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人的一生，成年以前所受教育和所處環境對其一生的影響，無疑是源頭性、基礎性和關鍵性的。 漢陰時期孕育了 “三沈”的整個思想文化基底。 考量“三沈”年少時所受教育和所處環境，不僅對探尋“三沈”何以續寫我國“一門數杰”的成才佳話有著特殊意義，對弘揚“三沈”愛國進步的崇高精神和振興中華優秀文化同樣具有現實意義。

　　作為享有國際聲譽并對中國文化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的沈士遠、沈尹默和沈兼士昆仲，其成就和影響學界早有公論，中外研究者不乏其人，但“三沈”的身世生平和學養淵源一直鮮有人專門研究，即使有文論及也語焉不詳，留下許多不解之謎。

　　現存所能見到的有關“三沈”籍貫的文獻資料幾乎一律介紹其為“浙江吳興人”，沈尹默、沈兼士先生所作詩詞落款常署“吳興，尹默”、“吳興，兼士”，而“三沈”昆仲同在漢陰出生長大，并且其祖孫四代人在陜西生活了40年的重要史實卻鮮為人知，幾乎被歷史的塵埃掩沒。探尋“三沈”與陜西特別是與陜南漢陰的淵源，并非想挑起“三沈”的戶籍之爭，而是想實事求是地鉤沉這段重要史實，探究“三沈”最初的人生坐標點和遺留給我們的許多重要信息。

　　有關介紹“三沈”身世生平的第一手文獻資料現在并不多見。戴自中先生2004年提供他收藏的沈尹默先生一九五七年四月四日所撰《自述》（草稿）中說：“我是浙江省無興縣竹墩村人，但我出生在陜西興安府屬之漢陰廳（一八八三年），一直到二十四歲才離開陜西，回到故鄉來，住了三年。”褚保權在《沈尹默與中共領導人的交往》一文中提到：“1959年，沈尹默在北京參加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和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期間，毛主席接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尹默一見面就親切握手，稱贊尹默說：‘您工作的很有成績，人民感謝您。’還說“聽你的口音，不像浙江話。”尹默回答說：‘早年生活在陜南。’”沈尹默1966年1月在《我和北大》一文中說：“我是浙江吳興人，因父親在陜西供職，我于1883年出生在陜西漢陰廳。”褚保權先生在《憶尹默二三事》中說：“尹默原名君默，祖籍在浙江省吳興縣竹墩村。1883年6月11日出生于陜西省興安府屬漢陰廳——他父親做官時的住所，尹默的父親和祖父都擅長書法，也喜愛收藏些古書、字帖。”

　　尹默之父在漢陰究竟官居何職，他本人沒有說明，他身邊人也未悉心考證；漢陰乃至陜西對“三沈”的成長究竟有何影響，也少有學者做深度的論證考量。據“三沈”的幾位至親后人介紹，“三沈”為人處事極其低調，在世時很少言及身世。陜南少數有心人士以往也僅僅知道沈尹默生長于漢陰，其它便難以知曉。2001年上海舉辦沈尹默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活動，曾發函邀請漢陰派人參加。攜論文代表陜西與會的西安美院茹桂、李青等教授在省市報刊發表《沈尹默在陜西》和《沈尹默在漢陰》等文章，引起人們的關注。遵領導囑咐，本人經多方聯系并走訪“三沈”的至親好友和弟子，在陜南首次獲悉一重要史實——“三沈”昆仲是同父同母親兄弟，其兄弟姊妹同在陜南漢陰出生長大。此后，本人因倡議并參與負責籌建“三沈紀念館”，由是產生探究“三沈”的身世生平之謎的興趣。因為了解“三沈”的祖父和父親在陜南任職安家情況及其家學淵源，對了解“三沈”的思想品格、文化結構及性格氣質等的形成至關重要。

