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緒說：關于《朝野類要》

　　《朝野類要》是南宋人趙升編纂的一部筆記。與普通的文人筆記不同之處，是這部筆記具有的辭書特征。歷來的書目著錄，或是將其歸入史部政書類、故事類，或是將其歸入子部雜考類。這些歸類都反映了《朝野類要》的這種特征。這部筆記的篇幅不大，只有兩萬余字，然而卻分門別類地對宋朝的各種典章制度以及習俗用語的由來與變遷做了扼要的介紹。《朝野類要》所記述的制度、習俗與用語，有不少就連當時的人都不甚清楚，很少言及。《四庫提要》在介紹和評價《朝野類要》時指出：

　　宋至今五六百年，其一時吏牘之文與縉紳沿習之語，多與今殊。如朝儀有把見，科舉有混試之類。驟讀其文，殆不可曉。是書逐條解釋，開卷釐然，誠為有功于考證。較之小說家流資嘲戲、識神怪者，固迥殊矣。[1]

　　因此，《朝野類要》對于制度史研究，提供了極為寶貴、不可不讀的資料。盡管《朝野類要》不像許多有名的筆記小說那樣生動有趣，大多是近于枯燥的詞條解釋，但近代以來，已為學者們所重視。從辭書編纂看，30年代日本出版的《中國法制大辭典》[2]就收錄了許多《朝野類要》的條目。80年代出版的迄今為止最大的漢語辭書《漢語大詞典》[3]也是最大限度地引述了《朝野類要》的條目。而《中國歷史大辭典》的《宋史卷》[4]中有關制度史的詞條，幾乎就是《朝野類要》的現代語譯。此外，翻檢《宋史》點校本[5]的校勘記，發現在整理《宋史》時，當時的學者們也廣泛利用了《朝野類要》。不僅限于比較專門的歷史研究和辭書編纂領域，《朝野類要》所解釋的詞條，也被各個領域的學者和文人所重視。比如，“新聞”一詞的出處、依靠妻族而得官的“裙帶官”、形容長篇奏疏的“萬言書”、防止官僚間結黨營私的“禁謁”，以及“腳色”、“爵祿”“清要”等，包括30年代的魯迅在內，迄今為止，不斷被反復引用。以上所述，都顯示出《朝野類要》在研究傳統中國的官僚制度和古代文化時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然而，《朝野類要》自南宋端平三年(1236)由編者趙升刊行后，幾乎就沒有得到廣泛的流傳。不僅《宋史·藝文志》沒有著錄，大量的現存宋代類書和筆記也不見引用的痕跡，宋以后的元代也沒有記錄。到了明代才見到著錄、引用、刊刻，而且也為數不多。到了清代編修四庫全書，刊行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朝野類要》才像新出土的文物一樣，廣為人知，并得以廣泛傳播。

　　《朝野類要》的這種遭遇，實在與編纂者趙升的出身和生平有著極大的關系。流傳至今日的筆記小說，多為官僚士大夫所作。而《朝野類要》，則是一部少見的士大夫階層以外的人的作品。在士大夫成為支配階層的宋代，一生沒有進入仕途的趙升，人微書輕。在刊刻過后，歲月很快就將《朝野類要》一書，連同趙升的生平事跡一并湮沒了。知人論書，了解趙升的經歷，對了解他編纂《朝野類要》的動機和經過，對于了解《朝野類要》的成書和流傳，都是必要的。因此作為《朝野類要》綜合研究的第一步，我想對幾乎從來沒有認真觸及過的趙升的生平事跡，根據僅有的少量資料，鉤玄索隱，試加考證，以期給趙升勾勒出一個基本的影像。

二、必也正名——關于趙升的名字

　　關于趙升的的生平，就連素稱長于考證的四庫館臣也束手無策，在《四庫提要》中，以“其始末亦不可考”一語，無可奈何地帶過。的確，在現存的歷代文獻中，關于趙升其人，沒有留下任何記載。除了《四庫提要》以外，清代的宮廷學者著錄《朝野類要》，在提及趙升時，不僅沒有提供新的資料，而且還對已知事實的記述出現了錯誤。乾隆年間編纂的《續文獻通考》[6]，在卷168《經籍考》的史部故事類著錄：

　　趙升《朝野類要》，五卷。昇，字文昌，里貫無考。

　　然而，同書又在卷176《經籍考》的子部雜考類著錄：

　　趙升《朝野類要》，五卷。升，字向辰，仕履無考。

　　同一部《續文獻通考》，對同一部《朝野類要》，不僅著錄重出，而且對編者的名與字的記載各異。這里，根據趙升本人《朝野類要序》的自署，可知記作“字文昌”是明顯的錯誤。但是，趙升的名究竟是作“昇”，還是作“升”呢？

