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論詩、引詩、以詩證史，是《史記》運用《詩經》的三種主要方法?！缎倥袀鳌窋⒅芟逋跏肥乱谩遏旐灐らs宮》、《小雅·六月》和《出車》，但三詩背景與襄王事并不相合，其中的矛盾古人已有所論，惜疏漏舛謬，并不圓滿。今在各家之說基礎上，通過對三首詩歷史背景的考釋、《史記》用詩方法的分析、“斷章取義”式用詩觀的演變以及周人與戎狄關系等方面，對這一矛盾現象予以合理解釋。

　　關鍵詞：史記；詩經；斷章取義；以詩證史；辨疑

　　作者簡介：趙宏艷，女，1981年生，漢族，甘肅正寧人，文學碩士，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教師，助教。研究方向為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

　　《史記》與《詩經》之關系的研究，今人已多有發見。專著如陳桐生《〈史記〉與〈詩經〉》，論文有蔣立甫《略說司馬遷與〈詩經〉研究》，陳桐生《〈史記〉與〈詩經〉的三種關系》，董治安《〈史記〉稱〈詩〉平議》、《〈史記〉稱〈詩〉綜錄》等，多以整體性的宏觀論述為主，于細節問題卻缺少微觀的闡釋與分析，對《匈奴列傳》引《詩》矛盾的忽視便是一例。故不揣淺陋，茲論證如下，求教于方家。

一、問題的提出

　　《詩經》是司馬遷著史的重要史料，尤其是對殷、周歷史概貌的描述，多依據《詩經》而來。如《殷本紀》論贊云:“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于《書》《詩》?！庇秩纭镀綔蕰罚骸啊稌返捞朴葜H，《詩》述殷周之世?！薄吨鼙炯o》關于周人先祖后稷出生的傳奇經歷更是采自《大雅·生民》?！豆珓ⅰ贰ⅰ毒偂?、《皇矣》等詩，構成文王以前周族歷史的主要部分。在“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的過程中，司馬遷的選擇和取舍難免為后人解讀文本帶來不少困惑，《匈奴列傳》引《詩》便是一例：

　　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于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于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于大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

　　以上引詩五句，分別出自《魯頌·閟宮》、《小雅·六月》和《出車》，具有鮮明地引詩證史的特點。所謂“引詩證史”，即《詩》之本事與史事乃是基本相合的。那么，司馬遷所引三詩究竟與史實是否相合呢？

　　《閟宮》是“歌頌魯僖公能興祖業、復疆土、建新廟的詩”[1]。僖公，公元前659——前627年在位，而周襄王是公元前652——前619年在位，從襄王即位至僖公卒，中間有25年重合。也就是說，襄王與僖公是同時代人。那么，引《閟宮》證襄王時史事，就時間來說，是沒有問題的。但據《左傳》，僖公在位的33年內，并無征伐戎狄的明確記載。不過仔細耙梳，并非無跡可尋。《左傳·僖公十六年》云:“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征諸侯而戍周。”這不過是襄王三年（僖公十一年）子帶召“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的遺禍，第一次京師之難，“秦、晉伐戎以救周”；這一次是齊國來救難的。據《史記·齊太公世家》：“（桓公）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于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碑斒菚r，齊桓公早已稱霸諸侯，各國無不惟齊國馬首是瞻，憑魯國當時的實力，尚不足以抗衡；其二，魯為葵丘之盟國[2]，依照盟約，有出兵之義務；其三，魯是周王的宗室，負有保衛王室安危的責任。襄王奔鄭以后，曾告難于魯，曰“不榖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3]，顯然是一封加急求救信了。綜上，《閟宮》所言“戎狄是膺”，即僖公十六年（周襄王九年）“齊征諸侯（包括魯國）”伐戎戍周天子一事。

　　《六月》與《出車》，魯、齊、韓三家皆以為宣王詩[4]。據陳喬樅《三家詩遺說考》和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司馬遷所習為《魯詩》，以宣王時之詩證襄王時之史，顯然違背“詩史互證”的原則，且宣王與襄王前后相距170余年，完全無聯系。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矛盾？是否為司馬遷著史之疏漏呢？