　　2002年4月30日，經三沈親友聯系，筆者有幸在北師大拜訪了“三沈”的世交、當代國學泰斗啟功先生，在請啟功先生題寫三沈紀念館館名時，啟先生告訴我：“過去實行異地任職，‘三沈’祖上三代在陜南為官，家室安在漢陰。按現制算，（該）是陜西籍漢陰人，但他們遵祖制，一直（署）用的吳興（籍）。如果有機會，將把這些（情況）用小字寫在匾額上。”啟先生說，“三沈”出生在一個充滿中國傳統翰墨書香的家庭，兄弟姊妹和其母親俱能吟詩填詞，寫一手好字。他還說“二先生（沈尹默）還是在漢陰成的家。”他問我是否讀過《后漢書》？然后說起子貢過漢陰，遇一丈人抱甕出井灌畦的故事，并坦言“現在想起來，這些地方真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諶北新教授（著名油畫家、西安美術學院研究院副院長、陜西油畫學會會長）是沈尹默先生的外孫，年少時曾長期生活在“三沈”身邊，他也是“三沈”親友中受“三沈”影響最大、最了解“三沈”的著名學者。他在《回憶外公沈尹默》中寫道：“1953年，我從中央美院畢業到西安工作，他（沈尹默）知道后很高興，因為他的青少年時代是在陜西度過的，那時他的父親在陜西漢陰做官，他與長兄士遠先生，三弟兼士先生經常背著包袱從陜南越秦嶺出子午谷到西安來。他說，對我所在學校的杜曲、樊川一帶是熟悉的。有一次他寫了兩把扇面給我，其中一把上面寫著：‘稠酒薰人意興佳，秦川風土盡堪夸，依前杜曲通韋曲，別是楊家接李家。開廣陌，走香車，長安市上舊繁華，欲從何事談天寶，萬古殘陽噪亂鴉。’”沈尹默晚年曾作《西江月》一詞，回憶當年兄弟結伴往返于西安漢陰間的這段難忘時光：（序云）“感憶兒時并南山晨出子午谷口豁然見朝日於天地之際。”其詞云：“子午谷前日出，居然平視瞳瞳。牛車歷塵地天通，未覺風塵澒洞。五十年來人事，催教老卻兒童。金鳥來去已匆匆，莫更峰頭迎送。”詞中對兒時生活的懷念之情躍然紙上。

　　諶教授近年應邀兩次赴漢陰考察時，穿行于月河兩岸，泛舟在碧綠的漢江上，曾多次感慨說：“漢陰是典型的中國山水，這里真是世外桃源，人間仙境。‘三沈’兄弟姊妹當年常常爬涉在陜南青山秀水間，是這方水土養育了他們。漢陰質樸的民風在他們身上體現得很鮮明，漢陰厚重的人文環境鑄就了他們的沉穩個性，包容萬象的學養。現在很多研究者不清楚‘三沈’的學問是從哪里來的，‘三沈’的思想是從哪里來的，這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大課題。其實，‘三沈’的學問、思想、為人、性格乃至衣食習慣等等都是從漢陰來的，是漢水文化養育出來的，是嚴格的家教熏陶出來的，是多年的‘童子功’練出來的。沒有在漢陰多年練下的‘童子功’，‘沈天下’（沈士遠）、沈尹默和沈兼士一入北大就講歷史，講哲學，講文學，一講一學期，滔滔不決地講了一二十年，那能現蒸現賣嗎？……”
據沈尹默《自述》記載：“我的曾祖父玉池公是前清副貢生，終身清苦，課徒為生，冬夏一床席，無錢置書，常手抄經籍，授子侄輩誦習，幼年猶得見其所寫小楷爾雅。祖父揀泉公是前清解元，潘世恩、何凌漢的門生，在北京時，常為潘代筆。他的詩思敏捷，酒酣輒手不停揮，頃刻成章，書法顏、董，有求之者必應，毫不吝惜，后隨左宗棠到陜西，即未他往，曾任漢中府屬之定遠廳同知，有遺墨賞桂長篇古詩在城外正教寺壁上。后來我父（門里加龠）齋公亦官定遠，前后連任十年。”

