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揚州二馬”集收藏、校勘、刻印于一身，一生中收藏刻印了大量的圖書。其刻書理念主要體現在：追求功德美名的刻書目的觀、服務學術的文化價值觀、收藏、刊刻、鑒賞三位一體的刻書資源觀、奉儒術為正統的刻書選題觀、追求精品的刻書質量觀。

　　關鍵詞：清代；揚州二馬；刻書理念

　　清代圖書出版的歷史形態主要是指刻書。清代刻書有官刻、坊刻和私刻三種主要類型。清代私刻空前興盛，出版主體一般是學者士人，他們利用自己的豐富藏書進行校勘編印。他們一般以崇尚文化為宗旨，不以市利為目的。明清徽商賈而好儒，他們以雄厚的資金和豐富的藏書為后盾，也積極加入私人刻書的行列，“揚州二馬”便是典型代表。典型性表現在：其一，二馬刻書數量很多；其二，二馬刻書精美，有“馬版”之稱；其三，二馬刻書具備了清代私家刻書的一般特征，即不圖市利，崇尚學術。學界關于“揚州二馬”刻書的專文研究不多，涉及者大多關注于其豐富的藏書以及刊刻的典籍，如羅蔚文《清代揚州大藏書家》[1]、闞寧輝《馬氏兄弟與小玲瓏山館》[2]、張翔《清乾嘉時期“揚州二馬”及其藏書》[3]、徐學林《清代藏書家馬氏兄弟的刻書》[4]，等。但對二馬的刻書理念的專文研究，學界目前還是空白。本文從論析揚州二馬的刻書理念著手，探討其追求精品卻不圖市利的內在因素。

一、“揚州二馬”及其藏書與刻書

　　“揚州二馬”系指徽籍揚州鹽商馬曰琯、馬曰璐兄弟。馬曰琯（1688－1755），字秋玉，一字嶰谷。馬曰璐(1697－1761)，字佩兮，一字半槎。清乾嘉時期祁門城里人。其祖父、父皆業鹽于揚州，遂定居揚州。馬氏兄弟繼承祖業，繼續經營鹽業，為揚州徽商巨富之一，因

　　兄弟二人財產不分彼此，志向相同，又均多才藝，同以詩名，故人稱“揚州二馬”。馬氏兄弟雅文好古，考校文藝，酷嗜典籍，馬曰琯著有《沙河逸老小稿》、《嶰谷詞》等詩文集，曰璐著有《南齋集》、《南齋詞》等詩文集。家有叢書樓，藏書甲大江南北。《四庫全書總目》著錄馬氏藏書有373種5529卷，其中經部57種670卷，史部123種1658卷，子部43種731卷，集部150種2470卷。乾隆三十八年，北京四庫館開辦，馬曰璐之子馬裕獻藏書776種。乾隆御賜《古今圖書集成》1部、《平定伊犁金川詩圖》1幅，并親題《鹖冠子》相贈。馬曰璐編有《叢書樓書目》，從書目可以大致了解馬氏兄弟藏書概況。馬氏有“南齋”朱文小長方印、“半查”白文方印、“臣璐私印”朱文小方印、“南齋秘笈”朱文小方印等藏書印章，這些可鑒定其為馬氏藏書。家設刻印工場，在短短的60年左右的時間里，前后刻書達五六百卷，這在手工刻印的時代，是很不容易的。其刻書無論裝幀還是字體，堪稱精美，時稱“馬版”。