　　班固《漢書·匈奴傳》幾乎盡錄《史記·匈奴列傳》而來，但對引詩一段卻做了改動：

　　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而歌之，始作，疾曰：“靡室靡家，獫允之故”；“豈不日戒，獫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

　　《史記·周本紀》曰：“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但沒有具體說到底是哪一首詩，《漢書》卻引《采薇》相證。司馬遷引作襄王時征伐戎狄之證的《出車》、《六月》，也被移到了宣王時，這正符合魯、齊、韓三家詩的說法。若以此為準的，則《史記》的引詩就令人迷惑不解了。

　　清代學者對這一矛盾已有論述，梁玉繩《史記志疑》認為“蓋史公言戎狄為中國患，歷引《詩》辭以證之耳?！绷菏现o模糊含混，并沒有清楚說明矛盾之原由。陳奐《詩毛氏傳疏》曰：“《史記》羼入襄王者，恐司馬遷記憶之誤耳?！逼渌^“記憶之誤”，令人難以信服。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一：“統計遷作《史記》，前后共十八年。況安死后，遷尚未亡，必更有刪訂改削之功，蓋書之成凡二十余年也?！敝鴷鴳鹁€雖長，但書成必有修訂一事，若“記憶之誤”，定當刪改，而非今之面貌。陳喬樅又言“《史記》此節蓋編簡爛脫，僅存引詩數語，后人掇拾遺文，次于‘戎狄是膺’之下，遂致牴牾”更是不足為憑。《史記》確有殘缺和后人補掇，但從古至今對《匈奴傳》的完整與真實并無懷疑與爭議；且敘襄王事翔實，確為太史公之筆法，完全不似“編簡爛脫”之行跡，此解不過是削足適履。

二、《史記》用《詩》方法分析

　　《史記》對《詩經》的采擇、運用主要有以下三種方式：

　　第一，論詩。如《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凌遲，《鹿鳴》刺焉?！薄犊鬃邮兰摇罚骸肮耪摺对姟啡в嗥?，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以禮儀，上采棄、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太史公自序》：“《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詩》以達意”，“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肚Z生列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這些評論雖散見于《史記》各篇，但綜觀，司馬遷之“詩學觀”依然脈絡清晰。他提出的“怨刺”、“詩以達意”、“四始”、“孔子刪書”等論點，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而“發憤著書說”不僅成為寫作實踐里的創作理論，更是歷代文人著書立說之精神范本。

　　第二，引詩。有“斷章取義”式稱引，如《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闭Z出《小雅·車舝》，本義是描述行路時情景，司馬遷借此表達對孔子的景仰之情，此意后世沿用；《淮南衡山列傳》：“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闭Z出《魯頌·閟宮》，原本指魯僖公征伐戎狄和南方荊舒，因淮南王劉安與衡山王劉賜封在荊楚之地，“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武帝時二人謀為叛逆而先后身死國滅，司馬遷引此是想說明諸侯國若“不務尊藩臣職”，必將遭到懲罰。直接引用如《晉世家》：“十一月，里克殺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語出《大雅·抑》。晉獻公病危，以少子奚齊托付荀息，然獻公未葬，奚齊即被殺，荀子負于獻公而欲死，后聽他人言立奚齊弟悼子，未幾，里克又殺悼子，于是荀息以死報獻公。司馬遷援引此詩褒揚荀息為人重諾的品格，這也是《史記》弘揚“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宗旨之體現。此二類引詩與修辭之引用格相仿佛，我們不必考察其原典，結合語義即可明了；使用得當，文章亦增色不少，往往是通過這類引用，使人諳熟《詩經》中的語句，并延續而成經典。

　　第三，以詩證史。如：

　　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周道之興自此，故詩人歌樂思其德。

　　《索引》謂“即《詩·大雅》篇‘篤《公劉》’是也”；

　　于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筑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索引》引《魯頌·閟宮》第二章作注。《大雅·緜》亦可證；

　　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

　　三家無注?！稘h書·匈奴傳》引《小雅·采薇》證。（以上三例均出自《周本紀》）

　　三十九年，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秦本紀》）

　　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燕召公世家》）

　　以上五例皆以詩證史，詩之本事與史事乃基本相吻。

　　然而以上述三種方法考察《史記·匈奴列傳》中的三例引詩，發現均告無效。若司馬遷“以詩證史”，則引《魯頌·閟宮》“戎狄是膺”尚有據可尋，但“薄伐獫狁，至於大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顯然無從著落；若“斷章取義”，則《六月》、《出車》中的兩句解釋得通，“戎狄是膺”又說不過去。究竟如何取舍統一？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矛盾？

