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英國近代生物化學家和科學技術史專家。劍橋大學博士,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的教授，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名譽所長。李約瑟博士是英國著名科學家、英國皇家學會會員(FRS)、英國學術院院士（FBA)、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御前顧問”(CH)。1952年出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然科學部的第一位部長。1968年在巴黎第12屆國際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聯合會上，被授予科技史學界最高榮譽的喬治?薩頓(Sarton)獎章。同年又榮獲意大利倫納多獎。1971年8月，在莫斯科第十三屆國際科學史大會，被選為國際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分會主席(1972—1974年)。1990年7月日本福岡市授予他第一屆福岡亞洲文化獎特別獎。同年8月第六屆中國科學史國際討論會在劍橋大學羅賓遜學院舉行，兼賀李約瑟九十華誕。李約瑟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親自發起并分別就任英中友好協會會長、英中了解協會會長。通過科研，也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優秀科技史學家。抗美援朝戰爭中，他參加“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委員會”，并兼任秘書長，赴中國東北及朝鮮戰場進行實地調查。在調查報告中，他支持中國關于美軍在朝鮮戰場中使用細菌戰的指控，為此李約瑟受到英國乃至西方學術界的政治譴責，連李約瑟的傳記者西蒙?溫徹斯特（Simon　Winchester）也認為：“李約瑟理智地愛著共產主義，然而共產黨的間諜人員卻無情地欺騙了他”。美國政府甚至把他列入“黑名單”，直到1970年代才從黑名單中移出。1980年，為表達中國人民對李約瑟的友好感情，表彰他為增進英中科學家的交流做出的貢獻，1983年11月，中國國家科委授予李約瑟中國自然科學一等獎。1990年5月17日，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將我國天文工作者新發現的四顆小行星之一，國際編號2790，經國際小行星組織批準，命名為“李約瑟星”。1994年李約瑟被選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授予李約瑟為該所名譽教授。為祝賀他的九十華誕，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于1990年9月8日出版了《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文全譯本。

　　李約瑟一生著作等身，被譽為“20世紀的偉大學者”、“百科全書式的人物”。發表科學論文300多篇，學術著作約50種。他早年以生物化學研究而著稱，30—40年代出版了《化學胚胎學》（三卷本）及《生物化學與形態發生》等重要論著。但一生貢獻最大的也是長期從事研究的則是中國科學技術史。著有和主編有《中國科技史》和《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特別是《中國科技史》，這部七大卷長達三十四分冊的系列巨著，可以說耗費了他一生主要精力。《中國科技史》以浩瀚的史料、確鑿的證據向世界表明：“中國文明在科學技術史上曾起過從來沒有被認識到的巨大作用”，“在現代科學技術登場前十多個世紀，中國在科技和知識方面的積累遠勝于西方”（《中國科技史·導論》）

　　李約瑟不僅終生獻身于中國科技史事業，還帶動一批學者從事這一領域的工作，如魯桂珍、王鈴、何丙郁、錢存訓、黃興宗、羅賓遜、席文、白馥蘭、卜魯、葉山、庫恩、貝思朗、羅榮邦、屈志仁、劉廣定、魯維一、郭郛等人，這一群體從不同方面協助他完成了《中國科學技術史》這一世界罕有其匹的巨大學術工程。李約瑟預見到對中國未來的崛起和對世界文明將再次作出巨大貢獻:現任李約瑟研究所所長古克禮轉述了李約瑟臨終前的觀點：“李約瑟先生透過他多年來對中國以及中國人的了解，他確信中國能夠再度崛起，一個擁有如此偉大的文化的國家，一個擁有如此偉大的人民的國家，必將對世界文明再次做出偉大貢獻。”