　　既然這里出現了這個問題，所以，我們的人物考證就應當從最基本的人物名字入手。從文字看，“昇”與“升”是字義相同的異體字。兩個字都是識蒸切，平聲，韻部屬于蒸韻。“升”本來是指計量器具，后來作為假借字用來表示上升之義。如《詩經》《小雅·天保》就有“如日之升”之句。“昇”則是后起字，是日形升聲的形聲字，專門用來表示上升之義。昔人的名與字之間，有一定的意義關聯。然而，“昇”與“升”卻字義相同。那么，怎么確定孰是孰非呢？只能根據名從主人的原則來判斷了。可是我們在今天已經無法看到趙升本人的親筆署名了，又如何判斷呢？看來只能根據《朝野類要》中出現的趙升的名字為依據了。在《朝野類要》的《四庫全書》本和由其衍生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中，對趙升名字的表記是混亂的。兩本在書前刊載的四庫館臣所撰的提要，均將趙升的名字記作“趙昇”，而在刊載的趙升自序和各卷卷首則均記作“趙升”。我認為《四庫提要》所記的“趙昇”的“昇”，是四庫館臣自做主張改寫的，而趙升自序和各卷卷首所記作的“趙升”，則反映了《朝野類要》的原貌。即趙升作《朝野類要序》時，自己署作“趙升”。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比四庫系統本時代要早的明刻本中得到印證。在明刻本中，趙升自序和各卷卷首均記作“趙升”。從而可以斷定，《朝野類要》編者的名字應當作“趙升”，而不是“趙昇”。名字的寫法問題，看上去是細微末節的小問題，但對于人物本身來說則是重要的，從研究求實的意義上說也是重要的。我想明代的楊慎楊升庵，一定不會高興別人將他的號寫作“昇庵”吧。提出趙升名字的問題，我實在是受日本學者對歐陽修的名字寫法較真的影響的[7]。由于《四庫提要》表記的影響極大，盡管在簡體字中“昇”與“升”都被統一為“升”，但受其影響，一些辭書在寫趙升的名字時，還專門使用了“昇”字[8]。

三、有關趙升生平的唯一的原始資料

　　對于筆記小說作者生平的考證，人們往往有這樣的經驗。即遇到資料匱乏的情況，從筆記小說本身還可以挖掘出一些有用的資料。因為作者常常與書中的內容相關，點滴地敘述一些自己的經歷。這些敘述可以說是考察人物的第一手寶貴資料。二十多年前，我在考證《鶴林玉露》作者羅大經的生平時，主要就是利用羅大經在書中的“夫子自道”[9]。然而，考察趙升的生平卻不可能幸運地利用到這樣的資料，這完全是由于《朝野類要》的辭書性質。無論是今天的辭典，還是古代的類書，都是很難從中找到“我”的。考察趙升的生平，唯一的最直接的史料，就是趙升本人的《朝野類要序》。由于對不少問題的考證都是以這個序為線索的，所以，全文移錄如下：

　　仆自幼入京都，觀公朝儀刑政事名理，及聞夫縉紳間眾所稱謂，皆蒙然無所知識。求之于書，甚為簡略，或無載記，后歷聞諸師友老先生指誨。歲月浸久，雖曰強記，終不如弱文。遂寄之毫楮，姑目曰朝野類要。逮今歲自九江歸舍，而舊所記述，間為鼠蠹之余，棄之可惜。又以好事者來需，第須別錄。既病且懶，遂移書札之費，增而鋟之于木。不獨有以應酬，亦足以廣四方之見聞。惟其宮禁內職，不復紀錄。非曰缺文，實不敢也，觀者當察焉。

端平丙申重九、文昌趙升向辰識于雙桂書院。

　　這篇序文對于考察趙升的里貫和大體的游歷范圍，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線索。然而，這里的序文是依據明刊本和明抄本抄錄的。因為四庫本系統的通行本對序中提供的最重要的線索地名“九江”，脫去了“九”字。只剩下一個“江”字，是無法確定地域坐標的。幸虧還有明代的版本存留于世，給我們保留下了這條線索。九江，自然就是今天江西省九江市，在南宋時期隸屬于江南東路，當時叫江州。由于江州在秦代和隋代稱九江郡的緣故，宋人習慣上使用舊名。九江在南宋時期是由長江水路進入都城臨安的必經之地，在當時是一個繁華的重鎮。由九江這個地名，我們可以推測江西是趙升的活動范圍之一。

四、“文昌”何在？——關于趙升的出身地

　　序文說“自九江歸舍”，這個“舍”為何處？前面引述的清人的《續文獻通考》，明確斷言“里貫無考”。但是，我不甘心相信清人的斷言，把視線投向了序文中趙升自署的“文昌”。從“文昌趙升”的署名方式上看，這個“文昌”似乎就是趙升的里貫或者是其地望。那么，這個“文昌”究竟是何處呢？《四庫提要》審慎地說“文昌未詳何地”。不過，今人往往比古人膽大。電子版《文淵閣四庫全書》的《朝野類要解題》就沒有四庫館臣那么小心翼翼，直接指出：

　　趙升，字向辰，文昌(今屬廣東)人。

　　的確，作為地名，在宋代的廣南西路瓊州設置有文昌縣，今天的海南省依然保留著宋代的建制，還是名為文昌縣。不過，海南在宋代屬于邊遠的煙漳流放之地。從海南的地理位置看，不僅四庫館臣不敢使用這一現成的結論，我也不敢首肯。于是我試圖從其他途徑來尋找線索。首先，我查閱了從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有關地望、郡望的資料，結果是令人失望的。

　　在地上的考察不得要領之后，我將視線投向了天上。

　　從文獻記載看，文昌不僅與地名有關，更與官署名有關。在唐代光宅元年(684)武則天把尚書省改名為文昌臺，又進一步改名為文昌都省之后，文昌就作為尚書省的代稱被廣泛使用了。將尚書省改名為文昌，是出于天象的根據。文昌本來是星座的名稱，是斗宿中南斗六星的總稱。《史記·天官書》說“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尚書省改名文昌，大概是像其尚書省領六部之意。不過，跟官署名無關，在中國古代天文學中，天上的星辰都與地上的州郡相應。在天之天象叫分星，在地之地理叫分野。那么，文昌星與地上的何處相應呢？

