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發(fā)德音，久令詳議。但以學者專固，人人異言，損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為五帝之后，兩漢已前，高下方圓，皆不相襲。惟在陛下圣情創(chuàng)造，即為大唐明堂，足以傳于萬代，何必論戶牖之多少，疑階庭之廣狹？若恣儒者互說一端，久無斷決，徒稽盛禮，昔漢武欲草封禪儀，博望諸生，所說不同，莫知孰是。唯御史大夫倪寬勸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禮。臣之愚誠，亦望陛下斟酌繁省，為其節(jié)文，不可謙拒，以淹大典。”尋以有事遼海，未暇營創(chuàng)。

——摘自“國學寶典”後晉·劉句等《舊唐書》-卷二十二·志第二/武英殿本

　　…賣田產(chǎn)，無以供給。如此而逃者，軍所致也。生理不周，舉債乾沒，子本增積，不能速償。如此而逃者，錢所致也。弗恤艱難，損附遺業(yè)，悔恨莫追，窮困失所。如此而逃者，乃自愚也。夫逃民皆無奈之民也。倘稍能自存活，豈肯逃哉。又詔云：茍避差發(fā)，臣謂此則非民之罪，實官長之罪耳。昔漢倪寬為內(nèi)史，軍發(fā)負租，課殿當免，民聞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課，更以最此。蓋民信愛之故也，豈有茍避差發(fā)者哉。伏望陛下一新污俗，再整淳風，下哀痛之詔，察化導之義，從前逋負差稅并行除免。凡有田而逃者聽復本業(yè)，無田而逃者聽于曠土占田，其間貧無牛種及 …

——摘自“國學寶典”柯劭忞《新元史》-卷一百九十三·列傳第九十/庚午重訂本

　　涇水，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初，鄭國分涇水置鄭渠，後倪寬又穿六輔渠，今此縣與三原界六道小渠，猶有存者。謹按：秦始皇元年，韓聞秦好興事，欲疲之，乃使水工鄭國閒說，令鑿涇水自仲山西邸瓠口為渠，東注洛，三百馀里， … 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為閒，然渠成亦秦之利。”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既成，溉舄鹵之地四萬馀頃，收皆畝一鍾。關(guān)中無兇年，命為鄭國渠。後至漢武帝元鼎六年，一百三十六歲，倪寬為左內(nèi)史，又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渠旁高卬之田。後十六歲，趙中大夫白公又奏穿涇水注渭中，溉田四千馀頃，人得其饒而歌之。大唐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 …

——摘自“國學寶典”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關(guān)內(nèi)道一/岱南閣叢書本

　　倪寬（？—公元前103年）西漢官員，字仲文，千乘（今山東廣饒縣樂安街道倪家村）人。在我國歷史上，他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還是一位著名的經(jīng)學家和水利專家。歷仕廷尉、掾舉侍御史、中大夫、左內(nèi)史、御史大夫。漢武帝太初九年，奉詔與司馬遷等共定《太初歷》，精通經(jīng)學和歷法，且善文辭。

　　生平簡介

　　倪寬幼時父親早逝，家境貧寒，靠母親給人做傭工為生。因交不起束脩（學費），他一直未能進塾館讀書。倪寬10多歲時，逢災荒之年，跟隨母親到外地逃荒，后來到汝南郡細陽縣（今安徽省太和縣），結(jié)識了一位高士柳林先生。他跟隨柳林先生學習捕魚、種地，同時學習《道德經(jīng)》、《論語》、《孝經(jīng)》等，后來柳林先生又把殘存的《五經(jīng)》傳授給他。一晃幾年過去，年景逐漸好了起來，倪寬辭別柳林先生，和母親回到老家千乘。倪寬聽說同郡人歐陽生博學多才，對《尚書》深有研究，又投在歐陽生門下。

　　公元前124年，漢武帝在長安城設立太學，博士職掌逐漸轉(zhuǎn)向主要掌理學術(shù)和教授學生。太學生稱“博士弟子”。飭令各郡國選取年齡在十八歲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充博士弟子。倪寬被千乘郡選中，進入太學，作為“博士弟子”授業(yè)于經(jīng)學博士孔安國等。由于家貧，倪寬不得不靠“勤工儉學”完成學業(yè)。據(jù)《漢書》記載：“（倪寬）受業(yè)孔安國，嘗為弟子都養(yǎng)（為弟子們做飯），時行憑作（有時還要下地干活），帶經(jīng)而鋤，休息輒誦讀，其精如此。”“帶經(jīng)而鋤”的故事遂流傳至今。

　　由于倪寬勤學好問，先得到了西漢著名學者、今文《尚書》“歐陽學”的開創(chuàng)者歐陽生的身傳親授。后來又受業(yè)于孔子后裔、西漢經(jīng)學博士孔安國。所以在經(jīng)學、特別是《尚書》研究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詣，被當時的郡國選詣為博士。