　　“三沈”之祖父沈揀泉和父親沈祖頤除在定遠廳（今鎮巴縣）任職外，在漢陰等興安府屬地是否任職，為何將家室安于漢陰，沈尹默在《自述》中并沒有提及。經人指點，2004年7月9日，我與姚榮文老師在漢陰縣史志檔案局查閱《漢陰縣志》（民國三十七年即1948年編修，漢陰縣志辦公室1985年點校刊印本），在第三卷第二十四頁《漢陰歷代行政官吏一覽表》中，發現了“三沈”之父沈祖頤在漢陰任職的情況，揭開了塵封已久的一段歷史。該文獻記載：沈祖頤，臨安人，監生，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四月任漢陰廳撫民通判，光緒九年五月離任；又于光緒十七年（公元1891年）八月再任漢陰廳撫民通判，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五月離任，升漢中府定遠廳同知。縣志評介其：“政尚簡易，不事矜張。”該文獻還記載：“清乾隆17年（公元1752年），陜西巡撫畢沅奏升興安州為府，以漢陰知縣移作附廓安康縣，所留舊治，添設鹽捕通判一員。清乾隆54年（公元1789年），陜西巡撫以安康知縣難管興安、漢陰兩州縣之地，奏請改鹽捕通判為附民通判。一切倉庫學校皆仍歸舊治。添設訓導、巡檢各一員，兼管石泉、紫陽、平利三縣水利、捕盜事務。”據以上史料可知，沈祖頤所任撫民通判為當時漢陰最高行政長官。

　　筆者曾請鎮巴縣政府辦公室同志幫助查詢“三沈”的祖父和父親在鎮巴縣（當時為定遠廳）任職的情況，后又請漢陰縣雙坪鄉文書陳明春數次到鎮巴縣史志辦查詢。《定遠廳志》所載“三沈”之父沈祖頤到鎮巴任職情況與《漢陰縣志》所載時間吻合，所不同者，定遠廳志載其籍貫為浙江歸安。筆者曾與諶北新教授等人專程去西安三兆公墓，探尋1925年于右任書丹、沈尹默撰文的彭仲翔將軍碑文，沈尹默在碑文前所署的正是“歸安，沈尹默”。經查有關史料，方知臨安、歸安、吳興和湖州歷史上確曾有過隸屬關系。
安康較早搜集有關“三沈”文獻資料的地方文史研究者陳平1988年3月31日在《安康日報》發表《沈尹默先生在陜南》，漢陰作家巫其祥先生2006年撰寫了《“三沈“之父幾度任安康、嵐皋、漢陰知縣和通判》。據《興安府志》記載：“沈祖頤，字貽仲，浙江歸安縣進士。”“清光緒元年（1875年）以磚坪廳（今嵐皋縣）通判署任安康知縣。”“光緒五年（1879年）復任磚坪廳撫民通判。”“光緒六年（1880年）秋，任安康知縣”。“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四月署漢陰廳撫民通判。”“光緒十七年（公元1891年）八月再任漢陰廳撫民通判，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五月卸任，升漢中府定遠廳同知”。另據《嵐皋縣志》“政權志”通判名錄載：“沈祖頤，號貽仲，籍貫浙江紹興府，1887年（光緒十三年）任（磚坪廳）撫民通判”。《興安府志》第十一卷“名宦志”中，載有沈公政績：“沈祖頤，字貽仲，浙江歸安縣進士。光緒庚辰（1880年），以別駕署安康縣事。下車后，凡保甲倉儲諸政，次第修舉，尤拳拳以興學育才為急務。先是安康學額歲科兩試取進生三十人，丁卯前學憲陳翼破格減額一名，撥增漢陰。祖頤具稟清復，并授《學政全書》以爭，卒復舊額。又奏郊鋪陳姓旱地水田二十六畝偽契隱糧，例追入官。祖頤念安康學田菲，撥充興賢學舌膏火，其培植人才之心，可云有加無已，惜期年即瓜代去（錄邑舉人羅鐘衡撰《沈公學田碑》及《學倉志》）”。從目前已查閱史料看，“三沈”之父沈祖頤自清光緒元年（1875年）至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五月在陜南興安府（今安康市）磚坪廳、漢陰廳、安康縣三地任職達18年以上，在漢中府（今漢中市）定遠廳（今鎮巴縣）連續任職10年。任內興學育才，為官清廉，造福一方，頗有口碑。

