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象類思維；軍事思想

一

　　“象類”一詞，首見于《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載鄭國大夫子產之言：“雷震電曜，天之威也。圣人作刑戮以象類之。”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雷震電閃能給人一種天發威怒的感覺，使人產生危懼心理，于是“圣人”經過類比推理，采取了用刑罰誅戮罪人以威懾犯罪、治理社會的措施。雷震電閃是一種自然現象，刑戮罪人是一種社會行為，“圣人”善于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從自然現象中類推出治理社會的道理，并用之于實踐。古人將這種思維方式稱為“象類”。

　　象類思維是人們通過觀察、認識某種客觀事物的形象及其內在規律，運用綜合、分析、類比等推理手段得出其他事物也具有相同或相近特征的一種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它不完全等同于文藝創作的形象思維，至少它沒有形象思維那種強烈的感情因素在起作用；相反，卻因運用了抽象思維手段，而具有了客觀、冷靜的特點。它也不完全等同于只用邏輯推理的純抽象思維，卻其中包含著某些形象思維的特征。這種思維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即由小見大，由此及彼，觸類旁通，從中類推出某種普遍性、規律性的結論。

　　“象類”這一完整的概念雖然出現于我國春秋時期，但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卻早就存在了。《周易·系辭》中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周易》究竟為何人所作，學術界說法不一，我們這里也不作深究。但是《系辭》講的關于象類思維產生的一個基本的原則應是可信的。在人類的初始階段，他們為適應自然，管理自己氏族的內部事物，與別的族群相處等，都需要尋求一種大家必須遵行的法則，在最初無所師從的情況下，先民們就以觀察到的天地萬物的運行現象為法則，是很自然的事情。據孔子說，早在堯的時候，他就已經按天的運行法則行事了，所謂“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論語·泰伯》）據《國語·周語下》記載，大禹以疏導為主的治水方法，也是通過“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得出的。總而言之，象類思維應是我國最早的思想形式之一，其最初的內容史則天法地，并由此逐步形成了比較完備的象類思維方式。

　　象類思維在中國出現很早，并隨著人類的進步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先民們將這種思維方式用于治國、理軍以及戰爭的指導等軍事理論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內容豐富、飽含哲理的軍事思想。

二

　　中國古代象類思維在春秋時期軍事思想方面的運用，主要體現在戰略管理和戰爭指導兩個方面。

　　（一）中國古代象類思維在戰略管理中的運用。古人將象類思維運用于戰略管理，重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模擬天象，建立與中央集權體制相適應的國家和軍隊管理制度。古人從維護中央集權制度出發，提出，既然天的運行法則史最高法則，那么，人們就應當按照天的模式設立國家和軍隊制度。《禮記》中說：“凡禮（制度禮儀）之大體”都要依據“禮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而定。董仲舒從天人合一理論出發，強調官制要象天而設，所謂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都是因為天之大經而置。《漢紀·哀帝紀》中也說：“王者立三公，法三光（日、月、星），立九卿以法天。”又《漢書·魏相丙吉傳贊》：“古之制命，必有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司馬法·仁本》中所謂“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等，這些論證都體現了法天以設制的思維特點。

　　2.從自然萬物之象中感悟、類推出治理國家和軍隊的方法。從自然現象中悟出治理人類社會和軍隊的方法這在《周易》中已有廣泛的體現。如《師》卦通過卦象，宣傳軍隊要有紀律、治國勿用小人的道理。《豫》卦象辭由天地以順動類推出治國要刑罰清明等。這種數千年就跨越自然和社會進行類比推理的象類思維方式，在世界之林中應是獨樹一幟的。

　　道家中最善使用這一思維的莫過《老子》。此書從“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這一自然現象中類推出“圣人”服民的一個重要原則：“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這樣做了，就會“圣人處上而民不重（不覺得不堪重負），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作者還從“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類推出“圣人后其身而身先，非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古代君王自稱朕、孤、寡人等，本意是自謙自抑，經常提醒自己高不忘下，貴不忘賤，其用意與《老子》的主張相合。但由于封建社會缺乏有力的監督機制，皇權太高太貴，他們實際上只能把這些話停留在口頭上，并不能真正實行，所以歷代王朝都沒有“長生”。《老子》從事物“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分解），其微易散”這一規律出發，指出國家統治者要善于“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將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該書海認為“烹小鮮”與“治大國”有著相通的道理，強調要善于從“烹小鮮”中悟出“治大國”的方法，都體現了象類思維的特征。

　　儒家中注重從自然萬物中類推出治國理軍方法的，應首推董仲舒。其推論雖有牽強附會之處，但亦非全無可取。如，他從“王者配天”出發，強調必須“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即“慶為春，賞為夏，罰為秋，刑為冬。慶賞刑罰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春秋繁露·四時之制》）。慶賞刑罰與春夏秋冬未必史這樣的關系（有些地方沒有四季之分，照樣有慶賞刑罰），但在階級社會中，慶賞刑罰不可不具卻是千真萬確的。他認為，“天不可以不剛，主不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國。”董仲舒此類言論甚多，其目的在于利用人們尊天、法天的心理，宣傳自己治國理軍的政治主張。