　　要解決這一問題，必先澄清《六月》、《出車》的本事和歷史背景。西周自懿王始，王室衰微。傳至厲王則為政暴虐無道，諸侯不朝，國人叛之。宣王即位，召公、周公輔政，“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周本紀》），具體措施包括一系列對外征伐：“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后又“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秦本紀》）；召虎伐淮夷（《大雅·江漢》）；南仲伐徐方（《大雅·常武》）；方叔伐楚（《小雅·采芑》）；吉甫、南仲征伐獫狁（《小雅·六月》、《小雅·出車》）；伐條戎、奔戎（《后漢書·西羌傳》注引《竹書紀年》）；伐姜氏之戎（《國語·周語上》），申戎（《后漢書·西羌傳》注引《竹書紀年》）。此外，尚有出土銘文（兮甲盤）可證。要之，宣王時國力確為強盛，征戰之頻繁，戰線之長遠，為周朝立國史中所罕見。這些戰役除伐條戎、奔戎及姜氏之戎是失敗的，其他均告捷。轟轟烈烈的一番壯舉，的確具“中興”之象?！读隆?、《出車》二詩放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中無疑是最熨貼不過的。

　　我們再對比一下周襄王時的國力。平王東遷洛邑后，王室又急劇轉衰，各諸侯國競相吞伐，以強并弱。公元前679年，齊桓公稱霸諸侯，前651年，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實際上是默許了齊桓公的霸主地位。齊國也義不容辭地扮演著“救世主”和“滅火隊”的角色，襄王兩次因戎難向齊國求救，燕、衛小國的戎難也毫不推辭。襄王奔鄭后，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周本紀》），王歸國后，感念其勤王之功，“賜晉河內陽樊之地”（《晉世家》），裴骃《集解》引服虔曰“陽樊，周地。”土地是國力和權威的象征，周王割王畿賞賜諸侯的行為，已隱約征兆出天子權威的旁落。城濮之戰后，以獻俘之功又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瓉、虎賁三百人”（《晉世家》），封賞可謂至厚，自此奠定晉文公霸主地位。晉文公稱霸以后，脾氣更大，“召襄王會之河陽”，王已全無威信，完全要看諸侯國的臉色行事，召之即來，揮之即去，所謂“政由方伯”，無過如此。自救尚不能，何來《六月》、《出車》二詩中所謂伐舉之事？且這二詩充溢著霸氣、威武、昂揚的“中興”氣象，襄王時代惟瞠乎其后而不能相媲。

　　故“薄伐獫狁，至於大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并非以詩證史[5]，更像“斷章取義”式引詩，其契合點唯在“伐戎”一事而已?！缎l將軍驃騎列傳》的天子詔書再次引了這四句，取義也僅在討伐匈奴，都是借意說事，“換湯不換藥”的用法。

　　至于“斷章取義”和“以詩證史”兩種用詩方法為何會雜糅一體，我們以為還得從春秋以來的用詩觀里尋根究底。先秦典籍中引詩、說詩的例子不少，如《論語》、《孟子》、《荀子》、《國語》等，總體觀之，皆以“斷章取義”為鮮明特征。譬如孔子論《詩》而“思無邪”，《孟子·藤文公》兩引“戎狄是膺，荊舒是懲”，都與原義差之千里。這其中以《荀子》引詩83處[6]和《左傳》引詩217條[7]最多。

　　何謂“斷章取義”?《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載:“盧蒲癸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朱自清先生解釋說:“賦詩只取一二章，并且只取一章中一二句以合己意，叫做‘斷章取義’，……，這些都是借用古詩加以引申，取其能明己意而止?！髟娙酥?#8217;是不問的。”[8]顧頡剛先生也指出:“‘斷章取義’是賦詩的慣例，賦詩的人的心意不即是作詩的人的心意，所以作詩的人盡管作的是言情詩但賦詩的人盡可用它作宴賓詩。”[9]簡言之，引用的詩句形式與原作相同，但其所表達的意思卻與作詩本義不同，甚至乖違本義，往往只取詩句的詞面義、或比喻義加以引申發揮。

