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紀曉嵐試帖詩《賦得綺麗不足珍》，集中對李白論詩詩中是否輕賤建安詩人，及其詩論與創作實踐的矛盾等疑難問題，作出了較為合理的解釋。其窮源而竟委、 “了解之同情”、辯證以求真的詩學解讀方法，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由此可見，對試帖詩的潛在價值也有轉換視角、重新考量的必要。

　　關鍵詞：紀曉嵐；試帖詩；李白；詩論

　　試帖詩，又稱賦得體。它始于唐人試律，至有清一代，與八股文一起，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文體之一。對其價值評判亦如同八股文一樣，歷來多從文學標準考量，而為文士所鄙。但從試帖詩的創作實際來看，若一概而論并例行抹煞，則顯然也是不可取的。試帖詩中亦有佳作，并且大多具有某種特殊價值，惜其長期為人所輕忽。如清代乾隆朝大文人紀曉嵐《我法集》中《賦得綺麗不足珍》一詩[1]，即包蘊著很多值得探究的東西。其詩云：

　　誰居天寶末，敢薄建安人。
　　才自歸文苑，心原溯圣津。
　　尊王昭袞鉞，正始述雎麟。
　　屈宋非年輩，曹劉豈等倫。
　　遺經方獨抱，麗句漫為鄰。
　　肯舍淵源古，而夸纂組新。
　　斯言雖莫踐，所論未無因。
　　正似歌周鼓，蘭亭不見珍。

　　這首試帖詩,題目出自李白《古風》第一首[2]：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
　　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
　　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圣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
　　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
　　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
　　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絕筆于獲麟。

　　紀氏試帖詩以李白此詩中詩句為題，對其進行闡釋，表明了他的獨特見解。作為一家之言，具有釋疑解難的特殊詩學研究價值。

一、李白是否輕賤建安詩人

　　李白《古風》“大雅久不作”一詩，可以分為兩部分。從開頭至“綺麗不足珍”，儼然一篇詩歌史論。后半部分，盛贊當代，提出了詩人的詩美理想。此詩前半部分中“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兩句，古今人對之解釋頗為糾結不一。其關鍵在于“自從建安來”一句，是否包括“建安”在內，即詩人對建安詩人的態度究竟如何，其本意是什么。

　　宋嚴羽批本《李太白詩集》云：“以建安為綺麗，具眼。”認為李白此句意思包括“建安”在內，并以“綺麗”目之。今人王運熙、詹锳、羅宗強等即主此說。沈德潛《唐詩別裁》卷二云：“‘不足珍’，謂建安以后也。《謝眺樓餞別》云：‘蓬萊文章建安骨’一語可證。”今人蘇仲翔、郁賢皓、徐仁甫等人主此說。

　　紀曉嵐在這首試帖詩的開頭即說：“誰居天寶末，敢薄建安人。”明確提示了李白“自從建安來”是包括“建安”在內的。梁章鉅《試律叢話》卷二說，紀氏在此詩后有一段自注：“太白此詩，人多不解。以建安為綺麗，語頗難通。沈歸愚曲為之說曰：‘所指乃建安以下如齊、梁之類，故曰自從建安來。’‘來’字似有著落，而‘自從’二字究不知作何安放。然則由周而來，為除周不論乎？此由逐句論詩，而未理會其全篇也”。[3]

　　紀氏首先是從字詞句式層面著眼的。他認為，沈德潛說此句指“建安以下如齊、梁之類”，“來”字似乎講得通，但“自從”二字卻又講不通。意思是說，“自從……來”的表述方式，就應包括“建安”在內。這一解釋是頗富啟示意義的。它告訴我們，要注意詩的細部，以準確把握其意義。持不包括建安說者，也注意到字句訓釋問題。徐仁甫《李太白詩別解》謂：“‘自從建安來’，‘來’非來去之來，‘來’當訓‘后’，謂自從建安后，乃綺麗不足珍。建安本不在‘綺麗不足珍’之中，讀者不可不辯！’”[3]這是否受到古人啟發，不得而知。但從這一方面釋疑，卻是古已有之的。將“來”字訓為“來去”之“來”也好，還是訓為“后”也好，都有各自的根據，而難以定案。

　　紀氏的可貴之處在于，他能從整體上探求破解之道，即擺脫“逐句論詩”之弊，而要“理會其全篇”。其《賦得綺麗不足珍》一詩，即貫穿著這一精神。歸納起來，大體包括本原論與流變論兩方面。下面分別述之。

　　所謂本原論，指的是從返乎其本的理路來探求其持論的最終根據。紀氏詩中的“心原溯圣津”、“尊王昭袞鉞，正始述睢麟”、“遺經方獨抱”、“肯舍淵源古”諸句，即提示了李白詩論宗圣返本的詩學歸屬。