一、李約瑟的漢學研究歷程

　　李約瑟于1900年12月9日，生于倫敦一個有教養的中產階級蘇格蘭家庭，為獨子。父親是軍醫，母親是音樂教師和作曲家。1914年夏，入愛爾蘭諾普頓郡昂德爾公學學習。1918年10月，入劍橋大學岡維爾-基茲學院選習生理學、解剖學和動物學，后改習生物化學。在劍橋大學完成全部高等教育學歷（1921年學士，1925年1月碩士，1925年10月博士）。1922年夏，從岡維爾-基茲學院畢業。1924年聘為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的教授（fellow），在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實驗室工作，研究胚胎學和形態發生。本年9月13日，與同學多蘿西?瑪麗?莫伊爾(李大斐)結婚。1931年，出席倫敦第二屆國際科學史大會，《化學胚胎學》三卷本在劍橋出版。1936年在劍橋大學創辦科學史講座，任康福德-麥克勞林基金會司庫。1937年，三個中國人來他的實驗室一起工作其中就有后來成為他妻子的魯桂珍魯桂珍（1904－1991），是南京一位藥劑師的女兒，金陵女子大學畢業來劍橋攻讀博士學位。魯桂珍和同來的王應睞、沈詩章向李約瑟介紹中國悠久的科學發明和醫藥學，給身處“西方中心論”環境中的李約瑟帶來很大的心靈震動，使他感到“一個寶貴的信念，中國文明在科學技術史中曾起過從來沒被認識到的巨大作用”（《中國科技史·導論》）。從此之后，李約瑟對中國科學發生極大興趣，開始學習漢語，立志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1939年，與魯桂珍合撰第一篇中國科技史論文《中國營養學史上的一個貢獻》。1941年，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FRS)。1942年9月，受英國文化委員會之命執行援華任務；先赴美國華盛頓考察英國中央科學事務所，再赴印度加爾各答籌備援華事宜。1943年2月，由加爾各答經緬甸汀江抵昆明；以英國駐華科學使團團長身份，訪問考察戰時撤至昆明附近的眾多高校與科研機構。3月21日抵達國民政府陪都重慶。6月中英科學合作館在重慶正式建立，親任館長。是年夏，赴中國西部考察旅行；是年秋冬，赴西北旅行。1944年2月，在重慶中國農學會的《中國與西方的科學和農業》的演講中，首次提出近代科學為何在西方誕生而未在中國發生的著名的“李約瑟難題”。是年春夏，赴中國東南部考察旅行；是年夏秋，赴西南部考察旅行。1945年初，任英國駐華大使館科學參贊；與李大斐合編《中國科學》攝影集在倫敦出版。是年秋，赴中國北部考察旅行。1946年3月，從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任上卸任；逗留南京、濟南、北平、上海等地，經香港回國，旋赴巴黎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自然科學部主任職。在華工作的四年時間（1942－1946年）里，李約瑟就已著手為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做準備工作。他親自駕駛由救護車改裝成的兩噸旅行車，走遍抗戰期間大后方的十個省，東南終抵閩、粵，西北直上秦、隴，西南遠達洱海之濱，行程五萬公里以上，訪問了三百余個文化、教育、科學機構，各類工廠、醫院等，接觸到上千個學術界著名人士。在與廣大科技工作者的交流中，進一步了解了中國文明史的各方面，通曉了有關文獻。他在旅行中還四處覓書，購得《莊子》、《周髀算經》、《天文大成》、《太平御覽》等大量典籍，從而為他宏偉的寫作設想奠定了資料基礎。1948年，辭教科文組織自然科學部主任職，返劍橋在王鈴協助下開始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版。1952年，在中國學者王玲的幫助而開始寫《中國的科學與文明》。1954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導論”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1956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科學思想史”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1958年6月，與李大斐、魯桂珍作第二次訪華。1959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三卷“數學、天文學和地學”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1962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物理學及相關技術”第一分冊“聲學、光學和磁學”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1964年7月3日，與李大斐、魯桂珍作第三次訪華。1965年5月15日，因英中友好協會分裂，發起成立英中了解協會，親任會長。是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第二分冊“機械工程”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1971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第三分冊“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和航海技術”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1972年10月，與魯桂珍作第四次訪華。是年，任東亞科學史圖書館義務館長，魯桂珍任義務副館長。1974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化學及相關技術”第二分冊“煉丹術的起源及其性質”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1976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化學及相關技術”第三分冊“煉丹術(外丹)的發展與早期化學史”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從1967年至1976年李約瑟擔任岡維爾與凱斯學院院長。退休后，以他個人藏書為基礎建立了東亞科學史圖書館。該館后來發展為李約瑟研究所。1983年6月，李約瑟研究所在劍橋成立，任義務所長，魯桂珍任義務副所長。1978年5月，與魯桂珍作第五次訪華。1980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第四分冊“化學儀器、煉丹術的理論與比較長生術”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1981年9月16日，與魯桂珍作第六次訪華。1983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第五分冊生理煉丹術(內丹)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1984年8月21日，與魯桂珍作第七次訪華；出席北京第三屆中國科學史國際討論會。9月，應臺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的邀請，他和魯桂珍訪問了臺灣。1985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第一分冊“紙和印刷”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1986年11月16日，與魯桂珍作第八次訪華，出席北京《李約瑟文集》首發式。12月紀念李約瑟八十華誕論文集《中國科技史探索》(中文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第九分冊“紡織技術”、第六卷第一分冊“植物學”分別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1989年9月15日，與魯桂珍結為伉儷。1990年2月26日，何丙郁任李約瑟研究所所長，李約瑟為名譽所長。7月日本福岡市授予第一屆福岡亞洲文化獎特別獎。8月第六屆中國科學史國際討論會在劍橋大學羅賓遜學院舉行，兼賀李約瑟九十華誕。9月4日在日本第一屆福岡亞洲文化獎特別獎受獎紀念講演會上發表長篇演講。9月8日《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文全譯本三冊由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2年6月13日，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簽署授予“御前顧問”(CH)勛章。10月22日,女王在白金漢宮授予“御前顧問”勛章。1994年6月8日，當選為首批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是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愛因斯坦獎。1995年3月24日，在劍橋寓所逝世，享年九十五歲。1996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六卷第三分冊畜牧業、漁業、農產品加工和林業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二、《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內容和學術價值

