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主要分為四個大的部分，第一部分簡要介紹了徐中舒先生的生平事跡和國內著名學者對他的評價，是對于徐先生一個概括性的整體把握；第二部分闡述和分析了徐中舒先生學術思想的“源”，著重強調了桐城學派、王國維、梁啟超、李濟、傅斯年等人對于徐先生學術思想的形成和確立的重要影響；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徐先生學術思想的主要特點——“預流”和對于“二重證據法”的發展；最后一部分作為總結，同時兼緬懷徐先生。

　　關鍵詞：王國維；梁啟超；史語所；動靜相宜；預流；二重證據法

一、徐中舒先生生平事跡及國內著名學者對之的評價

　　徐中舒（1898-1991）先生是中國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初名道威。安徽懷寧（今安慶市）人。1925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1928年任復旦大學和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所撰《古詩十九首考》一文受陳寅恪賞識，1930年經其推薦，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編輯員，兩年后升為研究員。在歷史語言研究所九年，發表一系列學術論著，受到學術界的重視。30年代初期參加整理清代內閣大庫所藏明清檔案，頗著成績；同時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課，講授“殷周史料”。1934年與容庚等共同發起成立考古學社。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應中英庚款和四川大學協聘，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從40年代起，他先后還在樂山武漢大學、成都燕京大學、華西協和大學、南京中央大學執教。1949年以后除繼續擔任川大教授外，并兼西南博物館和四川省博物館館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顧問、四川省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中國古文字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以及《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徐先生一生可謂成果卓著、著作等身。應該說，按照錢穆先生的標準，徐先生不能算作一位通才，但是優秀史學家的標準不止一種，在先秦史、古文字學、古器物學、考古學等方面徐先生確實一位了不得的人物。我們這里姑且引用王曉清先生在《學者的師承與家派》中關于徐中舒學記的結語做一評述：“王國維是新史學的開山祖，作為王國維親炙弟子，徐中舒在中國歷史學領域的地位是顯而易見的。成就學術聲名的徐中舒在民國時期成果疊出，在共和國時期也是碩果累累。1980年，中國史學會在北京重建，82歲的徐中舒以很高的得票當選為中國史學會理事。在97歲的人生旅程里，徐中舒的《先秦史論稿》、《論巴蜀文化》、《甲骨文字典》等著作為中國歷史學的科學體系化刻寫了不朽的碑銘。”（1）四川大學著名古文字專家、徐中舒先生晚年的學生彭裕商教授曾經這樣評價徐先生的學術成就和人師風范：“王、梁等人為學界巨子，學貫古今，涉獵甚廣。先生承其學風，學路寬廣，在先秦史、古文字學、考古學、地方史、民族學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詣，撰寫論文100多篇，專著數冊，多有獨到之處。”（2）“（徐）先生作為一代學術大師，不僅于學術有重大貢獻，而且品德高尚。他有強烈的愛國熱情，自強不息，誨人不倦，提攜后學，誠以待人。”（3）此外這里還要著重指出的是，徐先生不但精于致學，亦善于任事。“至1937年抗日軍興，八月，中研院開始南遷，十月，徐先生負責押運已整理就緒的明清檔案等物資由南京沿長江經洞庭湖至長沙的任務。無怪乎傅所長在致蔡元培院長的一信中高度評價徐先生這一方面的工作：‘檔案整理，已可作第二步刊行。中舒先生善于布置，有事務長才，故工作進行得以迅速，至可喜也。’”（4）由此可見，徐中舒先生無論是在學術研究上，還是在為人治事上都可謂是“人中之杰”。

二、徐中舒先生學術思想的“源”

