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約翰·金·費爾班克JohnKingFairbank1907——1991)，英國牛津大學中國學博士，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最負盛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美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泰斗，美國的現代中國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被譽為“頭號中國通”，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創始人。歷任美國遠東協會副主席、亞洲協會主席、歷史學會主席、東亞研究理事會主席等重要職務，還曾是美國政府雇員、社會活動家、政策顧問。從他進入牛津大學直到1991年去世，費正清致力于中國問題研究長達50年，他的著作絕大部分都是論述中國問題的。他獨著、合著、編輯、合編的作品多達60余部，還有大量的論文及書評。其代表性論著有《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開埠》《近代中國：1898—1937年中文著作書目指南》、《清代文獻》、的《中國對西方的反應：文獻通考》（與鄧嗣禹等合編）、《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研究指南》、《中國：人民的中央王國與美利堅合眾國》、《認識中國：中美關系中的形象與政策》、《中國的世界秩序：中國傳統的對外關系》、《中美兩國的相互影響：歷史評述》、《中美關系展望》、《美國與中國》、《劍橋中國晚清史》、《觀察中國》等。其中《美國與中國》、《劍橋中國史》、《觀察中國》等著作在學術界占據了重要地位，并影響了國際輿論對中國的看法。其關于中美關系的論述影響了整整幾代美國學者和戰后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而他創立的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更是中國訪問學者的搖籃。

　　一、終生致力于“中國學”的人生道路

　　1907年5月24日，費正清生于南得克薩斯州胡龍鎮，父親亞瑟·波·費是位牧師，母親羅萊娜出生于德克塔，在芝加哥就學，最后又回到故鄉任市鎮律師。費正清是他倆的獨生子。母親羅萊娜對費正清的成長影響很大。她是美國大學婦女協會成員，隨后任該協會一分支機構主席。羅萊娜畢生為爭取婦女權利而工作，參加婦女選舉權的游行和示威活動，組織各種集會，是位政治上相當活躍的人物，費正清后來的從政志向都與其母親的引導有關。

　　費正清早年立志跟隨其父從事教會工作，1925進威斯康星大學，1927轉入哈佛大學主攻文科，包括希臘語、歷史、哲學、政治、藝術和經濟。1929年秋，費正清獲得羅茲獎學金，就讀于英國牛津大學巴利奧爾學院。他的專業方向改為東亞研究，但當時他尚不具備漢語和中國歷史文化的基礎，好在當時牛津大學的學位論文不要求參加考試，也不要求相關的學術經歷。費正清在牛津大學的兩年研究收獲甚豐，他把現代中國作為研究主題，以中美外交和機構史為新視點，他的博士論文《中國海關的起源》正是從以上三個方面探討中美關系的發展史，突破了傳統漢學的局限，具有相當的創新意義。

　　費正清認為中國研究不應只局限于西方的資料，還應依靠中國本土的資源，考察中國的觀點，這自然要求掌握漢語和在中國的生活經歷。牛津的治學研究隊伍十分有限，而且沒有漢語課程。于是費正清向羅德獎學金委員會提出申請，羅德獎學金委員會批準了他的申請，費正清成為第一位在遠東地區的羅德獎學金學者。1932年2月，費正清來華，一面進修漢語，一面考察中國海關貿易。7月，在北平與未婚妻威爾瑪·D·坎農（Wilma Denio Cannon，費慰梅，研究中國藝術和建筑的美國學者）結婚。從1933年到1935年兼職清華大學經濟史講師，其間在北平結識了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北平社會研究所所長陶孟和、中國地質調查所研究員丁文江等人，并與建筑學家梁思成、林徽音夫婦、哲學家金岳霖、政治學家錢端升和物理學家周培源等結為好友。費正清和他夫人費慰梅的中文名字皆是是梁思成所取。1935年圣誕節，費正清夫婦離開中國返美。1936年1月，他回到英國牛津，獲得了博士學位，學位論文題為《中國海關的起源》。這篇論文后經過修改、補充，以《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開埠》為題，于1954年出版。獲得博士學位后，費正清于是返回哈佛大學任教。從1939年起，他與賴肖爾一起在哈佛大學開設了東亞文明課程。此時，太平洋戰爭即將爆發。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四個月，他被征召到情報協調局(美國戰略情報局前身)工作，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被派往中國，擔任美國戰略情報局官員并兼美國國務院文化關系司對華關系處文官和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再度來華，任美國新聞署駐華分署主任。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后，1946年8月，費正清回到哈佛大學，擔任區域研究(中國)項目的第一任主持人。1955年，他取得哈佛大學的支持和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創建了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并且親自出任主任，該中心在1977年費正清退休時，改名為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二戰結束后于1946年返回哈佛大學任教。1955年在福特基金會支持下主持成立東亞問題研究中心。該研究中心后來還獲得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基金會的資助，并于1961年更名為東亞研究中心，后于1977年更名為“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以資紀念。在他直接或間接主持研究中心的幾十年里，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成為美國東亞問題研究的學術重鎮。1972年中美關系改善后的，應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的邀請，自1949年后首次重訪中國，是新中國首次接待的美國學者。1991年9月14日，因心臟病發作逝世。在臨終前兩天將《China: A New History》交付出版。　