　　清代雍正十年(1732)修纂的《江西通志》[10]卷1《星野》分別援引舊志《臨江府志》和《撫州府志》云：

　　臨江，為《禹貢》揚州之域。按，《漢·地理志》、《晉·天文志》，當星紀之次南斗之度。

　　文昌在北斗之首。……《淳熙志》：臨川有文昌堰，上值文昌星。不知何所本。宋守家坤翁云：上通辰次，各著分野者，諸州之所同。上通天垣，正應文昌者，吾郡之所獨。

　　此外同志卷5《城池》還記臨川縣有文昌門、文昌橋。關于《江西通志》所提及的宋守家坤翁，《宋詩紀事》[11]卷68小傳云：“坤翁，號頤山，眉州人。景定三年，以戶部郎中知撫州。”

　　以《江西通志》的記載為線索，進一步翻檢了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修纂的《撫州府志》[12]。在明修《撫州府志》的卷首，載有宋代知州家坤翁寫于咸淳元年(1265)的《景定臨川志序》。據此可知，明修《撫州府志》是在宋人所修《景定臨川志》的基礎上編纂的。由于地方志的這種不同于其他文獻的遞修方式，即使編修的時代是在較晚明清時代，其史料的真實性一般是可以相信的。在家坤翁的序中有“坤翁以景定壬戌(三年)被命來守”之自述，可以印證《宋詩紀事》小傳所記家坤翁于景定三年(1262)擔任知州之事無誤。《撫州府志》卷1云：

　　考占星土，歷代皆斗牛須女之分，而《晉·天文志》及《元史》及《大一統志》則有專主斗分。臨川舊有文昌堰，故《淳熙志》又云上直文昌星。

　　此外，在《撫州府志》卷7，記載了景定四年知州家坤翁“摭《晉志》文昌星之義”，修建明潤閣之事，并收錄了家坤翁的文章《明潤閣記》。在《明潤閣記》中，有“郡乘云是邦上應于文昌，質諸史，其星在北斗魁前，大小明潤，齊則天瑞臻”的記述。

　　在《撫州府志》中還有一些與文昌星有關的記載。如在家坤翁任知州之前與之后，嘉定丙子(1216)，有知州費埏，曾建文昌軒;咸淳八年(1272)，有知州黃震，曾建文昌樓。黃震為此專門寫的《文昌樓記》，也收錄在《撫州府志》中。

　　根據明修《撫州府志》和清修《江西通志》的記載，可以斷言的是，把與文昌星相應之地域撫州、即昔日的臨川郡稱為文昌，可以上溯到《晉書·天文志》，至少這是從宋代到清代當地人的共同認識。根據以上的考證，《四庫提要》所稱“未詳何地”的文昌所在，終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從而，趙升的里貫是江南東路撫州、即臨川的事實得以確認。

五、“雙桂相傳久”——關于雙桂書院

　　趙升的里貫，經過上一節的考證，已經清楚了。這就為我們進一步考證趙升的活動范圍，在一定程度上指示了一條思路。我們還必須利用趙升自序透露出的些許信息。趙升在序的最后說“識于雙桂書院”。可見這個雙桂書院是趙升一生活動的一個重要據點。雙桂書院在哪里？這是我們首先需要考證清楚的。利用上一節考證趙升里貫所展開的思路，我把雙桂書院的所在假定為江西。翻檢《江西通志》，在卷22《書院》“饒州府”的下面，我看到了這樣的記載：

　　雙桂書院，在德興縣游奕塢。相傳朱子贈程韡、程燧兄弟詩有“君家構屋積玉堆，兩種天香手自栽。清影一簾秋淡蕩，任渠艷冶斗春開”，書院之名由此。

　　根據這一記載，可知雙桂書院在南宋隸屬于江南東路的饒州德興縣(今江西省德興縣)，是因朱熹的詩而得名的民間書院。朱熹卒于南宋寧宗慶元六年(1200)。這個時間與趙升自序所記的理宗端平三年(1236)并無大的出入。雙桂書院在元代的文獻中也可以看到記載。金代文人王若虛的《滹南遺老集》卷首，載有王復翁寫于元大德三年(1299)的序文。其后自署：“雙桂書院王復翁謹書”。大約這所雙桂書院與以朱熹的詩命名的雙桂書院是同一家。

　　然而，以“雙桂”為名的書院并不止此一家。北宋的熙寧年間，在浙江淳安也設立過，叫做“雙桂書堂”。這家雙桂書堂，后來與也朱熹產生了關系。南宋時期，朱熹曾三次去過那里講學，并且在那里寫下了題為《泳方塘》的名詩：“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其遺跡也被今天的淳安縣政府指定為文物保護單位。

　　這兩家同是設立于宋代、又都與朱熹有關的雙桂書院，究竟哪一家是趙升所在的雙桂書院呢？僅僅根據以上的資料，實在難以斷定。此外，在清代，廣州和臺灣的美濃，都有以“雙桂”為名的書院。其實，“雙桂”作為書院名、地名、街道名等，在過去常常被使用，是極為普通的名詞。把“雙桂”作為關鍵詞，試著在因特網上輸入，居然出現了1800條之多。因此，考證雙桂書院的所在地，必須與趙升的里貫直接聯系起來。

　　在《江西通志》卷152《藝文》中，我發現了一首宋人趙汝燧題為《臨川縣治古桂兩大株與葉潛仲鄔文伯飲花下》的詩。其中有“雙桂相傳久，百年殊未衰”的詩句。據此可知，趙升的家鄉臨川縣衙的兩棵古桂樹，在當地是有名的。從而臨川的書院以“雙桂”命名，可以說也是至極當然的事。因此，趙升所屬的“雙桂書院”，極有可能與朱熹涉足的雙桂書院無關，而是不大知名的臨川當地的小書院。