　　李白詩首二句為一篇大旨。“大雅久不作”，與后面“綺麗不足珍”相貫通，而“吾衰竟誰陳”，是以孔子刪詩自命，與后面“絕筆于獲麟”相照應。前者屬于正變論，后者屬于本原論。

　　李白論詩而“心原溯圣津”，其著眼點即非同凡響，直溯孔子，而心接宣尼。“吾衰竟誰陳”，是以一種文化擔當者自任的。“孔子刪述詩書，名為維系周文化，其實是創造新文化，可算文化史上一件大事”。[4]早在南朝，劉勰《文心雕龍》即系統發為“原道”“征圣”“宗經”之論，所謂“道沿圣以垂文”、[5]“論文必征于圣，窺圣必宗于經”、[6]“征于周孔，則文有師矣”。[7]劉勰所稱之圣，指的即是孔子。李曰剛《斟詮》云：“彥和此篇（指《征圣》）所稱之圣，即指孔子，雖曾有‘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焉’之言，特敘筆偶及公旦耳。故篇中獨孔子之言論述為多。兩謂夫子，屢稱文章，皆指仲尼。況征諸《序志》‘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等句，則實屬意于孔子無疑矣”。[8]李白言詩而溯“圣津”，是淵源有自。

　　李白由“心原溯圣津”而歷覽前賢，對詩史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形成了他的頗富個性的“正變”論。由于他把孔子作為論詩之大本大源，所以他必然也以孔子刪訂《詩經》的風雅傳統作為詩評準則，而以之為“正”，認為戰國之世，正聲即已微茫，難乎為繼。此后頹波流蕩，古詩之法度沉埋衰歇，詩道不振，疏離于“正”而發生了變化。“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就是基于這樣的正變詩史觀而得出的一個結論。紀氏在詩中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認為李白“心源溯圣津”“尊王昭袞鉞”“正始述睢麟”，所以連屈宋曹劉亦加以貶斥，以“麗句”“纂組”為非，而薄建安詩人的。這一看法，是可以自成一說的。

　　從紀氏全詩看，他并不認為李白一概否定建安詩人，而是因為宗圣，有意尊之而俯瞰建安詩人的，所謂“正似歌周鼓，蘭亭不見珍”，即是說“猶之昌黎詠石鼓而舉出史籀，則不得不以羲之為俗書耳。”[9]這就較為客觀公允地揭出了李白論詩之用心，而避免了簡單輕率的評判。

二、李白詩論與其創作實踐的矛盾

　　紀氏推求李白論詩之心，委曲切當而立論超卓，值得注意。他同時也進而指出了李白創作實踐與其詩論的矛值，即“斯言莫踐”的一面。這又觸及了李白此詩的關鍵。

　　如上所述，紙氏認為李白并不全盤否定建安詩人。但以“綺麗”論定建安以來詩歌為不足珍，畢竟表明了他的價值取向。那么，李白是否在創作實踐中對建安以來的詩歌多有疏離拒斥，而做到了直承風雅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有的論者根據王琦注本，對李白引用歷代詩人作品（語典）的次數作了如下統計[10]：

　　鮑照133次，謝靈運110次，江淹106次，《詩經》93次，屈原87次，曹植70次，謝朓62次，陸機60次，張衡52次，《古詩十九首》47次，陶潛47次，沈約42次，宋玉41次，左思35次，蕭綱35次，司馬相如34次，顏延年31次，潘岳30次，吳均28次，班固、揚雄、郭璞各25次，陳子昂24次，蘇李詩22次，木華22次，庾信20次，阮籍19次，張協19次，嵇康、傅玄、王粲14次，曹操、江總13次，劉琨、謝莊12次、梁元帝、宋之問11次，王褒、枚乘、曹丕、劉楨10次，張華、孫綽、謝惠連、任昉9次，賈誼、張載、何遜、徐陵、劉孝綽8次，劉安、王融、謝瞻7次，馬融、陳琳、盧思道、王勃、沈佺期、劉孝威6次，陸云、盧照鄰、張景陽、劉鑠5次，王逸、孔融、丘遲、王僧達、薛道衡、駱賓王、歐陽建、殷仲文、王筠、班婕妤4次。（以下不錄）

　　由這一統計，至少從一個方面看出了李白詩歌轉益多師的基本事實。再從其“蓬萊文章建安骨”。（《宣州謝樓餞別校書叔云》、“地扇鄒魯學，詩騰顏謝名”。（《離別金陵諸公》）“君即劉越石，雄豪冠當時”。（《宣城送劉副使入秦》）等詩句看，他對南朝詩人也是推許的。

