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英文名斯蒂芬?歐文（Stephen　Owen）1946年生于美國南方小城密蘇里州的圣路易斯。1959年移居北方大城市巴爾的摩。宇文所安從小就對詩歌感興趣，在巴爾的摩市立圖書館，他第一次接觸到中國詩歌，從此對中國詩歌尤其是唐詩產生了終生興趣。1968年獲耶魯大學中國語言與文學專業學士學位。1972年獲耶魯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是《孟郊和韓愈的詩》。1972—1982年任教于耶魯大學。1982—1984年任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1984年至今擔任哈佛大學中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編著有關于中國文學尤其是唐詩的論著十多部。其代表性的論著有：《初唐詩》（1977年由耶魯大學出版，1986年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賈晉華譯本，2004年三聯書店版），《盛唐詩》（1980年由耶魯大學出版，1992年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賈晉華譯本，2004年三聯書店版），《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1995年由耶魯大學出版，2005年三聯書店出版陳引馳、陳磊譯，田曉菲校本）《晚唐詩》、《傳統中國詩與詩學》等；主編有《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卷），《抒情詩的生命力》（與林順夫合編）；翻譯有《文心雕龍》、《中國文學選集：從先秦到1911)等。寫有關于美國學者《元明清詩選》、《待麟集（清代詩詞選）的書評等數十篇關于中國古典詩歌研究的論文。另著有《追憶》，是一本嘗試把英語散文（ｅｓｓａｙ）和中國式的感興糅合起來的散文集。鑒于宇文所安在唐詩研究領域的卓越成就，1991年他人選“美國國家藝術與科學院”(AmerieanAeademyofArtsandseienees)院士，1994至1995年人選“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ACLS)，并獲得“梅隆杰出成就獎”(MellonDistinguishedAehievementAwa記，2005)，成為美國唐詩研究領域的代表人物。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對宇文所安贊賞有加，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到美國漢學家是：“斯蒂芬?歐文排第一，他是惟一可以和歐洲人一樣思考的美國漢學家，惟一一個，連他的英文也不是一個美國人的英文。他的新思想特別多，他會開拓一個新的方向。不管哪個國家，包括德國、美國在內的漢學家，我們只能夠數一數一只蒼蠅有多少腳。他是真正的漢學家，他在天上，我在地上。”（南方周末記者 王寅，見2007-04-04《南方人物周刊》電子版）

　　宇文所安對中國古典詩歌尤其是唐詩情有獨鐘，他的唐詩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初唐詩》、《盛唐詩》、《晚唐詩》、《中國“中世紀”的終結》、《劍橋中國文學史》這幾本關于唐詩的專著作之中（其中最后一種也兼論唐傳奇）。在唐詩研究中，他從一個純粹西方人的視角，審視和解讀中國古代文學，得出不少全新的結論，令人耳目一新。《初唐詩》、《盛唐詩》、《晚唐詩》從體例上看是遵照詩歌史的模式進行寫作的，與中國學者自著的文學史、詩歌史相比，宇文對作家、作品的選擇并無太多出入，詩人是大家都熟悉的詩人，詩也大多是為大家所熟知的詩，但與國內學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觀察現象、運用資料、提出問題的角度。作為一個外在于中國文化的研究者，宇文所安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背景、出發點是源于西方文化傳統的，因此，他在研究中必然地帶入了許多西方文化的因素，在研究方法上與當代西方文論思潮息息相關。正如他在三聯版《初唐詩》之“致中國讀者”中所說：“我們惟一能夠奉獻給中國同事的是：我們處于學術傳統之外的位置，以及我們從不同角度觀察文學的能力。”