　　1．徐中舒先生早年受到桐城學派的影響

　　徐中舒先生是安徽安慶人，1914年進入安慶初級師范學校學習，在師范學習的三年時間里，“徐先生受國文老師胡遠浚先生的影響最大”（5）胡遠浚先生擅長桐城派古文，與桐城派的最后一位巨子吳汝綸（字贄甫）有交情。（6）徐先生作為他的學生，也就不免受到其深刻的影響。桐城學派要義理、詞章、考據三者并重，徐先生便要求自己從這三方面充實自己。關于桐城派對于徐中舒先生啟蒙式的影響，我們可以從徐中舒先生于1987年第六期《文史知識》上發表的文章《我的學習之路》中窺見一二：“桐城古文派以復古為革新，復古即‘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視’，革新則主張‘惟陳言之務去’，一掃明清以來的四六駢體文和八股的陳詞濫調，提倡做明白淺顯的古文，……師范的三年學習，我將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集注于國文課，其余功課只求及格就行了。學有偏愛，這為我以后的學業規定了方向和范圍。”（7）誠然，縱觀徐先生一生的研究方向和學術思想來看，雖然與桐城學派有著很大的區別。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先生之所以后來又如此豐碩的成果，與其當時在師范就讀三年所受的國學熏陶，尤其是桐城學派治學思想的影響是不無關系的。應該說正是這一時期的學習，初步奠定了其國學的基礎。成為了徐先生一生學術事業的開端。

　　2．王國維先生對于徐先生的影響

　　徐中舒先生1925年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后，師從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李濟諸先生。而這其中對于徐先生影響最大恐怕還當數王靜安先生。這不僅是因為徐先生在國學研究院期間主要師從王國維，更是由于在學術興趣和學術思想上二人可謂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尤其是王國維的“古史二重證據法”對于他形成獨具一格的研究方法和風格有著甚為重大的關系。王在《古史新證》的總結中講：“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以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8）王對二重證據法的運用，成功地開辟了研究商周史的新途徑，在客觀上對其后建立在現代科學的研究方法與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之上的先秦史學的形成具有促進作用。后來徐中舒先生從事先秦史和西南民族史方面研究是就十分注重利用考古學、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等其他方面的知識，這種多學科交叉研究、相互印證的方法是徐先生后來治學的一大特點，從這一層上來說，王國維先生的學術思想尤其是其在古史研究上的“二重證據法”理論對于徐中舒先生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

　　3．梁啟超、李濟對于徐中舒先生的影響

　　“過去的研究一般認為在國學院的學習期間，徐先生受王國維影響甚巨。其實，在這一年的學習中，徐先生同時受到了多方面的影響。”（9）例如徐中舒先生在研究員畢業時提交的兩篇論文，就是由梁啟超先生和王國維先生分別指導的。據周書燦先生的分析“徐中舒在清華研究院讀研究生期間，梁啟超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徐對梁啟超的課頗感興趣。耳聞目睹再加上自己親身的學術實踐，徐在古史研究中形成了獨到而完善的治學門徑，尤其對文獻具有精深的造詣，重視史料的收集且善于鑒別辨析，得心應手地駕馭和利用，可以說這在一定程度上與梁啟超的言傳身教有密切聯系。”（10）梁啟超作為中國近代新史學的開山之祖，在歷史研究的方法上可謂是頗多創見，尤其是其廣歷史研究法的理論，如果認為其不對于正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求學的徐中舒產生重大的影響恐怕是說不過去的。

　　應該說梁啟超先生對于徐中舒先生的影響主要是在治史的指導思想和研究方法領域，而從國外留學歸來的中國第一位接受過專業的近代考古學訓練的學者——李濟對于徐先生的影響就更多了體現在了知識和研究領域的擴展這一點上。“盡管在這一年里，李濟先生因忙于西陰村的考古調查，在研究院的時間很少，指導范圍為‘中國人種考’，開課亦僅限于‘民族學’，但對于受桐城文派‘惟陳言之務去’影響至深、且又接受了西方進化論思想的徐先生來說，李濟先生講授的近代考古學和人類學這樣一些嶄新的知識有著無比巨大的吸引力。”（11）徐先生后來之所以能夠得心應手的利用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等其他學科的知識來為自己的研究服務，與這一時期在李濟先生那里受到的專業訓練是分不開的，這也成為他與那一時期國內其他學者相比的一點優勢所在。