　　這種情況的出現，表明李白詩論與其創作實踐確實存在矛盾。對這一矛值現象，古今學人都有一些個人的解釋，其中以“夸飾說”占主導地位。元劉履《風雅翼》卷一一：“‘自從建安來’五字淺俚，……且太白所論夸大，殊過其實，其亦孔子所謂狂簡者歟？”裴斐《李白與歷史人物》說：“詩中對《詩經》以后歷代制作之貶抑，與平時言論亦多不相合。竊疑此詩當屬早期‘大言’之作。”[11]王運熙、楊明《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亦云：“在李白看來，戰國以來，詩賦的發展背離了《詩經》正聲的傳統，每況愈下。”“這種言論，表明了李白亟思變革南朝浮靡詩風，恢復《詩經》雅正傳統時的偏激態度。”“李白氣質、性格狂放。說話往往很夸張。”王運熙、楊明進而從唐代前中期文壇的復古思潮求得解釋，最后總結道：“面對楚辭以后逐步發展起來的片面追求形式美的詩風，為了改變風氣，他參與了當時文壇的復古思潮，在某些言論中強調要恢復《詩經》古雅的傳統，對《詩經》以后的作品存在籠統貶抑的偏激傾向。但在更多場合卻不是這樣。他不但對屈賦、建安風骨給予極高評價，而且還對南朝一些杰出詩人發出由衷的贊美。李白沒有寫過有系統的文學評論，他的文學批評意見，大抵在某一場合即興而發，顯得零碎，加上他性格狂放，說話夸張等因素，有時甚至顯得自相矛盾，使人難以理解。因此，必須對其有關言論進行全面的考察和審慎的分析，才能獲得較為確切的認識。”[12]

　　學術研究往往后出轉精，如上述的諸家解說，就以王運熙、楊明的見解較為全面深入。但另一方面，后人的探索顯然也離不開對前人研究的接受繼承。就前人研究的情況而言，紀曉嵐對此一問題的看法仍有獨特的價值。

　　紙氏在其詩結末四句說：“斯言雖莫踐，所論未無因。正似歌周鼓，蘭亭不見珍。”在這里，紀氏既指出了李白“斯言莫踐”的事實，也探究了李白以建安以來詩歌為“不足珍”的原因，即因崇尚“周鼓”，以形出“蘭亭”的不足珍。紀氏似乎表達了這樣的意思：李白論詩，指歸《大雅》，志在刪述，由于標格甚高而睥睨一切。這實際就有“大言”的意思在里面了。但說得似乎較為審慎、婉曲。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古代學術傳統與文化傳統特色之一。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卷五《詩話篇》中說：“論詩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春秋戰國之際，諸子蜂起，他們大多采取“托古”的方式來立說。“更由于孔子的出現，使這一性格愈加突出、明顯，并造成深遠的影響，從而使中國古代學術重視傳統、重視源流、重視師承的特色得以確立。”[13]李白的詩論就體現了這樣一種學術傳統。紀曉嵐在其試帖詩中所說的“才自歸文苑，心原溯圣津，”即揭示了李白詩論的這種傳統品格。

三、紀氏詩學解讀的方法論意義

　　紀曉嵐是乾隆時期的著名學者、文人。他學識博洽，以漢學名世，為當時一學術重鎮。由其“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的《四庫全書總目》，為一代學術巨獻，至今嘉惠士林。他出其余緒，編為《唐人試律說》、《庚辰集》，撰作《我法集》，為科舉之試帖詩垂范立極，成為科舉士子揣摩效法的重要書籍。其試帖名作《賦得綺麗不足珍》一詩，不但在李白詩論疑難破解上具有特殊意義，其論詩的方法亦足以啟迪后人。總括而言，其方法主要有窮源而竟委、“了解之同情”與辯證以求真三個方面。

　　（一）窮源而竟委

　　上文已涉及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傳統學術批評傳統。如果說李白詩論具有了這一學術傳統特點，那么紀氏對之的闡釋也同樣具備了這一特點。這一批評方法的建立，與紀氏的學術品格密切相關。“溯其源流，考其正變”，以史家眼光“窮源竟委”，成為《四庫全書總目》的重要學術方法。《四庫全書總目·凡例》云：“四部之首，名冠以總序，撮其源流正變，”即明確揭示了以此種方法把握學術流變的趨向。這種趨向也同樣體現在紀曉嵐的這首試帖詩中。