　　《中國科學技術史》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系統翔實的資料全面介紹中國科學技術發展過程的通史。這部巨著計劃出版7卷，共34冊。全書出齊時，將超過4500萬字。目前已出版18冊。從1943年6月他在國民政府陪都重慶的中英科學合作館任館長著手準備材料，到1996年李約瑟死后一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六卷第三分冊“畜牧業、漁業、農產品加工和林業”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前后用了五十三年。可以說《中國科技史》亦與他生命相始終。其間曾先后八次來華考察旅行，大規模地搜集中國科技史資料，實地了解新中國的政治、經濟、科學和文化的發展情況。可以說也耗費了他一生主要精力。

　　李約瑟是系統研究中國科學通史的開山鼻祖和這門新興學科的奠基人，也是他后半生的主要科學建樹。他的巨著《中國科技史》改變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只會農業和藝術的觀感。它以浩瀚的史料、確鑿的證據向世界表明：“中國文明在科學技術史上曾起過從來沒有被認識到的巨大作用”，“在現代科學技術登場前十多個世紀，中國在科技和知識方面的積累遠勝于西方”（《中國科技史?導論》）。李約瑟以受非正式漢學教育的外國學者的身份，突出中華傳統科技文化的豐富內涵并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研究，不但填充了西方漢學中的空白，彌補了世界科學史中的缺項，也促使國際社會對中國科技史的重視和研究，使其成為重要的國際的學術，同時令中國學者對自己的科技史做更加深入廣泛的研究。

　　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不僅對促進東西文化交流發揮了重大作用，還引起了科技史上思維方式的革命，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也許是在促進科技史學界認識到科技不是單一文化的產品，而是多種文化的綜合產品，這便促進了科技史學界在觀念上的改革，從而推動了國際范圍內對中國科技文明的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也突出地標志著英國的漢學研究提高到了更廣泛更系統化的水平。歷來的漢學研究大多集中在人文學科領域，李約瑟開拓到了自然科學的疆界，這一重大意義無論怎樣估價都不過分。

　　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不僅把中國古代的科技有系統地介紹到西方，改變了一些學者對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基本看法，建立并改進了中華科技史在西方研究的水準。即使是不同意李約瑟對古代中國科技成就評估的讀者，也無法否認《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所收集原始資料的價值。這些科技資料和文獻之出現于英文，不僅有益于當前的讀者，而且給西方科技史學界提供了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史的必須資料。