　　從“三沈”祖父1867年隨左宗棠自京入陜，赴陜南任職將家室安居漢陰，到1902年沈尹默在漢陰與朱云（四川人，父親在陜南為官）結婚，至次年沈父沈祖頤在任內去世，“三沈”舉家遷離漢陰移居西安，1907年返居吳興、杭州，“三沈”四代人在陜西整整生活四十年，其中在陜南生活了37年。這段時期正是中國近代史上新舊交替、內憂外患的關口，而“三沈”兄弟姊妹在遠離塵囂、優美寧靜的陜南漢陰山城出生長大，度過了美好的青少年時光。“三沈”自離開陜西后，雖未再回到漢陰，但從沈尹默晚年回憶平生時惜墨如金的1400余字《自述》中，竟有1100余字是在滿懷深情地講述如何在陜南度過的青少年時光，從中不難體會到陜南時期的生活對他們一生的重要影響。

　　且看沈尹默在《自述》中的夫子自道：“我五歲上學，發蒙的李老師是一位年過七十的不第秀才，他卻愛好詩歌，時常喜歡念幾遍千家詩中的名句，如‘將謂偷閑學少年’之類給我們聽。”“后來另請了一位湖南寧鄉吳老夫子。這位老夫子自己雖然不作詩，但教我們讀古詩源、蘅塘退士所選的唐詩三百首，我覺得很好。這位先生教人很嚴厲。我自小就沒有記憶力，十四歲那一年，因為背不過書，急得生了病，在家中修養了一個時期，頗感到輕松自在。于是乎一連讀了幾遍紅樓夢。又看了一些小倉山房的著作，以及李、杜、韓、白諸唐人的詩選，其中尤其喜讀香山的作品，這樣，就引起了對于詩歌濃厚的興趣。”“我十五歲時，已略知書字，因命我將祖父題壁詩鉤摹一通藏之。父親亦喜吟詠，但矜慎不茍作，書字參合歐、趙，中年喜北碑，為人書字，稍不稱意，必改為之。公余時讀兩漢書，尤愛范史。我幼年在家塾讀書，父親雖忙于公事，但于無形中受到薰育。”“定遠原是僻邑，而官廨后園依城為墻，內有池亭花木，登高遠望，則山野在目，河流湍急有聲，境實靜寂。每當課余，即往游覽，徘徊不能去。春秋佳日，別無朋好可與往還，只同兄弟姊妹聚集，學作韻語，篇成呈請父親，為評定甲乙。”“因早歲僻居陜南，既無良師，可以請益，且以遠處外省，又不能回故里應科舉考試，以資摩練，入學校肄業，更不可能。所以新舊學問，皆無根底，只以自己興趣所在是詩詞與書法，因而不斷暗中摸索。偶遇有人談詩論字，即從旁注意聽取，歸而參之舊說，加以思考，信合于理，然后敢從其言，至今學習，猶循著這一途徑。”沈尹默自己對陜南時期的評價是：“山居生活，印象至深，幾乎規定了我一生的性格。”

　　在此，有必要對陜南及漢陰的歷史人文和自然環境略作介紹。陜南地處中國內陸腹地秦巴山區，是雄秦秀楚麗蜀接壤之地，也是華夏民族大遷徙和我國南北文化的交匯地帶。歷史悠久，山川秀麗，風景如畫，鄉情濃郁，中國現實主義文學與浪漫主義文學的兩個源頭在這里交匯，稻菽文化和麥粟文化在這里兼作并蓄。秦漢以后，水陸交通孔道的暢通，信息傳播的加快，漢水中上游居間的地理位置，特別是明清以后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湖廣等各地移民的遷徙涌入，使其成為巴蜀文化、荊楚文化、氐羌文化及秦隴文化等多種文化薈萃之地，同時，儒、釋、道三大文化體系也在此交融發展。各種文化在此聚匯融合，這對于生長于斯的“三沈”昆仲的文化結構及性格氣質的影響是深刻的、巨大的、難以估量的。