　　二、“中國學”的研究成果與貢獻

　　費正清是研究近代中國“中美關系”的巨擘：談中美關系，不能不談費正清；在美國研究中美關系，不能不讀費正清的書。在美國目前最為活躍的“中國通”中，有不少都是他的學生，或者是他的學生的學生，這些人已成為美國研究中國的中堅力量。他的著作近年來幾乎被全部譯為中文，影響越來越大。在半個多世紀里，費正清以自己獨特的視角審視、考察中國，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觀點代表了美國主流社會的看法，不僅影響了幾代美國漢學家和西方的中國學界，而且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美國政界和公眾對中國的態度、看法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當今美國諸多有影響的中國問題專家皆出自其門下，美國的中國學研究亦始于費正清。

　　作為現代中國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費正清首先成為由漢學研究向近現代中國研究演變的過渡性學者，他完成了從古典漢學研究向近現代中國研究的過渡，創立了以地區研究為標志的現代中國學。作為東亞地區研究的開創者，費正清把對近現代中國的研究作為東亞研究的主體，經他獨著、合著、編輯、合編的作品多達60余部，還有大量的論文及書評，其論著大致可分四類：

　　第一類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他的一些學術論文及根據博士論文改寫的專著。其代表是《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開埠》，這一兩卷本的重要專著，是費正清在牛津大學的博士論文基礎上完成的，論述了1842年至1854年間外國列強在中國強迫開放通商口岸的過程。

　　第二類是主要為學生和從事東亞研究的學者編寫的關于中國研究的提要目錄和文獻介紹，如他與劉廣京合編的《近代中國：1898-1937年中文著作書目指南》，是關于中國歷史文獻書目介紹；《清代文獻》是有關中國歷史文獻注釋與譯文的教學參考資料，是特別有助于研究生的參考書；與鄧嗣禹等合編的《中國對西方的反應：文獻通考》及《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研究指南》也是這一類著作的代表。

　　第三類是為教育廣大公眾寫作的關于中國及中美關系的著作，其中最廣為人知的當屬《美國與中國》。從篇幅上說，第三類著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占的分量最大。這類著作依據的是第二手資料，是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并把這些成果融會貫通在費正清自己的解釋框架之中的產物。

　　第四類是直接論述美國對華政策及中美關系的走向、提出政策建議的文章。這些文章與一般的時評文章不同。他總是從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來闡述問題，論述當前問題的歷史背景和來龍去脈，而不是就事論事。這些論文在發表以后多被匯集成冊，如《中國：人民的中央王國與美利堅合眾國》、《認識中國：中美關系中的形象與政策》等，其他著作還有：《中國的世界秩序：中國傳統的對外關系》、《中美兩國的相互影響：歷史評述》、《中美關系展望》等。