　　這部著作對中國的科學思想史、各學科專業史，如數學、天文學、地學、物理學及相關技術、化學及相關技術、生物學及相關技術以及社會背景都做了詳細的介紹、論證和分析。它所涉及的范圍之廣、內容之深都堪稱空前。各卷內容和李約瑟與合作者承擔的任務如下：

　　第一卷總論，首先介紹全書總的計劃，考察漢語及漢字結構，論述中國地理概況和中國的歷 史，最后闡述幾個世紀的中西科學技術交流， 1954年出版， 由李約瑟與王鈴合作完成。

　　第二卷論中國科學思想史和科技發展的思想背景，論述了中國古代哲學各流派（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釋家及宋明理學）和科學思想的演變發展，討論了有關自然的有機論哲學概念和自然法思想的地位，對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思想家給予高度評價，1956年出版，由李約瑟與王鈴合作完成。

　　第三卷論數學、天文學、氣象學和地學，1959年出版，仍由李約瑟與王鈴合作完成。

　　第四卷論物理學及相關技術，分三個分冊。第一分冊詳細論述了物理學的基礎聲學、光學和磁學在中國的發展，1962年出版，由李約瑟與肯尼斯?羅賓遜（Kenneth　Robinson）執筆。第二分冊論述了中國傳統機械工程的發展歷史，探討了畜力、水力及風力在機械中的開發與應用，并論述航空的史前時期、水運機械鐘在六百年間的發展，1961年出版，由李約瑟與王鈴合作完成。第三分冊論述中國古代的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建筑、航海和遠洋航行技術，1971年出版，由李約瑟與魯桂珍執筆。

　　第五卷論化學及相關科學技術，是全書最大的一卷，共有13個分冊。第一分冊講造紙術及印刷術，由美國芝加哥大學的錢存訓執筆，1985年出版。第二分冊講煉丹術的起源，討論中國的長生不老思想，由李約瑟與魯桂珍執筆，1974年出版。第三分冊研究煉丹術（外丹）的發展與早期化學史，從古代的丹砂一直講到合成胰島素，由李約瑟、何丙郁與魯桂珍執筆，1976年出版。第四分冊比較研究中西化學儀器的發展、中國煉丹術的理論基礎及其在阿拉伯、拜占庭及歐洲的傳播，以及對文藝復興時期斯帕拉塞斯（Paracelsus）藥化學學派的影響，由李約瑟、何丙郁、魯桂珍與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席文（Nathan　Sivin）執筆，1980年出版。第五分冊講生理煉丹術（內丹）、原始生物化學及中世紀性激素的制備，由李約瑟與魯桂珍執筆，1984年出版。第六分冊講軍事技術，由李約瑟、王鈴、果里柯夫斯基（K.Gawlikowski）與葉山（Robin　Yates）共同執筆，1994年出版。第七分冊研究火藥與火器史，由李約瑟、何丙郁、魯桂珍和王鈴共同執筆，1984年出版。第八分冊為軍事技術的續篇，由耶茨?迪安（Albert　Dien）和美國加州大學的羅榮邦執筆。第九分冊研究紡織技術，包括紡紗與紡車技術，由德國的庫恩執筆，還包括制鹽及深鉆技術，由李約瑟與羅榮邦執筆。第十分冊討論織造與織機技術，由庫恩執筆。第十一分冊為有色金屬及冶煉，由富蘭克林（Ursula　Franklin）與貝思朗（John　Berthrong）執筆。第十二分冊講鋼鐵冶煉，由瓦格納（Donald Wagner）執筆。第十三分冊講陶瓷，由臺北屈志仁執筆。

　　第六卷是生物科學及相關技術，包括農業和醫學。第一分冊談植物學及古代進化思想，由李約瑟與魯桂珍執筆。第二分冊講農業，討論了農業區、古農書、大田系統、農具及技術、谷物系統，最后討論農業變化與社會的關系，由白馥蘭女士執筆，1984年出版；針灸分冊由李約瑟與魯桂珍執筆，1979年出版；動物學和醫學其他分冊正在準備中。