　　《初唐詩》作者自稱此書“中國文學史試探”,“特殊的美”。這本研究初唐詩的著作,他的研究方法與我們所習慣的歷史考證法、歷史源流法，社會分析法都不同，我們甚至難以給他獨特研究方法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它在細讀文本的基礎上，既結合了東方人的感悟特質，又采納了西方人的嚴密推理，還加入了一點想象力。《初唐詩》的最大特色，就是選取了一個非常獨特但又十分重要的視角——宮廷詩。作者通過宮廷詩這一線索，對初唐時期近百年的詩歌發展作出了詳盡的論述。具體分為三個方面：宮廷詩概說，宮廷詩的特點，宮廷詩的歷史作用面。作者認為：宮廷詩不僅為后來的詩歌發展提供了形式、主題及詩體慣例，而且“宮廷詩還提供了同等價值的、宮廷詩時代之前大部分詩歌所缺乏的某種東西；它給了詩人控制力，這種與藝術保持距離的感覺使他得以將它看成藝術。只有保持這種距離，詩人才能避免簡單地陳述詩意，學會將所要表達的真正意思蘊含在詩篇中。”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宮廷詩本身所具有的嚴格的法則、典范的慣例以及與生俱來的保守性，成為了那些不肯輕易摒棄個性的詩人們所要努力超越的對象。從“四杰”到陳子昂，再到沈宋，無不以自己的努力與之抗爭，使之改變。按照作者的看法，宮廷詩的貢獻甚至可以說影響了整個唐詩，“李商隱之所以能夠感到自己及同時代詩人寫得更好，是因為他們在某些方面正寫著與初唐相同的詩歌。”這個結論自然可以商榷，但畢竟是一種以別于我們研究傳統的“他者的眼光”。

　　《盛唐詩》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對中國文學史斷代分期的看法和革新。宇文所安認為中國批評家劃分文學史時，往往用年號、朝代或者同一朝代的“初”、“中”、“晚”，如果這樣單純地按編年方式來界定，那么詩人之間的內在聯系被曲解了，這一時代深植于過去詩歌中的根被切斷了。于是宇文所安把我國古代文學史上關于唐代的詩歌分類標準(以安史之亂為界分為前后兩期)重新以“代”的概念來加以厘定。在這里,詩歌的代不只是歷史的統一體,而且還是一種聯系。他把盛唐詩人分為三代。上編九節講述了盛唐肇始和第一代詩人，包括王維、孟浩然、李白等人；下編七節,講述第二、三代詩人，包括岑參、杜甫等人。作者強調：不應以李杜總攬盛唐，而應以盛唐的文學特點去理解眾多的天才,他提出“京都詩”一語,并分析其淵源、風格和流變。他認為王維與李白、杜甫同等重要的地位，“在盛唐重要詩人中，只有杜甫在運用文學傳統的嚴肅認真方面超過王維。”“第二代詩人”,比如岑參、杜甫、元結,他們主要沿襲了京城詩的傳統。隨后,安史之亂導致的文化創傷影響了詩作的數量和質量,再加上八世紀中葉的詩人一個接一個逝世,一種嚴格守舊的風格統治了京城詩,盡管錢起、戴叔倫、皇甫兄弟努力追隨開元天寶的偉大詩人,但盛唐的“第三代”已無法再創輝煌,也無力擺脫陳舊詩風的束縛,逐漸走向衰落或者轉向。至此,盛唐的三代詩人把開元的共同風格無變化地帶入了九世紀。

