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從人類有意識以來，就知道有生必有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死是人類最原始的恐懼，也是所有恐懼的終極指向。生命只有一次，故貪生怕死也成了人的本能與本性。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人類懷著對死亡的極度恐懼，強烈地追求永生，并為此做出不懈努力，從古到今都不曾停歇。因為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的事，就催生出了不朽的理念。古人對不朽有三個經典標準，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并很有把握地認為，只要做到了這三條之一，就可以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這一估價或者離事實不遠。由于有了這個明確標準，古往今來的志士仁人、英才俊彥就不約而同地攢足了勁為了實現不朽這一目標奮斗不息。

　　但在生死一途上并不因為引進了不朽的理念就萬事大吉。因為無從把握、難以預料的命運從來不會讓人們按部就班、妥妥帖帖地經營自己的不朽事業。于是，由于突如其來的命運降臨，歷史就不斷提供了面對生死抉擇的畫面。由于所有的生命體都有避死向生的本能，人有別于其他生命體之處或者就在于，為了某個自認為崇高的目的，可以逆本能而動，主動選擇死亡。就如孟子曾經所說：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兩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就如為了堅守士可殺不可辱及人活一口氣等等信念。所以一旦人們在可以生的時候選擇了死，總是表現出轟轟烈烈、驚天地泣鬼神般的壯烈，蕩氣回腸，激越千古。

　　當不朽與做人的基本信念不可調和時，是生還是死，這一難住哈姆雷特的選擇題就常常擺在了人們的面前。而這一難題也由于不朽概念的存在，就使得無論是選擇生還是選擇死都不能簡簡單單地用勇敢或怯弱來界定。生死關頭最能顯示英雄本色，通常選擇死，肯定會被認為是有勇氣的表現。但英雄與否也不能一概而論。所以，當這道生死難題擺在司馬遷面前時，經過無盡的掂量，他以比選擇死更大的勇氣毅然選擇了生，并最終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的生死觀。這一觀念的提出，對于后人在解決這道難題時或者有一定的幫助。

　　司馬遷的生死觀是對不朽理念的進一步詮釋。而不朽理念本身就包含了對死亡的原始恐懼。據筆者可以查找到的這種恐懼的最初表述，當是出自孔夫子。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記有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比欢姑购笫?，也不是一件容易如愿的事。比如《伯夷列傳》就記載了伯夷、叔齊因相互辭讓君主之位而相偕去國；又因反對周武王以暴易暴，不食周粟而死。司馬遷指出，如果不是因為孔夫子記錄了他們的事跡，他們就會如許多懷有同樣情操者一樣湮沒無聞了。所以司馬遷在傳末又一次引述了孔子的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司馬遷才情既高，追求不朽正是他本人及家族的夢想。但他本人肯定也是時時刻刻受到達不成不朽的恐懼脅迫的。本來作為一個朝廷小官，司馬遷沒有什么建功立業的機會，也沒有像孔夫子那樣的圣人予以提攜，達成不朽應該是相當困難的。但達成不朽的機遇還是出現在了司馬家族的面前。這個機遇是，他們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承平時代，又可以很方便地接觸到大量的文獻資料，他們有條件繼續自孔子以后中絕的著述事業。從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開始，就著手為開創家族的不朽事業做了大量的基礎工作?？上觳患倌辏抉R談只好以臨終囑托的方式將使家族不朽的接力棒交到了司馬遷手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的生命不僅僅屬于自己。在司馬遷時代，這個生命還屬于父母、家庭、家族。正是背負著家族與先人的重托，司馬遷開始其對不朽的追求。當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述進行到第七年時，發生了李陵事件。司馬遷也因為為李陵說情，而使他的不朽事業面臨夭折的危險。

　　在后人看來，司馬遷為李陵辯護算是他的人生污點。但放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事情正是允許發生的。無論如何投降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為了張揚光大生命的價值，以期有更大的建樹以達不朽之境，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類似的屈辱又是可以接受的，早先的先賢就這樣做過。當時去古未遠，古代遺風的影響不容低估。從上述意義上來說，李陵之降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逆不道行徑。畢竟大一統國家時間不長，大漢民族的概念尚未形成，還沒有形成忠于民族大義的鐵律；畢竟為國捐軀與張揚個體的生命價值同時受到推崇。大漢立國之初，就曾認可了這種因勢不敵而降的人，如韓王信、堂陽侯孫赤都曾因戰敗而投降項羽，后重新加入漢陣營而繼續受重用。就是司馬遷時代的趙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就未聞失侯奪爵。此事記在《衛將軍驃騎列傳》里。因此，且不說司馬遷受刑時李陵降否難明，即使坐實，兩國交兵，叛來降去，在過去是通行的做法，至少在司馬遷時代還不是當局用以定罪的名目，至少漢武帝就沒用這個名目給司馬遷定罪。大概司馬遷在為李陵說情時提到了李陵之敗與其上級二師將軍李廣利之敗的聯系，因為后者在李陵失敗的同時也折損了五分之三的人馬。李廣利是因為與漢武帝的裙帶關系而受到重用的。所以漢武帝給司馬遷定罪的名目是，攻擊皇帝用人不當而造成李陵之敗。