　　后來，倪寬通過答辯考試（即射策），做了掌握禮樂制度的“掌故”（官名）。不久，補為“廷尉文學卒史”（協(xié)助廷尉辦理文字的官）。這時，張湯為廷尉，主管刑獄。張湯刑法殘酷，素有酷吏之稱，所用之人，都是些善于施用嚴法酷刑的人。倪寬為人溫良清廉，擅長文學，不善于動武，所以，在廷尉府以不熟悉刑律為名，不被重用，被派到北地管理畜牧數(shù)年。由于他勤懇從事，牛羊大為蕃息。回廷尉府送回報材料（畜薄）時，正值廷尉府有疑案未決，幾次奏報，均被漢武帝駁回。主辦奏報的人甚為恐慌，不知如何是好。倪寬知道了，便為他重新寫了奏章。寫完后，讀給大家聽，都很佩服。有人將這件事告訴了張湯，張湯大為驚疑，便親自召見倪寬談話，非常驚奇他的才能。倪寬寫的奏章送上去后，立刻得到漢武帝的批復。第二天，張湯見到漢武帝，漢武帝問：“這次的奏章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寫出來的，是誰的手筆？”張湯說：“是倪寬所寫。”漢武帝說：“我早就聽說過這個人。”于是張湯提拔倪寬為奏讞（音yǎn）掾（音yuàn）（專門起草奏章的秘書官）。倪寬在廷尉府，說服張湯和廷尉府官吏，學習經(jīng)學，按照《尚書》中《堯典》、《舜典》的教義來治理獄訟，成績卓著，非常被張湯重用。

　　漢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張湯做了御史大夫，推薦倪寬為侍御史，掌握糾察舉薦官吏之權(quán)。漢武帝召見倪寬，讓他講論“經(jīng)學”。倪寬引經(jīng)據(jù)典，把《尚書》中的《堯典》《舜典》講得非常精辟、透徹。漢武帝大悅，提升他為中大夫，專管朝廷議論之事。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倪寬遷升為“左內(nèi)史”之職。左內(nèi)史，相當于后來的京兆尹，負責治理京城長安所在的關(guān)中地區(qū)民政。倪寬在任期間，以儒家道德教化民眾，采取措施獎勵農(nóng)業(yè)、緩刑罰，重新清理獄訟，選用仁厚之士，體察民情，做事講究事實求是，不務虛名。因此，深得關(guān)中地區(qū)民眾擁戴。關(guān)中地區(qū)，秦時修建了鄭國渠，兩岸農(nóng)民深得灌溉之利，土地肥沃，田賦是第一等的，是漢朝賦稅的重要來源之一。倪寬了解到，鄭國渠上游南岸高卯之田仍然十年九旱。漢朝初年，這里“百畝之收，不過百石”，仍有一部分人民衣食不足。倪寬首倡開鑿六輔渠。得到漢武帝的同意后，倪寬征發(fā)民工，在鄭國渠上修筑了六條渠道，史稱“六輔渠”，使兩岸高卯之地得到灌溉，原來的鄭國渠發(fā)揮了更大的效益。為了做到避免糾紛、合理用水、上下游兼顧，又制定和頒布了“水令”，使人民按令用水，上下相安。很快使關(guān)中地區(qū)出現(xiàn)農(nóng)業(yè)豐收，經(jīng)濟繁榮的局面。倪寬關(guān)心民間疾苦，收租稅時，對一些豐歉不同的地區(qū)和農(nóng)戶進行適當調(diào)整，對一些貧弱戶和因故不能及時繳納的可以延緩和減免，因而賦稅征收速度較慢。后來，因軍務用糧緊急，朝廷令左內(nèi)史征收賦稅。于是，大戶人家趕牛套車，小戶擔挑背負，交糧路上人車連綿不絕。結(jié)果，賦稅任務不但沒有落后，反而成為完成最快最好的。漢武帝愈加驚奇倪寬的才能。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封倪寬為御史大夫，跟從武帝東巡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倪寬主司封禪大典儀式。在此之前，梁國國相褚大精通五經(jīng)，為五經(jīng)博士時，倪寬為博士弟子，位在褚大之下。后御史大夫一職空缺，武帝召褚大入京。褚大自以為做御史大夫無疑。行至洛陽，聽說倪寬做了御史大夫，心中不服，以為武帝用非其人。及至長安，與倪寬在武帝面前共議巡狩封禪之事，看到倪寬引經(jīng)據(jù)典、對答如流、無懈可擊，方知武帝知人善任，倪寬才能確實勝過自己。

　　漢朝初年，方綱大紀都是初創(chuàng)。歷法還是沿用秦朝頒定的歷法，其朔晦月建、弦望滿虧多有差錯。元封六年，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建議漢武帝修改歷法，“宜改正朔”。漢武帝乃接受建議，詔令倪寬主持修改歷法事宜。倪寬召集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二十余人，又加上方士鄧平、落下閎等人共同推算制定出了新的歷法，即漢朝的《太初歷》。該歷法較秦朝頒行的顓頊歷有了很大進步，是當時最精密的歷法。推定一回歸年為365.3851539日，一月為29.4381日。顓頊歷以十月（即建亥之月）為歲首。《太初歷》以一月（正月，即建寅之月）為歲首。把二十四節(jié)氣訂入了歷法。以沒有中氣的月份為閏月，十九年設置7個閏月。太初歷即今天所說的夏歷或農(nóng)歷。自西漢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實行，經(jīng)過不斷改進，被一直沿用下來。

　　倪寬做御史大夫在位八年，于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病逝，歸葬原籍。他的著作有《倪寬》九篇，《倪寬賦》二篇，《封禪頌》等，均已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