　　第七卷分析傳統中國文化社會和經濟結構，討論知識分子的世界觀、特殊思想體系的作用，刺激或抑制科學發展的各種因素，最后回答為什么中國沒有自發地產生近代科學。這一卷的合作者有卜德、卜魯、卜正民等人。

　　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也遭到一些西方學者的批評。他們認為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并未高于西方。李約瑟對中國科技成就有強烈的感情傾向，過于強調中國對于世界創造的重要貢獻。李約瑟的合作者之一，南森·席文（Nathan　Sivin）在贊賞李約瑟的不朽貢獻的同時，也認為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并未高于西方。魯桂珍曾坦言：李約瑟并不是一位職業漢學家，也不是一位歷史學家。他不曾受過學校的漢語和科學史的正規教育。實際上他根本沒有正式學過科學史，只是在埋頭實驗工作之余，順便涉獵而已。因此他的研究也缺少嚴格的科學史訓練。對他的研究成果和結論，后人必須以科學的態度正確對待。一些中國學者也指出，李約瑟對中國的科學技術過度拔高。還有的學者批評李約瑟在書中譴責儒家和道家，是受了早期中國共產主義者及其思想體系的影響。

三、《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的“李約瑟問題”

　　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不僅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統翔實全面介紹中國科學技術發展過程的通史，對促進東西文化交流發揮了重大作用。同時也以他的探索和思考引起全世界科技界乃至思想界的極大興趣和爭議，這就是所謂“李約瑟問題”。所謂“李約瑟問題”是指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么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么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后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么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

　　其實，這也是李約瑟在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過程中，力圖解答的問題，也是《中國科學技術史》最具有思想價值的部分。以下問題始終在李約瑟腦海中盤旋：為什么具有系統實驗和自然知識假說數學化特征的近代自然科學及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首先在西方興起？為什么在公元后一千五百年間中國發展科學比西方更為有效與領先？中國都有哪些成就，其貢獻如何？為什么中國傳統科學基本上處于經驗階段或達芬奇式的水平，而未能自發地出現近代科學或伽利略式的突破及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所以他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了幾個基本問題：

　　1、為什么與系統的實驗和自然假說的數學化相聯系的近代科學及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首先在西方迅速興起？

　　2、為什么在公元1——15世紀的漫長歲月里，中國在發展科學技術方面比西方更為有效并遙遙領先？

　　3、為什么中國傳統科學一直處于原始的經驗主義階段，而沒能自發地出現近代科學及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李約瑟通觀全局地研究中西科技史，理清其發展脈絡，找出各自的優缺點和異同點；從科學社會學角度綜合分析中西社會體制、經濟結構、歷史傳統、思想體系等各種因素的影響，考察中西商人、科學家和工程師的社會地位。在內史與外史結合研究時，既注重科學發展的內因，又強調社會、經濟因素的外在影響。他認為是由以下幾個原因造成的：

　　第一，中國沒有具備宜于科學成長的自然觀；中國多山少地，半干旱氣候的生態約束促使中國發展了節省能源、消耗勞力的農業技術，而非擴張資源、節省勞力的牧農技術，導致周期性的生態危機和治亂循環，阻礙了勞動分工的發展。秦漢以來自然災害的周期不斷縮短，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不斷，加上政府貨幣、財政政策的多變，都不利于勞動分工的保持。總之，中國小農經濟的資源限制和保守傾向，阻礙了勞動分工和科學文化的多樣發展。中國所處的地理環境也互相影響了政府的態度。中國獨有的水利問題（尤其是黃河）令中國人從很早的時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網，而且必須從整體集中資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決水患問題。水利網超出了任何一個封建領主的領地，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中國，封建主義讓位給中國官僚式的文明。最后他的結論是：“如果中國人有歐美的具體環境，而不是處于一個廣大的、西面被沙漠切斷，北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叢林，東面是寬廣的海洋的這樣一個地區，那情況將會完全不同。那將是中國人，而不是歐洲人發明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歷史上偉大人物的名字將是中國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頓和哈維等人的名字”。如果是那樣，將是歐洲人學習中國的象形文字，以便學習科學技術，而不是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按字母順序排列的語言。