　　下面撮其要者略加簡述：

　　1、《美國與中國》（第五版）張理京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時間2008年版。

　　這是費正清的第一本“中國學”專著，也是他多年研究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國歷史及中美關系的力作，它是美國漢學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全書包括“引篇”：中國景觀；第一篇：舊秩序（中國社會的本質，孔孟之道，異族統治與朝代的更迭，政治傳統）；第二編：革命過程（西方的侵入，叛亂與復辟，維新與革命，國民黨的興起，南京政府，共產黨的興起）；第三編：美國與人民共和國（我們歷來的對華政策，美國的政策和國民黨的垮臺，人民共和國，建立新秩序力，求社會主義改造的斗爭，第二次革命，前景：中國和我們自己）。

　　該書并沒有像一般歷史著作那樣追求細節的翔實，而是提綱挈領地簡略介紹中國的自然環境、歷史演變、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生活方式以及中美關系的過去和現狀，這樣的介紹正符合對中國和中美關系了解不多的美國公眾的需要。本書第一版于1948年問世，立即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并獲得較高評價，被稱為經典著作。

　　此后，他又不斷補充修訂，在1958、1971、1979、1989年分別出了第二、三、四、五版，發行了數十萬冊，成為西方有關中國問題著作中最暢銷的作品之一。后來尼克松在準備對中國進行歷史性訪問時，《美國與中國》也是他了解中國與中美關系的二三種參考書之一。

　　費正清隨著中國歷史前進的步伐，不斷思考研究中國社會，其表現之一就是不斷修正、豐富《美國與中國》一書的內容。在此后的幾次再版過程中，費正清增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30年的歷史，完成了對中國歷史從傳統到現代的完整考察。《美國與中國》研究的是中國的過去與現在，并從中國的歷史發展和演變過程分析中美關系。作者的目的在于通過介紹、分析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現狀，使美國人了解中國，從而消除中美兩國的隔閡和誤解，進而改善中美關系。

　　2、《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2月版。

　　本書《劍橋中國史》為《劍橋中國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時代，止于辛亥革命。內容為：第一章導言：舊秩序（歷史和中國的革命、舊社會、行政、對外關系）；第二章：1800年前后清代的亞洲腹地（清帝國在亞洲腹地、滿洲、蒙古、新疆、西藏）；第三章：清王朝的衰落與叛亂的根源（人口的壓力及其后果、教育、庇護制與社會晉升之路、嘉慶的改革、危機的征兆：漕運、貨幣制度與稅收制度的混亂、叛亂的根源、中央的軟弱與學術界的新趨勢、魏源——經世致用論與今文經學研究的范例、保衛邊疆是關心的新焦點）；第四章：廣州貿易和雅片戰爭（廣州貿易的特點、貪污腐化和公所基金、英—中壟斷商人、壟斷制的告終、鴉片貿易、律勞卑事件、關于鴉片問題的爭論、廣州查封鴉片、走向戰爭、戰爭的第一階段、贖回廣州、戰爭的最后階段、中國戰敗：南京條約）；第五章：條約制度的形成（條約制度的透視、1842-1844年條約的締結、條約口岸的開放）；第六章太平軍叛亂；第七章中俄關系1800——1862年；第八章清朝統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時期；第九章清代的中興；第十章自強運動：尋找西方的技術；第十一章：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及其影響。

　　費正清不僅是《劍橋中國晚清史》撰稿人，也是這套15卷本的《劍橋中國史》策劃人和主編之一。（另一位是與英國歷史學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中文名字“杜希德”）。《劍橋中國史》從1966年開始策劃到1991年最后一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付印，為時共25年，參加撰稿的為來自世界各地12個國家的100多位中國研究專家。每卷都由學科專家執筆，最后由資深編輯總成，向世界介紹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演變，基本上反映了當代西方中國史研究的最高水準。從1985年起，這套“超級專題論文集”(費正清語)的中文譯本的各卷在中國陸續出版，受到學術界的廣泛歡迎和好評。尤其是晚清、民國以來各卷的某些觀點，已經在中國學術界發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

　　3、《中國：傳統與變革》（美）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美）賴肖爾（Edwin O.Reischauer）著，陳仲丹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版。