二、“揚州二馬”的刻書理念

　　1．輕市利，重功德美名

　　“二馬”刻書屬私刻，也叫家刻，其刻書目的與官刻、坊刻明顯不同，甚至迥然相反。官刻目的是為統治者服務，編刻者抱著完成任務或建立功名的性質；坊刻則完全從市場出發，追著市利；而家刻除少數自覺為統治者編刻以外，絕大多數是出于個人愛好和追求功德聲名。“二馬”集收藏、鑒賞、刻印于一身，雖是鹽商，但在藏書、刻書方面卻純屬追求個人愛好和功德傳世，沒有了商人唯利是圖的脾性，相反，其所藏之書往往無償供人翻閱，甚至于給借閱者免費提供衣食住所。同時，又不惜巨資刻印友人的著作，一生樂此不疲。無論藏書還是刻書，除滿足自身鑒賞需要外，“二馬”無疑具有強烈的功德意識和求名意識。事實上，“二馬”很快便得到了友人的普遍稱贊，如姚世鈺去世后，“二馬”周恤其家，并收拾其遺文，出資開雕付印。全祖望稱贊說：“可謂行古之道者也。”[5]（卷20，姚薏田墓志銘）阮元把“二馬”與揚州其它巨商進行比較分析說：“馬氏兄弟在揚業鹽，資產并非首富，而能名聞九重，交滿天下，則其稽古能文之效也。”[6](乙集卷3)其實，能令“二馬”“名聞九重”，不是“稽古能文”就能做到的，更多的因素還是在于馬氏豐富的藏書和精致的“馬版”。功德意識也影響了他們的刻書選題標準，即符合主流社會需要的圖書，他們不僅要大力購求、保護，而且還要盡其所能勘誤、刊刻，以此造福子孫，奉獻社會，實現功德傳世的目的。

　　2．尚學術，服務于學術研究

　　雖為賈者，咸有士風，“二馬”是極其崇尚學術、尊崇儒者的，這種意識也決定了其刻書必然服務于學術研究。首先，其藏和刻的書無償提供給學者閱讀。“二馬”購書、藏書、校書、刻書，不斷豐富著叢書樓的藏書。他們藏書號稱富甲江北，但并非秘不示人，而是慷慨地向廣大學者文士開放，支持他們利用自己的藏書從事學術研究。正因為如此，著名學者如惠棟、全祖望、厲鶚、陳章、陳撰、金農、姚世鈺、高翔和汪士慎等都來投靠馬氏。惠棟曾題詩謝馬曰琯曰：“玲瓏山館辟疆儔，邱索搜羅苦未休。數卷論衡藏秘笈，多君慷慨借荊州。”[7](卷10虹橋錄上)全祖望“南北往還，道出其間，茍有留宿，未嘗不借其書……其得異書，則必出以示予”[5]。著名詩人厲鶚也同樣得到“二馬”的優待，《清史列傳》記載：“鶚搜奇嗜博，館于揚州馬曰琯小玲瓏山館者數年，肆意探討……”[8](卷71，馬曰琯傳)其次，不惜巨資刊刻經史文集，尤其贊助當時文人文集的開雕梓印，這為當時學術研究的開展和深入具有重要意義。《清稗類鈔·鑒賞類》二馬“世人所愿見者，如《經義考》之類，不惜千金付梓”。第三，“二馬”花費大量的財力、精力、人力用于考證書籍版本、辨別源流、訂正訛誤，對學術的匡正具有重要的意義。以故全祖望稱頌道：“馬氏兄弟，服習高曾之舊德，沉酣深造，屏絕世俗剽賊之陋，而又旁搜遠紹，萃薈儒林文苑之部居，參之百家九流，如觀王會之圖，以求其斗杓之所向，進進不已，以文則為雄文，以學則為正學，是豈特閉閣不觀之藏書者所可比，抑亦非玩物喪志之讀書者所可倫也。韓江先正實式憑之，而勵勵與葛氏爭雄長乎哉。”[5]