　　漢陰因漢水而得名，古屬西城、安陽、安康，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稱漢陰至今，素為“安康首邑”。今址漢陰城池地處月河川道，始建于宋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明清時城內文廟、社學、鐘樓、祖師殿和各省會館等一應俱全，明清農民起義軍迭次攻城不克，號稱“鐵城”，在清末仍是我省城廓比較完整的古老縣城之一。漢陰四季分明，土肥民殷，物產豐饒，春麥秋稻，一年兩熟，民風淳樸，崇德尚文，重教興學。由于歷史上戰亂、災荒和瘟疫，漢陰土著居民所剩無幾。明清兩代南北各地的移民占漢陰人口絕對多數，使其在建筑風格、飲食文化、倫理道德、語言稱呼等文化方面，無不顯示出兼具東西南北的特點。其人文稟賦“既含北方之粗獷豪爽，更兼南方之鐘毓靈秀”，而宗教信仰更推崇道教，風俗習慣以南方為主。這些也許是“三沈”祖父和父親將家室安于漢陰的重要原因。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因“邑士累科，無能登桂”，通判傅汝修在城東南隅垣上，主持修建文峰塔，六角寶塔高五層，似巨筆擎天。三層塔門上端書“文星高照”，兩旁對聯曰：“塔勢凌云開筆暉，人文啟秀煥奎光”，筆畫遒麗典雅又雄渾蒼勁，至今熠熠生輝。登臨塔頂，放眼四望，月河環繞如練似帶，百里山川盡收眼底。

　　此塔建成后的十余年間，三沈兄弟姊妹先后在漢陰出生長大。褚保權先生說沈尹默“出生于陜西省興安府屬漢陰廳——他父親做官時的住所”，其家應是在縣城內。至于究竟在城內何處，筆者曾多次問過沈兌、諶北新、褚家璣和戴自中先生等人，他們仔細回憶過，均稱未曾聽“三沈”親自言及。有人考證說是在漢陰縣城民主街頗具江南民居風格的111號大院，即是“三沈”在漢陰的故居。筆者曾去信美國請教該宅院原住戶汪浩然先生，汪先生說不記得該宅院是否住過沈氏人家。倒是該宅院一廂房門楣上所刻“平和”二字仍依稀可見，很有幾分尹默遵從的二王書風。

　　若論陜南及漢陰地域文化對“三沈”的影響，可僅據有限資料略陳一二。秦巴山區是中國道家文化的重要發源地，不僅道觀眾多，老莊思想更大行其道。漢陰曾有“抱甕之鄉”一稱，清代城北臥龍崗下尚有《莊子》“天地”篇中漢陰丈人與子貢促膝論機之“灌臺”遺存，《漢陰廳志·藝文志》載有歷代有關“抱甕羞機”的詠懷詩文。受老莊思想的浸潤，漢陰人勤勞質樸，待人忠厚。沈士遠受家學影響，從小專攻古文，精研老莊，19歲就做了“娃娃縣官”，新文化運動前即入北大講授《國學概要》，成為享譽京華的“沈天下”，因此也就不足為奇了。周作人晚年著文回憶“三沈”時說：“沈大先生沈士遠，他的名氣都沒有兩個兄弟的大，人卻頂是直爽，有北方人的氣慨；他們雖然本籍吳興，可是都是在陜西長大的。”教育和環境對其性格氣質的影響可見一斑。