　　內容包括：作者前言；第一章：中國概況；第二章：古代中國文明的誕生；第三章：古典時期中國哲學思想的黃金時代；第四章：秦漢-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中國；第五章：帝國的再生；第六章：晚唐與宋-中國文化的全盛期；第七章：漢人與胡人-蒙古帝國；第八章：明代的國家和社會；第九章：清-傳統中國發展的高峰；第十章：中國在19世紀時遭遇的入侵與叛亂；第十一章：中國對西方的回應；第十二章：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第十三章：從君主專制到軍閥混戰；第十四章：中華民國興衰；第十五章：中華人民共和國；譯后記。

　　全書從上古秦漢一直敘述到20世紀70年代末。從比較史學角度探索了中國文化的源流，特別是中國古代傳統社會的演變，近代西方勢力滲入后傳統社會的變革等。

　　4、《觀察中國》傅光明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出版。

　　《觀察中國》是一本論文集，包括作者中國研究的二十六篇論文。其中大部分是書評，多數刊登在《紐約書評》上面。但是，費正清并不僅僅是簡單地將這些書評合集成冊，而是重新編輯、刪減、修改，將零散的片斷加以重新組織，于是，這些書評就被分成不同的關于中國近現代以來五大歷史主題：1、新帝國主義觀；2、毛的中國之內幕；3、正常化之路；4、文化大革命；5、余波：美國樂觀主義的破滅。內容涉及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中國的革命領袖與其人民的關系，二十年的敵對之后中美關系的“正常化”，文化大革命，近來一些美國人對中國問題做出判斷的嘗試，其價值遠非單純的論文集可比。

　　三、學術思想與學術活動

　　1、學術思想

　　費正清學術的一個主要特點是講求實證，不愿意構筑龐大的理論體系。人們無法理解，像他這樣富有開創性的學者，卻難以從他的著作中發現系統的學術思想。在1968年任第八十三屆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的演說中，費正清毫不諱言自己是主張經世治國的，他相信研究應當具有實際的效用，學者的責任不僅在于增加知識，而且在于教育公眾，在于影響政策。他在自己畢生的學術研究中始終強調歷史與現實的聯系，強調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的關系。

　　在費正清的一生中，他花了很多時間來證明，欲了解今日的中國必須要了解中國的過去。費正清認為，那種以為中國的原始資料不可靠、甚至中國人的視野也不必要的觀點，是絕對錯誤的。西方人那種僅僅依靠英國、法國和美國檔案史料來寫中國學著作的做法，已經風光不再，對西方原始資料的依賴，反映了一種自以為是的態度。他竭力推動新的研究，主張深入發掘中國的史料，開展對人口問題、社會流動問題、知識分子傾向、文化史、經濟制度、稅制、考試制度等問題的系列調查研究。

　　使用中國的檔案、中國的原始資料研究中國歷史是費正清所提倡的，費正清是英國牛津大學的博士，但他的博士論文主要卻是在中國完成的，他把發掘中國檔案作為自己工作的重要部分。1932年他來中國時，故宮大內的檔案剛剛開放，費正清成為最早使用這些檔案的學者之一，很可能是第一個使用這些檔案的外國學者。1933年他利用清廷大內檔案用中英兩文寫成了第一篇學術論文《1858年條約以前鴉片貿易的合法化》，在《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第17卷第2期上發表，這是費正清登上學術舞臺的第一步。費正清根據博士論文修改而成的專著《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更是依據了大量中國檔案而寫成的。這部專著也許因為太專，不像《美國與中國》那樣廣為人知，但這是一部極具學術價值的著作，贏得了廣泛的贊譽，并牢固地樹立了費正清作為晚清外交和制度史方面的杰出歷史學家的地位。此后，使用中國檔案研究中國歷史成為費正清的一個學術規范。在他后來的一些學術論文中，如《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等無不如此。費正清不僅把中國檔案作為一種資料來源，而且作為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特征的重要依據。費正清不但自己這樣做，而且還引導、幫助和要求學生也這樣做。

　　在費正清看來，中國與西方是不可割裂的，必須像學世界史一樣研究這段歷史，而把中國假想成與美國一樣是錯誤的。正是由于堅持了中國的不同性，費正清才有效抵制了長期以來美國人在中國只尋找他們想尋找的這一傾向。費正清相信：越是更好地了解中國，就越能與中國和睦相處。

