到四言，再到五言、七言，非常符合兒童的認知規律。

　　我國歷來有大學者為兒童編寫蒙學韻文教材的好傳統，如李斯、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周興嗣、劉克莊、朱熹、方逢辰、王應麟、呂坤、李廷機、蕭良有、李漁、車萬育等，因而古代語文教育史上產生了許多韻文教材。漢語韻文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詩歌，而詩歌與其它韻文形式并沒有很大區別；尤其是那些句式嚴整的韻文，即使稱之為詩歌也無妨。因此，采用韻文形式編寫蒙學教材，是中國古代詩歌教育的一種特殊方式。

　　古代蒙學韻文教育的主要內容有識字、屬對、聲律、自然常識、歷史典故、百科知識、社會經驗和倫理道德規范等。其韻文讀物大致可分為五種：韻文識字讀本、屬對用事讀本、韻文百科讀本、倫理道德讀本、韻文歷史課本等，如《急就篇》、《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蒙求》、《十七史蒙求》、《訓蒙駢句》、《龍文鞭影》、《笠翁對韻》、《聲律啟蒙》、《名物蒙求》、《幼學瓊林》、《增廣賢文》、《鑒略妥注》等。這些知識都與作詩有密切聯系，屬對、聲律、用典還是作詩的基本技能，因此，這些讀本都是古代詩歌教育的輔助教材。

　　實際上，古代的韻語讀物明顯具有詩歌的形式和特點，其中一些與詩歌并無兩樣（如《鑒略妥注》）。如果用現代的眼光來看，即使將《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之類稱之為詩歌似乎也并無不妥，因為這些識字讀本要比當代許多所謂“詩人”的所謂“詩歌”更像是詩歌。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韻語讀物也是古代詩歌教育的基本教材。

　　自唐代之后，這些韻文讀本形成了從學習識字到學習作詩的系列教材。正是這些讀本，為唐代以后的文人學詩、作詩打下了十分堅實的基礎。正是在這些讀本和詩歌選本的影響下，自唐代之后的各個朝代都出現了成千上萬的詩人和數以萬計的詩篇；其中一些詩人的名篇流芳千古，不僅陶冶了一代代文人的情操，成為一代代文人學習作詩的范本，而且已經融化為中華民族的血肉和民族精神，成為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在世界文化之林里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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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2004級教育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