　　其實，司馬遷為李陵說情本身就是極具勇氣的表現。他看不慣李陵敗訊傳來，滿朝文武群起而攻之的丑惡場面。因為此前李陵捷報傳來時，正是同樣一批人在大唱贊歌。同時，以他對李陵為人的了解，他認為李陵之降只是為了今后能更大地報效國家。所以，他挺身而出為李陵說公道話。由于他站到了滿朝文武及最高當局的對立面，就注定了他要為他的勇氣付出代價。誹謗皇帝是殺頭之罪。所以從司馬遷為李陵開說那一刻起，就基本上宣告了他不朽事業的終結。這個代價是他承受不起的。就在這時，那道生還是死的選擇題擺在了司馬遷的面前。而這所謂的生，卻是以生不如死的閹割為前提。司馬遷在《報任安書》里說得很清楚，閹割是人可能遇到的所有十種凌辱中最不堪忍受者。碰到這種情況，即使是非常惜命的尋常奴仆都會自行了斷，以避免凌辱。我們后人或者難以理解，為什么閹割是那樣難以忍受。而在當時及以前以后的很長時間里，一旦與閹割這種事沾上邊，也就進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不僅其本人甚至其祖先及后人都會因此而蒙羞。所以司馬遷痛心疾首地慨嘆：“刑余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自古而恥之。” 即大質已虧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資格。而經此一創，其人其書就極有可能不會被后人視為圣人圣物，所謂的不朽事業能否為后人認可也就大成問題。既然司馬遷敢于替李陵開脫，就應該已經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按他一貫推崇的英雄志士的行為軌跡來看，他說了應該說的話，做了應該做的事，因此而受到責罰，也是求仁得仁，無怨無悔。于是，當這個所謂的生還機會出現在他面前時，舍生赴死正是應有之義。司馬遷死的理由非常充分，父母先他而逝，又無兄弟之親，對家庭看得不甚重，選擇生的代價實在太大。唯一不能割舍的是，喪失使家族不朽的機會，與無法完成父親的臨終囑托。

　　是生還是死。甚至于兩千年后，我們都能透過《報任安書》感受到司馬遷在這個問題上受到的煎熬。生，意味著肉體的痛苦、人格的撕裂、靈魂的窒息；死，固然一了百了，但罪名不當，身份不顯赫，且會被認為罪有應得，更何況家族幾百年才出現的不朽機會也就永遠地喪失了。兩害相權取其輕，而孰輕孰重，誰能說得清，就連司馬遷本人都沒有十足的把握肯定自己的選擇。因此，在《報任安書》中，這個選擇題被提起放下，放下又提起，難以啟齒，又必須說透，以至于千載之后讀之，仍能感受到是生還是死、活著值不值這類生死難題在無時無刻地折磨著司馬遷已受到重創的心靈；仍能感受到生與死的理念糾纏從四面八方對司馬遷無休無止地壓迫，令人不勝唏噓。據此可以肯定，甚至于在這個選擇做出后的全部余生，司馬遷都一直受到是生還是死的無窮壓榨，纏綿不解，揮之難去。追求不朽的極度抱負與超級凌辱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司馬遷備受煎熬。就是在這樣一種肉體與精神極度痛苦的狀態下，在與不朽基本無緣的狀態下，司馬遷耗時十年，終于完成了不朽的《太史公書》。如果沒有極其堅韌的毅力，不具備極其偉大的人格力量，沒有超人的勇氣及無與倫比的才情，是不可想象的。當然，司馬遷在著述過程中接觸到的前賢事跡，使他的不朽事業有了精神支柱：“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于后世?！保ā段樽玉懔袀鳌罚爸辣赜?。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也?！保ā读H藺相如列傳》）“沒世無聞，古人惟恥?！保ā陡惺坎挥鲑x》）

　　對我們后人來說，幸運的是司馬遷終于做出了選擇，幸運的是他做出了正確的選擇。畢竟他確實有足夠的理由做出任何一種選擇，而他終于放棄了那個最容易做的、被他界定為“輕于鴻毛”的死，中華民族才得以增添一部可以引以為自豪的歷史文學杰作，中華民族的早期歷史也因此有了大致可以確認的輪廓。我們可以認為，經此一役，司馬遷已完全經受了生與死的輪回。所以他的生死觀不僅是靈與肉的不斷撞擊的結晶，也是維護尊嚴的信念與追求不朽的信念不停撕扯的結晶。

　　是生還是死。這個問題也被司馬遷溶入了自己的作品。除了在《報任安書》中提到的面臨生死抉擇的前賢外，《史記》中還有大量的在生死關頭及重大凌辱面前如何抉擇的事跡。如陳勝起義前的“等死，死國可乎”，起義時的“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的宣言；管仲“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而幽囚受辱終建大功的自白；伍子胥兄弟一人隨父就死，一人忍辱負重活下來報仇的過程；藺相如敢于冒生命危險叱責秦王，卻不愿意與廉頗發生沖突傷害國家元氣的思考；韓信為了日后建功立業甘愿忍受胯下之辱的事跡；等等。由于司馬遷本人對這類抉擇及場面有切身的體會，所以當這些事跡從他筆下流出，就宛如發生在眼前，令人血脈賁張，精神振奮，欲有所為。

　　如果不出李陵事件，司馬遷就可以平平靜靜地完成其不朽事業。而這類不測事件又豈能是司馬遷的個人意愿所能左右？所以，司馬遷的作品中充滿了對這類不測命運的慨嘆。而這類不測命運降臨其身，這就注定了司馬遷要在巨大的屈辱中完成其對不朽的追求?；蛘咭舱驗榇?，其作品才迸發出耀眼的人性光輝；或者也正因為如此一來，其作品才極具震撼力，而終成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