　　3．購書藏書刻書互為表里

　　其一，“二馬”購書促進了藏書的豐富，豐富的藏書為其刻書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二馬”藏書聞名海內，是揚州鹽商藏書的一個突出代表。與鮑廷博藏書不同的是，“二馬”的藏書沒有家世淵源，完全靠自己收購鈔錄而創建起來的。“二馬”憑借雄厚的家底，購書成為藏書的主要來源。“至今日而文明日啟，編帙日出，特患遇之者非其好，或好之者無其力耳。馬氏昆弟有其力，投其好，値其時，斯其所以日廓也。”[5]“酷愛典籍，有未見書，必重價購之……以故叢書樓所藏書畫碑版，甲于江北。”[6](乙集卷3)其二，豐富的藏書為“馬版”的誕生提供了可能。“二馬”藏書的豐富，同時代的文人留下了大量的記載。如厲鶚為“二馬”藏書樓小玲瓏山館題詩稱贊道：“鑿翠架檐楹，虛敞宜晏坐。題作小玲瓏，孰能為之大？”[9](卷6，題秋玉佩兮街南書屋十二首·小玲瓏山館)姚世鈺在《《叢書樓銘》》中將馬氏叢書樓與江浙一代的藏書樓相比較：“若近代所稱天一閣、曠園、絳云樓、千頃齋，以暨倦圃、傳是樓、曝書亭，正恐不及也”。又如全祖望在《叢書樓記》里說，“百年以來，海內聚書之有名者，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馬氏昆弟所有，幾幾過之”[5]。可見當時文人對“二馬”豐富的藏書是非常推崇的。正是憑借豐富的藏書資源，再加上“二馬”本人勤于校勘，為他們刊刻精品書提供了可能條件。第三，刻書反過來更豐富了藏書，提升了“二馬”的聲望。但是“二馬”刊刻圖書并非是處于市利之目的，除部分是出于友情外，其目的一是要實現功德傳世，二是要進一步提高圖書的文化價值，三是滿足自己鑒賞的需要。因此，“二馬”刻書就是為更好地藏書，藏親自校勘刻印的精品書。正如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評價的：“馬征君曰璐叢書樓、玲瓏山館，考訂、校讎、收藏、賞鑒皆兼之。”[10](卷9)

　　4．崇儒尚儒的選題觀

　　在徽州重教興學之風的濡沐下，徽商形成了賈而好儒的特色。徽商好儒無疑對明清文化的發展和繁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梁啟超把以徽商為主體的兩淮鹽商對于清初文化繁榮的貢獻，媲美于意大利豪商對文藝復興的作用：“淮南鹽商，既窮極奢欲，亦趨時尚，思自附于風雅，競蓄書畫圖器，邀名士鑒定，潔亭舍、豐館谷以待。其時刻書之風甚盛……然固不能謂其于茲學之發達無助力，與南歐巨室豪賈之于文藝復興，若合符契也。”[11]梁啟超特別提到了鹽商刻書對于文化繁榮的作用。“二馬”顯然是揚州鹽商刻書的代表。其出版圖書并非純粹附庸風雅，而是“好儒”的文化追求。正是“好儒”的文化觀念決定了他們出版理念。在選題上，他們尊奉儒家經典為正統，故喜歡刊刻以儒家學說為主要內容的圖書選題。“二馬”不僅以前代儒經為選題，而且，還以清儒佳作作為選題。如著名學者戴震、王士禎等作品，都是其樂于刊刻的目標。如刊刻王士禎的《感舊集》，“二馬”就曾與盧見曾反復商討[12](卷2，刻漁洋山人感舊集序)，既反映了其選題之慎重，也表現了其刻印的濃厚興趣。