　　《晚唐詩》以“元和主要詩人的去世，以及對他們的詩歌風格的明顯抵制”作為晚唐開端，認為這一“詩歌興趣的反叛和重新定向的時刻”標志了一個時期的轉變，以860年收尾，此后出現的大量詩歌出現只是“繼續著我們所研究的詩歌傳統”。在具體論述上，他主要擇取了三類人物，一是以白居易為代表的元和時代遺留下來的老詩人，再是以賈島為代表的律詩巧匠及其長達一個半世紀的忠實追隨者，最末則是為人熟知的代表晚唐詩歌特點的杜牧、李商隱和溫庭筠。在《晚唐詩》中，宇文再一次從手抄本文化的角度強調文學史中的“文本流動性”問題。他舉李商隱詩集編撰史為例：李涪在約成于公元十世紀初年的“刊誤”中激烈批評李商隱：“商隱辭藻奇麗，為一時之最，所著尺牘篇詠，少年師之如不及，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惟逞章句。”這番激烈詈罵的背后是這樣一則事實，李涪可能根本沒有看到李商隱的全部詩歌。他看到的很可能只是李商隱小集，而這些詩作恰恰是按照李涪所譴責的特質——“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惟逞章句”——所編選出來的。直到宋代的楊億耗費心力地搜集李商隱的詩作，我們才得以了解更全面一點的李商隱，雖然楊億當時的定本也只是現在李集的三分之二。這則故事告誡我們，我們今日對于唐詩的了解其實只是偶然的產物，偶然的編選者出于偶然的口味進行編輯，最終偶然地為我們所見。與其說我們保留了什么，不如說我們必須記住我們喪失了什么。

　　宇文所安這種中國文學史觀念在他承擔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中得到進一步的闡釋和發揚，并成為同行們的共識。這部完成于2009年的《劍橋中國文學史》分為兩大卷，宇文所安承擔上卷，從上古一直寫到十四世紀的明初，下卷由耶魯大學孫康宜負責，從明中葉一直到2005年。其中承擔上古部分的作者柯馬丁（Martin　Kern）就一直從春秋、戰國的金文寫到西漢，他說如果不把西漢包括進去，他寧愿不寫。因為他認為我們現在所了解的“上古”文本都是經過西漢人編輯處理的，而且盡管經過了秦代，西漢的書寫系統還是同以前一樣，以簡帛為主，技術也不是特別發達；我們以前一直在談社會背景，但其實物質文化也很重要，到東漢開始有了紙，文字的傳播途徑有了極大的改變，這也是第一章“上古時期”到西漢結束的一個原因。第二章的作者康達維（David　Knechtges）從東漢開始寫到317年西晉滅亡，因為西晉時期的文學仍然處在東漢的世界中，盡管東漢的天下已經分崩離析。而到了東晉，則完全是一個新時代，有了很大的變化，在這里用朝代來劃分文學史才會有意義。田曉菲教授負責的第三章從東晉到南北朝一直到唐太宗去世（649年）。她將隋代和唐太宗時期看作北朝后期的遺緒，因為它們的文學和文化的確屬于北朝的世界。宇文所安從武則天掌權寫起，這是一個新時代，一直延續到北宋早期。宇文所安認為：“中國的文學史寫作有一種模式，他們一直在試圖重復這種模式。斷代的模式就是要講述一種國家民族的文化和歷史，這其中很多事情都有了定論。對我來說，武后是個英雄，可她對很多人來說不是英雄。她打破了原有的權力分配，如果不是她的話，天下肯定還是老樣子。當唐太宗繼承皇位時，他并不知道這個王朝將繼續三百年，因為之前的北朝諸政權在幾代之后都衰落了，太宗也一定會有這樣的擔心。的確，唐朝到了第三代皇帝就開始衰落了，他的擔心是對的。巧的是，改朝換代的恰好是個女人，而她的孩子仍舊繼承了李姓，這才讓唐代得以延續下去。如果是某個異姓大臣篡權，唐代那時就結束了。我不想批評中國的文學史，但我更喜歡用這種方式描述太宗。如果用斷代的方式，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你就看不到那種并存性；如果你把唐和之前的時期放在一起，就會看到北齊、北周到隋、唐，是一個較為一貫的世界。而武后把這一切都打斷了，所以說到她的時代有了大轉變”（盛韻《宇文所安談文學史的寫法》，見2009?3?8《上海書評》）。所以，他把武則天掌權作為一個文學時代的開始。艾朗諾（Ronald Egan）撰寫了北宋剩下的部分；傅君勵（Michael A. Fuller）和林順夫撰寫了南宋部分；奚如谷（Stephen West）負責元代和明初部分。