　　進一步，我想分析一下趙升自序中的“自九江歸舍”這句話。“歸”這個動詞所連接的賓語，多是人所寄身的歸屬地，一般是指家或者故鄉。因此，這句話中的“舍”，也不是與趙升完全無關，我認為是指故鄉的家或者是故鄉的學舍。并且自序中還提到了《朝野類要》原稿由于長期放置，已“間為鼠蠹”。由此推測，原稿可能由于職業改變之類的某種原因，沒有帶在身邊，一直放在了故鄉。到了晚年，才重啟箱篋，董理舊文。

　　整理以上的考證，可以簡單地勾勒出趙升的履歷輪廓。趙升與王安石是同鄉，同是出身于江西臨川，自幼去了南宋的首都臨安。從他的自序看，自幼去臨安，并不是像普通的士子那樣，為了科舉應試去的，而從事某種職業。并且由于職業的關系，在那里長期居住了下來。后來又去了江西九江，端平三年(1236)回到故鄉臨川。根據自序中“既病且懶”的描述，大約此時的趙升已進入晚年。又由自署的“識于雙桂書院”推測，回鄉后的趙升，就到了這所民間的學校執教。一生沒有步入仕途的趙升，可能就這樣作為下層文人了卻了一生。除了青少年時代曾經住在首都臨安之外，趙升的主要活動還是在江西。

六、關于趙升的職業與活動范圍的推測之一

　　那么，一生不曾為官的趙升，以何為生計呢？對此，記錄一切皆無。然而，觀察《朝野類要》的內容，似乎可以有一個大致的推測。為了清楚地觀察《朝野類要》的內容，我為這部雖然篇幅不大卻條目很多的筆記做了一個卷目表(表見文末)。

　　觀察這個卷目表，可知《朝野類要》主要是對宋代朝廷的各種典章制度、政策法規以及與此有關的習俗和用語進行的解釋。其中重點是科舉和職官。進一步深入考察《朝野類要》的內容，發現趙升在介紹各種典制時，盡管也敘述沿革，但主要是以南宋為重點。看了《朝野類要》所解釋的內容，可知趙升熟知當時的現行制度。這種熟知，據趙升自己在序文中講，是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刻苦學習過程的。這就是自序中的這些話：“仆自幼入京都，觀公朝儀刑政事名理，及聞夫縉紳間眾所稱謂，皆蒙然無所知識。求之于書，甚為簡略，或無載紀。后歷聞諸師友老先生指誨。歲月浸久，雖曰強記，終不如弱文。遂寄之毫楮，姑目曰朝野類要。”對《朝野類要》內容觀察的結果，不禁使人浮現出一個疑問。就是說，究竟是什么樣的人，從事什么職業，有必要熟知這些知識呢？從“蒙然無所知識”，到編成翔實的官場小百科，趙升究竟長期不倦地學習這些知識的必要性在哪里呢？這個問題涉及到趙升所從事的職業，必須要有一個可以令人信服的答案。

　　既然前面考證說趙升不曾做過官，那么，也許有人會猜測，是不是趙升做的是吏呢？就是說有沒有在中央一級的官衙做胥吏的可能性呢？從常識來判斷，這一點似乎不大可能。因為不光是胥吏，即使是官員，也沒有必要、更沒有可能像趙升這樣如此全面地了解各種典章制度的。無論是官員、還是胥吏，只要熟悉自己所管轄或從事的本職業務就足夠了。有資料表明，不少宋代的官員，連自己職位升遷轉徙時的文書都需要假手于他人，不勞自己親為。南宋后來做到宰相的趙汝愚，曾經在一篇奏疏中指出了當時的這樣一種現象：“換授官資之人，并注添差差遣，至易得也。書鋪以其不知吏部格法，百計邀阻，所須貨賂，數倍常人，至有數月不得調者。”[13]就是說連與自己息息利益相關的典制知識官員都不具備。正因為有這樣代勞的機構，所以官員也懶于去了解，也不需要學習。而大多是文化程度不高又不需要負很大的行政責任的胥吏，就更不需要全面掌握朝廷的典章制度了。

　　然而，在宋代有一種人，或者說從事一種特殊職業的人，需要具備這方面的知識。這就是上面提到的以使用《朝野類要》所記載的這類知識為生計的書鋪經營者或從業者。這里所說的書鋪，并不是指在宋代已經出現，歷經元明清而至近日的書店。在宋代，還有另外一種與普通的書店性質迥然不同的書鋪存在。業務內容為訴訟代理與事實認定，并且包攬士人科舉考試以及官員的人事遷轉文書寫作等。趙升在《朝野類要》卷5專門列有《書鋪》一條。其云：

　　凡舉子預試并仕宦到部參堂，應干節次文書，并有書鋪承干。如舉子乏錢者，自請舉至及第，一并酬勞書鋪者。

　　書鋪是政府認可的民營機構。其性質與職能，類似今天的公證處和法律顧問處。從《朝野類要》所收錄條目內容的廣泛性看，趙升作為書鋪的經營者或是從業者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前面考證趙升的里貫為江西臨川。江西在宋代素有健訟聞名。北宋的沈括在《夢溪筆談》卷25記載：“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舞文。舞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劫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之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14]到了南宋，江西依然保留著這樣的傳統。南宋末年的周密在《癸辛雜志》續集卷上中記載：“江西人好訟，是以有簪筆之譏。往往有開訟學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對答及嘩訐之語。蓋專門于此，從之者常數百人。”[15]在這樣的氛圍之中，江西出身的趙升成為書鋪的經營者或是從業者，則是絲毫不令人感到意外的。

　　此外，《朝野類要》序中有“舊所記述，間為鼠蠹之余，棄之可惜。又以好事者來需，第須別錄。既病且懶，遂移書札之費，增而鋟之于木”的記載。這里的“好事者”，我認為不像是出于興趣，只是想了解典章制度的一般人，而是趙升的書鋪同行。許多從事這一職業的人，在當初肯定都像趙升開始所經歷的那樣，“公朝儀刑政事名理，及聞夫縉紳間眾所稱謂，皆蒙然無所知識”。所以趙升所整理的筆記就顯得格外寶貴了。這一點也間接地證明著趙升的身分。