　　但在研究立場上，費正清是一個以西方人價值觀來認識和研究東方的。它假設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動態的近代社會，而中國社會則是一個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的傳統社會。在費正清看來，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在長期以來成功地占據了意識形態上的正統地位，從而使中國社會保持極大的穩定。當近代大量西方人來到中國沿海尋求貿易機會時，這個古老的中華帝國對外部世界表現出驚人的惰性，它閉關自守，排斥一切外來勢力，缺乏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只有經過西方的沖擊，中國傳統社會才有可能擺脫困境，獲得發展。為此，費正清強調，西方的挑戰對中國是一種刺激，為中國提供了一種進步的機遇。他的近現代中國研究確實始終貫穿了這一觀念。在他的學術專著中，無論是《美國與中國》，還是與鄧嗣禹合著的《中國對西方的反應》都始終持此觀點。在《中國對西方的反應》中一開始就提出，中國文化“既有傳統的遺產，又受西方的影響，他們相互交織在一起”　。認定中國歷史進程是由一個更加強大的外來社會的入侵所推動的。

　　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這種觀點在美國和西方學者中相當流行，這實際上是“歐洲文明至上”觀的反映相當流行，把持這種歷史觀的并非費正清一人，但費正清的影響最大。直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年代后期，中國研究領域興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開對這一觀念提出質疑。費正清部分地糾正了自己對中國歷史的觀點，承認自己的中國史觀并非無懈可擊，并在《中國新史》和再版的《美國與中國》中對自己以前的觀點進行了修正，承認中國的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國自身的內在生命和動力，西方的影響是有限的。

　　2、學術活動

　　費正清的一個重要的學術活動就是創建在哈佛大學創建了東亞研究中心。作為美國現代中國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費正清不僅博學，而且也長于學術組織(有人戲稱費正清是“學術企業家”)。費正清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有哈佛東亞研究中心為其堅實后盾，費正清所有的規劃和設想，都通過這一中心操作、實施，影響了美國乃至西方現代中國學研究隊伍的建設。費正清在美國高等院校中以哈佛大學為基地，籌建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經費來自福特基金會。東亞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中國，同時研究日本、朝鮮和其他東南亞各國與地區，中心搜集了大量資料，特別是注重搜集中國近代、現代史方面的資料。搜集的資料中包括重大史實、人物傳記和思想制度。這些資料都被整理成英文信息檔案，供研究者共同利用。研究中心還出版了大批著述。自中心建立，最初20年共出版了圖書140種。1970和1971兩年就出版了43種，差不多每月出版兩種，數量很可觀，主要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費正清本人的著作，大部分也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除以上外，研究中心還培養了一大批中國問題專家和碩士、博士研究生，更是中國訪問學者的搖籃。

　　費正清另一個學術活動就是不遺余力，勸誡美國政府和人民關注東亞，認識中國，他一方面向學界同仁呼吁加強美國教育和學術界對世界的承諾，同時要求教育機構加大向美國公眾的傳播力度。1940年，費正清指出，如果把東亞列入美國的學校課程，將有助于美國民眾認清美國在東亞的利益。1950年，他又進一步指出，美國對中國的正確反應取決于對當代中國歷史、社會、文化的深刻理解。1970年，費正清再次呼吁美國政界和學術界深入、全面地研究整個東亞地區和國家，以便加速中美關系正常化和從越南撤軍。1980年，他又強調東亞研究對改善美中貿易、文化關系的重要性，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費正清的學術主張反映了他關于學術研究應服務于美國國家戰略利益的觀點。由于他本人在美國的中國學研究中不可取代的崇高地位，因此，他的呼吁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他的學術經歷在影響和左右美國公眾和政府決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曾在他的呼吁和倡導下，美國學術界和公眾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美國對外政策的討論。

　　費正清學術活動第三個令人矚目貢獻就是扶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中國學。費正清不僅開創了美國的現代中國學，而且也扶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中國學，并且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952—1953年，費正清在日本學習語言，研究目錄，最終與日本學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編寫了一部關于中國問題的資料集。60年代，他先后兩次出訪，訪問了意大利、希臘、保加利亞、印度、尼泊爾、緬甸、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以及香港和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在一些處于學術發展階段的“邊遠地區”，費正清幫助當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