　　賦詩，作為春秋時期一項政治外交活動，它與當時興盛發達的禮樂文化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賓宴、外交場合的賦詩言志，只要合己意就可，“詩的基本意義和歷史是春秋時人所不講的”[10]。當“禮崩樂壞”，諸侯爭奪進入到白熱化程度，這項斯文又儒雅的高級活動亦隨之消亡?！皵嗾氯×x”式用詩卻在《左傳》一類的史籍中卻被保存下來，繼而成為史籍稱引《詩》、《書》的一種慣例。此時，《詩》的基本意義和歷史背景便講究起來。宥于三代文獻留存甚少，保存殷、周較多歷史信息的《詩經》自然成為司馬遷著史時極重要的參考，然而如何走出春秋以來“斷章取義”式用詩方法的影響，讓詩、史緊密結合，是司馬遷亟須探索的?！妒酚洝穼ⅰ皵嗾氯×x”與“以詩證史”雜糅使用，實際是一種不夠明晰、較為模糊的用詩觀的體現。這在后人看來，卻是著史之不嚴明，甚而疏漏的表現。班固著《漢書》，其以詩證史的觀念就比司馬遷明確多了，所以他把“薄伐獫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四句放在了宣王時，而沒有照搬《史記》的說法。這就說明從司馬遷到班固，

　　解詩、用詩中“史”的觀念得以不斷強化。從“斷章取義”到“以詩證史”，標志著先秦以來用詩觀念的一大轉變。

三、從周族與戎狄關系看“斷章取義”式引詩及其歷史依據

　　先秦典籍記載戎狄源出及其名稱雜亂無章，今采王國維先生所說，“我國古時有一強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隴，環中國而北，東及太行、常山間，中間或分或合，時入侵中國，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諸夏遠甚，又本無文字，或雖有而不與中國同。是以中國之稱之也，隨世異名，因地殊號。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其見于商、周間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際，則曰玁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為中國所附加。當中國呼之為戎狄之時，彼之自稱決非如此，其居邊裔者，尤當仍其故號。”[11]有此論證則各文獻中或“玁狁”、或“戎狄”之名便可一脈統之，不致頭緒不清。

　　周人本是農耕民族，《大雅·生民》記載姜嫄生棄，棄善稼穡，治農有功，虞夏時被封于邰。然自不窋奔戎狄之間，便開啟了周人與戎狄即融即合長達幾百年的復雜又矛盾歷程。

　　我們把不窋至周平王時，周人與戎狄關系列以下簡表：

時間	周本紀	備注
不窋	去稷不務，以失其官奔戎狄之間。	《國語 ·周語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
公劉	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
古公亶父	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
西伯昌	伐犬戎。
武王	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曰： “嗟！我有國冢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	《集解》孔安國曰： “八國皆蠻夷戎狄
穆王	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后漢書 ·西羌傳》：王遂遷戎于太原。
夷王		《后漢書 ·西羌傳》注引《竹書紀年》：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
厲王		《后漢書 ·西羌傳》注引《竹書紀年》：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多有鼎：隹十月，用玁狁方興，廣伐京師，告追于王。
宣王	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后漢書 ·西羌傳》：“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王伐申戎破之。”均注曰：見《竹書紀年》；《小雅 ·六月》：“玁狁孔熾”、“玁狁匪茹”、“薄伐玁狁”；《小雅·出車》：“玁狁于襄”、“薄伐西戎”、“玁狁于夷”；
幽王	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宣王母弟鄭桓公，為犬戎所殺（《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后漢書 ·西羌傳》：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注曰：見《竹書紀年》
平王	平王立，東遷洛邑，避戎寇。

　　初奔戎狄，寄人籬下，所以早期周人對戎之策略以忍讓、調和為主；古公亶父的出走使周人開始擺脫戎狄的控制，向獨立一族發展，“貶戎狄之俗，營筑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是周人回歸農耕文化的轉折。自此以后，在與戎狄的關系中，周人由被動變為主動，西伯昌的“伐犬戎”之舉便是明證。伴隨周族的壯大，戎狄再也不敢輕視周人的力量，甚而開始臣服于周，故武王伐紂時有八族助陣，這種良好的同盟關系一直延續至周穆王。穆王不聽祭公謀父之諫，以獲“四白狼四白鹿”的微小“戰績”打破了這種同盟關系，“荒服者不至”的代價卻是戎狄對周朝的不斷侵擾以及西周的滅亡、平王的東遷。