　　其實，對于趙升為何在《朝野類要》編成之后長期放置而沒有立即刊行的原因，趙升在序中是不便講的。按照我的猜測，這部《朝野類要》是趙升在從事書鋪職業時辛苦做成的一件秘密武器，一件得心應手的工具，當他還在從事這項職業時，出于同行是冤家的考慮，是不會輕易示人的。但許多同行都知道他有這樣的東西。當趙升晚年從書鋪這一行當退出的時候，對他來說，也就沒有繼續秘不示人的必要了。因而他也樂于為人謄寫和刊刻。《朝野類要》的刊行經過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了趙升職業的秘密。

　　本來，作為對一個問題的考證，到這里應該可以結束了。然而，可以說是節外又生枝，新的史料的發現使我們對趙升的生平不得不做出另一種推測。

七、關于趙升的職業與活動范圍的推測之二

　　在南宋人編纂的《重編詳備碎金》的卷首，刊載有這樣一篇序文：

　　碎金一書，雖非文章華麗，然童稚發蒙，與夫涉世逐急日用事字，皆不可闕。舊本刊已歲久，而其間有重復不必傳習者，有切于用而漏略者。今京華張君云翼，以近來公私事用增廣編類，校勘詳備，去其舛訛叢雜，其有濟于初學。今求到真本，重行訂正，改作中冊刊行，以便檢尋讀授。收書君子必有藻鑒者。嘉熙戊戌中秋日，雙桂書院謹識。

　　在這篇序文中，出現了或許與趙升有關系的“雙桂書院”。不止如此，在這部書中，還出現了更讓人驚訝的內容。在上卷的卷末，有如下兩行二十字的刊記：

　　臨安府清和坊北街西面
　　東雙桂趙宅書籍鋪刻梓[16]

　　編者不詳的《重編詳備碎金》，分為上下兩卷，是分門別類的日用語匯集。據序文所記，原本有《碎金》一書，后來開封人張云翼在舊本《碎金》的基礎上，增加了新的語匯，并且刪繁就簡，訂正了訛誤。嘉熙二年戊戌(1238)，南宋首都臨安的書坊趙氏雙桂書院找到這個增訂本，又在此基礎進行訂正后加以刊行。這就是《重編詳備碎金》一書的刊刻經過。《重編詳備碎金》一書，不見于國內的古籍書目著錄，僅見于日本天理圖書館收藏[17]。由此也可見，此書的流布范圍不廣。書的封面被后人題有“宋槧”二字，的確版式行款字體均類宋刻，但后來被日本的漢籍版本專家鑒定為仿宋刻的日本五山版[18]。

　　值得注意的是，《重編詳備碎金》由雙桂書院刊行的這一事實。根據書中的刊記，雙桂書院又稱雙桂書籍鋪。這個雙桂書院不是學校，雙桂書籍鋪也不是前面所述的專營訴訟和公證的書鋪，而是地地道道的刊印書籍的書坊。以“雙桂”命名的書坊并非僅見于稀睹書《重編詳備碎金》，《中華印刷通史》[19]第7章第2節《元代的刻書事業》在敘述坊間刻書時，也提到過一個叫“雙桂書堂”的書坊。元代的這個雙桂書堂究竟刊刻過什么書籍，盡管在《中華印刷通史》中沒有述及，但一定是有記錄或者是有實物現存的。此外，元代雙桂書堂的所在地為何處，雖然也未見明確記述，估計在昔日臨安的杭州的可能性較大。

　　那么，《朝野類要》趙升自序中的“雙桂書院”與《重編詳備碎金》序中的“雙桂書院”，兩者之間有什么關聯呢？這是一個必須考證清楚的重要問題。

　　經過考察比勘，在這兩篇序文之間，有三個共同點。第一，寫作時期看，《朝野類要》趙升自序作于端平丙申(1236)重九(陰歷9月9日)，而《重編詳備碎金》序則作于嘉熙戊戌(1238)中秋(陰歷8月15日)，兩者相隔未滿二年，非常接近。第二，從時間的表述方式看，兩序都用干支紀年，用節令紀月日。第三，在過去，與“記”字相通的字還有“志”、“識”，使用哪個字，完全是因人的喜好和習慣而異，但兩序都用不約而同地一致使用了“識”字。這也是一個共同特征。此外，從兩部書的內容上看，小型百科辭典的《朝野類要》與日用語匯集的《重編詳備碎金》，都屬于實用書類，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共同點。

　　以上所指出的兩部書的共同點，似乎并非偶然，也許暗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兩序文出于同一作者之手。并且如果我們再把《重編詳備碎金》的刊記中的“趙宅”與《朝野類要》序的“趙升”放在一起看，那就不僅僅是暗示了。同樣的“雙桂書院”，同樣的“趙”姓，同樣的序文表述方式，以及相近的序文寫作時期，這一切，都不能不讓人把《朝野類要》同《重編詳備碎金》聯系起來，把“趙宅書籍鋪”同“趙升”聯系起來。如果說兩者完全沒有聯系，僅僅是出于一種偶然，那么這種偶然也太令人不可思議了。