　　在文學史斷代上，宇文所安還有一個觀點值得我們注意，那就是他認為“文學史是不穩定的，我們應該學會接受不確定性；而學者們在書寫文學史時，也應該有意識地從更多元的視角去體現當時文學的復雜情境。以前人都說屈原在自沉前寫了《懷沙》，但是如果他真的寫了的話，那得隨身背多少竹簡啊，得花多少時間才能一筆一畫用小刀刻完呀。我們必須得面對一個事實，早期中國是個口頭傳播的世界，從口述到書寫的過程中就有許多不確定性。研究需要講證據，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詩經》是不是孔子所知道的《詩經》？有證據說明這其中是有問題的。當《毛詩》形成的時候，會說明一共有多少章，每一章有多少字，可是你想一想，為什么他們要這樣注明？他們就是在試圖讓文本穩定下來”（（盛韻《宇文所安談文學史的寫法》）。宇文所安在他的《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一書的“三聯版前言”里說到這一新的文學史斷代方法帶來的益處：“當我們改變文學史分期的語境，熟悉的文本也會帶上新的重要性，我們也會注意到我們原本忽視了的東西。”就像“有時候，我們只能看到博物館里的雕像的正面，我們可以看很長時間，可以看很多遍，直到我們認為我們已經非常了解這一雕像了。但是假使我們換一個角度———這一角度可能是不舒服的，不是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所設計和期待的，但是，從這一角度，我們會看到我們以前從未注意到的因素。我們感到驚異和興奮。”

　　宇文所安的文學史意識日益強烈，他自稱“每次重返，文學史都會不一樣”，這種“不一樣”與其說因為我們掌握了更全面的細節，毋寧說因為我們帶著更多的疑問。在關于《劍橋中國文學史》編撰的文章中，他已經強調“我們實際上擁有的不是兩個時刻——過去的真面目和現在，而是一系列復雜的中介過程，這些中介過程聯系起了過去和現在”（南方周末記者王寅，見2007-04-04《南方人物周刊》電子版）。一旦意識到我們擁有的材料是在歷史過程中被前人選擇和定型的，也就不能隨意認為自己的結論多么確定。相反，文學史研究和書寫始終應該“史中有史”。文學史著作不是文學名家集錦圖，亦非文學英雄排行榜，必須寫出文學的歷史衍變，不同時期文學美學觀念的互動，揭示出導致不同文本的誕生、改變與消亡的背后原因以及今人又在多大程度上出于自身的興趣和利益悄然更動了文學史。

　　他還對對民國時期重寫文學史很有興趣。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當人們在說到‘傳統中國’的時候，這個‘傳統、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時期的創造物，這造成了現代人看傳統的中國有個固定的意象——單一和單調。如果能夠恢復古代的歷史性，還原古代中國的歷史語境，這樣就能讓人看到更多不同的形象，讓人們知道不再是鐵板一塊的簡單的古代中國”。（同上）

　　出于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熱愛，宇文所安還將大量的中國古典詩歌及其理論譯介給西方世界，翻譯有《文心雕龍》，并對喬納森?查維斯翻譯的《元明清詩選》，羅郁正、威廉?舒威霖翻譯的《待麟集》（清代詩詞選）進行評介。其中《中國文學選集：從先秦到1911》共選取先秦至清代的以詩歌為主的各類作品以600余首，1200余頁,并“幾乎以一己之力承擔了所有翻譯任務”（宇文所安《盛唐詩?序言》）。其中唐代共選詩206首，約占全書規模的三分之一，體現了宇文所安一貫以唐詩研究為主的傳統。與柳無忌、羅郁正編選的經典大型中國文學選本《葵曄集》相比，《中國文學選集》雖然在規模上有所不及，但是由于后者是宇文氏獨力翻譯，更能保持譯文的連貫性。宇文所安的翻譯精到，對不熟悉唐詩的英語世界的讀者而言，該書“譯文膾炙人口，易于接受”因此該書被美國文學翻譯家協會評為1997年度杰出譯作，并被美國多所著名學府列為研治唐代詩歌的必讀書目。