　　4．在史語所工作的九年對于徐中舒先生學書思想的影響

　　應該說徐先生在史語所的九年時間是史語所歷史上最為輝煌和成就最為卓著的時期之一。這一時期的史語所已經從最初“從無到有”的初創階段進入了一個相對成熟和穩定的發展時期。就當時的國內國際環境來看，20世紀20年代雖然是一個軍閥混戰的時期，但是正是因為這一點，當時的統治者對于思想界和學界的控制就有一些力不能及，這也為這一時期學術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相對自由的空氣。同時，“史語所在傅所長的經營下，無論是在資料的搜集方面，還是研究經費的充足，都具備了國內最優越的研究條件，更重要的是各種人才濟濟一堂以進行‘集中的工作’，傅斯年、陳寅恪、李濟、趙元任、董作賓諸先生皆學有專長并視野開闊、眼光獨到。”（12）正是由于當時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具備了非常良好的內部和外部環境，使得這里成為了一塊歷史學研究的圣地。徐先生在這里也是如魚得水。正是在這樣一種濃厚的學術氛圍和徐中舒先生自身孜孜不倦的努力下，他在古代史研究方面發表論文著述近三十篇（種），迎來了自己在學術領域的第一個輝煌時期。

　　這里我認為還有必要提一提當時史語所的所長傅斯年先生對于徐先生的影響。傅斯年先生認為“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13）而我們從徐中舒先生在這一時期發表的學術論著中體現的研究方法來看，真可謂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徐先生自己也說“史家不能無史料而為史”。（14）雖然不似傅斯年的話那么絕對，但是以史料作為治史的根本這一思想是顯而易見的。

三、徐中舒先生學術思想的“流”

　　1．徐中舒學術思想中的“動靜相宜”——“預流”

　　陳寅恪先生有一句名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究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不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5）所謂“預流”就是始終處在歷史學發展的漩流的中心。我們這里且引用王曉清先生的評述做一說明：“徐中舒沒有一意奔兢于學術風潮，也沒有刻意追趕學術浪頭，而是以自己所信守的研究方式方法在為歷史學提供堅實而可以引據的學術結論。”（16）在20世紀紛繁復雜的歷史變遷中，中國的史學風潮一個接著一個，從古史辨派到釋古，從實證主義到歷史唯物主義，數十年間，中國的史學研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徐中舒先生無論是從研究的領域還是從研究的基本方法上來說都保持了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和連貫性。他的觀點無論是在20年、30年代、50年代還是在今天，仍然沒有為時代所湮沒。這是為什么呢？應該說這是徐先生一生致力于扎實治學，始終堅守學人的學術原則和操守的結果。即便是在60年代左傾錯誤嚴重和后來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徐先生受盡迫害和非難，也是始終堅定如一。也許這就是所謂的“預流”，學術的發展有著自身的軌跡，我們不應該死抱住自己的理論而不能夠推陳出新，跟上時代發展的潮流和學術發展的大勢。但是在具體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上，如果我們不能夠有所取舍專攻，而是一味的隨波逐流的話，我們很可能最終一事無成。徐中舒先生的成功就在于他把跟上學術潮流的發展大勢與堅守自己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統一起來。如果我們把前者看作“動”，后者看作“靜”，那么徐先生真可謂做到了動靜相宜。正是因為徐中舒先生巧妙的處理了這一動與靜的關系，他才能始終站立在學術漩流的中心地帶，在數十年的時間里始終代表了先秦史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

　　2．從二重證據到多重證據——徐中舒對于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發展

　　前面已經提到過，徐中舒先生深受王國維先生二重證據法的影響。應該說他在這以后的研究中接受并發展了這一重要的治史方法。下面我們分數個方面做一簡要說明

　　1）對出土古文字研究的發展：用地下出土的甲骨金文考證古代的歷史，是王國維先生首先開創的，徐中舒對此深有體會并將之應用于自己的研究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僅以古文字記錄的古代史事為史料，而且更發現古文字本身即為最好的古代史料”（17）這一點在他的《耒耜考》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由于傳世文獻記載的不足，徐先生大量使用了甲骨文、古代錢幣、漢畫像石和日本鋤等資料，取‘古文字中由耒耜孳乳之字’與其他資料互相參證，這無疑是將‘古史二重證據法’向前推進了一大步。”（18）