　　從而，關于趙升的生平，又有一種新的可能性浮現出來。

　　在上一節“關于趙升的職業與活動范圍的推測之一”中，根據若干史料，推測趙升《朝野類要》序中所記的“雙桂書院”，是位于江西臨川的趙升晚年寄身的學校。然而《重編詳備碎金》序中所記的“雙桂書院”，則明顯是書坊。因此，作為新的推測，《朝野類要》序中的“雙桂書院”與《重編詳備碎金》序中的“雙桂書院”，同是南宋臨安的一家書坊，與作為教育機構的書院無關。這家書坊也叫“雙桂趙宅書籍鋪”，經營者就是《朝野類要》的編者趙升。

　　根據這樣的推測，必須對有關趙升的史料進行重新解釋。

　　如果把《朝野類要》序中“仆自幼入京都”的自敘，與嘉熙二年臨安府清河坊北街的雙桂趙宅書籍鋪刊行《重編詳備碎金》之事聯系起來考慮，江西臨川出身的趙升，自幼就進入了首都臨安，一生幾十年的光陰都是在臨安度過的。其間，因故一時去了江西九江，根據序中“逮今歲自九江歸舍”的自敘，端平三年回到了“趙宅”。

　　上一節“關于趙升的職業與活動范圍的推測之一”，根據《朝野類要》的內容，推測趙升的職業為從事公證及訴訟的書鋪經營者或雇員。然而根據上述的考證，則浮現出趙升的書坊經營者、也就是出版家的形象。從端平三年到嘉熙二年不滿兩年的期間，趙升至少刊刻了《朝野類要》和《重編詳備碎金》兩部書籍。并且，如果可以把《中華印刷通史》記述“雙桂書堂”與“雙桂趙宅書籍鋪”看做是同一家書坊的話，那么這家書坊直至元代還在經營著。

　　對于趙升作為書坊的經營者，即書籍出版業者的推測，在宋朝官方的典章制度匯編《宋會要》中似乎可以找到一點支持的旁證。《宋會要輯稿·刑法》2～67“禁約”載：

　　（政和七年）七月六日，臣僚言：臣竊惟朝廷大恢庠序，養士求才，每患晚進小生蹈襲剽竊，不根義理。頃因臣僚奏請，嘗降御筆，明行禁絕書肆私購程文，鏤版市利。而法出奸生，旋立標目，或曰“編題”，或曰“類要”，曾不少禁。近又公然冒法如昔，官司全不檢察。乞令有司常切檢舉，緝捕禁絕。從之。[20]

　　這條史料記載表明，在宋朝科舉規模的擴大和應試士人增加的背景之下，坊間書肆為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搜求科舉應試用的范文，加以刊刻販賣。在被朝廷立法明令禁止之后，書肆又改頭換面，巧立“編題”或“類要”等名目，重新刊刻販賣。從這條史料的時間看，至少在北宋后期，這種事情已經是很普遍，并且是屢禁不絕。到了南宋，地狹人眾，科舉競爭愈加激烈。因而，在商品經濟活躍的背景之下，這類科舉應試參考書的刊刻也愈加普遍，昔日的禁令也成為一紙空文。宋人趙性之的《中興遺史》載：“姚岳，字崧卿，京兆人。陜西陷沒，岳避地入蜀。途中得進士舉業時文一冊。讀之曰，我平日習舉業，實不及此，遂珍藏之。”[21]后來，這個姚岳有了這本時文，居然考了個第一名。此外，元人王惲《玉堂嘉話》卷2也記載：

　　辛殿撰小傳：棄疾，字幼安，濟南人，姿英偉，尚氣節，少與泰安黨懷英友善。肅慎氏既有中夏，誓不為金臣子。一日與懷英登一大丘，置酒曰，吾友安此，余將從此逝矣。遂酌別而去。既歸宋，宋士夫非科舉莫進。公笑曰，此何有，消青銅三百，易一部時文足矣。已而，果擢第。孝宗曰，是以三百青蚨博吾爵者耶？[22]

　　這兩條史料表明，在南宋前期，作為科舉應試參考書的“時文”，便到處可以用相當便宜的價錢買到了。并且后一條史料講述宋孝宗見到及第后的辛棄疾，打趣他說，你就是用三百個銅錢來換我的官爵的那個人吧。這一記載很有意思，它反映了政策法令的改變。即北宋后期的禁令到了南宋前期已被取消。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經營書肆的趙升沿用眾所周知的“類要”這樣的傳統叫法名書，既與書的內容相關，又有商業效果，也是至極當然之事。

八、沒有結論：對趙升生平推測的歸納

　　以上，對《朝野類要》編者趙升生平事跡的考證出現了兩說并存的狀況。

　　【推測之一】在考證趙升的本籍為江西臨川的基礎上，繼而考證出作為趙升晚年的托身之地的“雙桂書院”，所在地也是籍貫地臨川。并進一步依據《朝野類要》的內容，推測趙升當為從事公證和訴訟的書鋪經營者或從業人員。

　　【推測之二】根據《朝野類要》和《重編詳備碎金》的兩篇序文，加上后者的兩行刊記，推測趙升自幼年起，一直居住在首都臨安。作為刊印販賣書籍的書坊經營者度過了一生。

　　兩種推測，除了本籍地為江西臨川這一點是共同之處以外，對趙升的生平產生了完全不同的結論。在筆者的考證經歷中，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形。兩說并存，實際上是反映了筆者的困惑。究竟哪一種推測接近真實，筆者只有傾向，不能斷定。盡管綜合起來看，【推測之二】的可能性比較大，但是如果沒有百分之百的準確率，也就不能地將【推測之一】否定掉。