　　“二馬”酷嗜詩詞歌賦，而且本身就有深厚的文學功底，舉辦詩文酒會，與文人學士賦詩唱酬，這是他們追求儒雅生活的重要部分。相應地，與友人唱酬的詩文集，也是“二馬”喜歡輯刻的選題。錢泳贊道：“（曰琯）與其弟曰璐俱能詩，好客，為東南壇坫。”[13](卷20)正因為“二馬”有著真才實學，不同于一般的庸商，所以吸引著海內名士。“二馬”結邗（韓）江詩社，時常舉行詩文酒會，宴請名士。杭世駿稱贊馬曰琯道：“喜交四方名碩，結社韓門，人比之漢上題襟，玉山雅集。”[14](卷46，人物四，文藝)李斗《揚州畫舫錄》載：“揚州詩文之會，以馬氏小玲瓏山館、程氏筱園及鄭氏休園為最盛。”[7](卷8)他們即興賦文吟詩，還有專人記錄，隨錄隨刻，“嶰谷詩社，以樊榭為職志，連床刻爐”[15]。刻印至成書速度極快，其發行也極快，幾乎當天就可完成，甚至3天內還來得及重刻，“詩成即發刻，三日內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7](卷8)。酷嗜詩文的“二馬”，自然視此類出版為人生一大樂事，故此他們一生中曾多次輯刻，有《焦山紀游錄》、《邗江雅集》、《林屋唱酬錄》等唱酬文集傳世。

　　5．務求精審的精品意識

　　除上述的注重高品位的選題外，“二馬”的精品意識更突出表現在書籍的整理、校勘和版本的考訂上。首先“二馬”將藏書仔細辨別，考訂版本，整理歸類，編輯《叢書樓書目》。精審的精品意識更集中體現在校勘上。校勘時，馬曰琯將不同版本的書籍同時放置書桌上，互相參比印證。常常“不至夜分不息，而雙鐙炯炯時聞雒誦，樓下過者多竊笑之。以故其書精核更無訛本，而架閣之沉沉者，遂盡收之腹中矣”。[5]其次，延請著名學者、校勘名家等共同鑒賞、考訂和校勘。全祖望、戴震、惠棟、厲鶚等人是“小玲瓏山館”的常客，他們探討時，往往“席上滿斟碧山朱氏銀槎，侑以佳果”，一旦得到滿意結論，“卽浮白相向”[5]，情趣盎然。厲鶚每過揚州，“幸馬君嶰谷、半槎兄弟，相與商榷……念與二君用力之勤，不忍棄去。”[16]第三，講究圖書的形體的精美。馬氏所刻之書，字體娟秀，首尾如一，版框整飭，墨色均勻，雕刻精美，裝訂考究。“二馬”專門“聘善手數人寫書腦，終歲不得綴”[17]。《清稗類鈔·鑒賞類》引前人評論說：“小玲瓏館馬氏重刻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氣動墨中，精光四射，視西安原本，幾幾青出于藍。”當代學者謝國楨對雍正己酉（1729）年“二馬”刻印的《韓柳年譜》推崇備至，稱贊它“是一部雕刻精美的書籍”[18]。如此的精益求精的精品意識，“馬版”的美譽名至實歸。

參考文獻

[1]羅蔚文.清代揚州大藏書家馬曰琯[J].揚州大學學報.1982（Z1）：205－208.

[2]闞寧輝.馬氏兄弟與小玲瓏山館[J].江蘇圖書館學報.1988（6）：37－39.

[3]張翔.清乾嘉時期“揚州二馬”及其藏書[J].晉圖學刊.2001（2）：75－77.

[4]徐學林.徽州刻書[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108－110.

[5]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叢書樓記[M].四部叢刊本.

[6]阮元.叢書集成新編:淮海英靈集[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7]李斗.揚州畫舫錄[M].揚州：廣陵古籍，1984:270.

[8]王鐘翰.清史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81.

[9]厲鶚.樊謝山房集續集[M].四部叢刊本.

[10]葉德輝.書林清話[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245.

[11]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60.

[12]盧見曾.雅雨堂詩文遺集[M].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13]錢泳.履園叢話[M].北京：中華書局，1997.

[14]單渠等.兩淮鹽法志[M].嘉慶十一年修揚州書局重刊本，1870.

[15]陸謙祉.厲樊榭年譜[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

[16]厲鶚.宋詩紀事:序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7]金天翮.皖志列傳稿:本傳[M].民國25年刊本.

[18]謝國楨.明清史談叢[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本文刊載于《出版科學》2007年第5期

（作者單位：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安徽蕪湖　24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