　　四、學術貢獻與評價

　　1、學術貢獻

　　費正清的研究觸及現代中國的各個方面。在其有限的專業領域內，涉獵了中國現代歷史上幾乎所有的重要歷史人物。費正清的區域研究在眾多中國學者中獨樹一幟，自1929年以來，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包括日本、朝鮮和越南)及其與西方的關系均成了他整個學術生涯的焦點。其學術貢獻重要在于：

　　首先，費正清學術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創立當代中國學。這種“中國學”，就是有別于偏重語言學、文化學、傳統漢學的中國學。它和歐洲傳統漢學的最大區別在于，特別強調運用多種檔案、多種語言、多種社會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從而導致一種被稱之為“新漢學”的中國學的形成。

　　其次，費正清還為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做出了不懈努力。在費正清的著述中，有關中美關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他的論述影響了整整幾代美國學人和戰后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為中美關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貢獻。從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費正清主張美國政府盡早放棄對中國的“遏制和孤立”政策，轉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關系正常化。這些主張凝聚著他多年來對中美關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費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他的學術經歷在影響和左右美國公眾和政策決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作為中美關系的專家、倡導者和闡釋者，費正清致力于影響歷史進程，而不是僅僅理解和解釋歷史。他遵循其導師查爾斯·韋氏勛爵的主張，即歷史學家應利用其知識和研究改變現實。他堅持認為，為了美國的未來和世界的發展，美國人必須重新認識中國，重新審視美國同中國的關系。費正清之所以對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產生重大影響，恰恰是因為他的思想和政策觀點與決策者的務實、功利觀點相悖。

　　費正清作為一位史學家，還致力于19世紀中葉東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他探索傳統中國社會的特征，改變中國歷史的重大變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整個過程。他還是一位資深望重的歷史教員，桃李滿天下。在哈佛大學教育了數以千計的本科學生，在他門下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學者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任教的達一百多人。

　　費正清也極力推泛東亞研究，其中包括現代中國史研究。經過他的畢生努力，東亞研究獲得了應有的學術地位和大量的財政資助。除了加強學術意識和籌集資金，費正清還幫助建立了一系列的研究項目，如在哈佛大學推廣東亞研究擴大該學科和領域在國內和國際上的影響。哈佛大學幾乎可稱之為他的學術研究基地。1979年他曾把哈佛描述為他的終生信仰。

　　費正清與中國的接觸開始于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特殊的歷史時期，他的著作影響了國際輿論對中國革命的看法。在他的思想構成中有著許多因素，尤其是他的大眾民主思想，“新政”自由主義得到知識界、學術界同仁的認同。

　　費正清也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他不僅是一位頂尖的學人，同時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評論家；他既從事學術研究，又從事政策研究，是一位“兩棲人”。他的中國觀是一個復雜的“多面物”，既反映了他特有的西方自由主義的歷史觀念、文化觀念，又反映了他的特殊的歷史經歷，還反映了他在特定條件下的政治態度。

　　費正清是一位充滿矛盾的人物。他既要忠誠于學術，又要傾力為美國的國家利益和現實政治服務，這不能不使他陷入兩難境地，也使他代表的“官學”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各方的批判。他的某些“激進”之舉也會引起右翼政客們的強烈的不滿。理解費正清與中美關系的曲折發展進程密切相關，他的觀點隨著形勢的發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也招致了來自各方的批評和責難。

　　作為現代中國學第一代學者代表的費正清，其開拓美國現代中國學的功績不可磨滅。但是，他自身的研究局限性亦不可否認，費正清領導的“哈佛學派”搞的主要是官方史，他們用的是官方資料，研究的是統治人物，反映了美國官方的觀點。他的“沖擊與回應”模式和他的著作實際上回避了帝國主義對華的侵略，有違于歷史事實，這一點也受到美國新一代中國學者的批判。費正清在與中國社會的復雜現實接觸過程中，也曾多次出現搖擺不定的時刻，這與其本人的社會經歷、政治背景和學術生涯有著多方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