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是人類揮之不去的夢魘,從古代的天花、霍亂、鼠疫……直至在中國大地上肆虐的SARS，橫掃全球的禽流感，一次次瘟疫向人類席卷而來，讓人類措手不及。在歷史上，近世福建地區的瘟疫頗具特色，在中國的瘟疫流行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近世福建地區的瘟疫

　　瘟疫，據《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傳統醫學》的解釋是“具有溫熱病性質的急性傳染病，屬于溫病原體中具有強烈傳染性、病情危重兇險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類疾病” 。歷史上，福建地區是瘟疫頻發的多災區，尤其以近世最為頻繁。瘟疫中的鼠疫、天花和霍亂是傳染性最強、規模最大，對社會影響最為嚴重的三種瘟疫[1]。據統計,到解放初福建地區發生鼠疫次數為50次，在全國所有省份中獨占鰲頭；霍亂發生17次，全國排名第六；天花有記載為9次，在全國名列第三。且福建瘟疫大部分是在明清時期爆發，尤以清朝發生的頻率最高[2]。它們在1820年以前是單獨出現在八閩大地上，但1820年以后，鼠疫、天花和霍亂交織在一起，三大瘟疫對福建地區長期肆虐、輪番攻擊。對福建地區產生巨大的破壞。

　　（一）鼠疫

　　鼠疫是鼠疫桿病菌引起的一種烈性傳染病。在歷史上危害慘重，給人類造成巨大的災難。清代文人師道南在《鼠死行》中描述“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鼠死不幾日，人死如圻堵。晝死人，莫問數。”19世紀90年代開始，第三次世界性的鼠疫大流行，鼠疫也由此進入福建，首先在廈門蔓延，并造成大量的人員傷亡，1894年（光緒二十年），鼠疫大流行，同安 “大疫，鼠先死，染者或腫項，或結核，吐血，流行甚盛”[3]。 莆田“鼠疫起,初由梨園子弟在楓亭傳染，載歸已死，船泊河濱，數日之內，河濱人染疫者十馀人，蔓延全城，死百余人，以次傳染鄉村”[4]。從1880年到1900年鼠疫在全省流行達17年之久，疫縣數達30個，發病239299例，死亡214443人[5]。從1901年到1911年間，發病率和死亡率均在萬人以上，特別是1901年、1902年、1906年這三年里福建鼠疫發病數與死亡數均占全國一半以上[6]。福建地區鼠疫蔓延速度極快，受影響的范圍也極廣，最終全省受鼠疫感染的縣數長年保持在25個縣上下浮動，最高時達到了29個縣，每年因鼠疫流行死亡人數以萬計[7]。。20世紀初前20年間，福建省在全國鼠疫重災區的排名一直占據首位[8]。并在福建地區肆虐長達半個多世紀。

　　清末福建爆發的這場鼠疫源頭到底在何方，當時的學者認為這場鼠疫是由外地傳入福建，胡濟春在他的《家傳醫學要集》卷三中認為“夫鼠疫之發疫，自古未聞，方書也未記載，引系自外流濫中國”。民國《德化縣志》亦認為“鼠疫始生，此疫始于（光緒）十六年廣東之雷、瓊，聞傳染全國通都大邑每年死以萬計”。

　　（二）霍亂

　　霍亂，曾被認為是最可怕的瘟疫之一，是由霍亂弧菌引起的烈性腸道傳染病，發病急、傳播快，常常使人在感染幾個小時之內就會暴死，死者全身青黑，且由于嚴重脫水,枯干得不成人形。

　　1820年霍亂由印度經海路傳入福州等地，《醫林改錯》記載“道光元年（1821年），病吐瀉轉筋者數省，死者不可勝數”。對此次霍亂的源頭，當時的醫學家王楚堂在《痧癥全書》中指出“此癥始自廣東，今歲福建、臺灣患者尤甚。”而在福建地區流行的范圍和影響，《連江縣志》載“道光元年，秋收七月至八月大疫，霍亂暴死者眾，福建全省皆然”。自1820霍亂在福州發現以來，6次世界性的霍亂都通過福州和廈門在福建地區大規模地傳染蔓延，帶來了一次次的交叉感染，霍亂隨著每一次世界性的大流行，在福建省流行的范圍也不斷擴大，流行年數也延長，病死率卻有所下降，但由于當時福建地區的疫情報告制度的不健全，報告的數字與實際相差很大。

　　（三）天花及其它瘟疫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傳染病，傳染性強，病情重，死亡率高。在古代文獻中多稱為“痘瘡”、“天瘡”、 “虜瘡”等，簡稱為“痘”。這也是福建地區流行的三大瘟疫之一。道光九年（1830年）福州流行天花[9]。同治十年（1871年），廈門每年因天花病死者占首位[10]。

　　雖然早在雍正年間，人痘法已成熟，清代政府設立種痘局[]。“但由于費用問題，故種痘術難于在尋常百姓中普及”[12]。廈門在同治十年（1871年）每年因天花而病死者占首位也就不足為奇了。