　　2）對于考古學資料的重視：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中所謂“地下之新材料”基本上是局限在古代文字者一方面，而近代考古學是十分強調的古代遺址、遺跡、遺物的，王先生因無法見到未曾涉及。隨著20-30年代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安陽殷墟遺址發掘工作的蓬勃開展，考古材料對于闡釋中國古史中的疑難問題的重要性就逐步體現出來了。羅志田在《史料的盡量擴充與不讀二十四史》中談到：“過去的學術史研究特別注重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其實當時僅任清華大學研究院講師的李濟恐怕對實際研究的影響還更大，特別是在地下證據由文字向實物轉換這方面，李氏的劃時代影響無人能及。從徐中舒登人治學的變化可以看出，從王國維道李濟這一路向的發展后來基本落實在史語所”（19）“盡管徐先生一生中從未參加過田野考古發掘，但他卻深知科學發掘的重大意義”（20）這一點從他對于古代金石學予以的嚴厲批評中可以看出。此外還有一點可以證明徐先生對于科學的考古工作的重視：“與徐中舒同年的著名考古學家馮漢驥，雖與徐中舒的學術道路不盡一致，但兩人相交四十多年，論學為人一致，關系甚為密切。”（21）綜合以上數例，可以看出徐中舒對于考古學的重要意義的認識已經發展和延伸了王國維的理論，他成為了較早利用考古學材料（不僅限于文字材料）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尤其是上古歷史的著名學者之一。

　　3）對古器物中包含的古代歷史信息的發掘：1947年11月，徐先生被提名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候選人，在“合于院士候選人資格之根據”一欄，徐先生作為候選人資格的理由是“用古文字與古器物研究古代文化制度”（22）。通過古器物來研究古代文化、生產、生活狀況，這在徐先生一生的研究中，占有較大的比重。進入史語所及其后數十年間，徐先生在古器物的研究領域撰寫了一系列重要的論文。《耒耜考》、《古代狩獵圖像考》、《說尊彝》、《蜀錦》、《談古玉》、《論北狄在前殷文化上的貢獻——論殷墟青銅器與兩輪大車之由來》等都是其代表作品。這里我們應該著重看到一點，與中國古代的歐陽修、趙明誠等金石學家以及古董玩家們不同的是，徐中舒先生所關注的主要不是古物本身所具有的價值或者其精美程度等，而是集中關注古物所包含的豐富的歷史信息，從而將之從沉淀數千年的古物中抽取出來，為歷史研究服務。因此，我們說徐中舒先生對于古器物的研究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性的研究，是對于王國維先生二重證據法的重要補充和發展。

　　4）將民族學與古史研究相結合：隨著近代以來民族學、人類學的發展，今天的歷史研究中將這些學科與歷史學科進行交叉研究已經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情，但是在當時這實在可以稱得上是一個了不起的創新。陳寅恪先生在總結王國維先生“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時，曾提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之法。這一點似乎并非王靜安所創，乃是陳先生夫子自道也。徐中舒先生深得這一要旨，雖然因為當時的條件限制，不能取異族之書補正中國舊籍，但是他在研究中國古代史時大量使用中國傳世文獻與大量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調查資料相互參照進行研究。徐先生認為：“凡是社會發展階段相同的民族，生產關系發展到一定的時候，都應當有相同的、一定的形式。”“所謂不雅訓的神怪之言，我們通過對民族學的研究，從這些神怪之言中找出古代的一些基本史實，就是素地”（23）。這一點現在看來雖然未見的十分正確，但是對于當時的人們打破夷夏之防，充分利用民族學資料開拓史學研究的新視界應該說是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的。直到近年，羅志田教授的《〈山海經〉與中國近代史學》仍然談到了對于像《山海經》這樣的“神怪之言”中包含的歷史信息的解讀這一問題，由此可見這一思想對于我們研究上古歷史有著多么重大的意義和何等深遠的影響。