　　降至春秋，諸侯國漸強，周朝再也無力進行象周宣王那樣氣勢逼人的對狄征伐，戎狄亦不斷內遷，與諸侯國雜處居住，雙方拉鋸戰亦愈演愈烈?！对姟分姟敖狗偂薄ⅰ皼荜枴薄ⅰ按笤薄ⅰ版€”、“方”，據先賢考證，其地約在今甘肅東南、陜西西北一帶。周東都后，其舊地盡為秦人所有[12]，通過聯姻、討伐等一系列措施，這一代的戎狄基本華化。此時想完全驅逐戎狄，已不大可能。我們以《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為例：

　　齊僖公二十五年，山戎伐我；

　　惠王十七年，翟（通狄）伐衛，滅衛；

　　惠王十九年，（齊）為衛筑楚丘，救戎狄伐；

　　惠王二十二年，重耳奔狄；

　　惠王二十五年，（晉）伐翟，以重耳故。

　　惠王時期，戎狄與各諸侯國關系愈加復雜，亦敵亦友，有時甚至發生“必報仇，寧事戎狄”[13]的事情。至周襄王，再次上演了一場“引狄寇王”事件，《匈奴列傳》載：“其後二十有馀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由是觀之，襄王時戎狄力量極強大，無論王室，抑或諸侯都要借助戎狄的兵力，甚至為此建立姻親關系。所謂“薄伐獫狁，至于大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不過喻指晉文公“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洛邑”一事。較之于宣王，襄王時期戎狄的“侵盜暴虐”是過之而無不及，他們都要面對如何解決與戎狄關系的問題，《史記》引《六月》、《出車》二詩亦本之于此。

參考文獻：

〔1〕程俊英.詩經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0.

〔3〕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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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自清.詩言志辨M[].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996.

〔6〕顧頡剛.古史辨第三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王國維.觀堂集林[M].石家莊:河北教育處版社，2001.

〔8〕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M].北京:中華書局，1963.

〔9〕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10〕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7.

〔11〕梁玉繩.史記志疑[M].北京:中華書局，1981.

〔12〕楊寬.西周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3〕陳桐生.史記與詩經[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14〕董治安.兩漢文獻與兩漢文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注釋：

[1]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52頁。

[2]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僖公九年·經》：“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薄秱鳌罚骸跋模瑫诳?，尋盟，且修好，禮也?！薄扒?，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歸于好’。”

[3]《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4]《出車》作年，三家詩與毛詩有爭議。焦點為“南仲”究竟是何時人，《毛傳》以《大雅·常武》之“南仲”為宣王之屬，《出車》之南仲為文王之屬。魏源《詩古微》引甘泉羅世琳《周無專鼎銘考》，認為二詩之“南仲”為一人，皆宣王詩，已成定論。此處不引毛詩，蓋《史記·儒林外傳》只言魯齊韓三家，司馬遷時代，魯詩最盛，立官學最早，影響最大。故魯詩最近本義。

[5]呂思勉先生據《史記》此處引二詩，“疑周伐玁狁為東遷后事”，據以上論證，此說不能成立。參《呂思勉讀史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7－168頁。

[6]趙伯雄：《荀子》引《詩》考論，南開學報2000（2）

[7]趙翼：《陔余叢考》卷二，“古詩三千之非”條，商務印書館1957年。

[8]朱自清：《詩言志辨》，華東師大出版社1996年，第64頁。

[9]顧頡剛：《古史辨》第三冊，“《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下編，第332頁。

[10]同上，第358頁。

[11]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三，“鬼方昆夷玁狁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9頁。按，“獯鬻”又作“薰育”，見《周本紀》。

[12]參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第57頁，“秦與西戎”，中華書局1963年版。

[13]見《左傳·僖公十五年》，按，指晉國為報秦虜晉惠公之仇，寧愿與戎狄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