　　除了以上三種在福建較為流行的瘟疫外，還有一些瘟疫在清代福建地區流行，它的破壞性也是不容低估。如同治十年（1871年）廈門瘧疾病者占病死的第二位，感染率達16.2%[13]。 一年后，廈門流行登革熱，感染人口達總人口的75%。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近世福建的傳染病基本上是由福州、廈門兩個通商口岸傳播到全省，除了天花是福建固有的瘟疫外，近世福建的瘟疫基本上是由于通商而由外地傳播到福建地區，并瘋狂蔓延，嚴重地危害了人民的安全，給當地帶來了一系列重大的影響和破壞，從某種角度上來說，它是外國侵略者給福建人民帶來了這些災難。

二、瘟疫爆發的諸多因素

　　對瘟疫的探索離不開有關其成因的研究和分析，才能更好地采取積極措施應對可能再次出現的瘟疫。總的來說主要與災荒（戰亂）、人口以及環境因素等密切相關。

　　（一）災荒（戰亂）因素

　　災荒和戰亂與瘟疫經常互相交織，導致生產凋敝，人口銳減。咸豐八年（1858年）曾國藩率湘軍到達福建伺機與太平軍主力作戰，“疾疫流行，發病區的老百姓紛紛遷移他處，使得湘軍在建昌、寧化遭受極其嚴重的疫疾[14]。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永泰“夏旱，鼠疫作，自是連歲苦疫，死者枕藉”[15]。大災使民眾的生活質量和體質水平大大降低，從而感染瘟疫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災荒和戰亂，百姓大量被迫逃離自己的家園，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導致瘟疫的大面積迅速蔓延。據統計，全國在1876年至1878年在連續三年的大災荒中，死亡于饑荒和疫病者一千萬左右。從重災區逃到外地的人數達到了二千萬以上，其中福建地區是水災破壞最嚴重的兩個地區之一[16]。再一次印證了的“大災之后必有大疫”這一歷史事實。

　　（二）人口因素

　　瘟疫的發生，是以一定的人口規模作為前提，明清以來，人口密度大大增加，人口流動性的增強，瘟疫種類的增加，對瘟疫災頻度的發生起了重要作用[17]。瘟疫的發生也大多發生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如清末泉州德化縣的鼠疫幾乎都發生在縣城周邊鄉鎮，其中以縣城的所在地龍潯鎮發病人數最多，達到了一半以上[18]。建甌鼠疫爆發時，“由農民陳啟敢到四十里路外南雅鎮探親返家而得病，造成該村鼠疫流行”[19]。福建霍亂大流行，也是通過福州和廈門兩個通商口岸爆發和快速蔓延。

　　（三）環境因素

　　環境與瘟疫之間的關系，古書早有記載。現代科學也證明生態環境影響瘟疫的傳播，以氣候和地理因素最為重要。福建省地處亞熱帶，氣候炎熱、潮濕，自古就是瘟疫流行地區。明清是我國的兩個寒冷期，也是世界疫災高峰期，越是寒冷的時期，疫災頻度越高，氣候寒冷期之所以成為疫災高峰期，主要是因為寒冷期里氣候變化率大，極端氣候事件多，自然災害和社會動亂頻繁，容易誘發疫災的流行。福建清代發生疫災達46次之多[20]。

三、福建社會各界的應對措施

　　瘟疫古代稱為“疫”，瘟疫一旦爆發人人惶恐自危。瘟疫對人類最直接的后果是生病或死亡。其死亡人數之多，范圍之廣十分驚人。據1940年《閩北日報》記載“閩北近百年來，本地人口不但未見增加，而且減少一半，皆因瘟疫之故” 。“兩廣與福建，在鼠疫暴發期間，大約有占總人口2%—7%死于瘟疫”[21]。

　　瘟疫也帶來了田園大量荒蕪。同治四年（1865年）上杭縣“四鄉亂后，繼以大疫”，導致“稻熟無人收獲”[22]。人口或是大量死亡或是患病或是逃到了外地避疫，勞動力缺乏，導致米價高漲，而福建尤其是閩南地區歷史上就是缺糧嚴重的地區，一旦碰到瘟疫，則米貴如油。鑒于瘟疫對社會的巨大影響，福建社會各界也采取各種預防和控制瘟疫的措施。

　　（一）政府的應對措施

　　清代，每當發生較大災荒時，福建的官吏往往鼓勵讀書人捐納監生，其收入被指定專門用于買糧實倉，以備不時之需[23]。清朝的官制規定“府正科，州典科，縣訓科，各一人”[24]。可見當時的官醫是如此之少，僅憑少數幾人就想應對一個州縣的瘟疫，這顯然不切實際。直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才設立衛生一司，掌核辦理防疫衛生、檢查醫藥、設置病院各事”[25]。

　　當時政府對瘟疫預防的投入很少，而爆發時又不能有效預防，使得瘟疫在福建地區長時期流行。泉州在光緒十八年（1892年）發生鼠疫時，“地方政府不作預防，只是在巷頭攔根草繩進行封閉，并不知道該怎樣搶救，事后也不作全面消毒”[26]。