　　特別是詳細比較《朝野類要》序和《重編詳備碎金》序，還是感到有內容不合，甚至是矛盾之處。根據《重編詳備碎金》的序文，趙氏書籍鋪得到了張云翼校訂本《詳備碎金》之后，判斷這是一部好書，便立即加以訂正，并改為便于檢索攜帶的開本，很快就刊印了。另一方面，根據《朝野類要》的序文，《朝野類要》是趙升痛感于自己的知識不足，長期學習，根據長期積累的筆記而編成的。編成之后又長期放置下來，直到晚年，才因經常有人需求，不勝抄錄之煩，才決定自行出資刊刻的。從這兩部書的刊刻經過看，《重編詳備碎金》的刊刻，純粹是追求經濟利益的商業行為，而《朝野類要》則完全不同。按常理判斷，像《朝野類要》這樣的官場小百科，肯定是暢銷的，為什么編成之后要長期放置呢？這明顯與以追求經濟利益為目的的書坊作法大相徑庭。從這一點看，《朝野類要》的編者趙升與刊刻《重編詳備碎金》的“雙桂書籍鋪”的趙氏并不是同一個人。并且，盡管《朝野類要》一書的命名，如前述《宋會要》的史料，是沿用歷來的“類要”之名。但從內容上看，《朝野類要》與科舉應試參考書并不完全一致。作為旁證，《宋會要》的史料并不能完全證明趙升就是書籍出版業者。

　　無論是哪一種推測，都沒有把趙升納入士大夫的圈子。對于一生未履仕途的趙升，《續文獻通考》說“仕履無考”，實在是一種先入為主的主觀臆測。當然，這種先入為主也有情可原，因為畢竟絕大多數筆記小說都是出自士大夫之手。

九、因趙升的身分而形成的《朝野類要》的特色

　　考證可資利用的史料盡管很少，關于趙升的生平還是浮現出兩種推測。在沒有新史料發現的現階段，要想下一個判斷是很困難的。出于無奈，只好將兩說并存，供學界參考，并切望對筆者的推測發表意見。如能提供新的史料線索，則甚為有功于趙氏，有功于學界。

　　觀察《朝野類要》的表與里，其內容范圍與敘述方式，處處都顯示出與出自士大夫之手的筆記所不同的體貌特征。本書既不屬于編纂者本人敘述親歷的“經歷型”，也不屬于學究式旁征博引的“考證型”。縱觀全書，明確對其它書的引用，只有卷1“駕頭”一條引用了《孔毅父談苑》[23]、《皇朝類苑》[24]、《沈存中筆談》[25]。辭書式的筆記引書之少，這在宋人筆記中也是極為少見的。其實，《朝野類要》的這種體貌特征，也隱約地透露了編撰者趙升的身分。

　　根據前面對趙升生平的考證推測，趙升的職業無論是從事公證和訴訟的書鋪業者，抑或是書籍出版業者，總之都不屬于士大夫階層，則士明確的。那么，趙升這樣的身分，對于《朝野類要》的編撰有什么影響呢？就典章制度而言，官僚士大夫的記述，往往是自己親身經歷的某種典制的設置與變遷。這種記述是親歷者關于這種典制的第一手原始史料，其價值無疑是寶貴的。然而，官僚士大夫的親身經歷，也往往是個別的、局部的經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從這一點來看，《朝野類要》的百科全書式的廣角記述，則全然不同。此外，學者的考證式的記述，往往注重于典章制度的變遷，而未必是以當時所實施的典制為中心。然而，趙升的職業所追求和注重的，則是《朝野類要》這種當代官場小百科的全面、準確與實用。正如前面所引述的那樣，當時的許多官僚士大夫對繁冗的典章制度已經不十分清楚，以至于在升遷轉徙之際要依賴書鋪業者來準備必需的文件。無庸贅言，在訴訟的方面，書鋪業者也是此行獨擅的專業人士。這也表明，與現代社會一樣，在行政與法律制度相當發達的宋代，的確需要依托專業人員來處理某一領域的專業事務了。同樣，即使是作為書籍出版業者，為了保證信譽和銷路，也一定要追求書籍內容的準確與實用。因此，從趙升的身分與職業來看，《朝野類要》在內容上的準確性，要比同時代的士大夫單憑興趣所記述的有關典章制度的一鱗半爪的筆記也要高的多。如此說來，由于趙升身分與職業方面的原因，居然為后世留下一部不可多得的制度史的資料集。當時的無意為之，卻成為今日的研究寶典，這正可以與成語“郢書燕說”的原意相當吧。

十、余論

　　文章完成之余，我還想對考證略畫蛇足。我常常感到，考證有時就像是刑事偵探進行邏輯推理，利用僅有的線索，活用已知條件，進行合理而大膽的想像。同時還須要下死工夫，“上窮碧落下黃泉”，上天入地，竭澤而漁。稱不上完全成功的例子，本文對趙升里貫文昌所在地的考證，可以說做到了“上天”，對雙桂書院的考證，也部分地做到了“入地”。此外，考證的資料之于考證者，至關重要。不掌握資料，再高明的學者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然而掌握了資料如何利用，如何解析，也是一個應當注意的問題。特別是遇到資料極為匱乏的情況，就要動用一切知識手段，從各個角度，峰嶺橫側看，反復咀嚼，披沙揀金，不遺余力，不留余地。本文對關于趙升的僅存資料的利用，可以說做到了這一點。以上所言，只是筆者寫作這篇考證文字的感想，愿與學界師友共勉。

注釋：

[1]《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21子部雜家(標點本,中華書局,1997年)。

[2]《中國法制大辭典》,東川德治編。初名《典海》,1930年由法政大學出版部出版。1933年,改名為《增訂支那法制大辭典》,由松云堂書店出版。1979年,再改名為《中國法制大辭典》,由燎原書店出版。

