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司馬遷自稱其先祖是顓頊時期的天官。《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后，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宣王時期，司馬遷的祖上來到秦國。他的直系祖先是戰國時期秦國著名的武將司馬錯。秦惠文王時期，司馬錯曾經在朝堂上與張儀辯論，辯論內容被收入《戰國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觀止》，名為《司馬錯論伐蜀》。辯論勝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馬錯等人出兵巴蜀，得勝而守之。六世祖司馬靳為名將武安君白起副手，參與長平之戰，坑殺趙卒四十萬人，司馬錯、司馬靳等軍事之功為秦國奠定了一統天下的軍事基礎。

　　司馬遷的父親是西漢武帝時期太史令司馬談。司馬談是當時一位非常杰出的學者，著有《論六家要旨》一文，系統總結了春秋戰國秦至漢初以來陰陽、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對道家思想進行了高度肯定。該文是對春秋戰國以來的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練總結。

　　司馬談在約漢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間任太史令。公元前145年，司馬遷出生于家鄉夏陽（今陜西省韓城市）。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上，司馬遷說：“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司馬遷在“山環水帶，嵌鑲蜿蜒”（《韓城縣志序》）的自然環境里成長，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氣所陶冶，又對民間生活有一定體驗。10歲，司馬遷隨父親至京師長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國學習；家學淵源既深，復從名師受業，啟發誘導，獲益不淺。這個時候，正當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張騫奉使通西域，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也是司馬遷在京城里豐富見聞，熱情迸發的時候。

　　司馬遷大約22歲開始外出游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回到長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主要職責是守衛宮殿門戶，管理車騎，隨從皇帝出行。他隨漢武帝到過平涼、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過當時最南邊的昆明。司馬遷在讀萬卷書的基礎上，開始行萬里路，司馬談要求他兒子來進行一次為期兩年多的全國漫游。司馬遷從20歲開始的全國漫游，是為寫《史記》做準備的一次實地考察，他親自采訪，獲得了許多第一手材料，保證了《史記》的真實性和科學性。他這個漫游，也是《史記》實錄精神的一種具體體現。

　　此外他遍歷名山大川，飽覽了祖國山河的壯美，陶冶了性情，從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學的表現力。所以說司馬遷的這次漫游，正是司馬遷走向成功的極為堅實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漢武帝舉行大規模的巡行封禪，步騎十八萬，旌旗千余里，浩浩蕩蕩。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史官，司馬談這時候卻病了，經過漢武帝的允許留在洛陽養病，正好司馬遷從長安匆匆趕去追隨漢武帝，在洛陽見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親司馬談。

　　司馬遷在為《史記》寫的“自序”里，詳細記錄了司馬談在“河、洛之間”對他說的那番語重心長的遺囑。司馬談說：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絕于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司馬遷俯首流涕，對父親發誓說：“我雖不聰敏，請容許我把您已記錄編排過的有關過去的傳聞，完整地書寫出來，絕不敢有缺漏。”洛陽相會，就這樣成為這一對鐘情于歷史學的父子之間的生死之別。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馬談去世，三年之后，司馬遷承襲父職，任太史令，同時也繼承父親遺志（司馬談臨終曾對司馬遷說：“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準備撰寫一部通史。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與唐都、落下閎等共同定立了“太初歷”，該歷法改變了秦代使用的顓頊歷以十月為歲首的習慣，而改以正月為歲首。從而，為中國的農耕社會奠定了其后兩千年來所尊奉的歷法基礎。之后司馬遷便潛心修史，專心寫作，開始了《史記》的寫作。

　　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名將“飛將軍”李廣的孫子李陵主動請纓出擊匈奴，兵敗被俘，漢武帝震怒。滿朝文武都認為李陵叛降，全家當誅。而在這時，身為太史令的司馬遷卻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兵敗投降是因為“矢盡道窮，救兵不至”，而且李陵是希望“欲得其當而報漢”。李陵雖然兵敗，但是他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司馬遷這番表述卻沒有得到漢武帝的理解。漢武帝認為他是藉李陵之功，詆毀這場戰爭的主帥李廣利（此人為漢武帝寵姬李夫人的哥哥），進而批評自己用人不當，造成軍事失利。漢武帝因而大怒，將司馬遷投入牢獄，以“誣罔”（欺騙皇帝）的罪名判處死刑。當時的死刑有兩種方式可以充抵，第一種是“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另一種是按照漢景帝時期所頒布的法律“死罪欲腐者，許之”，處以腐刑（閹割）。由于沒有足夠的金錢可以贖身，司馬遷只得屈辱地接受腐刑。對此他曾表示過“禍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傷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詬莫大于宮刑。刑余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

　　出獄后，司馬遷改任中書令，發憤撰寫史書，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史記》最初沒有書名，司馬遷將書稿給東方朔看，東方朔佩服不已，將其命名為《太史公書》，后世稱《太史公書》為《史記》。

　　“史記”原本乃各國史書的通稱，司馬遷的著述也正是參考戰國時期各國史記所作。但后來因為《太史公書》的影響，大約在東漢時期，就已經成為此書專名。司馬遷完成《史記》后，知道該書不被當世所容，故預先將副本存之名山，流傳后世。

　　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成就了《史記》——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130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余字。《史記》全書包括十二本紀（記歷代帝王政績）、三十世家（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勛貴興亡）、七十列傳（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跡，主要敘人臣，其中最后一篇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書（記各種典章制度記禮、樂、音律、歷法、天文、封禪、水利、財用）.對后世的影響極為巨大，被稱為“實錄、信史”，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列為前“四史”之首，與《資治通鑒》并稱為史學“雙璧”。因此司馬遷被后世尊稱為史遷、史圣。與司馬光并稱“史界兩司馬”,與司馬相如合稱“文章西漢兩司馬”。

　　司馬遷的著作，除《史記》外，《漢書·藝文志》還著錄賦八篇，均已散失，唯《藝文類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賦》的片段和有名的《報任安書》（即《報任少卿書》）。《報任安書》表白了他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決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馬遷生平思想的重要資料，也是一篇飽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賦》也是晚年的作品，抒發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沒世無聞”的憤激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