　　在對喬納森?查維斯(JonathanChaves)翻譯的《元明清詩選》以及羅郁正、威廉?舒威霖翻譯的《待麟集》（清代詩詞選）評價中，不是就事論事評價兩書翻譯中的得失，而是把兩書置于中國詩歌史接受史的宏觀框架中,探討詩歌選集出現的原因，指出這是由于中國古代詩歌詩人詩作太多，讀者讀詩不能窮盡，研究者亦不愿放棄有價值的詩歌，這樣一來,必然出現取其精華的詩歌選集。然后，作者分析了唐、宋、近古三個時期的選詩標準,尤其詳細探討了近古詩的無標準問題。并對唐詩、宋詩、近古詩的不同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其中還詳細介紹中國大陸古典詩歌選集的出版概況，指出選集存在著選取標準問題。透露出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狀況的熟悉和掌握。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宇文所安對中國古代詩歌的譯介，不僅是出于興趣，也是建立在相當理性和自覺的基礎上。他認為，文學傳統就好像神話里的寶盒：你把其中寶藏給予越多的人，你就會同時擁有更多別人的寶藏。但是，假如你想把這個寶盒鎖起來，說“是我一個人的！”那么，它就只是一個空盒。宇文所安把譯者視為“文學經紀人”。他認為，在國際文學界，語言的差異導致了不平等的文化權力的問題，對歐美讀者來說，中國古典詩歌非常需要一位代言人。宇文所安曾把國家本土文化比作食廊里出售的食品，若想在全球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們必須占據一個標志差異的邊緣空間：不能太缺乏國家色彩，也不能太富有國家色彩。”（轉引自朱易安、馬偉《論宇文所安的唐詩譯介》，《中比較文學》2008年1期）唐詩作為中國文化的精粹，在中國文化邁向世界的歷史進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宇文所安的翻譯觀念和翻譯策略，給我們提供了大有裨益的啟示:外譯中時，既不能過度歸化，也不能對原文照抄照搬，使譯文估屈警牙中譯外時在保證對外國讀者具有可讀性的前提下盡量減少歸化的譯法，最大限度地傳達漢語的語言文化特質。只有立足于全球主義語境之下，綜合運用歸化、異化的譯法，才能真正傳達漢民族文學文化的精髓，使民族文學和文化走向世界。

　　在宇文所安對中國古典詩歌的譯介中，也包括對中國古典詩歌詩歌理論的研究。他翻譯有《文心雕龍》，他的《中國文學思想的解讀》是一部中國古典詩歌文論選介，是由作者的講稿整理而成，于1992年刊于坎布里奇。內容從《毛詩大序》，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到唐代司空圖《詩品》，宋代嚴羽《滄浪詩話》，一直到清代王夫之的《姜齋詩話》，葉燮的《原詩》，旨在以要籍選介方式為中國文論勾勒出發展脈絡。書末所附“基本術語匯編”，對中國古典文論常用術語如“意境”、“鏡像”“風骨” 50余種進行簡釋和辨析，起一種工具書作用。