　　紀氏在解讀李白的詩論時，首先抓住了李白詩論的“復古”特征，是“心原溯圣津”，是“淵源古”。而這正是李白詩論的一個關鍵點。“從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從本質上理解事物。”（杜勒魯奇語）。紀氏揭示其淵源，也就揭示了李白詩論的本質。李白標舉風雅，希圖恢復“正聲”，是以復古為革新，以建立一代古樸清真的詩風。紀氏全詩即以此為主線，較為切實地分析了李白繼風雅、崇宣尼、復古道的詩論核心，并以此解釋了他鄙薄前賢的原因。這一解釋方法與路線，十分符合李白詩論實際，因而自成一說，不同凡響。這一成就的取得，是與紀氏一貫的學術路徑密不可分的。

　　（二）“了解之同情”

　　陳寅恪在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所作審查報告中指出：“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于古人之學說，應具有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14]所謂“了解之同情”，陳寅恪解釋說：

　　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余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之情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這段話闡明了“了解之同情”的內涵，大致包括：注意古人著書立說之“有為而發”，明了其環境與背景；藉僅有之材料，以藝術欣賞眼光與精神窺測其“全部結構”；通過神游冥想，揭出其委曲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這種方法，同樣適用于文學解讀。

　　紀氏之試帖，首聯“誰居天寶末，敢薄建安人，”既點明了李白所處的時代，又用一“敢”字揭示了李白詩論的才逸氣高的特點。接著分析其“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立論委曲，是由于“心溯圣津”、尊經復古、心儀風雅，而薄建安，而賤綺麗。紀氏進而分析其“所論未無因”的委曲苦心、孤懷偉抱，那就是取“周鼓”而賤“蘭亭”的詩人特定心態。紀氏在這里，充分把握了李白不得不如此的、“有為而發”的原委，又能探測李白立言倡論的特定詩心。“敢”、“肯”等詞的運用，推測、體貼詩人立言之苦心孤詣，表一種同情之態度，確實做到了真了解，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隔閡膚廓的弊病。

　　紀曉嵐能夠在解讀李白詩論時做到“了解之同情”，與其學術批評方法是有一定聯系的。《四庫全書總目·<然疑集>提要》就提出了“原情準勢”的批評原則。所謂“原情”，“便是去察究、體察作者的審美思辨方式和相關心理機制，尋求‘兩個意識的遇合’。”所謂“準勢”，“便指的是考察當時的社會思潮和文化環境，這同樣是在尋求與作者創作心理的契合。由此可見，‘原情準勢’的指向，正是追求理解和認同。”[15]這一學術批評方法，與陳寅恪先生所標舉的“了解之同情”在精神上有相通之處。

　　（三）辯證以求真

　　辯證以求真，不但是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而且在具體的實踐中又成為一種學術批評方法。《周易》創建了陰陽矛盾運動而達致互補的辯證發展觀。《周易·系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這組矛盾是宇宙變化的最終根據和動力。陰陽矛盾，對待又互補，無所不在，可以相互轉化。因而在認識與把握事物時，就應看到“窮則變”、“極則反”的運動規律，而達到對立面統一的動態平衡。《老子》也充分發表過矛盾對待轉化平衡的意見。如長短、上下、高低的依賴，“反者道之動”的矛盾變化，等等。

　　紀曉曉嵐這首試帖詩，就注意到了對立雙方的矛盾、對待關系。這首試帖詩，從尊古與賤綺麗的總的對立關系入手，很恰當地解析了李白睥睨屈、宋、曹、劉，反對麗句纂組的綺靡之風的總精神。正是從這一對立關系中，探求李白力振古樸清真詩風的用意。因為崇圣，所以歷詆前賢；因為崇古，所以力蕩綺麗。但二者之間又存在著一種對待關系，“周鼓”古樸，而“蘭庭”不見珍，是在這種對待關系中的定位；“蘭庭”又自有其價值的。這種辯證的闡釋，就揭示了李白詩論之“真”；而所謂真，即指李白真實心態與動機，及其詩論的客觀內涵。當然，這種“真”是紀氏闡釋系統中的特定之真，但卻不無啟示意義，而使我們盡可能接近李白的那顆詩心。

四、余論：試帖詩的價值重估

　　清人試帖詩分為科場應試與文人擬作兩類。作為科舉考試文體之一，歷來對之評價不高。其問題在于，詩藝平庸，佳作罕覯。我們認為，如果拘執于這一視角而不加以改變，試帖詩的研究將難乎為繼；也就是說，轉換視角，別覓新途，勢所必行。通過對《七家詩》、《庚辰集》、《我法集》等著名試帖詩集的研讀，我們覺得，研究視角的轉換極有可能，并由此可能發現一片嶄新的價值天地。這篇文章，就是基于上述想法的一點粗淺嘗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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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內蒙古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