　　即使政府采取了一些相對有利于瘟疫預防和控制的措施。如光緒三年（1877年），霍亂流行，清政府在廈門等地創建了海關檢疫制度，但在當時的社會形勢下，很多檢疫工作只能是走過場。

　　（二）民間力量的應對措施

　　民間也采取了各種方式應對肆虐的瘟疫。瘟疫大多發生在災荒或是戰亂后，對瘟疫的治療和救濟往往聯系在一起。 “閩南大疫，廈門尤甚”，許守中“邀同志設救生所，病疫無歸者，到所湯藥畢，具調護甚周，護全者眾”[27]。

　　一般的民眾碰到瘟疫，往往迷信鬼神。在福建民眾的認識中，鼠疫是由瘟神引起，應對瘟神的方法則是“每諉為神祗散瘟”[28]。光緒十八年（1892年），泉州發生鼠疫時“市民只能迷信鬼神，在大疫期間就搭臺演戲，乞求鬼神庇佑，加速了疫情的擴散”[29]。

　　一般民眾對于瘟疫還采用一種普遍且無知的應對方式， 一碰上瘟疫他們就逃難、避疫，“鄉民聞鼠疫色變，或遷居他鄉，或避疫僻壤，煎熬水火，孰問死生。”[30]

　　（三）醫學界的應對措施

　　中醫是預防和治療瘟疫的主力軍，很早就對瘟疫進行深入探討，明代吳有性在《瘟疫論》中認為“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是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

　　因為福建的瘟疫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外地傳染進來的，當時“邑人未聞鼠疫作祟，醫者也無疫理之識”[31]，所以福建名醫通過出版醫書等方式防治瘟疫。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瘟疫條辨摘要》在廈門出版。兩年后福建名醫鄭肖巖在福州出版《鼠疫約編》。福州的郭云團多以《傷寒論》、《金匱要略》、《溫病條辨》互參互用，治療時疫 [32]。這些都是治療福建當時流行的瘟疫的處方和方法。

注釋：

[1] 余新忠等．瘟疫下的社會拯救——中國近世時期重大疫情與社會變遷研究[M]．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04，46．

[2] 李文波．中國傳染病史料[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4，3—5．

[3] 林學增等．民國同安縣志·卷三[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30、31．大事記

[4] 石紀有、張琴．民國莆田縣志·卷三《下》[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106．大事記

[5] 李文波．中國傳染病史料[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4，59．

[6] 李文波．中國傳染病史料[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4，93—139．

[7] 李文波．中國傳染病史料[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4，115—139．

[8] 楊林生，陳如桂，王五一等．1840年以來我國鼠疫的時空分布規律[J]．地理學報，2000,19（3）： 243-248．

[9] 李文波．中國傳染病史料[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4，97、105．

[10] 陳國忠．福建之瘧疾[J]．中華醫學雜志，1940，26（12）： 1101．??

[11] 趙爾巽、柯劭忞等．清史稿·卷四三四[M]．北京：中華書局，1985，12354． 列傳二百二十一《黃輔辰傳》

[12]張劍光．三千年疫情[M]．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435、436．

[13] 李文波．中國傳染病史料[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4，111．

[14] 張劍光．三千年疫情[M]．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523．

[15] 董秉清等．民國永泰縣志·卷二[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23．大事志

[16]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二卷[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340．

[17] 龔勝生．中國疫災的時空分布變遷規律[J]．地理學報，2003，58（6）：873．

[18] 鄭忠民．解放前德化縣鼠疫流行概況[M]．德化文史資料·第三輯．德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德化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1983，66．

[19] 鄧牧源．建甌鼠疫病史[M]．建甌文史資料·第四輯．建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建甌市???????????????????? 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1983，154．

[20] 李文波．中國傳染病史料[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4，3、4．

[21] 余新忠．20世紀以來的明清疾病史研究[J]．社會史研究通訊，2003，（3）：34—35．

[22] 張漢等 ．民國上杭縣志·卷二[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31．大事志

[23] 徐心希．略論清朝福建與臺灣兩地的災害與防治[EB/OL]．國學網——中國經經濟史論壇（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5916）．

[24] 趙爾巽、柯劭忞等．清史稿 ·卷一一六[M]．北京：中華書局，1985，3360．職官志三

[25]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 ·職官五[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8790—8791．卷一一九

[26] 張劍光．三千年疫情[M]．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570．

[27] 廈門市修志局．民國廈門市志·卷二十九[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641．節義傳

[28] 李玉尚．近代中國的鼠疫應對機制——以云南、廣東和福建為例[J]．歷史研究，2002, （1）： 114-127．

[29] 張劍光．三千年疫情 [M]．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570．

[30] 鄭忠民．解放前德化縣鼠疫流行概況[M]．德化文史資料·第三輯．德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德化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1983，60—66．

[31] 鄭忠民．解放前德化縣鼠疫流行概況[M]．德化文史資料·第三輯．德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德化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1983，60—66．

[32] 孫坦村、肖詔瑋．福州近代中醫流派薈萃[M]．福建：福建科學出版社，1994，231．

（作者單位：福建省晉江市方志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