[3]《漢語大詞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3年。

[4]《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

[5]《宋史》點校本,中華書局,1985年新1版。

[6]《續文獻通考》,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十通本,1991年。

[7]小林義廣:《是“歐陽修”還是“歐陽脩”》(《東海史學》第31號,1997年)。

[8]如簡體字版的《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繁體字版《辭源》等。

[9]《〈鶴林玉露〉作者羅大經生平事跡考》,刊載于《學林漫錄》第5集(中華書局,1982年),后附錄于點校本《鶴林玉露》(中華書局,1983年)。2005年此書重印,書后又新附一篇《〈鶴林玉露〉作者羅大經生平事跡補考》。

[10]《江西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6年。

[11]《宋詩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2]《撫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影印本,上海書店,1990年。

[13]明楊士奇等編《歷代名臣奏議》卷94《經國》引趙汝愚《乞撫安歸正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

[14]《夢溪筆談》,胡道靜校證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5]《癸辛雜志》,《唐宋史料筆記叢刊》點校本,中華書局,1988年

[16]刊記出于印刷上的整齊美觀,分為各為十字的兩行,但斷句似應為:“臨安府清和坊北街西面東,雙桂趙宅書籍鋪刻梓。”

[17]《重編詳備碎金》收錄于《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第6卷,于1981年影印出版。

[18]五山版是指宋末元初東渡的僧人和印刷工匠在鐮倉五山和京都五山的禪宗寺院刊刻的書籍。

[19]《中華印刷通史》,印刷工業出版社,1999年。

[20]《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影印本,1957年。

[21]見《三朝北盟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卷234援引。

[22]《歷代筆記小說集成:元代筆記小說》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23]《孔毅父談苑》，為北宋孔平仲所撰《孔氏談苑》。

[24]《皇朝類苑》,為南宋初年江少虞所編《皇朝事實類苑》。此書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更名為《宋朝事實類苑》,出版了點校本。關于此書,拙作有《〈宋朝事實類苑〉雜考》(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0年第5期)可以參考。

[25]《沈存中筆談》,即北宋沈括之《夢溪筆談》。

附表：《朝野類要》卷目表

卷數	類目	項目
１	班朝	御殿　朝儀　常朝　後殿　六參　輪対　內引　待漏　正謝　舞蹈　裏見　把見
	典禮	郊祀大禮　五使　鼓吹　警場　宿衛使　習儀　冊寶　親饗　朝獻　分獻　奏告　致斎　受誓戒　恭謝　分詣 幸學　釈奠　降香　避殿損膳　輟朝
	故事	八寶　大朝會　鎖院　迎駕　駕頭　躬請　教坊　等子　金鶏　聞喜宴　曲宴　聖節　進香　滿散　曝書　聖祖 諸節　天慶観　報恩光　孝寺観　土貢　宣賜　撃門　免坐銭　收諸侯権　羈縻　接送伴　館伴　伴射　私覿 會食　上馬　題名　春宴
２	稱謂	行在　雑圧　五府　両府　八位　三省　兩省　兩制　史官　侍従　六院　四轄　貼職 機政　朝典　親民　長貳 幕職　上馬官 寄居官　判府　県令　知丞　軍使 挙主 元老　宿儒 賢路 言路 縉紳 儲材　淸要　冷官 粗官 開官口　院體　世賞　選調　未出官　十三階
	挙業	治経　武挙　三場 州県學 簾試 供課 堂試　陞補　補試　混補　大補　待補　私試　公試　內舎　上舎　釈褐 神童　覆試　量試　請挙　保頭　解試　漕試　附試　免解　比試　省試　免省　還省　類試　殿試　還殿　免殿試 唱名 恩科　三元　黃甲　探花　擔榜　宏辭　賢良　銓試　拍試　刑法試　教官試　召試　試換
	醫卜	醫學　判局　國醫　試補　局生　醫生　出官
３	入仕	及第　奏補　捧香　西官　軍班　年労　雑出身　保引　進納　封贈　帰附等　腳色
	差除	中旨　參堂　呼召　堂除　參選　擬差　殘闕　辟差　定差　差摂　旌擢　起復
	陞轉	改官　減年　寄理　雙転　特転　越転　正法　回授　比換　兩易　賜出身
	爵祿	食邑　職田　茶湯銭　賜借緋紫　伎術官服色　両鎮　兩國　襲封　恩異
	職任	百司　內諸司　左右廂　外臺　駐箚　牌印　公參　成資　挙留　不釐務
４	法令	一司　海行　続降　進擬　審覆　勅杖　罰直
	文書	詔書　制書　手詔　御札　德音　曲赦　赦書　翻黃　批答　宣帖　白麻　諮報　書黃　省箚　部符　勅牒　官牒子 奏箚　旦表　謝表　賀表　起居表　慰表　百官表　奏專　功德疏　萬言書　進狀　堂箚　白箚子　辺報　奏案 帥箚　朝報
	政事	巡按　銓量　便民五事　臧否
	雜制	禁謁　式假　白堂　稟臺　過堂　家諱　奉朝請　堂謝　待罪　違年
	帥幕	安撫　宣撫都督　節制　招討招撫　便宜　密詔　矯詔　檄書　報捷　露布　蝋彈　挑戰　鏖戰　巷戰　野戰　劫寨 貫寨
５	降免	遭章　彈奏　合臺　按劾　降授　責授　聴勅　南行　剝麻　居住　安置　勒停　量移　逐便　敘復
	退閒	宮祠　自陳　岳廟　引年致仕
	憂難	致仕　遺表　草土臣　駕幸臨奠　勅葬　宣葬　丁憂　諡法　從吉
	餘紀	書鋪　承受　陶鋳　宅引　告詞　網袋　望祝　車馬　揀班　京畿將　破白合尖　勘過　打視　輪筆　集注　期集 同年郷會

（原載《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九輯，2007年4月，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