　　據《漢陰縣志》等史志記載，今藏漢中市漢臺博物館被譽為漢隸翹楚的《石門頌》，其書寫者王戎、韓朗即生長于漢陰屬之的西城縣。漢唐以降，溯源正本，漢陰乃至陜南至今傳統書風猶盛，各家流派中歐字最受推崇。“從漢陰歷代存留下來的牌匾、碑文亦可看出很重的歐體書法風格”。同時，陜南自古詩風、文風亦盛，不僅有20余首民謠入選《詩經》，經久不衰的民歌傳唱至今，更有歷代官吏的大量詩文留存，遷客騷人也多會于此，覽物詠懷的詩文流傳甚廣。既是“安康首邑”，漢陰的文化積淀尤為深厚，編于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漢陰縣志》，僅“藝文志”就有數十卷本。這樣的人文環境對“三沈”的成長無不裨益。其父沈祖頤喜吟詩文，書宗歐陽詢，兼涉趙松雪，中年尤喜北碑。沈尹默從小即受父親熏陶，喜愛文學與書法。五歲入家塾讀書，讀《千家詩》、《古詩源》、《唐詩三百首》等。十二歲始習書法，從歐陽詢《醴泉銘》、《皇甫誕碑》入手，對葉蔗田所刻《耕霞館帖》最為欣賞。塾師崇拜黃自元的字，要他臨黃自元《醴泉銘》書帖。他遵師命，依樣畫葫蘆。一次父親見他臨帖，便在仿紙上寫了臨歐陽詢《醴泉銘》的字。他看見父親寫的方嚴整飭，和自己臨帖一比，立見雅俗，于是棄黃自元而學歐陽詢，兼習篆隸。雖然后來沈尹默曾認為早年學書走過彎路，但在陜南漢陰時期培養的詩詞和書法的濃厚興趣，卻決定了他一生的追求。“沈尹默先生早年習古典詩詞，后來也作新詩，而最終以古典詩詞作品最有成就，而無論新詩、舊詩，風格神韻尚以一貫之。他的書法亦是如此，即使臨習北碑，亦無霸悍之氣，流露出含蓄中合的趣味。他對生活及學術上某些是非的爭論抱有超然之態，這都是他早年生活環境和家學遺傳形成的精神氣質和文化品格所致。”

　　陜南特別是安康因明清以來的以閩贛皖和湖廣為主體的大規模移民遷來定居，至今仍是“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大家信奉“寧舍祖宗田，不舍祖宗言”，這里便有了南腔北調的眾多“方言島”獨特景觀。數省方言匯聚一地，和而不同異彩紛呈，這里成了研究我國方言和音韻的一方寶地，明清以來出了不少音韻學家。沈兼士在此生活了18年，他1905年自陜西留學日本先入鐵道學校，畢業于東京物理專科學校，終生志趣卻在“小學”，并以以無人能匹的文字學、訓詁學成就獨步20世紀中國漢語學界，這固然與他留日時師從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不無關系，但少時成長環境的影響以及由此產生的研究興趣無疑是最好的老師。沈兼士先生在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期間，作了多方面的學術發展計劃。如成立編輯室，成立考古學研究室以及風俗調查會，成立歌謠研究會，并且注意到國內各地的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查工作。這些“開風氣之先，而且終成蔚為大觀之學術流派”的重大舉措，不能說與他少時的生長環境沒有一點關系。

　　現在所有能讀到的有關沈兼士先生的文章，從未有人提及陜南對他的影響。倒是沈兼士先生自己寫的一首回憶兒時陜南生活的小詩可幫助我們叩開他的心扉。盡管這是管窺蠡測，但仍可窺一斑而見全貌。這首詩是目前僅見的沈兼士先生寫陜南的詩文，由沈兼士先生四女沈兌教授提供，沈兼士先生高足、北京師范大學葛信益教授生前搜集刊發于《輔仁校友通訊》上的沈兼士遺詩中的一首：（序云）“童年隨宦漢中，山城花事極盛，與諸兄姊家塾放學，頗饒嬉春之樂。夏淺春深，徜徉綠蔭庭院，尤愛聽鳩婦呼雨之聲。喪亂之余，舊游重記，偶聞鳴鳩，不勝逝水之感。”（詩云）“漠漠輕陰欲雨天，海棠開罷柳吹綿。鳴鳩有意驚春夢，喚起童心五十年。”此詩為1944年季春，沈兼士先生為躲避日偽搜捕自京南下途經陜南入蜀所作。沈兼士先生作此詩時已57歲，童年與諸兄姊自漢陰去漢中定遠廳探望父親的嬉春之樂如在眼前。2007年沈兌教授和沈兼士先生門婿王葆圣先生生前都曾告訴筆者，沈兼士先生平常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但個別字音中仍保留有陜南方音。安康學院張德新副教授發現，在沈兼士主編的《廣韻聲系》中，“腳”字的注音采用了漢陰等地的方言。諶北新教授和上海沈尹默故居褚家璣館長介紹說，與弟沈兼士不同的是，沈尹默先生一生不僅保留了在漢陰養成的生活習慣，甚至到老也未改濃厚的陜南鄉音。