四、結論

　　由此我們便對于徐中舒先生的學術思想的“源”與“流”有一個初淺的了解。我們研究徐中舒先生的學術思想不能只看徐先生的研究論著，而是應該把徐先生的學術思想放在20世紀前半期中國史學發展和流變的大背景、大環境下來進行研究。如果我們不能看到這一點，那就是以管窺天而不能知其全貌，所謂“神龍見首不見尾”。如果沒有王國維先生“二重證據法”的提出，如果沒有梁啟超史界革命的號角，如果沒有李濟先生把近代考古學和人類學的知識帶到中國，如果沒有顧頡剛先生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及其“疑古”思潮，如果沒有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立與發展，徐先生的學術軌跡和學識思想也許完全不是現在的這個樣子，這也就是我寫這篇小文的目的，即是通過徐中舒先生一人為一個切入點，來試圖窺探整個20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界的發展軌跡和流變過程。

　　徐中舒先生一生為師，可謂“桃李滿天下”，其中較為有名的有童恩正、彭裕商等諸先生，后來都成為了先秦史和古文字研究領域的翹楚。作為一位學者，他可謂著作等身、成就斐然；而作為四川大學歷史系最有名望的教授之一，他也是兢兢業業、盡職盡責，直到晚年仍然教學不輟。應該說徐先生不僅是學術界的精英，也是川大名師，為川大的發展尤其是歷史學科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最后我用彭裕商先生的話作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仙逝了，但他留給了后人不朽的學術成果和高尚的人師風范，為后人所景仰。作為一代學術大師，先生德業長存。”（24）

注釋：

（1）王曉清，《學者的師承與家派》，湖北長江出版集團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第212頁

（2）彭裕商，《高山仰止——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歷史研究》1998年第六期

（3）彭裕商，《高山仰止——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歷史研究》1998年第六期

（4）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川大史學·徐中舒卷》，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13頁

（5）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川大史學·徐中舒卷》，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2頁

（6）參見《安慶市志》第1842頁，待刊，轉引自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川大史學·徐中舒卷》，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2頁

（7）徐中舒，《我的學習之路》，《文史知識》，1987年第六期

（8）朱鳳瀚、徐勇，《先秦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

（9）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川大史學·徐中舒卷》，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5-6頁

（10）中國經濟史論壇于2003-10-1723:59:37發布（網上資料）

（11）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川大史學·徐中舒卷》，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6頁

（12）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川大史學·徐中舒卷》，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13頁

（13）傅斯年著《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載《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傅斯年卷》，第349頁

（14）徐中舒，《殷周之際史跡之檢討》，載《史語所集刊》七分一本，1936。收入《徐中舒歷史論文選集》，第652-691頁

（15）陳寅恪，《陳垣敦煌劫余錄序》，《史語所集刊》一本二分。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第266-268頁

（16）王曉清，《學者的師承與家派》，湖北長江出版集團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第208頁

（17）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川大史學·徐中舒卷》，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15頁

（18）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川大史學·徐中舒卷》，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15頁

（19）羅志田，《史料的盡量擴充與不讀二十四史》，《歷史研究》，2000年第四期

（20）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川大史學·徐中舒卷》，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23頁

（21）王曉清，《學者的師承與家派》，湖北長江出版集團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第211頁

（22）《中央研究院史初考》第205頁，1988年6月，轉引自徐中舒著、徐亮工整理，《川大史學·徐中舒卷》，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24頁

（23）徐中舒，《1982年先秦史專題講課記錄》（未刊），第39頁、34頁

（24）彭裕商，《高山仰止——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歷史研究》，1998年第六期

主要參考書目：

王曉清，《學者的師承與家派》，湖北長江出版集團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川大史學·徐中舒卷》，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

朱鳳瀚、徐勇，《先秦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

《歷史研究》，1998年第六期

《歷史研究》，2000年第四期

《文史知識》，1987年第六期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