　　二是中國的哲學思想，無論是儒家、道家、法家，其主導思想無不是規避風險、明哲保身。造成了中國人太講究實用，很多發現滯留在了經驗階段。而冒險精神利于多元和創新，避險傾向利于穩定和趕超。一個國家科學技術要進步，具有反權威的勇氣與思想意識是最重要的。但儒家從思想上就提倡和維護等級制度，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等等學霸作風，東亞包括中國知識分子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響，既盲目追求“面子”、等級身份，不愿意承認學術錯誤，且又盲目崇信權威，缺乏反權威的意識，這就使得中國人在近代乃至現代科學技術上難以進步的根本原因。李約瑟還特別提出了中國人不懂得用數字進行管理，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經濟管理正是中國儒家學術傳統造成的。

　　三是中國的科舉制度扼殺了人們對自然規律探索的興趣，思想被束縛在古書和名利上，“學而優則仕”成了讀書人的第一追求。科舉制度鼓吹和形成了“封建官僚制度”。這種制度產生了兩種效應。正面效應是科舉制度的選拔，可以使中國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聰明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的管理使得中國井然有序，并使中國發展了以整體理論，實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國古代天文學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數據至今仍有借鑒價值，再比如大運河的修建等。但這種“封建官僚制度”的負面效應是，使得新觀念很難被社會接受，新技術開發領域幾乎沒有競爭。在中國，商業階級從未獲得歐洲商人所獲得的那種權利。中國有許多短語，如“重農輕商”等，和中國歷代的“重農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導性政策。在西方，發展了以還原論，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種科技的興起與商業階級的興起相聯系，鼓勵較強的技術開發競爭。在中國，反對此種科技的發展的“封建官僚制度”阻力太大。比如歐洲國家之間的競爭使得歐洲在中國火藥的基礎上發明并改良火藥武器。在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國不但比不上相同時期的歐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在西方式的科技發展卻能沖破這些阻力，取得現在的成就。

　　總之，李約瑟認為，中國與西方在科技方面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西方所經歷過的封建主義和中國、印度的封建主義，兩者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經歷過的是軍事和貴族統治的封建主義，中國所經歷過的卻是官僚封建主義。西方的軍事封建主義貌似強大，事實上中國的官僚封建主義卻更強大，更能防止資產階級奪取政權。西方現代科學的崛起是和兩件事聯系在一起的：第一件是改革運動，第二件是資本主義的興起。資產階級取得國家領導權，近代科學也就同時崛起。資產階級在十六、七世紀確實是一股進步的力量，他們確實在發動科學革命方面起到了作用。

　　李約瑟本是一位科學家，觀點亦是以科學的眼光來看中國的停滯不前。他的李約瑟難題正好證明了這點。歷來一些中國學者也注意并探索過這類問題，但多以歷代的漢化和中央集權，來闡明中國文化思想上的高度一統性，欠缺多元化和競爭，從而使科技停滯。但是，李約瑟對問題的解答也遭到許多學者的質疑：例如，眾所周知，西方歷史是從西歐莊園制經濟發展過來的，而西歐莊園制經濟是一個更封閉、更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形式，一個莊園內各種物品生產幾乎無所不包，自給自足的程度達到極致，但這也沒有影響西歐最終走向科學技術的進步。其次，我們知道西方歷史上富于冒險探索精神的民族和國家很多，特別是西班牙還發現了新大陸，但西班牙也并沒有因此成為科學技術的強國。中國科舉制度廢除至今已近百年、西方發現發明的自然科學文化知識早已在中國大陸大規模普及并為眾人所接受，其科學技術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可說與西方人已別無二致，但并沒發生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以應有的速度發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現的狀況也沒有做到。臺灣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也指出：李約瑟認為中國后來科技落后的一個原因之一是中國沒有類似字母表的普及事物，以導致諸多結果：活字印刷術無法獲得應有的推廣；沒有字母表的中國普遍存在較低的文化普及率及閱讀書寫能力)，印刷品的成本高昂等。但一些擁有字母表的伊斯蘭國家為何科技也落后于西方？有的學者甚至認為討論這個問題的前提并不存在，因為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并未高于西方，特別是科學，中國沒有產生邏輯化的、系統的科學體系，只有零散的科學知識，偏重技術，缺乏理論研究。愛因斯坦就明確表示：“由于中國既沒有產生形式邏輯也沒有產生實驗方法，中國是不可能產生科學的”。李約瑟的合作者之一，南森?席文（Nathan　Sivin）在贊賞李約瑟的不朽貢獻的同時，也指出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并未高于西方。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反事實假設——它不可能有合適答案：“這個問題很糾結——為什么中國在工業革命時期不能擊敗歐洲列強？這個問題類似于去問：為何你的名字不能出現在今天報紙的第三頁？”也就是說“李約瑟問題“偽命題”。