　　這方面的例子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如《戰國策》載，鄒忌從自己不如城北徐公美，而其妻、妾、客都稱贊他比徐公美中，悟出國君“之弊甚矣”，因而建議齊威王廣開言路，被采納，也是采用的象類思維。

　　（二）中國古代象類思維在戰爭指導中的運用。通過象類思維產生某種靈感，得倒某種啟示，進而得出結論，也是古人進行戰爭指導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方法。

　　《老子》“柔弱勝剛強”這一謀略思想，就是通過得出的。作者看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柔脆，其死也枯槁”，由此得出結論：“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并進一步推出：“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因此，要“強大處下，柔弱處上”。他從“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這一自然現象中推出結論：“受國之垢，史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老子》在戰略指導思想上主張以不欲求欲，以不為求為，以迂求直，以損求益，以柔克剛，以無事取天下，這些結論的產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自然現象的啟示。

　　《孫子兵法》在戰爭指導上主張用兵要勢險節短，這一觀點的得出至少與作者觀察自然現象密切相關。作者看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是險勢在起作用；“鷙鳥之擊，至于毀折”，是其節量遠近而實施攻擊的結果，因而得出結論，用兵要像疾水、鷙鳥那樣，既迅猛，又有節量。作者還從從“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進而推出，“兵之勝，避實而擊虛”。他以“五行無常勢，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為據，證明“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孫子還從率然“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中，悟出了軍隊靈活機動的重要與可能等。這些都說明，孫子是一位善用象類思維思考戰爭指導理論的大家。

　　《六韜》以“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為例，強調軍事上防微杜漸的重要；該書還從“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推出：“圣人將動，必有愚色”。這一論述成為后人強調戒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重要理論依據。《陰符經》由“迅雷烈火，莫不蠢然”（人們在迅雷烈火面前往往不知所措）悟出用兵神速的妙諦；由“瞽者善聽，聾者善視”這一現象中，得出“絕利一源，用師十倍”的結論，強調將帥不可因小利而分散兵力，認為并力一向，可抵十倍之師。這些關于戰爭知道謀略的提出，與象類思維方式都有密切的關系。古代有些將帥在思謀不得其策時，常用對弈、視察、垂釣、讀史、談天等看似不相關的活動啟發靈感，往往會達到“菰蒲深處遺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的境界，從而忽生奇謀，出其不意，克敵制勝，其原理也正在于此。

　　戰國時期的謀略家們極善于運用象類思維謀劃對策，戰勝或說服對方，達成自己戰略目的。鶴蚌相爭，漁翁得利；螳螂捕蟬，黃雀在后；卞莊刺虎，一舉兩得；二桃殺三士等寓言故事早已膾炙人口，家喻戶曉，這些寓言都蘊含著進行政治、外交和軍事斗爭的豐富謀略。另外還有許多利用象類思維類推或說明的謀略，也極富哲理。如“權借”之謀是從這樣的現象中推出的：“膠漆，至粘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于輕風，則橫行四海。事有簡而成功者，因也。”鴻毛能借輕風自舉，戰略家們為何不能以因勢借力而獲得成功？戰國謀士們這種運用象類思維進行謀略的言論和實踐，給后世的戰略決策者們提供了廣闊的思維空間和深刻的哲理啟示，使他們能夠適應變化了的形勢，制定處適合個人所需的戰略。

三

　　總而言之，象類思維是我國古代一種運用非常廣泛的思維方式，對我國古代軍事思想的繁榮和發展起過重要的作用，為我們今天的軍事理論研究仍可提供一定的啟示和借鑒。但我國古代的象類思維也存在不可忽視的局限性，體現如下兩點：一是宇宙間任何類與類之間，只有相似性，而沒有同等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以類推類，很難做到準確無誤。自然界與人類社會雖然有某些相通之處，但畢竟二者又有其特殊性，中國古代的象類思維往往抹殺二者的區別，由自然直接推及社會，其結論未經嚴密的邏輯推理，因而有很大的模糊性，不確定性，有些結論似是而非，甚至牽強附會，導致推論出非科學的論斷。二是我國古代在對天人關系的認識上過于強調尊天、順天、則天，將“天經地義”作為人類必須遵循的最高法則。在以人為法，則過分強調法古、奉圣。這種尊天、好古觀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助長唯圣思想、奴隸主義、保守觀念乃至造神行為的滋長和蔓延。對于古代文化遺產，我們既要肯定其精華，又要指出其不足，不但要揚己之長，而且要見己之短，學人之長，只有這樣，才能變短為長，把軍事理論研究不斷推向新的水平。

（作者單位：徐州空軍學院）