　　宇文所安作為一位哈佛的比較文學教授，他對中國文論和西方文論的同異以及如何進行比較也給我們許多啟迪。他認為：作為一個學科，中國文學批評史是從郭紹虞這一代學者開始的，也就是從五四時期開始的。郭紹虞研究文學批評史的最初動機，是考慮到批評史研究有助于文學史研究，而這又受到了英國史家書寫英國文學史的影響。但是要知道，即使是歐洲，文學史這個領域當時也只有大約50年的歷史，也是一個新興學科。如果你看《四庫全書》中所搜羅的屬于“詩文評”的范圍，也比郭紹虞考慮到的要狹窄得多。郭紹虞對這個學科范圍的設想，主要受到歐洲文學批評史觀念的影響。換句話說，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文學批評這一范疇就是現代性的一部分，它是服務于現代性之需要的后設建構。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在進行所謂的中西比較時，人們往往把中國古典時期包括六朝、唐宋或者18世紀以前的著作，與黑格爾的著作進行比較，而黑格爾的著作卻產生在19世紀。如果我們真的想進行比較，最好把歐洲從古代到1770年左右的批評著作考慮為一個整體。我們一般把1780年稱為“現代”的開端。隨著“現代性”的展開，現代世界發生了巨變，與古代世界完全不同了，進行比較非常困難。如果你把文藝復興的文學批評拿來與中國文學批評進行比較，盡管兩者的差別很大，但是，兩者在某些方面有些相似；如果你把中國古代文論拿來與18、19世紀，特別是20世紀的西方文論相比，那根本完全是不同的東西。也就是說，西方的古代世界與中國古代世界的相似性會多一些（程相占《與宇文所安先生的一次學術對話》，見《江蘇大學學報》2010?3）

　　宇文所安性樂煙酒，心好詩歌，喜俳諧，簡脫不持儀形，喜俳諧。常說搞不清自己是個漢化的胡人還是胡化的漢人，“宇文”是古代胡人的姓，“所安”出自《論語》“察其所安”，所以這也是一個胡漢結合的名字。宇文所安對中國古典詩歌尤其是唐詩情有獨鐘，每當茶余飯后、工作之余，喜歡捧讀吟誦王維、李白的詩句，達到一種忘我之境，每每說到興起，他就起身從書架上抽下一冊唐詩，找到要解讀的原詩，用漢語大聲朗讀起來。哈佛大學規定不能在室內吸煙，但是宇文所安卻是例外，校方不僅默許，而且給他裝了排風扇。手執煙斗的宇文所安振振有詞：醫生說煙斗比煙葉的危害要小。他喜歡唐詩，卻愿選擇活在南宋，因為“南宋的生活是比較享受的。我不會希望生活在唐朝的，太危險了”（南方周末記者王寅，見2007-04-04《南方人物周刊》電子版）。他的父親曾擔心他以中國詩為職業，無法謀生。宇文所安曾自嘲說，自己后來竟能夠自食其力，“實屬僥幸”。友人曾戲稱他是為唐詩而活著的美國人。他卻自稱是“唐詩王國的異鄉人”“在學習和感受中國語言方面，中國文學的西方學者無論下多大功夫，也無法與最優秀的中國學者相并肩”（《致中國讀者》）。有一篇訪問他的文章，題目叫做《唐詩王國的異鄉人》)但就是這樣一個所謂的“異鄉人”，不但在中國古典詩歌尤其是唐詩研究中做出了舉世屬目的成就，也像許多西方漢學家一樣，娶了個“異鄉人”的太太。他的妻子田曉菲13歲從天津十三中學直接升入北京大學西語系讀英美文學專業，198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英語系。1998年6月，從哈佛畢業，并獲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畢業后，她應聘到柯蓋德大學東亞系擔任客座助理教授，一年后到康奈爾大學任中國古典文學助理教授，1999年元旦，與宇文所安結為伉儷。現亦為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出版作品有《愛之歌》等，學術著作有《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等。談起他們的戀愛故事，田曉菲曾認真地說，“我和宇文所安是嚴格的師生關系。一直到我畢業離開學校后，才開始用電子郵件進行交流，談論各種話題，尤其是和文學有關的問題。”兩人即使夫妻，也是學術伙伴，在宇文所安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中，田曉菲承擔第三章從東晉到南北朝一直到唐太宗部分。“我們都覺得自己找到了知音我們唯一不同的是，他喜歡唐朝，我喜歡南朝，不過都很喜歡詩”，田曉菲教授如是說。

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