　　“三沈”兄妹眾多，相處融洽。他們在漢陰讀書習字，賦詩作文。課余之時，或登文峰塔遠眺百里山川，或訪廟宇碑樓寄情于山水。每當春秋佳日，兄弟姊妹，或翻鳳凰山過漢江，前往定遠同游，或越秦嶺沿子午古道至西安造訪師友。在陜南秀麗的山水中，在漢陰寧靜的山城中，在嚴格的庭訓中，在融洽的親情中，“三沈”兄弟姊妹受到良好的詩詞、古文和書法等傳統文化熏陶。沈尹默早年在《酬兼士弟懷出居之作》云：“山城既多暇，況富少年情，理亂懷未營，舉家歌太平”、“攜手共言遠，遨游無近林。登城望云棧，川流帶縈紓。風煙日在眼……”等。據戴自中先生介紹，“三沈”之姊沈星少時與弟妹聯吟的詩句“烹茶雙鬢濕，攀竹一襟風”等也曾獲其父好評，尹默先生晚年還曾提起。

　　無須諱言，“三沈”在陜南生活時期，與其祖籍地江浙的已開風氣之先相比，他們遠離了烽火外患的侵擾，但同時也有“無良師請益，缺朋好往返”的不利；但嚴格的家學熏陶和多年的冷板凳練就的“童子功”，為“三沈”打下了扎實深厚的國學功底，而溫馨融洽的骨肉親情和南北交融的文化氛圍，使“三沈”在雄奇秀麗的自然人文環境中養成了不激不厲的個性特征、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誠如北京大學新聞發言人、校黨委宣傳部部長趙為民教授所言：“任何文化現象都不是孤立的。像“三沈”這樣一門昆仲三大師的現象，離不開故鄉特定人文環境的滋養。當我們置身于“三沈”出生和生活了20多年的漢陰縣，我們似乎能夠體悟到“三沈”奇觀出現的文化之謎。”“在漢陰的生活和成長經歷，對“三沈”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嚴格的家教，使他們打下了很好的國學功底；質樸的民風，形成了他們沉穩、包容的個性和學養；移民的生活艱辛和頑強奮斗，使他們了解社會現實、體會民間疾苦、立志奮發圖強。漢陰養育了‘三沈’，‘三沈’也為漢陰贏得了風彩，可以說是‘兩不相負’”。

主要參考文獻：

1、沈尹默：《自述》（草稿）戴自中藏，見《三沈研究》第一期，陜西日報印刷廠印。《西江月》見《沈尹默詩詞手跡》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2、沈尹默：《我和北大》，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第61輯，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又見其收入《我與北大——“老北大”話北大》王世儒、聞笛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該文由沈尹默口述，他人記錄整理。

3、褚保權：《沈尹默與中共領導人的交往》，《憶尹默二三事》，見《尹默二十年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

4、茹桂、李青：《沈尹默陜西時期書學文化論》，見《文化藝術報》，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

5、諶北新：《回憶外公沈尹默》，見《尹默二十年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

6、戴自中：《沈尹默先生年譜》。

7、周祖謨：《懷念尊敬的恩師沈兼士先生》，見葛信益、朱家溍編《紀念沈兼士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論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

8、周作人：《三沈二馬》，見《北大舊事》，陳平原、夏曉虹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1月第一版。

9、陳玉玲：《沈尹默書法藝術》，(臺灣)惠風堂筆墨有限公司出版部2001年5月出版。

10、趙為民：《在紀念沈兼士先生誕辰120周年暨第二屆“三沈”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2007年9月10日于安康學院。

11、巫其祥：《“三沈“之父幾度任安康、嵐皋、漢陰知縣和通判》，見《漢陰文史資料》第五輯，2006年編印。

12、楊興無：《三沈文化，漢陰風情》，見《漢陰文史資料》第五輯，2006年編印。

13、漢陰縣志編委會：《漢陰縣志》，陜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14、嵐皋縣志編委會：《嵐皋縣志》，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15、王濤：《“三沈”之父兩任漢陰撫民通判》，見2004年《安康日報》。

2008年6月7日至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