　　但是，從總的傾向上來看，“李約瑟問題”是一個頗有啟發性和挑戰性的問題，他不但引起各國科學家和思想家對中國古代科學與社會的思考，也觸發了科學與政治、科學與經濟、科學與社會及自然環境，乃至科學的走向和人類社會未來結構等一連串問題的探求和深思。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李約瑟問題”的研究，成為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界的一個重要問題。80年代初，世界上最權威的《自然》雜志陸續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并在1989年組織了一次全國性的“李約瑟難題”征答活動。進入90年代以后，在國內重要的學術刊物上也有許多專題論文發表，其中中山大學哲學系馬應彪科學哲學論壇，還專設了“李約瑟專題研究基金”。中國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來解答這個難題，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認為關鍵就在于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萌芽遲遲未能發展起來。小農經濟本質上是排斥科學的，中國古代曾長期將一些民間創造發明斥之為“奇技淫巧”，就是這種觀念的一個典型例證。一個封建小農家庭，其產品都由自己家人消費，首先，自己是不會欺騙自己的，因此無需對產品的數量與質量進行嚴格的定量檢驗；其次，投入與產出均在家庭內部完成，因此無需進行嚴格的會計核算；第三，沒有市場需求，自己家庭的需求有限，因此無需費心巴力地探討增加產量、提高質量的方法；第四，家庭的能力有限，除忙于日常生產外，根本無力顧及其它；第五，小農家庭經營規模過小，一項新技術即使能夠使產量成倍增加，對農戶來講，也沒有什么吸引力。因此當這種封建小農家庭在社會上占據絕對多數的時候，即使少數人有興趣進行科學研究，也成不了氣候。（《經濟學——入門與創新》）

　　第二種則從宋明理學的弊端來解釋科技的滯后：宋明以來被集權制度下奴化的儒家違反人性的“三綱五常”等，實際上是變相地提倡懶惰思維和奴化意識，這一社會意識對宋明以來中國人的思想行為造成了嚴重的約束，特別是嚴重毒化了中國知識階層的思想，使中國知識階層留戀于自身歷史上業已形成的社會地位，長期以來不但不能成為推動民主的主力，反倒以傳統捍衛者的身份成為反對“民主、自由、博愛”思想的急先鋒。中國人應該進一步擺脫受集權制度下奴化的思想，進行一場如西方式“文藝復興運動”類似的“道家”、“墨家”、“佛教”思想的復興運動，提倡政治上的“大道無為”、提倡行為上對人類與世界的“兼愛”與慈愛，從思想上建立起還權于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識，為中國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來作好思想上的基礎與準備。

　　第三種從中國封建社會政治體制和經濟角度加以探究，指出五種原因：

　　1、封建社會不斷強化的中央集權統治對科技的束縛愈來愈嚴重；

　　2、缺乏持續性發展。連年的戰爭和社會動亂使得古代中國不能保持科學發展的連續性。使很多的科學技術浪費，失傳；

　　3、缺乏專利與股份。專利與股份可以成為古代民眾技術名的強大動力，同時專利和股份也可以有效的保護和傳承技術，或者是還未成形只有雛形的簡單科學形象和概念，使之可以進一步的發展；

　　4、缺乏交流與交通。中國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在封建社會末期嚴重地阻礙了科技的發展，封建時代的末期，中國缺少與外部周邊國家的交流，知識很難傳遞，再加上我們當時國內的交通很不發達，即使有一部分人在搞一些研究，但總是單兵作戰，無法協同對科學的發展起協同的作用；

　　5、社會結構，經濟結構，知識分子結構的不合理。

　　第四種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加以解釋：認為明朝時期，中國在不斷的接觸和吸收西方的科學技術，出現了無數科技等方面的成就，最為著名的如徐光啟、徐霞客、宋應星、方以智和李時珍等。其中方以智則是在天文學和數學方面有著顯著貢獻，徐光啟則編著農業巨著《農政全書》以及和利瑪竇合作翻譯《幾何原本》，現今幾何上的很多用語，比如點、線、面、三角形、平行線等，都來自于《幾何原本》，并深刻影響周邊萬邦。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當時在全世界都是先進的，牽扯到農業、軍事、日常用具的制造等各個方面。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記》更是詳細的描述了山川地貌。明朝大量翻譯的西方著作是很多的，比如《建筑十書》、《各種精巧的機械裝置》、，《哥白尼天文學概要》等等。明朝還編著了《崇禎歷書》，著重的介紹西方數學和天文學知識。明末這一時期的科學相當注重數學化或定量化的描述，而這些又是近代實驗科學萌芽的標志。如：李時珍《本草綱目》、朱載《律學新說》，潘季馴《河防一覽》，程大位《算法統宗》，徐光啟《農政全書》，宋應星《天工開物》，徐霞客《徐霞客游記》，吳有性《瘟疫論》等等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其頻率之高和學科范圍之廣，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但由于清軍入關，殘酷的戰爭中斷了科學發展的進程。落后的奴隸制游牧民族入關建立了清王朝。到了康熙時期一系列錯誤的科學政策，把我們本可以與歐洲“同步起跑”的機會失去了。如：康熙在用人上，對漢人采取防范措施，致使一些科學家得不到重用；在培養人才和集體研究問題上，在有眾多傳教士的條件下，沒有興辦外語學校，沒有組織中國學者翻譯外國科技書籍；在制造儀器和觀測時，只是把所制成的儀器視為皇家禮器，只供皇帝本人使用，而沒有用來進行觀測；對于中國傳統科學的弱點——系統性、理論性不強，康熙未予以重視，他只關心一些普通常識問題，對從歐洲傳進來的一些理論問題，不管是托勒密體系、第谷體系還是哥白尼體系，都未重視去研究。康熙時期的科學政策是我們同歐洲科技發展拉大差距的起點，在之后的統治政策中也阻礙了中國科技的發展。如乾隆后的“復古”運動就崇尚一切都可以從古書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據學者統計，滿清修訂四庫全書中禁毀圖書達3000多種，幾十萬部以上；禁毀的書名可謂是種類繁多，不僅僅包含關于民族、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連科學、技術、經濟等類型的也要禁止，比如《經濟考》、《軍器圖說》等。在滿清統治的幾百年里，諸如《天工開物》之類的科學技術書籍居然消失了；《天工開物》在當時而言就是相當先進的，直至民國在日本發現了此書，才得以使之重現中華大地。《軍器圖說》是明朝火器部隊重要的圖書之一，明朝時期中國軍隊的裝備是一點也不落后于西方，自隆慶年間，明所使用的火器多達幾十種。在航海方面，著名的鄭和下西洋就是個例證，當時鄭和所乘的船就是最為先進的，西方造不出來。有鄭和所乘的船和哥倫布的船復原模型的對比，哥倫布的船就顯的太袖珍了《天工開物》還算幸運，很多書籍就沒有這種運氣了。滿清禁毀圖書的程度在漢人史上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

　　這種觀點最大的問題在于，清朝實行的恰恰是明朝的體制。在明朝的封建體制下國家向來不重視科學和邏輯。整個明朝的科技發展跟宋朝并無區別，完全是孤立的發現，沒法形成體系。到明朝末年，中國連幾何和方程的基本規則都沒有出現，大炮還得從葡萄牙進口，說科技落后全部是滿清的責任有以偏概全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